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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時代，中西文明以更為緊迫的姿態將相互間的理解提上議事日程，文明將因對話而更加精彩。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中西關系與文明對話”系列，邀請校內外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視角闡釋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顧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討不同文明彼此溝通、相互體認的可能途徑。以下是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段懷清教授的文章，原題為《辜鴻銘：清末“西學東漸”的“逆行者”？》。

——編者按

辜鴻銘

一

1883年，辜鴻銘（1857-1928）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中國學》一文。這也是辜鴻銘第一次公開發表有影響力的文章，是年他28歲，正近而立之年。

《中國學》一文的意義，并不完全在學術上或學術批評上，還有其他幾點同樣引人注目。其一是辜鴻銘以對西方漢學家尤其是19世紀歐洲漢學的批評，開始了自己作為一個批評家的寫作生涯；其二是他在該文中提到了數量驚人的西方漢學家的名字，無論是否通讀過這些漢學家的著述，僅從那些評論文字中的只言片語式的點評，已多少顯示出辜鴻銘當時的知識結構和學術信息儲備的別具一格、非同凡響；其三是《中國學》一文發表在英文報紙上，也就是說，辜鴻銘當時很清楚他文章的讀者并不是中國人，而是在華西人，甚至那些寬泛意義上關注中國問題的西方讀者；其四是《中國學》一文是用西方語言而非漢語中文所撰寫的。如果從接受教育的角度講，英文倒更像是辜鴻銘的“母語”，而“中文”則是辜鴻銘差不多在而立之年后才真正開啟學習并試圖掌握的一門書寫語言。

1885年，亦就是《中國學》發表一年后，辜鴻銘受招進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出任督衙洋文案，“凡外交之事，資君贊畫者居多”。后張之洞遷督湖廣，辜鴻銘追隨其后，并正式拉開了他協助前者推進洋務運動、自強救國的事業序幕。

如果統觀辜鴻銘一生，會發現發表《中國學》和入幕張之洞督衙，分別開啟亦各自代表著其一生事業的兩條主線：西方批判和推動洋務——這本身看起來亦就生發出足夠的內在張力。在這兩條主線上，辜鴻銘的努力，又屢屢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議或誤解。有人認為辜鴻銘的西方批判就是為批判而批判，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而在推動洋務方面，其實辜鴻銘不僅對張之洞推動洋務運動是有一定保留的，甚至對晚清整個“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他也一直保留有自己的立場及主張，這一點從他1920年在德國結集出版的《吶喊》一著中可見一斑。

換言之，盡管從1880年代一直到其暮年，辜鴻銘最主要的事業就是上述二途：著述與洋務，但他的著述并非是向中國輸入并倡導“西學”；而在推動洋務方面，他又對洋務背后的西方世界，抱持著獨樹一幟的個人立場和觀點主張。對于辜鴻銘的上述立場及言論主張，敬佩肯定者，多見其批評西方的一面，未見其自我矛盾的一面；而反感攻訐者，則多見其自我矛盾之處，而往往忽略了辜鴻銘試圖超越中、西方在彼此認知方面的時代局限，在更高的文化及文明批判層面對于人類命運及文明未來的持續關注和深沉憂慮。

辜鴻銘翻譯的《論語》

事實上，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遜位以及后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作為言說者、著述者的辜鴻銘均產生了極大觸動，而作為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成就，就是他所翻譯的《論語》、《大學》和《中庸》這三部儒家經典。有意思的是，辜鴻銘《論語》英譯本的副標題，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注釋的一種新的特別翻譯”。

