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轉向”的聲浪中，文學研究追求回到歷史現場，也的確呈現了豐富的歷史原初景觀，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實績。但與此同時，文學有日漸淪為史學的婢女的跡象，而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的關系卻鮮有研究者從理論的層面，或者說從“元敘述”的角度進行清理。文學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學性的本體性、文學文本的位置以及文學和歷史的關系諸問題，也因此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贊賞“歷史化”的文學研究者們大都承認“文學作品是以歷史為對象的，歷史是作品存在的條件”，但我們習慣于處理的所謂歷史往往是外在于文學文本的，通常是從外部引入一個附加在作品之上的歷史解釋。而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其實是互為鏡像的關系，文學這面可以攜帶上路的鏡子中自然會映射出歷史的鏡像，但鏡像本身顯然并非歷史的本原，而是歷史的形式化，歷史的縱深化，乃至歷史的審美化。歷史中的主體進入文學世界的過程也是一個在文本中賦型的過程，主體是具現和成形于文本之中的。盡管歷史中的主體與文本中的主體在歷史的和邏輯的雙重層面上均有一種同構的關系，但是文學文本在積淀歷史的表象的過程中，顯然還生成了自身的邏輯，這就是審美之維與形式之維的介入。形式之維使思想得以具形，審美之維則使主體獲得感性。而這種感性恰恰是理性的正史在歲月的風塵中被慢慢掏空了的。

文學文本中的主體因此與歷史之間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系，一方面，歷史是主體得以生成的最后和最基本的依據，但另一方面，歷史卻很難自我意識到自身的無意識，這種無意識凝聚在文本中的主體身上，積淀在作家所創造的文學形式中。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形式構成的是歷史的某種征候。

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構想則進一步展示出：優秀的文學文本，也呈現了關于社會歷史的某種整體性和過程性的本質直觀。而在社會史視野下重新檢視中國現當代文學，也同時提供了探索文學與歷史的關系以及文學性的位置等問題的一個有效的界面。

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所秉持的純文學理念和審美意識形態導致了對“文學性”理解的固化，也才有了“史學轉向”重新把文學研究歷史化和語境化的努力，“社會史視野”應該也可納入這一思潮之中。但另一方面，“社會史視野”的理念訴求與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化尚不是同一回事，因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向“歷史化”致敬的同時，依舊在關注文學性本身的問題，無論相關研究者是否是出于主觀和理論自覺。因此，這一“社會史視野”在重新檢視了一系列事關中國革命、社會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歷史等重大議題的同時，也在客觀上釋放了文學性本身的潛能，給文學研究帶來了久違的活力。而激活上述這些話題以及文學性的內部潛能，也構成了“社會史視野”的有效性之根源。從《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發表的關于“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四篇筆談中［1］，即可看出這種內在的活力。而四篇筆談所觸及的問題視野，仍值得學界進一步體認、思考和拓展。

四篇筆談雖然話題各有側重，彼此觀念亦有差異性，但作者們大體上分享了共同的研究理念，即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尤其是其中的革命敘事圖景的研究中，引入一個社會史的觀察視野，進而對現當代作品中的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以及諸多重大問題重新加以整體性的探討和把握。四位研究者的一個基本共識是：這個所謂的“社會史視野”不是外在于文學的，其研究的基本指向，是力圖從文學作品中重新發現社會總體，繼而對文學本身進行檢視，把中國的社會變革、革命歷史、政治實踐、主體歷程、情感結構等論域重新帶入文學研究之中，由此建構出“文學”“歷史”“社會”三維坐標彼此參證的動態格局。這就使“社會史視野”不能僅僅從一般意義上的史學轉向中進行理解，尤其是把“文學性”視為結構性張力的重要變量，有助于恢復文學“與現實對話的活力”。如果說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潮流客觀上加劇了“文學性”的窘迫，繼而使文學研究乃至文學本身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質疑，那么“社會史視野”或許正在探索一條重拾文學性研究的新路。

正如程凱在筆談中所指出的：“怎樣突破深入社會歷史現實時的籠統與抽象，摸索現代歷史進程的內在肌理是引入社會史視角的初衷。”對“現代歷史進程的內在肌理”的摸索是在文學作品中進行的，因此，我所理解的“社會史視野”，是從文學文本出發，最終仍要回歸或者落實于文學作品，而不是訴諸社會學或者歷史學文本。因此，文學性問題，以及如何看待文學形式的問題，都成為社會史視野中先在的或者從邏輯層面要求自洽的固有議題。如何在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歷史與形式的關系格局中重新看待文學，進而重審以往的諸多二元論判斷，也構成了“社會史視野”的令人矚目的突破。

在我看來，既有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些相關論述，在以下幾個議題中已然逐漸成型，值得學界深入總結和進一步探索。

