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文科”的提出，旨在通過引進新技術，促進學科融合，推動文科的改革創新，從而使得文科緊跟時代社會發展的步伐和需要，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文科”的融合一定要拿捏好“度”。如果過度融合，就又回到了中國傳統的“混沌之學”，也就違背了“新文科”的旨趣；如果“就地打滾”則又將陷入重蹈覆轍的窠臼。

2017年10月，美國希拉姆學院對學生培養方案進行全面修訂，對29個專業進行重組，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課程之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這一舉措堪稱“新文科”教育理念的始作俑者。“一波激起千層浪”，“新文科”在中國國內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面對國際教育呈現出的這種景象，究竟如何理解“新文科”，“新文科”如何“破題”，其建設的“重點”在哪？這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探討。

一、文科的“分分合合”

周作人在1932年應沈兼士之邀，在輔仁大學講了八次課，當時的講稿整理后出版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該書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文學自古存在兩種相對立的潮流，“詩以言志”和“文以載道”，并且兩者是此消彼長、不斷循環的關系。暫且不論此觀點值得商榷之處，但這卻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人文學科或者假稱新文科的發展情形：“此消彼長、不斷循環。”近代我們強調“分科立學”，當前我們又倡導“學科融合”。這看似矛盾，實則不然。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使命，該“分科”時要“分科”，需“融合”時則“融合”，“分”與“合”是相對的，是辯證統一的，但關鍵是我們不能走向極端，要恰如其分地拿捏好“分”與“合”的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的知識、學術在經學思想的籠罩下相當長時期內有著混沌未分的特點。經學包含著政治學、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各類學問。它不僅構成正統的意識形態，而且統領著主要的知識與學術領域。近代以降，隨著西方“分科立學”思想的傳入，中國學者逐漸意識到“學術獨立”的重要性，進而質疑傳統經學一元體系的知識系統框架。傅斯年將中國學術無法“深微”見著的原因歸結為疆界不明：“中國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混沌之性，偕之以具成，浮泛之論，因之以生衍。”（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載《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鑒于這一認知，當科學這一分科之學舶來中國后，人文學科的趨之若鶩就有點勢不可擋的意味了。

正如看到的那樣，近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現象——從“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變。所謂“四部”，即“經、史、子、集”。其原為圖書分類，雖然也具有稀薄的學科分類意味，但畢竟和現代學科分類有較大距離。而“七科”則指“文、理、法、農、工、商、醫”等現代學術門類。從1861年馮桂芬的《采西學藝》提出中國近代最早的學科分類方案到1913年教育部頒布《大學規程》對大學所設置的學科門類進行原則性規定，以此在形式上完成了從“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變。這也標志著中國從傳統的混沌不分的“博通之學”走向近代分科治學的“專門之學”。在看似簡單的由“四”到“七”的數字變化中，其背后飽蘸的是一把辛酸淚。要知道，中國古代學術的分科觀念與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科理念有著天壤之別。所謂“博通”，其分類的標準乃是以“人”這樣一個主體以及地域這樣一個方位概念來裁度一切的；所謂“專門”，則是以客觀研究對象作為標準來裁定一切的。這里的“博通”也就是“通人”。進一步說，在近代學術轉型的過程中，移植與轉化同時進行著。以“七科”為基本依據，“文”之外的“六科”基本屬于移植范疇，而“文”之一科，則是就地打滾，做著不得不的讓步——文、史、哲的獨立門戶。

與此同時，伴隨著“分科立學”，“五四”學人還曾提倡引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文學科。誠如朱希祖所言：“我們現在講學問，把古今書籍平等看待，也不以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學、社會學的方法來治學問。換一句話講，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治學問。”（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見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中國近代史學理論文編》，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傅斯年將歷史學簡化為“剪刀加漿糊”的史料學。他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份，1928年10月）。傅斯年甚至上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歷數哲學屬于文科“衡以為空虛之府”之弊，請求將哲學放入理科，“今學生所以主張哲學門應歸入理科者，不僅按名求實，以為哲學不應被以文科之名也，實緣哲學入之文科，眾多誤會，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則大眾對之，觀念頓異，然后謀哲學與理科諸門課程上之聯絡。”（傅斯年：《致蔡元培：論哲學門隸屬于文科之流弊》，載《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0月8日）

