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正在迅速發展、大幅擴張,而且抖音已遠征海外并初露鋒芒,正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并將進一步產生更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與新技術及其社會影響的指數級發展速度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已顯得非常滯后,許多熱衷于這些新技術現象的研究又往往舊瓶裝新酒,知識框架、理論范式等已顯陳舊:比如許多文化研究者依然局限于觀念論、精英主義立場,突出表現是:依然在套用實質上是建立在電視技術基礎上的西方后現代范式等,缺乏對后現代文化理論潛在的技術基礎的自覺反思,相應地,也就缺乏對與抖音等相關的移動互聯網社交平臺等技術與電視技術之間“差異”的敏銳洞察,而不洞悉并揭示這種“差異”、將相關分析建立在這種“差異”上,對于抖音短視頻平臺等種種新技術文化現象的解釋,或流于泛泛而論,或難免有方枘圓鑿之弊。

抖音等正在快速重塑文化整體生態,借用布迪厄的“區隔”概念,這種重塑作用體現為正在使文化外部的文化-非文化、文化內部的精英-大眾、純文藝-非文藝等關系“去區隔化”:“區隔化”使文化生態等級化、壟斷化、封閉化,而“去區隔化”則使文化生態去等級化或平等化、共享化、開放化。一般認為,當前互聯網平臺存在三種生產模式: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專業生成內容)、OGC(Occupat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職業生成內容)。三種平臺模式皆具有開放性;與PGC相關的生產主體是專業精英(如愛奇藝視頻平臺等),而UGC中的USER則還包括普通大眾,因此UGC具有更強平等性;OGC模式下由職業人士生產出的信息產品往往要收費(如“知識收費”等),UGC模式下生產出的信息產品則大多免費,因而具有更強共享性——而抖音、快手等之所以能異軍突起,正是因為采用了UGC這種開放性尤其平等性、共享性更強的平臺模式,或者說正是因為順應了互聯網平臺去等級化或平等化、共享化、開放化的發展大勢。從現象上看,在抖音平臺上,平頭百姓既可以展示自己的文藝才能等“精神產品”,普通農民也可以展示、推銷自己的農產品等“物質產品”,并且已有取得成功的案例,而當普通農民能以比較藝術化的短視頻方式——像傳統廣告那樣——展示、推銷農產品時,這種短視頻同時也就具有一定的“藝術性”“文化性”等,文化與經濟等非文化、純文藝與非文藝之間的去區隔化特點就非常突出了。從文化內部看,精英-大眾之間的“去區隔化”,在建立在電視等技術基礎上的電子資本主義時代就已呈現出來,其實在更早的印刷資本主義時代就已開啟——那么,抖音等互聯網社交平臺技術與傳統的印刷、電視等技術的“差異”何在?我認為只有從文化或信息的“生產工具”及其掌握者的角度,才能清晰揭示這種“差異”及其社會意義。

先從現象上看,平頭百姓作為USER在抖音、快手“平臺”上展示、傳播自己的文藝產品,而他們的生產工具是智能手機,沒有這種便捷、智能化的生產工具,就不可能形成UGC模式。在電視技術范式下,誠如菲斯克等所指出的,文藝產品的物質、文本部分及其生產工具(攝影錄音等設備)總體上不是由大眾掌握的,當然,大眾也無法借助電視這種“平臺”展示、傳播自己的作品。總體來說,電視模式只是一種PGC或OGC模式:大眾能掌握的工具只是電視遙控器,通過選擇頻道、影響收視率等,大眾對文化生產確實有重大影響,并且電視產品如電視劇、廣告等的“意義”的解讀、生成是由大眾完成的——也是在此意義上,菲斯克等認為,大眾是文化商品的“意義”或“觀念”的生產者或生產主體,但畢竟不是文化商品物質性文本的生產主體——而現在,智能手機(兼具攝影錄音等功能)也成為大眾可以掌控的文化產品物質性文本的生產工具,從而使大眾也成為這方面的生產主體,抖音等平臺又為大眾直接發布、傳播自己的文化產品提供了便捷渠道——由此引發的革命性轉折意義,絕不亞于電子資本主義取代印刷資本主義那種轉折意義。但是,總體來看,學界對于這種“差異”和“轉折”及其重大社會意義,關注和認識得并不夠充分和深入。