這一副標題，應該可以作為辜鴻銘向西方翻譯傳播儒家經典、闡發中國人的精神乃至中華文化核心要義的一個重要注解，但這一點又往往被辜鴻銘的中外讀者甚至研究者所忽略。其實，辜鴻銘的西方觀，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反西方，更不是所謂的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僅僅站在維護中國的立場上為中國及傳統文化辯護。細讀辜鴻銘的著述，就會發現他的閱讀書單或文章著述中所提到的人名，并非只有被批判者這一系列，也有被他肯定、贊頌和闡釋的這一系列，而且在后一系列中，并非只有中國傳統儒家的圣賢哲人，也并非只有他所高度肯定的作為中華古典文化和文明代表體現的所謂“良治”與“良民”，還有從古希臘的哲學家一直到歌德、卡萊爾、阿諾德、愛默生等一長串西方人的名字。從這些名字中，我們應該能夠體會到辜鴻銘的中西文化與文明批判的“超越性”，亦或者試圖在中西文化與文明的更高層面，搭建起嚴肅認真對話與交流的思想努力。其實在這一方面，辜鴻銘無疑是晚清以來本土知識分子中最早意識到中西之間需要真誠而理性的文化與文明對話，而且也必須切實予以踐行且中外聞名的批評家之一。

如果不僅將辜鴻銘置于晚清“西學東漸”與“洋務運動”這一歷史語境中來考察，也不僅置于中國的思想、文化乃至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這一持續至今的時代語境來考察，還從中西文化與文明對話或者現代化與全球化這一更為宏闊的思想與實踐語境來考察，辜鴻銘的文化身份及意義，應該就不只是一個晚清“西學東漸”的批評者或“逆行者”，一個中國立場與中華文化及文明精神的辯護者，還是甚至更是一個一直在試圖超越中西文化與文明之人為藩籬界域、試圖重建現代社會的公共價值與普世理想之宏大愿景的重要參與者，所不同的是，辜鴻銘將他所理解并認同的中華文化的經典與精髓，嚴肅莊重而且堅定積極地推介給了這一場注定不會一蹴而就的世界性的文化與文明對話。

二

1916年，亦就是通常意義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辜鴻銘60壽誕。當年曾同在張之洞幕府擔任過文案的汪鳳瀛（1854-1925），專門為此撰寫《辜鴻銘先生六十壽序》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這樣描述辜鴻銘的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

君自髫齡即負笈重瀛，遍歷英法德諸國，先后卒業于其國之大學，卓然為歐洲文學之冠。凡各國政治宗教得失之故，與夫名物象數之賾，旁及工程制造之事，莫不精研探討，洞徹其始終原委而得其要領焉。學成歸國，懼貽夫數典忘祖之譏，益動其好古敏求之念，于是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深思力索，務求其義之所歸，博考旁稽，必識其事之所系。于歷代之朝章國故，靡不討論研究，而知其興衰治亂之由；于群經之大義微言，尤能融會貫通，而不涉破碎支離之病。它若諸子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道經釋典之類，罔弗博涉多通，而尤于名儒語錄先正格言，深嗜篤好，以為率循之準。

這是一個在1870-190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極為罕見的知識、學術與思想個案。眾所周知，晚清中國于1860年代先后在北京、上海及廣州創辦了旨在向中國學子教授外國語言的新式學堂，即同文館與廣方言館，而此時科舉考試制度依然是作為評估教育水準及人才選拔標準的國家制度及仕途正道。盡管這些外國語學校的創辦，只是為了盡快養成并解決在翻譯及制造方面所亟需的洋務人才，卻也推動了晚清“西學東漸”和“洋務運動”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性改革。而汪鳳瀛的兄長汪鳳藻，就曾在上海廣方言館學習外國語言，而當時主持上海廣方言館的西方總教習，就是美國來華傳教士林樂知。

1870年代，清政府又先后分四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由此拉開了一直延續至今的出國留學大潮的序幕。不過，如果就知識結構以及思想格局而言，當時留學生中鮮有可與辜鴻銘比肩者——辜鴻銘不僅在1870年代即獲得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碩士，對于西方古典學包括古典語言與古典文學，有著他的那個時代中國本土士子學人絕對鮮能企及比肩的知識與學術修養，同時他還曾游學法德，對于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文明，亦曾深有涉及。而回國之后對于中國古典文化與文明的“好古敏求”及“博涉多通”，不僅讓辜鴻銘在古典與現代、人文與科技、西方與中國之間，均有了非同凡響的知識訓練與學術體驗，再加上長期在張之洞幕府的高層歷練，使得辜鴻銘在認識視野及思想境界方面，事實上成為了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最有可能在中西之間展開文化與文明對話的不二人選。