其一，重建敘事的整體性。社會史視野一個可貴的初衷，是追求文學研究重構歷史和現實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不是從單純的社會史材料中條分縷析加以整合的結果，更不是自發生成的，而是在文學作品中，借助于對歷史肌理的梳理，通過文學家和研究者的本質直觀所重新發現的更具“真實性”的圖景。它一方面證諸歷史的整體性，另一方面也訴諸把握文學史的一種宏觀的整體感。在這里，歷史的整體性與文學史敘述的整體性是同構的。也只有通過重建歷史敘述的整體性，才能超越近些年來歷史敘事見木不見林的瑣細化趨向，扭轉“研究者能夠詳盡知曉1789年的面包的價格，卻不知道這一年爆發了法國大革命”的那種效仿年鑒學派卻畫虎不成的庸俗微觀史學。

劉卓筆談文中對此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現當代文學研究“越來越注重具體、局部的經驗，文本的分析更為側重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以獲得其真實性”，而“這并不是文學研究中所獨有，在社會史學研究中同樣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即未加反思地強調特殊性或地方性的經驗”，因此，“歷史化”的真正訴求是重建“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整體理解”。而革命歷史和革命文學的雙重合法性，也只有在這種“整體理解”的基礎之上加以審視，才能生產出有說服力的歷史敘述。

其二，對僵化的文學/政治二元結構的突破。早在80年代中期，在洪子誠先生的當代文學的課堂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謂的“柳青難題”。記得洪子誠老師略帶遲疑地講述了柳青《創業史》中的歷史困境：當文學作品所表現的那一段歷史以及方針政策被后來的歷史糾錯之后，我們如何反過來評價與歷史捆綁在一起的《創業史》這類文學作品？這一難題中蘊含著文學與歷史和政治關系的某種難解的困局，一直令我困惑至今。如果柳青堅持認為他在《創業史》中所反映的合作化運動中的鄉村社會圖景是歷史真實樣態的反映，就文學圖景而言也是真實的，那么我們從今天后設的歷史視角觀察，是否對《創業史》的評價會更加審慎？

讀了薩支山的筆談，至少令我對柳青的困境多了一份理解的同情。薩支山指出，對于柳青那一代作家來說，“政策、生活、文學之間的差別和距離，并沒有今天我們所認為的有那么大，它們交融、交匯的地方要遠大于它們的差異。他們投身到土改、合作化運動這樣巨大的社會改造實踐中，是在動態之中來理解生活的，因而政治、政策對于他們來說，就不是一個外在于生活的存在，而是蘊含著變化的生活，或者說政治是溶解在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中的”。這一論述對我的啟發在于：在一定意義上說，柳青們所親歷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歷史真實，也是作家們的心理真實，更是他們試圖再現的文學真實。因此無法從是否真實的意義上苛責《創業史》一類的作品。但是衡量一個文學家的尺度或許也包括他在認定生活真實乃至歷史真實的時候，是否也能洞見到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乃至個體生活之間所存有的裂隙，這種裂隙當然不是梁生寶們所能彌合的，甚至是無從體認的，但卻是作家本人多多少少應該有所察覺的。這是那些既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優秀作品所應該有的洞察，至少應該無意識地反映規約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識形態背后的某種歷史褶皺，這就是文學文本中可能蘊含的歷史無意識、政治無意識或者社會無意識。嚴家炎先生當年之所以認為《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被塑造得更為成功，也正是因為恰在這一人物身上體現出歷史進程中的某些無法化約的政治復雜性和社會褶皺性。真正的社會史視野不是祛除這種文學中的政治無意識，而是恰恰還原了無意識的結構。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薩支山的文章把政治的規約、意識形態的馴化與作家們對現實復雜性的文學理解統合起來，進一步提供了對文學與政治關系乃至“文學的方式”本身的認知視野。正如“保馬”公眾號在推送這組筆談的“編者按”中評價的那樣：“文學不是政治的附屬品，作為政治理念與社會現實的中介，文學書寫一方面把握社會結構的變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對社會各層次活力的激發實現政治理念。文學/政治二元框架的錯誤在于將文學簡化為政治理念附庸，從而過濾掉了革命實踐發生的社會空間。”社會史視野恰恰激發了文學方式本身的政治潛能，使“政治”成為文學史研究中重新有效和有力的維度。

其三，對情感結構和經驗圖景的注重。“情感結構”是四篇筆談中的一個高頻理論范疇，也意味著社會史視野對文學文本所蘊含的情感政治表現出格外的關切。與固化在社會史材料中的歷史細節不同，文學通過其情感容量，作家的主體性介入，對人物的活生生的心靈世界的動態還原，展現的是人類豐富的情感結構和經驗圖景。

如果說，歷史敘述通常要彰顯一種歷史理性以及歷史敘述者求真的權威意識，那么，文學敘述則更致力于人類內在的感性、心理與審美世界。歷史敘述通常會有一種建筑在揭示歷史真相的本體論基礎上的不容置疑的優越感，而文學敘述則不僅僅彌補著理性正史之不足，而呈現的恰恰是歷史敘述力所不逮的感性和經驗圖景。問題是為什么要在社會史視野中注重并重現所謂的情感結構？這是因為，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政治變革如果沒有深入到人們的情感、心理、心靈、意識甚至潛意識的層面，就難說是成熟的，更不能說是成功的。研究者在土改研究中對翻身與“翻心”問題的討論，在新中國戲曲改造研究中提出的“細膩革命”問題（張煉紅），都是基于類似的思考。正是這類研究中對情感與心靈世界的闡釋，揭示出社會改造和政治革命既有滯后性，又有超前性的悖謬特征，也揭示了情感結構并非外在于政治和社會制度層面，本身就是社會總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有著心理結構、情感政治的介入，某些革命和社會進程才是可理解的，也才是深入人心的。而無論是討論政治情感化還是情感政治化，都有賴于對文學機制本身的深入探討。