可見，“新文科”所倡導之學科融合，早在“分科立學”之初，就已有此思想之濫觴。這里，新文科面對著兩個方面過去一直沒有處理好的分合“老”問題：一是“分科”的同時如何會通的問題；二是與自然科學的“融合”在多大程度上算是科學的“分科”。必須看到，在學科與時俱進的發展過程中，新舊只是相對而言，是時代某種程度再現。所謂“新文科”，究其實質不過是一種“回歸”加“融合”。既是對當前學科劃分越來越細、學科門類“各自為戰”的一種“反撥”，同時也是對時代飛速發展過程中新的知識信息及其學科生長點的添加與整合。但這種“回歸”和“反撥”絕不是重蹈覆轍，更不是故伎重演，“新文科”的提出，旨在通過引進新技術，促進學科融合，推動文科的改革創新，從而使得文科緊跟時代社會發展的步伐和需要，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文科”的融合一定要拿捏好“度”。如果過度融合，就又回到了中國傳統的“混沌之學”，也就違背了“新文科”的旨趣；如果“就地打滾”則又將陷入重蹈覆轍的窠臼。

事實上，在“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通才訴求到隔行如隔山的專家標準之間，這個張力從來沒有中斷過。近來的一些“復興”尤其是“全面復興”雖然不可與當年的“文藝復興”同日而語，但面對滄桑與世事，新舊之間的纏繞從來就不曾中斷過。要知道，近代以來的大儒們諸如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陳寅恪等等，在經學、史學、文字學、詞學、佛學與西方人文學流派中的左右逢源一再佐證了他們“一通百通”的大師姿態。那一代學人既沒有被近代化過程中的專業化教育所埋沒，也沒有被所謂的“分科”雨打風吹去。盡管已經是“昔日黃花”，但在今天重提文科學科和專業建設的我們眼中誰又不刮目相看？及此，筆者不禁想起當今“專業學位”（professionaldegree），與“學術型學位”(academicdegree)的分立來，在這看似定位明確的“操作”上，隨之而來的困惑也一直縈繞著我們。畢竟，創新（Innov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與學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導向和課程方案還在頻頻招手。不然，所謂的在學科交叉點中尋找新的生長點和前沿性終將成為“畫餅”。

關于人文學科新不新、舊不舊的筆墨官司古今中外都不乏訴訟。這里以學衡派同人對新青年派的詰問為例足見一斑：“何者為新？何者為舊？此至難判定者也。”所謂“新”，無非是“層層改變遞嬗而為新，未有無因而至者。故若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1922年4月第4期）進一步說，就情感的圣潔度而言，在《詩經》與《嘗試集》之間我們能強分出高下卑賤嗎？也許，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代宗師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的感想頗能說明問題：“在這新的機關之中，參合著舊的精神。”（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38頁，1983年）不言而喻，在“新桃”與“舊符”之間，豈能是一個“總把”了之？舊人文中孕育著新文科的未來，新人文中攜帶著舊人文的基因。以此類推，新舊文科之間，其誰曰不然？

二、新文科如何“破題”

不容否認，“分科立學”推動了科學研究的深入，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率，大大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同時也造成了不同學科之間相互隔離、互不往來的局面，文科則更甚之。文科專業劃分明顯，學科建設目標清晰，注重專業素養的培養，注重研究領域的細化。這些情況已經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極。這使得文科越來越“高大上”，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于是乎，往往被“束之高閣”。