我把從生產工具及其掌握者研究文化活動的理論視角或范式,提煉、概括為“生產工藝學”,這首先借自馬克思:“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或用什么“生產工具”生產1——馬克思這里論述的首先是經濟或物質生產,但對于文化或精神生產來說,同樣存在“生產什么”和“怎樣生產”或用什么工具生產的問題。以此來看,傳統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所特別強調的意識形態觀念論,其實只涉及文化的“生產什么”即產品的內容方面,而沒有涉及文化“怎樣生產”。在此意義上,文化生產的“工藝學”又首先是相對于“觀念論”范式而言的。從這個角度看,現在許多有關抖音等短視頻作品的批評,其實采用的主要是“觀念論”范式,或者說只關注其“生產什么”,認為平頭百姓在抖音等平臺上發布的短視頻作品內容格調或思想水平不高等等。但抖音等平臺在文化發展上的劃時代意義,首先并不在“生產什么”,而在“怎樣生產”。

馬克思生產工藝學的“批判性”體現在:不是就工具論工具,而是進一步揭示不同生產工具及其使用所引發的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變化:“隨著一旦已經發生的、表現為工藝革命的生產力革命,還實現著生產關系的革命。”取代傳統“手工生產”的“機器生產”實現了人類生產方式的現代化,作為一場現代化“工藝革命”引發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革命,封建主義生產關系被徹底淘汰。而作為現代機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自動印刷機昭示的則是人類文化生產工具和方式的現代化。“文字”可謂人的最基本的文化生產工具,在漫長的歷史上,這種工具曾經只被少數人掌握和壟斷。恩格斯指出:“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商業發展的迫切需要,不僅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而且也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的狀況。”從而沖擊了少數人對文字工具的壟斷權,而取代傳統手工印刷術(畢昇)的自動機器印刷技術,則標志著人類文化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引發了文化生產方式現代化“工藝革命”,進而也引發文化領域“生產關系革命”,更進一步沖擊著少數人對文字這種文化生產工具的壟斷權。馬克思指出:“隨著科學的進步,基本教育、知識等等,閱讀、書寫、計算以及商業知識和語言知識等等,就會越來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產出來。自動印刷機這種文化“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帶來的是“文字”這種生產工具的普及化即識字率從而大眾閱讀、書寫、語言知識等能力的普遍提高,從而現代文化的平等化、大眾化進程得以開啟,而其后的“電子資本主義”直至今天與抖音等相關的“平臺資本主義”,這種大眾化進程得以進一步推進。

西方后現代文化研究往往只關注文化的傳播、消費、觀念(意識形態)等,相應地就不特別關注文化的物質性的生產技術、工藝、工具及其社會影響,其中本雅明、麥克盧漢等相對而言較為關注。本雅明強調:“他(作家)的工作從來不只是對產品的工作,而同時總是對生產工具加工。”他把現代文化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概括為“機械復制”,并揭示其所引發的現代文藝、文化領域的“生產關系革命”“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性改變了大眾對藝術的關系”“在中世紀的教堂和寺院以及直至18世紀末的宮廷中所存在的對繪畫的群體接受,并不是共時的,而是分成次第,由等級秩序所傳遞的”。而機械復制技術則顛覆了這種“等級秩序”,這與恩格斯所說的印刷術“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而且也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的狀況”一脈相承。

本雅明引述了胡克斯勒相關說法:“機械復制和輪轉印刷能對文字和圖片進行無限復制”,造成的結果是“整個藝術創造物中所含渣滓的百分比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高”;“對音響材料的消費也同樣如此”,“留聲機和收音機的繁榮”導致“對渣滓的生產要比以前來得多”。現代大眾文化產生、發展以來,就一直伴隨著這種基于精英和觀念論立場的批評,當今諸多對抖音、快手短視頻作品的批評,所采用的無非還是類似胡克斯勒的思路和說法,而本雅明強調“這種考察方法顯然并不是進步的”。馬克思指出:現代自動化機器使“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機器上面”,從而使“工具的效率從人類勞動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來”,“在自動工廠里,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機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種勞動的平等或均等的趨勢”。現代機器顛覆了“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工人的等級制度”從而造成了“各種勞動的平等或均等的趨勢”,這對于采用現代機器進行生產的文藝、文化生產來說同樣如此:作為抖音等平臺上大眾的短視頻作品的生產工具,智能手機的美顏等智能自動化功能,實際上也使傳統的“藝術技巧”等轉移到機器上,所挑戰和沖擊的也是文藝、文化生產領域的“專業工人”如專業攝影師、專業作家、專業藝術家、專業電影創作者等等的“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是各種文化精神勞動的或文化整體生態“平等或均等”的趨勢,而抵觸這種趨勢,是文化精英的本能反應。