對此，辜鴻銘的同時代人中，即有對他在這方面的所學所為以及學術及思想操守給予過肯定評價：

吾國自前清同治中年，政府始有選派生徒出洋游學之舉，至光緒季而其風極盛。卒業而歸者，就中不乏通才碩彥，知名于時而求其持正不阿、不為利祿所誘，則皆視君有愧色焉。

自有清末造，西學盛行，出洋游學一途，爭視為終南捷徑，有官至尚書侍郎者。民國初建，留學生尤見重于時。上自內閣總理各長官，下逮群司百職，咸得當以效其用。以君之學之才而終不一遇，雖寂寂憔悴、窮居困頓，而曾不少悔焉。

這似乎是在為辜鴻銘不見用于時而抱屈，但更多則是對于辜鴻銘作為一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知識與思想氣節的認同敬佩。而對于辜鴻銘在向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推介闡釋儒家思想以及中華文化方面的積極貢獻甚至不二事功——“君又欲以孔子之道推行西國，因以英文譯《論語》《庸》《學》諸篇，遍布海外各國之學者，幾于家置一篇、人手一冊。則君之志雖不伸于中國而吾道精微，得漸被于泰西，君亦可以少慰已”——評論者因限于所學，只能作上述夸張之描述，未能真正深入其中并作詳盡闡述發明。

其實，早在辜鴻銘之前，曾襄佐林則徐幕府的嶺南士人梁廷枏（1796-1861），在其《海國四說》一著中，就曾提出西學既然可以入華，儒家學說何不能“西漸”的設想。時人對此亦多見其為中華文化辯護的一面，而鮮見他們對于中、西方文化與文明能夠展開真正平等、理性對話交流的期待，以及為此所曾經付諸的探索努力。

而隨著20世紀初期“西學東漸”的進一步擴大深入，尤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并成為時代之主流，辜鴻銘當年所發出的思想聲音，一方面近乎被完全淹沒，另一方面，似乎又不時地浮泛起一些隔代的回響余音。

三

紅紅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開放，

陽光照射下的叢林

一片美麗的橙黃。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靜靜地流向大海。

那靈魂的騷動純粹只是為了

自己能夠自由自在。

這是辜鴻銘在他的《總督衙門論文集》開篇扉頁上所附的一首詩的一、二小節，整首詩凡十節。這首悼亡之詩作，幾乎將辜鴻銘自己的人生及人格理想全部隱喻其中。“陽光照射下的叢林”，或可隱喻辜鴻銘自己的思想與精神世界，或可隱喻他所致力于弘揚的中華古典文化與道德文明，亦或可隱喻他所嘗試努力的引泉成流、終歸大海的跨文化、跨文明的對話交流這一理想事業。而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辜鴻銘的讀者，應該也都可以從這首詩中，讀到一個世紀之前的那個思想生命的精神世界里最高貴亦最溫暖明亮的那一部分。

1866年，英國思想家、批評家卡萊爾（1795-1881）在愛丁堡大學發表其受聘該校校長后的“就職演講”。7年之后，辜鴻銘注冊入學愛丁堡大學。盡管校長和學生顯然并沒有在校園中相遇，但校長對于這位來自于千萬里之外的東方學子，卻產生了終其一生的影響。

卡萊爾的就職演講中，提到了這些對于一個知識生命來說絕對不容回避的核心價值：責任、工作、藝術、英雄、歷史、忠誠、宗教、終生不倦地從書籍和生活中學習。而這些價值中的絕大部分，在辜鴻銘后來的人生中，都得到了強有力的回應。

1928年，辜鴻銘病逝。

在此前后，還有嚴復（1854-1921）、林紓（1852-1924）、王國維（1877-1927）、梁啟超（1873-1929）亦先后離開這個世界。清末民初積極參與并分別引導過“西學東漸”的一代學人，退出他們的歷史舞臺，魯迅、胡適等新一代學人，迅速取代或填補了因為他們的離去所留下的空白，并創造性地開拓出屬于一代新人的全新事業。而晚清所開啟的“西學東漸”這一歷史潮流，亦由此而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無論這是辜鴻銘曾經倡導過的，亦或者是他曾經憂慮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