與其相對，“新文科”反其道而行之，強調的是學科的交叉和融合，注重的是學科的借鑒和互補。然而，想要打破學科壁壘，實現學科融合，并非易事。首先，我們要重新審視“文科”。“文科”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成為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論題，是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根本不將其看作問題。然而，當前無論是學科的自我追求還是學科的評價機制，都已將文科推到“兩頭不靠岸”的尷尬境地———既無法達到自然學科的嚴謹精密，又難以做到應用學科的實際效用。這就需要我們在“學科自信”的基礎上，從“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的高度，去領悟和實踐文科的真諦，勇于肯定和堅持文科的學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間范圍內探討人類本質和價值信仰的特質，處理好文科價值性和工具性的辯證統一關系，既要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又要關注文科的學理性和人文性，才能引領文科新發展，實現人的現代化的新目標。

其次，“新文科”需要轉變教育理念，致力于博雅教育。文科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一種價值、思想、能力、修養的“錘煉與升華”，是對個人“軟實力”的“綜合培養”。分科教育，卻將文科人為地撕裂開來，劃分成若干“條塊”。這使得文科因“碎片化”而失去了“綜合效應”，學生甚至由于“管中窺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在價值的判斷上出現“誤解”和“偏差”。可見，推行博雅教育、通識教育，發揮不同學科對人才培養的互補促進作用，致力于培養人的廣博視野、復雜思維、獨立人格和創新精神，真正實現“人”的教育，這才是“新文科”教育的應有之意。

再次，“新文科”需要問題導向為鵠的，瞄準交叉融合點。我們不能為了“學科融合”而去“融合學科”，不能“亂點鴛鴦譜”，而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根據社會需求，找準交叉融合點，實現不同學科間的“有效聯姻”，從而走出文科發展的“孤島”，與社會融合共創。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興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呼喚著知識復合、創新力實踐力強的新型人才，這也為這場“學科聯姻”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和必要性。例如現在非常熱門的“國學”“金融科技”“科技考古”“知識產權管理”“計算社會學”“現代藝術設計”等，就是成功的范例，不僅讓基礎學科迸發出新的生機，促進科技革命的到來，而且帶動了新產業的誕生，有效解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挑戰新問題。

最后，“新文科”需要有自持的矜持，不能在學科融合中失去“自我”。早在近代“分科立學”和中國文科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文科內在的人文傳統精神就出現過逐漸衰落的景象。連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科學主義風潮中也不能自持，已經站到了科學主義的旗下：“科學發達以后，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蔡元培：《致〈新青年〉記者函》，載《新青年》，第3卷1號，1917年3月1日）這也是學衡派一再提醒近代學人不能“把孩子與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根本原因。吳宓在譯介白璧德思想時，曾經在“按語”中總結科學主義下人文傳統失落的狀況：“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弱。人不知所以為人之道。”（［美］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載《學衡》，第3期，1922年3月）至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與人生觀大戰，更是樣樣“必以科學為正軌”，諸如“一切宗教皆在廢棄之列”的念頭，動輒“厥惟科學”四個字，將科學代替“宗教”、包辦“人文”、解決“人生觀”問題推向了另一個極端（陳獨秀：《再論孔教問題》，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論及于此，筆者想到《莊子·內篇·應帝王》中的那個關于“渾沌之死”的寓言故事：“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食聽視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結果，“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王先謙：《莊子集注》卷八，中華書局，第96-97頁，1955年）。

前車之鑒，不可復蹈。“新文科”不能因為學科融合，而失去自我，走向“自然科學化”“工科化”的歧途，使得其內蘊的人文精神走向萎縮，失去了其關心人類價值與人類精神世界的理想和旨趣。因此，“新文科”必須堅持學科的主體性，形成“自是一家”的學術領域，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形成合力，共同發展。

三、新文科也要“劃重點”

2020年1月，教育部決定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工作，也稱“強基計劃”，主要是為了選拔有志于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且綜合素質優秀或基礎學科拔尖的學生。這是教育部從國家層面加強基礎學科建設，注重基礎人才培養的重大戰略。

