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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公館”之家——論小說《家》的文學表達

摘要：公館是社會過渡時期的歷史產物，在時間維度中充斥了新舊矛盾，以及社會歷史的變遷。撥開高公館眾多的“政治學”頭銜，我們會發現巴金的敘事信仰在于真實地展現過渡家庭的現實面貌，表達社會轉型時期人物矛盾、掙扎、彷徨的獨特生命感受。在小說中高公館主要由住宅區和花園組成。在公館住宅區內部是日常的家庭政治，人際關系呈現出話語、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并直接導致了公館悲劇的發生；而象征著“自然”、“包容”的花園，則調節著公館生活，凸顯著人類進化的渴望，表達著巴金對于家庭溫馨環境的憧憬，傳遞著人與人關系文明的和諧暢想，勾勒出理想化的社會想象。

關鍵詞：高公館；過渡轉型；話語場域；社會想象

巴金的《家》自出版伊始，即在文壇上引發激烈討論，書中的某些情節，諸如鳴鳳投湖、覺慧出走等都在讀者和研究者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之后更是被改編為電影和話劇不斷被搬上熒屏和舞臺?！都摇纷鳛榘徒鹎嗄陼r代的代表作之一，是《激流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充斥了青年巴金的激情和夢想，全書旨在敘述變革時代下家庭的變遷。歷年來關于《家》的研究經久不衰，大多集中于小說中的人物分析、情節研究等，而對于家庭的承載形式——高公館，學界普遍一致認為其為傳統需要反抗的壓抑空間，有些學者根據巴金序言的控訴，進一步得出結論，認為高公館為“封建地主階級大家庭”。

將高公館定義為“封建地主階級大家庭”確實可再商榷。其一“封建性”的概念有待進一步解釋清楚，而將一個未定的概念直接套用高公館確實欠缺考慮；其二地主階級主要依靠“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1](P330)，可高公館為高老太爺多年為官積蓄所得，且地處西南成都市區北門，家庭所需的經濟來源也逐漸擺脫地租，明顯意義不同。所以，將高公館“倉促”命名為“封建地主階級大家庭”確實缺乏證據。

事實上，公館一詞古已有之，主要有兩個義項，一，代指公家建筑用以賓客居住的別館，有書云“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筑為別館以舍客也上。”[2]；二，主要代指諸侯王公（國家統治者）所建造的公家招待所。到了清朝中后期，公館的詞義有所擴大，開始代稱外國公使館和富人宅居，而進入民國之后，公館更是遍布于各大中小城市，一時間無論是“達官貴人、委員主席、軍政要人、實業家、銀行家”亦或者“機關職員、律師、教師、醫生”都要稱其住宅為公館來。[3]公館如雨后春筍般成為城市的住宅中心地標，象征著居住者的財富和地位，公館者“大眾可息之地也”。[4]不僅如此，城市中作為“住宅”、“私人辦公”的公館更是作為“景觀”走入文本，在一部部經典作品中公館逐漸取代古代府宅，作為大家庭居住的主要承載形式，譜寫了一幅幅家庭生活的眾生群像。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1949年之后，公館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而在文學作品中公館也漸漸被商品房或者別墅等房屋形式所取代。故而，公館其實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古代中國到當代中國的居住過渡形態，是由封建地主莊園、府邸向當代單位住宅、商品房的過渡建筑形式。

在此，筆者簡單梳理公館歷史，無意引公館之實物而澆文學之塊壘，而是試圖引入公館視角重新審視和解讀文本。公館作為大家庭的活動空間，其背后承擔的不僅僅是居住功能，更是一種意象表達。公館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其溝通的不僅是社會、時代與家庭，更是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語言表達”。其容納的不僅僅是個人生活，更傳遞的是居住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個人心理。公館作為家居形式，其具有特殊的價值意義，而在公館的空間意義的背后又預示著巴金怎樣的創作動機？巴金借用高公館顯性言說了什么？欲說還休些什么？公館又象征著什么亦或者說代表著巴金的哪些文學構想？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進一步解決。