“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機器上面”所提升的,并非工人的而是社會整體的物質生產力水平;同樣,“藝術技巧”“思想技巧”轉移到互聯網、智能手機等機器上所提升的,也非特定群體而是社會整體的文化精神生產力水平:與現代史上曾出現的藝術家、思想家異峰突起、群星璀璨相伴隨的,其實是當時從事藝術、思想生產人口的較低數量。當代新技術則使這方面的人口數量大大提高,“平等或均等的趨勢”使從事藝術、思想生產的專業精英人士在整體文化生態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對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整體文化精神生產力水平的下降。物聯網平臺研究專家本科勒指出:

就在不久以前,面對通過電視和報紙等傳統媒體進行傳遞的信息,“觀眾”還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而評估信息價值的標準,則是信息能給做廣告的人帶來多少“眼球”。即便在互聯網的發展初期,很多內容也是按這種模式進行價值評估的(有些內容今天仍采用這種評估方法,盡管并不十分準確)。但是,如果“觀眾”不再是被動的,而創造內容的人就是這些“眼球”,那會怎么樣呢?“過去被稱為‘觀眾’的那些人”一旦具備了創造能力,并且具有彼此分享成果、知識見解等的內在動機,那么,就搭建個平臺吧?對于“精英”創造者——職業作家、新聞記者、攝影師等來說,這是難以接受的事情,但不可否認,由不付報酬的“業余愛好者”創造出來的內容,也是有價值的。YouTube的巨大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證……一旦人們不僅將網絡作為創造個人內容的平臺,而且還不圖回報地把它們的成果、知識和資源分享給大家,那么,他們的創造力就無可限量。

物聯網平臺的突出作用在于:使傳統的普通“觀眾(消費者、用戶等)”也成為文化信息產品的生產主體,從而給文化生產帶來無可限量的創造力,相對于YouTube等,抖音、快手等平臺無疑取得了更巨大的成功,對文藝、文化整體生態起到了更大的改塑作用,對于“精英”創造者——職業作家、新聞記者、攝影師等來說,將更是難以接受的事情。

立足文化生產工藝學批判而著眼于大眾個體、文化生產工具,可以將抖音等UGC模式概括為“智能手機+平臺”。邵征鋒的《抖音傳播的特征、挑戰及未來發展趨勢探析》8指出,“抖音迎合了人們表達自我價值和快節奏、碎片化閱讀的需求,具有草根原創內容、智能算法推送、即時演繹互動和本土化等傳播特征”,而“草根原創內容”的生產工具就是智能手機;黃曉音、邱子昊的《技術賦能與情感互動:抖音平臺的視覺化音樂傳播研究》分析指出:“技術催生了媒介的同時也變革了傳播形態,視覺化的音樂傳播形式也隨著移動化、智能化的媒介形態趨于成熟”,“技術賦能而泛化短視頻生產主體,擴大短視頻生產力,經由傳播者復制、模仿將音樂短視頻演變為網絡米姆(meme,也被中國網民翻譯為‘梗’——引者注);作為米姆的音樂短視頻作用于其他用戶(受眾)時主要通過情感互動實現動員,促進音樂視頻的傳播”——技術賦能于普通大眾個體,正是抖音等平臺的重要特點,它解放了大眾的文化生產力,或提升了大眾在文化活動中的生產性——這帶來的是社會整體文化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下降。賦能大眾個體帶來的是抖音平臺上文化產品的共創性、共享性,國秋華、孟巧麗的《抖音的互動儀式鏈與價值創造》指出,“抖音走紅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成功建構了互動儀式鏈,使平臺建設者、利益相關者、用戶建立起高度緊密的合作共享關系,在互動與分享中創造了價值”;王玖河、孫丹陽的《價值共創視角下短視頻平臺商業模式研究——基于抖音短視頻的案例研究》11將這種“共享關系”稱作“價值共創”,“短視頻以其智能化、社交化引領新媒體時代潮流,短視頻行業規模迅速增長”,“整合價值網絡,形成短視頻平臺商業生態,最終實現多方價值共贏”。這種共創、共享不僅改塑著抖音平臺上的商業生態,也正在極速改塑著其上的文化生態。