“根深才能葉茂，厚積才能薄發”，基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影響下，“應用性”“功利化”甚囂塵上，“有用”和“無用”成為多數人評判學科價值的重要標準。實際上，“有用”和“無用”是辯證統一的，基礎學科的“無用”是大用，應用學科的“有用”必須有基礎的支撐，基礎才是更持久、更深厚的“內驅力”。這也正是“新文科”強調強基礎的原因。

新文科的核心要義是學科的融合發展，那么強基礎就顯得尤為重要。學科融合不是學科簡單的相加，而是要深度融通，取長補短，渾然一體，做到1+1>2。沒有堅實的基礎，學科融合就會是“空中樓閣”，“曇花一現”，難以持久，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那么，文科的“基礎”是什么？

自古以來，國人提及“人文”一詞，理解或有差異，但大都溯源于《周易》中的那句卦辭：“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賁卦·彖傳》）在古人看來，“天文”中蘊藏著王朝興衰、帝王遞嬗的秘密，而“人文”依天象所示的文明之道，關系到社會秩序的穩定。在傳統的用法中，“文”“道”“天”這些術語都與“心靈”“觀念”“意圖”“天理”以及諸如此類的詞語聯系在一起。古代文人“參天地，贊化育”的“天人合一”的傳統學術觀念，使之致力于為“文”尋找一個共同的道德基礎。

文科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人文精神，彰顯的是一種“體驗之知”的學科風格。作為精神科學，文科要傳達的是對于價值意義的理解與把握，而文科的方法則是如何通過對文科的研習來獲得這種對于價值的體會。狄爾泰在其《人文科學導論》中論述了文科重體驗的特點。在他看來，自然科學的對象是可以看到并觸摸到的，依照機械的規律運動著的物質世界；而文學乃是與人的精神打交道，其對象是“有意識和愿望的，感覺著、想象著”的價值和觀念，精神世界的無形與流易使得人無法直接觀察到這個世界的存在。（［法］狄爾泰：《人文科學導論》，趙稀方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在《人文科學的邏輯》中，卡西爾通過對藝術、歷史知識和獲取人性知識的基礎分析文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文科的知識之所以是可靠的、客觀有效的，不是因為它能夠像自然科學邏輯一樣精密地預言個人或歷史事件，而是因為它使我們獲得了對人性更加深入的認識。（［德］卡西爾：《人文科學的邏輯》，關子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文科既以觀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義，又通過實踐過程賦予世界以多方面的意義。研究者只有憑借個人感覺、思想、情感、記憶和欲望經驗，進入他人的內在狀態，進而理解生命，把握人類生活的意義。

以上或可看作是文科之“基礎”。我們只有打牢基礎，堅守初心，將文科的人文精神和學科風格貫穿始終，才能讓“新文科”建設根深葉茂，厚積薄發。

同時，文科的“基礎”更是深深植根于基礎學科之中，在基礎學科中我們更能感受和領悟這種人文精神和學科風格。因此，“新文科”首先要做好文科基礎學科的融合，在此前提下，再去談與其他學科的融合。我們常說“文史哲是一家”，只有讓“文史哲”這樣的基礎學科，先打破壁壘，實現融會貫通，去培養學生的“人文通感”，才能使學生體悟文科之魅力，掌握文科之精髓。

可喜的是，“強基礎”已經逐漸在各界達成共識，但還需要我們繼續優化“強基礎”的機制和環境，統籌協調“強基礎”的頂層設計，在人、財、物等各方面給予基礎學科更多的支持和傾斜，賦予基礎學科更多的自主權，吸引更多的人才從事基礎研究，在“強基礎”中，讓新文科“行穩致遠，進而有為”。