一、過渡的空間環境

高公館位于成都市內一條清靜的公館街上，與大大小小的公館一起構成了成都市區北門一帶的“高級住宅區”。在外觀上，高公館與街道上其他的大小公館并無二致，黑洞式的大門，門口挺立著兩座莊嚴肅穆的石獅子，屋檐下掛著一對紅紙燈籠，紅漆底子上現出八個隸書黑字：“國恩家慶，人壽年豐”。進入內部房舍林立，秩序井然，花園環繞，典型西南天井四合院。在日常生活方面，高公館內的眾成員依托城市的有利地位，極大限度的享受現代都市生活的便捷。高老太爺愛逛實業百貨公司，高克明開辦律師事務所，覺新在實業百貨和小型發電廠工作，覺民、覺慧在現代學校讀書求知?！岸际小迸c“高公館”并駕齊驅，其構成了高家“白晝”的生活場景，而高公館則是“夜間”生活的主要發生地。故而在小說的每章幾乎都是從公館的“漫漫長夜”開始?，F代都市生活已經成為高公館眾成員的日常習慣，以至于在成都被槍炮襲擊，進而交通阻塞之后，高公館的日常飲食都成了問題，無法在市區內買到新鮮的供應蔬菜，以至于全家吃起飯來更覺索然無味?，F代都市大環境的滲入使得高公館內部空間“異質化”，具有了不同于《紅樓夢》中賈府的生活面貌。在高公館的日常家居中，雖然儀式化地繼承了“祭奠祖先”、“孝義禮讓”等生活傳統，但到底使用了西洋物件，且在家庭收入、教育等不同方面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都市先進文明的洗禮。一方面，家庭的固有禮法具有堅韌的頑固性，其會隨著時代自動調節，幾千年來積累的文化傳統以及孝義觀念不會輕而易舉地被拋棄，而傳承四代的高公館當然也會浸染“無法擺脫的舊”。另一方面，都市生活的大背景已經逐漸滲透高公館的生活日常，并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結構和生活理念，高公館也必然會凸顯著無法逃避的“都市性”。所以說，新舊交織上演在高公館內，共同推動著家庭生活的前進。

其實這樣的生活姿態是巴金有意為之的效果?！都摇穭撟饔?931年，1933年5月由開明書局出版單行本。值得玩味的是，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家》的故事發生背景卻定于1920年前后。也就是說巴金并沒有著眼眼前之事，而是在挖掘回憶，將時間線向后推了10年之久。而在巴金成書的同時，另一位現代文學經典作家同樣也把焦點聚集在大家庭的公館之上，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初的《子夜》描寫了位于上海市區內的吳公館的家庭以及吳蓀甫發展民族工業的故事。不同于巴金的書寫回憶，茅盾主要著眼于當時之上海，一開始就鋪就出20世紀30年代上海發展的聲光電影，并由一輛汽車的開進，帶領我們領略了一座幾近奢華的吳公館。在《子夜》一書中有著很明顯的時間線，在面對新與舊的問題上，茅盾的態度顯而易見。新與舊二元對立，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因此，在開篇沒多久，吳老太爺無法適應上海的“邪魔”力量一命嗚呼，完全舊派的人物并沒有對小說的主線產生多大的影響，隨著吳老太爺由鄉下進入上海的“金童玉女”也逐漸被上海的都市生活所淹沒，產生了奇異的心理變化。雖然四小姐有時仍然會依靠《太上感應篇》找尋慰藉，但最后那本書還是被都市文明所帶來的“暴風驟雨”打濕損壞，最終她丟掉書本，離家出走，追求新生。在小說中舊的勢力雖然有所反撲，但時間線終究成螺旋式不斷前進、上升。相較于《子夜》直線式單一向的推演方式，《家》中的時間線索較為復雜。巴金不僅在時間定位上故意靠后，并且有意無意地借用文中人物的話語不斷地將高公館的存立時間繼續向后延長。黃媽口中念念不忘的“清水與渾水”，梅表姐來到高公館之后的不斷回憶，覺新的青春舊夢，甚至覺慧與覺民也時不時地記起小時候的事情。高公館的眾成員似乎都不約而同地集體陷入回憶之中，而記憶之中的高公館也并非面目可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快樂與幸福的程度是現今的高公館無法比擬的。梅說：“你們都有明天，我哪兒還有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傷痛，但是只有它可以安慰我?！盵5](P112)對于他們來說，舊的生活并非全然暗淡，甚至比“新”的生活更讓他們適應?！吧畹膽T性”讓他們對待新生事物無所適從，而時光的殘酷就在于此，在時代的車輪碾壓下，在不得不向前推進的時間里，一些人逐漸被時間“淘汰”。他們的知識層次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漸漸失去了鮮活的源泉。舊生活固然美好，新的也許是好的，而現在呢？處于轉型臨界點的高公館成員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他們一面被回憶的枷鎖拷牢，渴望回到過去而不得，一面對新生有著“生的恐懼”，拒絕進一步向前。