當然,也有不少文章對抖音平臺上出現的負面性的亂象做了考察和分析,但這些批評性的文章往往只關注平臺上短視頻產品在“內容”上的低俗化等問題,而熊茵、季瑩瑩在《從“內容平臺”到“關系平臺”:抖音短視頻的屬性變遷探析》12一文中分析指出,“‘抖音’短視頻app已發展成為現象級應用,數據顯示,抖音國內的日活用戶突破2.5億”,而“‘抖音’對用戶間‘關系’與‘社交’的積極建構與激活才是其發展之根本原因”,因此,“移動短視頻建設應該不僅止于內容建設,‘關系’與‘社交’建設應該是重要戰略”。這種認識無疑更為深刻,抖音等平臺對文化活動方式或文化生態的改塑,總體來說首先不是體現在“生產什么”的“內容”上,而是體現在“怎樣傳播”尤其“怎樣生產”上,體現在文化產品生產、傳播、消費全流程中的人與人尤其大眾與精英之間關系的改塑上:在傳統PGC或OGC模式中,專業精英創作出產品然后大眾消費,主要是一種“點到面”的模式,大眾作為“面”只是文化產品單純的“消費者”;而抖音等UGC模式所形成的則是一種“點到點(P2P)”模式,大眾也成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從而總體上成為“產消者”,大大提升了文化生態的平等性、大眾性。眾多文章往往只局限于對抖音本身的研究,并且主要是從文化、傳播等方面展開分析,而王水蓮、李志剛、杜瑩瑩的《共享經濟平臺價值創造過程模型研究——以滴滴、愛彼迎和抖音為例》一文則將抖音置于物聯網革命所開啟的“共享經濟”這一大背景下展開探討:

平臺在共享經濟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學術界對共享經濟平臺的研究關注有限。共享經濟平臺是整合過剩產能,匹配供需,承載人人參與的復雜系統。共享平臺價值創造過程有三個環節,依次是資源整合、供需匹配和共創驅動。資源整合包括平臺組織資源、供需資源和第三方資源三個層面的整合。共享經濟平臺供需匹配有多種方式和機制,選擇哪種匹配方式取決于用戶行為的信息化程度。共創驅動是平臺驅動用戶參與行為和公民行為為平臺及其他用戶創造價值,從而進一步提高平臺整合資源的能力,并創造創新價值,帶動行業轉型升級。

這種整體性的宏觀研究思路無疑具有更高的學術理論價值,即使從文化角度探討抖音等短視頻現象,也應置于平臺整體生態文化與非文化(經濟等)關系去區隔化中來進行。

科學認知抖音平臺等對文藝整體生態的重塑及其社會意義,要有一種物聯網研究中常用的“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意識:平臺主要影響的是“線上”的文藝生態,在此生態中活動和成長的主體是大眾;而在“線下”,以精英為主體的文藝創作依然在繼續發展——這兩方面構成了當今中國乃至全球社會文藝、文化的整體生態。兩相比較,線下精英創作在藝術和思想上的價值依然比較大。但這只是從“生產什么”角度看,而從“怎樣生產”的工藝學角度看,大眾的“線上”創作、傳播、接受方式,無疑是新技術條件下更“先進”的方式。我們既不能因為這種生產方式的先進性而無視抖音平臺上存在的“文藝作品”藝術和思想水平總體上不夠高的現狀,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線下精英創作的水平高而無視大眾平臺、線上文藝生產方式的先進性。從當下社會整體生態看,“線上”生態具有革命性,“線下”生態則相對具有保守性;“線下”的經濟、文化壟斷權會阻礙“線上”技術潛能的充分釋放,而“線上”的技術力量也會沖擊“線下”的經濟、文化壟斷權。從總體現狀看,傳統經濟、文化精英試圖在使“線下”與“線上”的“區隔化”中,在社會整體生態上,繼續維持自己的壟斷權力和地位;而從總體大勢看,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線上”及其“去區隔化”進而賦能大眾個體的力量必然逐步增強,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等級制、壟斷性必然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