以筆者所供職的學校而言，它和很多百年老校有著根本上的異曲同工。以文理見長，并由這個“基礎強”的老本走向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型。當“強基礎”成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的共識后，若是再進一步揭揭河南大學的老底，我們會看到這個以文科見長的學府有著與北大、清華、復旦、南大、武大、山大等等高校更多共同的底色。很多時候，當我一個人在月色下漫步的時候，也會靜靜地對我們百年來的新文科反思一下。回眸馮友蘭、嵇文甫、趙紀彬、范文瀾、董作賓、任訪秋等一代名家在河大一路走過的歷程，盡管不乏“春華”與“秋實”的底氣，但我們更難以忘記其中的“篳路”與“藍縷”。在這個意義上，新文科建構的再出發就不是另起爐灶那么簡單，更不是所謂簡單的復興與振興一句標語口號式的自我激勵所能成就。“承前”才能“啟后”，我上面所說的“不折騰”也是這個意思。或許只有我們保持對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這一跨文理學科、黃河文明協同研究中心這一社科交叉平臺、河南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這一基礎交叉學科的定力與自信，并以此構建本土的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人文社會科學或說新文科的振興與繁榮。近來同仁們圍繞“黃河學”以及本科實驗班的設計以及對高研院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駐研學者路徑的探索，都是針對新文科建設所作的深入思考。當然，具體到每個學科及其每所大學，盡管價值取向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舉措和章法卻不好強求，或不能“一刀切”。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采用書院制以及通讀經典的寬口徑做法不失為一種事半功倍的選擇。換言之，新文科的構建與再出發有很多支點和進路，至于究竟如何設計，各家自然都是自有高招，盡可以各顯神通。

四、結語

漢宋之爭久矣，近世以來的中體、西用、科學、人文以及當下的學術、思想之爭無不充盈著各方的博弈。我們無意于“舊文科”的劍影，也無意于“新文科”的號角，我們于此倡導的是博古通今的真學問，培育明體達用的新人才。一言以蔽之，工匠我們需要，工匠精神我們也需要。同時，博學的孔子、柏拉圖，博大的老子和蘇格拉底之大師我們也需要。在當今專業化呼聲愈來愈高的今天，以強基固本為導向的新文科的建構勢在必行。只是，不折騰的思維乃是我們理性思考的底線。

最后，我還想指出的是，“新文科”在以“新”為馬的當口，還是不能忽視這樣幾個關系：一是新舊之分可能帶來的次生問題。不言而喻，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守成與傳承遠比超越或說創新難得多。在某種意義上，守正比創新難。對祖先饋贈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輕拿輕放、謹言慎行。二是處理好強基礎（內驅力）與搶機遇（時代性——與社會接軌）的關系。“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時代發展中的機遇無處不在，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機遇。為抓機遇而抓機遇不但會失去捕捉機遇的能力，而且還會因對什么是真正的機遇之判斷而馬失前蹄。機遇從來都是對有判斷力、有捕捉力并且有應對（挑戰）力而言的，否則就沒有什么機遇可言。三是價值有涉與價值無涉的關系。價值無涉是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思是指從人文學科衍生出來的社會科學如何價值中立的問題，即我們所說的盡量客觀化、數據化，避免主觀的情感價值判斷。這對社會科學來說雖然存在一些爭論，卻可以努力“春秋”它，但對以文化作為歷史投影的人文學科來說，確礙難從命。它的歷史文化、民族傳統不能不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印記，這是不必諱言的。

簡而言之，擺在我們面前的新文科命題既有定力的問題，也有如何避免民族性的這一具有家國情懷的人文性窄化與矮化，從而走向開放的具有世界或說天下胸懷的大道的格局問題。在我者與他者、守成與創新、回歸與超越之間如何筑起一道“從心所欲”的“矩線”（孔子語），這冥冥之中的“一線”是文脈，也是宿命。就此而言，那句租賃老夫子《論語·里仁》中的“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名言作為標題以示交加參半的心理也就不那么令人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