被“歷史化”的高公館，賦予了空間“時間化”的表征，作為一個“時空體”出現在文本中。巴金拉長時間線，并不是執意在為“過去招魂”，其主要目的在于把握一個準確的爆發點。1920年是個特殊的年份，民國草創不久，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方興未艾，一切百廢俱興，等待著舊貌換新顏，而地處西南的成都的文化發展程度也如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6]相對于疾風驟雨般的社會變革，人們的心理意識則具有相對獨立性和滯后性。舊有的知識文化體系亟待打破，他們已經完全限制了人們接受新生事物的腳步，甚至無法適用于新的文化生產方式。被切斷判斷依據的人們根據固有知識已經無法做出明確的價值估量，只能誘導他們對新生事物產生懷疑，甚至抗拒。而另外一部分人則走在時代的前列，輕而易舉地接受了新文化、新文明，但是卻始終無法切斷與傳統的血肉聯系，親生血緣的羈絆，以及腦海中存留的傳統意識都時不時地阻礙他們實施果斷的行動，往往成為“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意識與行為脫節，處處掣肘。生活在變革初期的人無疑是尷尬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唯有獨愴然而涕下。而高公館作為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者，在漫長的時間鏈條中，真實還原了“過渡時期”、“過渡家庭”、“過渡人物”的方方方面。人成為時間的奴隸，面對兵荒馬亂，面對時間顯得焦躁、慌亂與無奈。巴金巧設了時間的發生點，由點及線，“蒙太奇”般的將過去與未來來回穿梭，巧妙地捕捉到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下掙扎、彷徨的眾生像。

高公館的存在打破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使得時間呈現一條自然、順滑的脈絡。在時間的變化發展中，古代城市向現代城市演進，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交匯，心理意識的變化，拉長的時間線索，加強了公館的歷史縱深感，由靜態空間變為動態的演繹，呈現出過渡的文化意義。所以巴金的敘事信仰也許并不在于政治意義的蓋棺定論，認定高公館是封建家庭的代表，其更像是一種平靜的敘述，旨在于真實地呈現家庭與社會、城市的多元互動，以及公館成員面對時代變革時的獨特的生命感受與行動體驗。

二、冷凍的話語場域

從時間維度看，高公館確實是特定歷史時期下新興的居住形式，甚至有學者考證認為高公館中舊式的家庭圖景更像是一道“嵌入舞臺的背景”。[7]但這樣的論證絕不是為了遮蔽高公館的黑暗與壓抑。不可否認，高公館依然是悲劇的頻發地，他歷經了一個又一個青年的喪生，埋葬了無數年輕人的夢想。傳統意義上我們認為這是“封建家長制”所引起的。高老太爺作為高公館的一家之長，只手遮天，他與“劊子手”馮樂山勾結，左右公館眾人命運，專斷跋扈，釀成了一幕幕慘劇，完全是冥頑不化的老頑固。這樣的論斷初看起來合理且有力，但細細品味，不難發現其中頗多疑點。一，高老天爺是否真“腐朽”？二，高老太爺為何只在覺新工作、限制覺慧參加學生運動、與馮樂山聯姻等幾件事上發布命令？三，高老太爺為何要與馮樂山聯姻？