像經濟權力的壟斷者不會自愿放棄自己的經濟壟斷權一樣,其實現代文化精英也從來不會自愿放棄自己的文化壟斷權,現代文化生產工具的不斷發展及其引發的文化大眾化、平等化的不斷提升,又不斷沖擊著精英的文化壟斷權力和地位。而文化精英又不斷通過各種“區隔化”試圖維持自己的文化壟斷權。這種“區隔化”首先發生在文藝、文化與經濟或者說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在不排斥經濟精英對物質生產壟斷權的基礎上,文化精英以自由、獨立為名宣稱文化生產是一種不同于經濟、物質生產的具有自主性的領域,用大寫的Art取代小寫的art,使非功利的純審美與經濟功利、純藝術與技藝等區隔開來,文藝生產以此獲得一種自主性、獨立性,其實也由此成為一種不同于經濟等活動的獨特的“專業”或“職業”,“區隔化”也就表現為“專業化”“職業化”,而文化精英也由此獲得并維持在文藝生產領域的壟斷權以及與所謂“業余愛好者”之間的等級秩序——布迪厄《區隔》等書對此有充分揭示和分析。馬克思指出:“各種特殊的手藝直到十八世紀還稱為:秘訣,只有經驗豐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層帷幕在人們面前掩蓋起他們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使各種自然形成的分門別類的生產部門彼此成為啞謎,甚至對每個部門的內行都成為啞謎。大工業撕碎了這層帷幕。”馬克思講的是小寫的art(手藝),對于近代以來的大寫的Art(純藝術)來說同樣存在類似狀況:在藝術純化、自主化的進程中,精英藝術家也宣稱各種特殊的藝術技巧、靈感、天賦等等,也是“秘訣”“奧妙”“啞謎”,如此,藝術家及其創作過程、作品就被掩蓋上了一層神秘莫測的“光暈”(本雅明語):傳統手藝高超的手工業大師傅用神秘莫測的“秘訣”維護著手工生產的等級秩序及自己在其中的壟斷地位,而現代精英藝術家則用這種“光暈”維護著藝術精神生產的等級秩序及自己在其中的文化壟斷地位。現代大工業創造出大機器體系,并用機器生產取代傳統手工生產,傳統手藝作為“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就被轉移到“機器”上,神秘的帷幕就被撕碎,傳統手工生產的等級秩序和制度就被顛覆。本雅明揭示了在現代藝術生產中所發生的類似的進程:機械復制技術(其實就是文藝的機器生產方式)使“光暈”褪去,掩蓋在藝術生產上的神秘帷幕也就被撕碎,藝術或所謂高雅藝術生產的等級秩序和制度也將被顛覆——從自動印刷機直至當今的智能手機、互聯網就昭示這一不斷推進的發展進程和大勢。我們今天也應在這種歷史脈絡和大勢中審視抖音等平臺所引發的新的文化現象。

馬克思生產工藝學批判揭示:越來越先進的機器生產工藝方式,將對經濟壟斷權形成越來越大的沖擊,經濟平等化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進步大勢;同樣,由自動印刷機而智能手機等文化現代生產工具的發展進程也表明:文化平等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進步大勢。馬克思指出:“亞當·斯密比蒲魯東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遠些。他很清楚地看到:‘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么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而精英文化和文化精英還會進一步夸大這種“鴻溝”:掌握玄妙“思想技巧”的精英哲學家、掌握神奇“藝術技巧”的精英藝術家等,會認為自己與普通人似乎是不同物種——其實這與手工業大師傅把自己的手藝視作“秘訣”“奧妙”沒什么兩樣。基于這種貌似有理、實則虛妄的判斷,文化精英首先在自己的主觀意識中把自己與非專業的普通大眾“區隔”開來而形成等級觀念,而布迪厄“區隔”“文學場”等理論的深刻之處在于揭示:文化精英還要仰賴制度或者使等級觀念制度化,才能獲得文化或象征資本而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獲得并維持自己的文化壟斷權力和地位,比如某人成為“畫家”首先并非取決于該人本身高妙的“繪畫技巧”,而是取決于批評界、畫廊、拍賣行等社會建制。所以,精英與普通大眾在文化創造力上確實存在一定差異,但并沒有精英們主觀想象中的那么大,“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而通過社會建制維持精英的文化壟斷權力和地位,更難說是天經地義的。不斷高速發展的現代文化生產工具的革命性意義也就在于:不斷沖擊、瓦解著文化領域的區隔和等級制,使人類文化朝著越來越平等化的方向發展,這種平等化其實才更接近人性本來面貌;而當今文化精英面對抖音等物聯網平臺、賦能大眾個體的智能手機等文化生產工具的極速發展大勢,想通過維持“線下”與“線上”的區隔進而繼續維護自身文化壟斷權力和地位,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抖音等物聯網平臺及其對文化的影響尚處在發展之中,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也處于起步階段,總體上存在縱向深度、橫向廣度不夠而理論系統性不足的問題。有鑒于此,首先要在縱向歷史維度上,把抖音等平臺新實踐特別是其所正在營造出的新的文藝、文化生態,置于人類尤其現代以來文藝、文化生產工具的不斷發展及其引發的文化生態的不斷變化的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