其四，對“現實”的重新體認。社會史視野的核心訴求之一是有效闡釋現實甚至介入現實。正如程凱在筆談中所說的：“那個不斷挑戰著革命的‘現實’和革命所介入的‘現實’究竟應該如何把握？以此為基礎，那個必須與現實一同擺動的‘政治’才不是空洞的。……因此，把握‘現實’中的革命，就需不依賴革命的現實描述，而需進入現實的狀態、結構中，進而理解革命的現實作用和它與現實的關系，換句話說，要把革命還原到現實結構和脈絡中把握。”而問題的關鍵是：這一“現實結構和脈絡”本身如何獲得？任何一個時代的現實都可以說是多維度的，有多元并生性。無論是既往的中國革命史，還是研究者意圖介入的當下現實都是如此，“現實”變得越來越多維，其中一些維度彼此之間是永遠碰不了面的。對有些人來說某些現實維度是隱形的，而且越來越成為無法觸摸的存在，不同階層、不同境遇、不同歷史階段的人所面對的現實可能都不盡相同，沒有通約性。即使文學家宣稱他把握住了現實，但也很可能是深陷于自我認知的局限性的“現實”。

或許正是基于對“現實”的繁復性的體認，“社會史視野”對文學性抱持一種更高的期許。真正優秀的作品，具有一種突入現實進而在不同的現實維度中穿越的能力，一種能揭示出總體現實的藝術總括力，尤其是把表象背后的真實揭示出來，進而抵達現實背后的深層邏輯。而“文學性”固有的本質直觀或許正許諾了這種穿透力。

其五，重新激發文學以及“文學性”范疇的活力。社會史視野重新激活了文學與政治、歷史、社會的關系，也把“文學性”真正還原為一個歷史化的范疇，進而在一種張力形態中理解文學性，為文學研究拓展了闡釋空間，也釋放了文學性的活力。這不僅僅因為社會史視野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是文學作品、作家主體以及文學活動，而更在于把文學性放在了一個整體化的動態結構中進行考察，重新挖掘文學性的“結構-功能質”，也就有可能把上世紀90年代以后被污名化了的審美意識形態打撈回來，重建一種“審美—文學性研究”。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史視野可能要進一步關注文學性和文學形式的潛能，關注文學所蘊藏的單純的社會史材料無法呈現的內涵。如文學中的主體性、抒情性、社會無意識、政治的審美化等等。而社會史視野中固有的“社會”范疇，也在文學性的視野中獲得了新的理解空間。比如是否存在一種類似于集體無意識以及政治無意識的、無法被社會史研究規約的“社會無意識”結構？這種社會無意識如何捕捉進而結構化？是否可以在文學性這面鏡子中顯形或者賦型？

美國新文化史學者達恩頓曾指出：“我們再也犯不著牽強附會探究文獻如何‘反映’其社會環境，因為那些文獻全都嵌在既是社會的、同時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2］但是文學作品不僅僅是“嵌在既是社會的、同時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它本身即是建構“文化的象征世界”的有意味的復雜形式，這是文學區別于一般社會史材料的獨異屬性。有研究者在反思達恩頓的代表作《屠貓狂歡》的方法論時認為：“文學研究者面臨的很重要的爭議是，如果是實證性的歷史結論，為什么不是數據、不是更重要的史料，而是文學文本？而如果是文學內部的問題的話，又如何能夠帶出更為廣闊的意義？”“我們該如何找到自己的總體地圖？本雅明在選擇波德萊爾的時候應該會有人來向他詢問：為什么一定是這塊‘鵝卵石’能反映出19世紀巴黎的文化底層。這都是反過來提示著我們不能將文學研究簡單處理為‘文化史’的原因。它們誠然精巧，但可能也因此而忽略了更為廣闊的歷史結構。”［3］“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正是試圖為文學文本“帶出更為廣闊的意義”，找到“總體地圖”，在反映“現實”的同時也希冀抵達“有鮮明理念支撐的‘真實’”，進而通往“更為廣闊的歷史結構”。但一個無法規避的基本前提是：研究者們途經的，是由“文學性”所鋪設的充滿曲折又坎坷不平的道路。

注釋：

［1］四篇筆談分別為：程凱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針對性》、何浩的《歷史如何進入文學？——以作為〈保衛延安〉前史的〈戰爭日記〉為例》、劉卓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化”》、薩支山的《“社會史視野”：“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切入點》，載《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下文中提到和引用這組筆談中的文章時，不再一一注明。

［2］達恩頓：《屠貓狂歡：法國文化史鉤沉》，第323頁，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3］劉東：《〈屠貓狂歡〉：小事件如何通往大歷史？》,《寫作》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