實際上，高老太爺并不是十足的老腐朽，雖身體孱弱，但眼光獨到精準。他既能頤養天年地享受都市生活，又可維持著高家幾十年屹立不倒，發展成為北門首富，其手腕和能力不容小覷?！熬S持家業”這是高老太爺的行動指南，也是他窮極畢生追求的目標。而當下屬的兒孫的行為與此項目標發生沖突之時，他立刻會將他們扼殺在搖籃里。覺新作為長房長孫，按照繼承權和傳統習俗，生來就擔負著家庭的重擔，犧牲他個人的幸福也旨在能夠繼續延續這個家；覺慧參加學生運動，觸及到當局的命門，一旦被抓捕入獄，很有可能危及家族榮耀，為著覺慧的安危與家族聲譽，高老太爺當然不會允許此種情況發生；至于與馮樂山兩次聯姻，其目的更是昭然若揭。作為孔教會會長的馮樂山在成都政壇和軍界都享負盛名，威望極高。而城市名流之間的相互勾結也著實為了尋找更大的庇護，以求在動蕩的時局安穩生活。不過可笑的是，高老太爺這樣的努力并沒有產生實質效果，反而激起了覺民和覺慧的痛惡和反叛。在高老太爺臨終之時，他孤獨的躺在床上，身邊沒有一個理解自己的人，作為堅持著“四世同堂”美夢的夢想者，他無疑是孤獨的。“他看不見一張親切的笑臉……從沒有感覺像現在這樣的孤獨和失望……他又想、自己怎樣地創造了一個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業，又怎樣地用獨斷的手腕來處置和指揮一切，滿心以為可以使這個家底一天一天地興盛發達下去?？墒撬呐s只造成了今天他自己的孤獨，今天他要用他的最后的掙扎來維持這個局面，也不可能了?！盵5](P280)最后帶著眾人的不解，他凄涼地走完了一生?！鞍笥谛乃馈?，最信任的克定給了他當頭棒喝，一生最大的理想直到生命的盡頭都無法實現，他仿佛可以看到高公館最終的結局?！澳銈円煤米x書……要……揚名顯親啊”，臨死前的最后遺言仍然將家族利益牽掛于心，可以說，高老太爺本身也是個悲情角色。

高老爺的悲劇也許與時代的發展不無關系。在民國時期，政治制度的改良以及文明思潮的涌入開始不斷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前堅信的家族統一理想逐漸被瓦解，商業文明的發展，以及家庭管制的相對松散都讓高公館中成員的個人意志開始滋長。在當時商業經濟發展如火如荼，尤其是在現代城市中，開辟了多元化的生產方式。而根據當時社會奉行的民律草案，家長可允許子女自謀職業，也給予了公館各房自由謀業的渠道和保證。此外，公館與以往的古代府宅相比，居住結構相對單一，主要是血緣聚居，遠房旁支較少，每房每戶幾乎有自己的財政自理權，經濟相對獨立，繼而有一定的自主裁斷權。這些因素幾乎都對家族的統一理想產生動搖，故而在民國時期的公館中“父系大家庭”已并非他們遵循的唯一“社會理想”。[8](P680)不僅是高老太爺，全書的所有人的命運設置大抵如此。巴金曾經在青年時期被樊塞蒂的一句話深深地震撼過：“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而他的《家》幾乎也按照這樣的順序展開。小說的前六章，幾乎沒有實質的情節進展，更像是每個人的傳記說明，訴說著每個人的精彩幻夢。高老太爺的住宅長久之夢，覺新和琴的求學之夢，覺民與覺慧的志趣發展之夢，鳴鳳的面包物質之夢等等。到了第七章開始，小說的主要情節才開始上演，而這一個個幻夢也接連被現實拍碎、打破。每個人均成了孤獨的夢想者，悲劇的承擔者?！凹拍?，無盡的寂寞”，公館中成員們均被空虛吞噬，在自我前行的路上踽踽獨行，無人理解與認同，這恰恰是他們最大的悲哀，而悲情之后也恰恰反映出高公館中話語溝通的阻滯。

公館的住宅區是人際交往的試煉場，在此環境中人具有極強的“參與性”。《華沙宣言》中表示：“人類居住建筑的設計應提供這樣一個生活環境，既能保持個人、家庭、社會的特點，有足夠的手段保持互相不受干擾，又能進行面對面的交往。”[9]換句話說，住宅區既是個人私密的生命空間，又是家庭輿論的“公共空間”。維納也曾說過：“任何組織之所以能夠保持自己的內部穩定性,是由于它具有獲得、使用、保持和傳播信息的方法?！盵10](P160)可是高公館中住宅區功能并沒有得到實際運用，在這片環境中處處表現著“話語信息的荒漠化”。這種無法遏制的“孤獨”是造成公館悲劇的真實原因，并動搖著這座古舊公館的根基。