一、在“印刷資本主義”時代,自動印刷機以及紙張的機器自動化生產等,大大提升了文字性文化產品所需基本材料的生產力水平,進而也降低了文字產品的生產成本,大眾也就相對較容易地獲得這些文字產品,明顯的表現是識字率的提高,相應地,大眾對文字產品的閱讀、欣賞能力以及初步的寫作能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報紙、期刊等又進一步加快了文字產品的傳播速度、擴大了傳播范圍。但總體來說,大眾還主要是文字產品的“消費者”或消費主體,生產主體主要是專業精英人士,大眾即使能生產出文字產品也只能在私人之間傳播,這反過來也大大限制了大眾在文字產品上的生產性的提升。這是從文化生產說的。而聯系物質生產來看,大眾能夠從事文字產品的消費、生產的必要物質條件是:能夠以相對較短的勞動時間獲得必需的物質消費品并擁有一定的閑暇時間——而物質生產的自動化機器生產方式為此提供了初步可能,現代文化的大眾化得以初步開啟。

二、進入“電子資本主義”時代,廣播、電影尤其電視等成為文化產品新的生產工具和傳播方式,與書籍、報紙、期刊等文字產品相比,電子音像產品傳播速度進一步加快、傳播范圍進一步擴大,并且成為大眾更容易消費的文化產品——但是,面對這些電子音像產品,大眾依然主要是“消費者”,生產主體依然主要是專業精英人士,由此形成的主要是PGC或OGC模式:大眾中的一部分人也可以掌握與廣播、電影、電視相關的新型文化生產工具如照相機、錄音機、攝影機等,因而也可以初步生產一些音像產品,但這些音像產品依然主要只在私人之間傳播,這反過來同樣大大限制了大眾在音像產品上的生產性的提升。聯系物質生產看,機器自動化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如出現“流水線”等),使大眾能在相對更短的勞動時間內獲得相對更多的必需品并且擁有相對更長的閑暇時間。所以,與“電子資本主義”相伴隨的社會轉型,也被描述為“閑暇(休閑)社會”的來臨,還被描述為“消費(者)社會”的來臨,大眾在文化產品上的消費能力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逐步形成,現代文化的平等化得到更大程度提升。

三、此后又進入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而在筆者看來,現在許多相關研究所常用的“數字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流于過分寬泛,更細致地看應再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所出現的文化生產方式革命才真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互聯網Web1.0階段:基于數字技術的計算機尤其互聯網等成為文化產品新的生產、傳播工具,大眾文化產品的傳播速度進一步加快、傳播范圍進一步擴大。但是,在Web1.0框架下,大眾在互聯網上只能瀏覽網頁,而不能發布、傳播自己的產品,因而總體上依然是文化產品的“消費者”,生產主體依然是專業精英人士——在此意義上,互聯網Web1.0與傳統的電視等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基本范式沒變,沒有超越PGC或OGC模式。