在偌大的高公館中，兄弟家屬群居，各成員的信息獲取源頭并不統一。由于處于社會變革轉型時期，大量的信息撲面而來，種類繁多，新舊糾纏，爭論不休。而作為社會最基本單位的人，受到其所處經濟、政治地位、工作環境、教育環境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其接受信息的內容和程度也會出現差異，溝通的話語也會發生斷裂，無法產生“共鳴”。這并不是家族親緣“代際遞減”造成的，更多受信息獲取渠道的影響。在高公館中，家庭成員大體可分三層：一順應而變派，代表人物高老太爺、克安、克定等，他們大多根據時代順其自然發生改變，但仍然寄生在過去的生活方式中，思想方式相對守舊，大多以享樂者的姿態出現。對于他們而言，信息來源主要是舊有的理論教育；二衛道講法派，主要為克明、覺新?？嗣髁魧W日本，而后回歸省城，并在成都市內經營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結交的是陳克家一類的貪圖酒色之徒。至于覺新雖早年讀現代學校，也讀先進文章，但被公館生活所累，處處被爺爺教訓，叔叔教育。這些人信息來源有新有舊，獲取渠道較為復雜；三以覺民、覺慧、琴為代表的青年們。這些年輕人就讀于現代學校，平時書讀《新青年》、《新潮》，接受先進文明與理論，本質上已與上述兩類人群區別。信息源頭的不一致，根本上已將三類人劃清了界限，造成了話語交流的斷層，沒有共同語言作為基礎的溝通極為生澀和敷衍。覺慧參加學生運動的事情暴露后，高老太爺將覺慧叫到屋內，嚴厲批評教育，言語間幾次提到覺慧“胡鬧”，到頭來把小命鬧掉，最為關心的還是覺慧的安全。而覺慧顯然無法理解爺爺的“良苦用心”，他執著在意的是我們無緣無故挨打，當然不能隨便了結，他要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兩種語言激烈地沖擊著，都有自己的合理出發點，最后高老太爺只能氣憤地猛烈咳嗽著，去將覺新與克明喊來。覺慧知道他們祖孫兩代人是“永遠不能夠互相了解的”，他不明白“這個瘦長的身體里面究竟藏著什么東西”，[5](p55)使得他們的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子，而像兩個敵人。話語信息交流的冰凍，僵死了原本血濃于水的親情。這樣的問題同樣也存在于覺慧和鳴鳳之間。覺慧秉持著人的思想永遠得不到鳴鳳的響應和回答，“奴性在心”的鳴鳳只是寄希望于作為丫頭服侍覺慧。覺慧與鳴鳳秉持著兩套話語體系，對話充其量只是簡單的問答，話語內容中不包括任何信息置換與精神交流。覺慧愛著的是想象中的鳴鳳，每每想到戀人都首先浮現出鳴鳳那青春的面龐與帶笑的容顏，更多地從視覺上貪戀著鳴鳳?！扒僬媛斆?！……真勇敢！……她真好！”而覺民對琴的評價則叩問女性的性格與精神內涵，這不是幾次見面就可以看破的，琴和覺民的精神對話激活了他們各自的“心理空間”。

不僅是信息獲取源頭的問題，高公館內溝通機制的不通暢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理解的喪失。高公館中并沒有固定的家庭交流形式，甚至連各房各戶會面的機會都不常見。過年時分的幾次相聚顯得彌足珍貴，總體基調也偏向于歡樂?？墒浅酥?，家族碰面機會少之又少，溝通的渠道不通暢直接阻礙了信息的傳遞。覺民、覺慧獲得的新知根本沒有機會灌輸于公館中的其他人；高老太爺的專制決斷幾乎總是一句話命令，根本沒有闡釋空間；即使是叔叔們的耳提面命也少的可憐，僅有的幾次也是左耳朵進右耳多出。甚至在同類人群中，這種現象也較為多見。“覺民雖然和覺慧同住在一個房間里面”，但是有段時間覺民一直忙著自己的事情。“在家的時候他也很少留在房里，整天帶著書到花園里面去讀”，[5](P71)二者見面詳聊的時間也少得可憐。而覺慧對自己真實戀情的隱瞞，也最終促成了他愛情上的單槍匹馬以及之后的種種悲劇。所以高公館上上下下幾乎不存在信息交換，更遑論處理和消化、吸收交換后的信息。可以說，不同的信息所有者之間形成無數條不相交的平行線。

無法交流的自是牛頭不對馬嘴，而能夠溝通的在交流的途中也存在著信息被置換的問題。在高公館眾成員溝通的過程中，信息持有者所傳播的話語被信息接受者以自我的理解加以反駁，形成不同層面的交流爭吵，造成溝通障礙，往往對話無疾而終。在小說第十二章，覺民與覺慧來實業公司尋找覺新，覺慧高聲朗誦《前夜》，并詛咒著覺新與覺民的“矛盾”，覺民溫和地辯駁，他有理有據，找出雜志上的一段話有力還擊，告訴覺慧他同樣也是矛盾的，在這個時代下這樣的家庭有其生存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之后覺慧質問覺新為何不敢聽他爭取幸福的話語，覺新聲淚俱下地梳理了自己的境況，并從親情出發為自己辯護。其語言的重點落在“只要使弟妹們長大，好好地做人，替爹媽爭口氣，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實現了?！盵5](P84)實際上，覺新并沒有正面應答覺慧的提問，他和覺慧討論的其實是兩個問題。一個觸及到人類的生存底線，而另一個旨在挖掘過去的墳墓，從來不敢直面現實的“真刀真槍”。這樣的對話在文中數見不鮮，傳遞過程中的話語概念被偷偷置換和篡改，使得許多爭論往往無法推動，成為無解之爭。

文中梅想要是當初母親知道她的心事，現在她也不會落在這種凄涼、孤寂的境地里面，如同梅一樣，若是公館中的話語交流能夠正常進行，相互理解、包容，高公館的許多慘劇是可避免的。由于溝通對話的凝滯，造成住宅區的“公共輿論”僅剩下家長里短、冷嘲熱諷的“殘渣”。人人均被寂寞壓倒了，親情也在無效的話語信息面前流散殆盡。我們都知道，“話語的外部情狀是人的認知狀態或社會心理記憶的外部表現形式”，[11]話語表達受到心理空間、信仰空間的支配。事實上，巴金曾說“生活是一場搏斗”[12]（P765），“話語場域”的權力角逐更像是一場“信仰空間”的博弈與篩選。在小說的前幾章作者極盡筆墨描寫無數的理想，而后隨著主要情節的展開，覺慧和鳴鳳的愛情悲劇使得鳴鳳的幻想破滅；覺新承擔家業，婚姻自主權被剝奪，被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箭所折磨，一步步將他逼向深淵；而最后覺民的逃婚、高克定的事情暴露又再一次索要了堅持“家本位”理念的高老太爺的生命。巴金用著懷疑的眼光審查著一切，用事實說話，摒棄了諸多“雜念”。一次次的慘劇鑄就了覺民和覺慧這樣兩個不同于“賈寶玉”、“吳蓀甫”的極富特色的血肉人物，挑選、沉淀下他們的“社會想象”。他們由相互隱瞞到推心置腹，互相理解，“在這個廣大的世界里兩顆孤寂的心”互相取暖。最終，覺民與琴一起滯留公館，去花園中尋求心靈的安逸，而覺慧則憤然離家，奔赴他沉醉的“群”的生活。

三、寬和的社會想象

巴金曾說小說中的高公館住宅區是有“老家”的原型依據，唯有“花園是出于自己的編造和想象”。[13]（P24）在高公館中，供人居住的屋舍充滿了爾虞我詐的“家庭政治”，而花園中“到處都是綠色的草和紅白色的花。到處都顯露著生機。滿院子都披著黃昏的面紗，更加上一層神秘的顏色?！盵5]（P151）那是青年們歡樂玩鬧的地方，容納了青年們真摯的愛情和親情，宛若充滿青春力量的“大觀園”。覺民在這里找到了安慰，而覺慧則慢慢沉醉于公園、茶館等同學集會所帶來的快感，“逐漸地走進新的園地”，與覺民“中間也有了顯著的距離”，[5](P82)走向了象征著民主、自由無血緣關系和生產關系牽絆的另一“共同體”中。

山口守教授曾經談到“如同棄家出走的《家》的主人公覺慧一樣, 作為下一個課題, 巴金有必要思考離家出走后的個人在共同體中如何生存”。[14]對待這個問題，巴金并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他一直想要創作的覺慧“群”的生活幾經夭折，終究未能寫出，反而是繼續在“公館”題材下做文章，《春》、《秋》的相繼出版給了《激流三部曲》一個明確的結局。而到了抗戰時期，在一片“為抗戰服務”的主流時代寫作下，他又一次“逃避”主流寫作轉而寫出《憩園》、《寒夜》等“無群體意識”的家庭小說。在《憩園》中巴金依然是選擇“公館”作為大家族的居住空間。而和《家》對照而看，我們不難發現巴金對公館中的“花園”情有獨鐘。