2.互聯網Web2.0階段:互聯網社交平臺技術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引發了“平臺資本主義”的到來,其新特點是“數字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所無法完全涵蓋的,現代文化生產方式一場堪稱“范式革命”的劃時代轉型由此開啟:在互聯網平臺上,大眾不再只是瀏覽、消費文化信息,而是同時也能生產、發布、傳播自己的文化信息產品,從而不再只是單純的“消費者”,而成為文化產品的“產消者”,在傳統專業精英之外成為現代文化產品新的“生產主體”,由此形成UGC新模式,為大眾在文化產品“生產性”上的大幅度提升提供了可能。隨著互聯網進一步無線化、移動化、智能化等,智能手機正在成為當代大眾在文化生產上的利器。歷史比較看,基于“電視范式”的西方伯明翰學派等揭示:在文化活動中,作為“消費者”的大眾并非是完全被動的,其能動性可以通過“電視遙控器”等表現出來:大眾通過遙控器換臺可以影響電視產品的收視率,這種收視率又反過來影響以專業精英為主體的電視產品的生產,不符合大眾口味的電視產品的生產會因為沒有足夠高的收視率而在商業上失敗。因此,大眾對電視產品的生產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但是不管怎么說,電視遙控器畢竟還只是直接在電視文化產品的“消費領域”行使自己的選擇權、表現自己的影響力,當今智能手機則使大眾直接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領域”形成初步影響力:大眾借助智能手機開始生產自己的文化產品,與印刷資本主義時代大眾借助紙和筆、電子資本主義時代大眾借助攝影和錄像等設備的生產似乎沒有太大不同,關鍵在于在當今“平臺資本主義”時代大眾還可以進一步通過互聯網“平臺”這一公共空間發布、傳播自己的文化產品,而不是像此前時代那樣只能在私人空間傳播,用馬克思的話說,大眾個體的文化生產開始獲得“直接的社會性”,這為大眾自身在文化產品上的生產性的提升提供了客觀技術手段,由此形成了成熟的UGC模式。聯系物質生產看,互聯網社交平臺技術等不僅影響文化生產,而且影響物質生產,物質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又為大眾文化生產性的提升提供了更加厚實的物質基礎。

總而言之,立足生產工藝學批判而著眼于文化生產工具、大眾個體等,在抖音等“智能手機+平臺”UGC新模式下,文藝、文化生產、發布、傳播、消費等全流程或全生態都正在被改塑:被新技術賦能的大眾成為具有一定的“直接的社會性”的文化產品的“生產主體”,在現代文化發展史上引發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劃時代的“生產主體”革命;平臺上大眾文化生產“直接的社會性”又決定其文化產品的“共享性”,因而也在文化領域引發了一場社會價值革命,對資本主義傳統的“反共享”價值原則(如所謂知識產權或版權等)形成沖擊。大眾成為具有一定的“直接的社會性”的“生產主體”,必然對傳統文化生產方式中專業精英人士的壟斷性的生產主體地位形成挑戰,生產、傳播、消費“點(精英)到面(大眾)”的傳統模式正在被“點到點”的新模式所替代,文藝、文化整體生態中人與人的關系結構正在被重塑。

物聯網平臺研究專家里夫金認為,公司、政府與大眾個體三種力量影響著當今互聯網平臺的發展,或者說形塑著互聯網平臺的整體生態。與傳統的文化平臺如報刊、影視等相比,抖音、快手等移動互聯網平臺UGC模式突出的新特點是:賦能或賦權大眾個體,并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共享性。當然不必過分夸大這種新特點,通過雇用水軍、買粉等手段,“線下”資本等對互聯網“線上”平臺生態依然具有較大操縱力量。但是也不能只抽象、寬泛地討論資本的操縱力量,而應具體、歷史、比較地加以審視:比如,以前的電視選秀需要經過諸多中間環節,這些環節無疑給商業力量的操縱留下很多空間;而現在像抖音這樣的移動互聯網平臺的“點對點”等特性,則消滅了諸多中間環節,大眾個體相對更容易不經中間環節、脫穎而出而成為網紅,如此等等。當然,公司、政府在形塑平臺生態上依然處于主導地位,但是,這兩種“線下”力量只有順應互聯網“線上”平臺生態發展大勢,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比如掌管抖音、快手的公司,正是采用UGC模式而順應了移動互聯網平臺開放、共享并賦能大眾個體的發展大勢,才取得成功的。同樣,出于維護公序良俗、社會穩定、文化安全等目的,政府對平臺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充分認識并順應互聯網平臺的新特點和發展大勢,而采用對紙質報刊、電子影視等平臺的傳統管理方式,是很難實現對互聯網平臺的有效管理的。對于傳統專業文化精英來說,面對抖音等這種賦能大眾個體的“智能手機+平臺”UGC的文化發展新模式和新生態,如果只是本能地抵觸,使“線上”與“線下”等區隔化,在“線下”的文化主導權或許還可以維持一時,但從發展大勢看難免要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