無獨有偶，不僅在《家》中“花園”與居住區形成兩個世界，承載了美麗的幻夢，洋溢著青春氣息，同樣在《憩園》中“花園”也是燦若珍寶。小說家“黎先生”來憩園寄住，言談舉止間難忘的也是他家原來的大花園，偌大的公館中僅有花園是他回憶美好的“標本”；“爹愛花，爹總是忘不掉我們的花園”，[15](P206)楊老三在歷經了幾許沉浮之后念念不忘的也是楊公館中的花園，以及花園中那兩株茶花；在姚公館中女主人萬昭華漂亮大度，寬和包容，與男主人不同的是，她是現在公館中唯一愛著花園的人?！盎▓@”的出現不僅連接了文本中楊、姚兩個家庭，串聯了《憩園》的主要故事，同樣也將《憩園》和《家》這兩個創作于不同時期的小說文本有效對接。

雨果曾指出“在人與動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關系中，存在著一種完整而偉大的倫理，在這種倫理雖然尚未被發現，但它終究會被人們所認識，并成為人類倫理的延伸和補充” 。[16]（P46）在《家》中覺民的逃避場所永遠是生機盎然的花園。他習慣于在花園中唱著歌來調節情緒，與琴戀愛之后回到高公館中總是一頭扎進花園里面讀書，甚至最后在逃婚時的回信中依然寫到“我在想家里的花園，想從前的游伴，我在想兒時的光陰”。[5]（P257）人類既然棲身于文化共同體中，也棲身于自然共同體中，因此，倫理學的一個未完成的主要議題，就是我們對大自然的責任。[17](P2-4)融合在自然里的覺民所體會到的并不是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更像是一種原始的回歸?；貧w到最初的文明時刻，作為一個“自然的愛子”，完成對“自然的責任”，暢想著美好的生活，感悟、體驗、探索著人生，并營造著“人與人的關系文明”。

“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愛著的孩子。那時候一所公館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愛一切的生物，我討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張臉上的眼淚，我愿意看見幸福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邊” 。[12](P92-93)這是巴金多次談到的一句話。而在高公館中去愛惜一切，揩干淚水的角色是寬厚的覺民，而非熱血的覺慧。事實上，學術界針對于覺民的研究相對較少，他的光芒幾乎被覺新、覺慧這兩位性格鮮明的兄弟所淹沒。許多研究者認為覺慧更像是巴金的化身，他勇于反抗，敢于離家，向不合理的制度做著嚴厲的控訴。在小說中，覺慧最為常見的表情為譏笑、嘲笑、譏諷，他的話語充滿戾氣，總能一陣見血地直逼人的內心深處，讓人的陰暗、痛苦、懦弱的面相無處躲藏。覺慧每次與大哥的對話，都能讓覺新淚流縱橫，舊傷未愈又添新傷；一次花園游湖，好好的歡樂場景，被覺慧的一句嘲諷破壞了氣氛，“你既然決不嫁人，那么為什么又讓五嬸給你纏足？”[5](P139)更讓淑貞想起她的小腳，那痛苦的象征，趴在琴身上痛哭不止。反觀覺民，他是溫和的，每每說話都給人一副寬和的樣子。親人的傷心他來安慰，悲痛的場景他來調劑，甚至覺慧的傷痛也是他來填補。這樣一個人并不是家中的“和事老”，他同樣也是一名青年，不是畸人，更不是愚人，只是他生性樂觀，會寬恕地對待每個人。

誠然，覺慧更具反抗力量，更悲憤，但這種憤怒更像是稍縱即逝的即時情緒，處于“潛意識的范疇”，當外界有刺激之時，不由自主地產生的“本能反應”，從“刺激到爆發幾乎間不容發，知覺的評估也在瞬間完成”，[18](P44-45)缺乏思考的力度。相比之下，覺民則更為持久，“懂的生活”的覺民更能守住這個家，為這個家庭帶來實質的革新氣象。柏拉圖在《理想國》和《費德羅篇》中做過精巧的比喻，他把靈魂比成兩匹小馬，一匹馬活潑而溫順，即為精神，另一匹狂暴而難以制服，即為欲望。兩匹馬被馬轍約束在一起，由駕馭（即理智）驅趕。顯然，在理智的驅趕下，覺慧和覺民是巴金的兩個靈魂。覺慧更像是狂暴難以控制的“野獸”，渴望“爬起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他叫囂，反抗，言辭犀利，極盡嘲諷，力求反抗的速度和力度而犧牲了準確度，故而在《憩園》中成為了“矛盾審判者”的形象；而覺民則作為“精神靈魂”的象征，更符合巴金的生活狀態和人生理念：在海納百川的寬恕和包容下“自由而矛盾、閑適而痛苦”[19](P588)地生活著。

花園和覺民的形象是對等的。花園充滿了包容性，它容納了公館日常政治的勾心斗角，也為這座屋舍叢林帶來了幾縷自然的清新之氣，甚至它挽救了一個個“瀕臨滅亡”的人的生命，告知了他們“自由的意義”?！都摇分杏X民在花園中對覺慧的肺腑之言觸動了覺慧，并激發了他沖出樊籠的決心，他第一次產生“我對這種生活根本就厭倦了”[5](P216)的想法；《春》中淑英與覺民、琴等在花園的幾次詳談更是救贖了她的靈魂，給了她重獲新生的自由。直到《憩園》中花園更是告慰了楊老三的念想，撫慰了萬昭華孤寂的靈魂，甚至影響了小說家“黎先生”的寫作。可以說，公館中的花園是巴金“精神靈魂”的預示，是愛和理想的化身。

事實上，花園不僅象征著巴金的精神欲求，更勾勒出巴金文學想象的圖景。不止一次陷入群體生活“寫作困頓”的巴金，雖然讓覺慧在共同體生活中構想出社會美好的面目，可是終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寫作進展。反而是一次次的回歸家庭，通過公館描繪出一幅幅社會風俗畫?！拔沂菑奶剿魅松霭l走上文學道路”巴金在《文學生活五十年》中如是說。借鑒藍棣之教授癥候式分析解讀文本的方法，我們不難發現在巴金的身上，顯性地張揚著一顆燃燒的心和永不停止的創作熱情，他叫嚷著，要“更有勇氣來宣告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要向一個垂死的制度”[12](P773)發出他強有力的控訴，反抗一切束縛個人意志的道德專制。而在這樣奔騰不息的激流下面，也若隱若現隱藏著巴金的專注構思。也許年輕的巴金并未察覺到自己的真實意圖，而這樣的信息卻無意識地流淌在巴金的文學血液之中，直到后期的創作才逐漸有意識地回歸并延續。那是一種自覺的個人理想宿求的表達，是對人體生存際遇的反思和體驗，是對人際關系，人類相處模式的重新考量和盼望，是對潛伏在時代意識、社會意識的底里的無意識心理的把握。

巴金借公館模擬出人類社會復雜的關系網，試圖解決著家庭的潛在問題，并透過文學虛構的“花園”傳遞出他對于自由、包容、博愛的社會想象，寄予他理想化的社會關系。“眼見他樓塌了，眼看他大廈傾”，公館總有覆滅的一天，家庭總有破敗的時候?！罢l見過保持到百年、幾百年的私人財產！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來極其渺茫、極空虛的東西——理想同信仰”。[15](P259)在這流逝的時光中，心靈的花園卻總是萬紫千紅，毅然矗立。那是自然人對愛的向往，是平和、寬恕的人際關系，是人類萬古不變的精神遺產。

注釋：

[1]金炳華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具體內容為：地主階級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階級。

[2] 毛亨.毛詩注疏.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C].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3]復生.《談公館》[J].十日談，1934(43)。

[4] 柳浪. “家”與“公館” [J].大聲，1947（7）。

[5]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6] 王無為.《成都的文化運動》[J].《新人》，1920（5）。

[7] 李哲.《從政治宣泄到文學敘事——論<家>之于巴金創作轉型的特殊意義》[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8）。

[8] 鄭全紅.《中國家庭史·第五卷民國時期》[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

[9] 國際建筑師聯合會第十四屆世界會議建筑師.《華沙宣言》[J]，1981。

[10] [美]諾伯特?維納著，郝季仁譯.控制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 年。

[11]熊學亮.信仰空間的話語功能[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3（2）。

[12] 巴金.《巴金選集10》[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3] 巴金.我的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4] 山口守.巴金——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世紀守望[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2）。

[15] 巴金.憩園[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16] 雷毅.生態倫理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7] [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著，楊通進譯.環境倫理學·前言[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8] 孫科炎.情緒心理學[M].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19] 巴金.巴金七十年文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轉載自“現當代文學通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