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陰郁徘徊與喚醒交織的序曲中，定音鼓奏出歷史的沉重腳步。帷幕開啟，百姓激憤沉痛的訴說中，緩緩閃出一群覺悟了的新青年……由浙江演藝集團、浙江交響樂團等單位聯合制作演出的歌劇《紅船》將觀眾拉回20世紀初葉的紛亂中國，透過兩代人的時空對話，讓我們感受先驅者為中華崛起的苦斗求索、為民眾解放的時代抗爭，讓我們去思考更多的“為什么”，尤其是那一代人為什么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之路？中國為什么選擇了最初只有13名、平均年齡不到28歲一大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因著理想和愛，明知是萬丈深淵，明知是烈火熊熊，縱然赴死也一往無前。這種精神，是珍貴的無價之寶，也是歌劇《紅船》要著力刻畫的。

紅船是理想的載體、情感的載體，蘊聚后人對先驅者的追尋、敬仰和懷念。如何呈現“紅船”？如何藝術地書寫眾多早有定論的人物和他們的奮斗，避免形象概念固化帶來的刻板？如何讓一次會議轉化成舞臺富有行動的表演？尊重歷史基礎上的必要充分想象，是《紅船》這類作品必須正視的問題。以編劇王勇、作曲孟衛東、總導演黃定山、指揮王燕、設計周丹林等為核心的主創團隊，選取了“尊重但不拘泥”“當代但有溯源支撐”的藝術塑造途徑，擺脫了端著“高大上”架子的表演枷鎖。人物立得住且真實、鮮活、可感，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敢于放開表演，生動松弛。全劇準確抓住主人公們在青年運動風起云涌中勇立潮頭這個特定背景，強化藝術的時代真實，放大他們性格中的某一面，勇敢、從容、浪漫、寬厚、有愛、傲然、倔強、謹慎、沖動、書生氣……近20位早期共產黨人角色同臺，彰顯神采各具之美，實屬難得。正是有了這樣“活的”塑造鋪墊，當他們背后疊化出凝重的紀念碑浮雕時，厚重感和情感升華頓生，不由得珍存心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劇中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劉仁靜等形象的塑造。演員們的個性化演繹讓當下觀眾相信，正是有這樣一代人，有李大釗的知達沉穩、陳獨秀的敢為人先、毛澤東的才敏睿智……共產黨才能取得成功，新中國才能迎來曙光。

戲劇結構是歌劇《紅船》的又一成功要素。在總體線性大走向下，以青年運動溯源為動機，各種拆解、重建、回溯、平行等非線性手段并用，當代多維敘事組合帶來的意識流和主客觀映襯，生發受眾審美的立體思維別趣，有效避免單線表述可能帶來的單調空乏。五四運動、營救陳獨秀、驅張斗爭、傳播信仰、動員民眾，以及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志同情合、李大釗與陳獨秀的惺惺相惜、李達與王會悟的琴瑟和鳴等有機編入，剛柔并濟地擴充出不同層面的情感空間，為宏大與細膩點線的結合提供了可能。當然，這隨之帶來一個問題，如何梳理出更考究的邏輯接點和過程就顯得格外重要，需在文本和音樂（尤其是器樂）上有更多著力，使片段對位自然流暢，解決好情境切換的必要性和交互關系。

此外，劇中整體的緊張斗爭，不時夾入抒情或諧趣場面，給戲劇氛圍和變奏以有力支撐。李大釗送陳獨秀出城遠行，難民細妹子的哭訴痛陳，警察突然登船檢查時代表們或打牌或觀景吟詩的機智應變，南湖上飄搖的漁歌，毛澤東與楊開慧湘江邊的繾綣惜別等，交融透射出革命之艱險、人物的智慧活力和多重情感。特別是“我有一個夢”“輕聲的呼喚”等段落，各種舞臺手段合力將理想抱負化作詩情畫意，令人動容地推出情感高潮。

作曲家孟衛東的音樂澎湃激蕩，敏銳明確地找到了行進式作為基本節奏發展。無論是表現舊中國的苦難陰霾、沉重腳步中誕生出亟盼新生的主題，還是矛盾回旋的劇烈抗爭、對話中的步步遞進、希望萌芽的隱隱生機，音樂動力彰顯歷史潮流的不可阻擋。同時，語匯準確洗練，傳統技法化繁為簡，易被當代觀眾喜聞樂見。

近年來我國歌劇創作較為強調音樂的民族化，無疑是正確的，但從全面發展的角度說，與世界歌劇普遍概念的融合也需要探究并加以實踐，多元化一直是中國歌劇未曾放棄的追求。《紅船》的音樂創作在這點上有益而成功，宣敘、詠敘、詠嘆的運用，與語言的詞韻結合流暢上口，少有生硬感。題材無法回避的概念性文本詞匯，能通過音樂的秀潤解決而清順，下了一番功夫。江南、湖南和北方小調、民歌，在整體編配中有動機地引入融匯，又在需要華彩時脫穎而出，點亮情境和人物特性。在今后的打磨提高中，期待器樂空間上再多些拓展，尤其是人物、情境的延伸和某些結構上的不同銜接。器樂情思的抒發，既豐富音樂創作的維度和層面，也將給二度呈現提供更寫意更富想象的可能。

總導演黃定山對該劇投入了極大的創作激情，綜合運用各種技術手段實現對信仰的崇高禮贊。除主要人物的成功塑造和節奏張弛得當外，既突出角色個性又和群體融合度極高，充分挖掘音樂織體多元素的表演和視覺意義，大場景的調度，也都是歌劇《紅船》鮮明的特征。同時，導演又能牢牢抓住每一刻的細膩抒情，追求舞臺形象與觀眾間的情感交互沁潤。這是黃定山一貫的風格優長，為紅色題材深入喚起大眾心靈共鳴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范例。

舞臺上，在景片的分化間隔下，閃現各地青年運動的風起云涌，運動中走出的代表人物，凸顯歷史大浪淘沙，隱喻共產黨人被歷史、被人民所選擇的必然。五四運動一場，“拒馬”道具的流轉與舞蹈結合，瞬時把抗爭場面舞臺化，既體現緊張險峻復雜多變的斗爭形勢，又十分立體地讓群演的空間縱橫擴充，適時亮出主要角色，敢為人先的領袖作用不言自明。快速的推移調度，極其有效地推進調劑劇情節奏，舞臺語匯強化了斗爭力量的可視度，當代感與青春活力十足。

當代劇場的自由自如，也是舞臺美術的成功。劇中，舞美更多主動進入了戲劇的表達，最大化地調動觀眾視覺去聚焦戲劇矛盾。舞美設計周丹林以多變的曲線軌道和吊拉運行的景片，與劇情結構、音樂和導演風格相助相成。紅船是全劇的重要存在和支點依托，舞美思維匠心巧具，推進中從未完整出現紅船全貌，直至全劇終了前，才通過影像緩緩駛出。各場景中，它或是船頭或是內艙，時而一側時而居中，位置的變化與劇情推進緊密聯結，尤其是借用局部特寫手法，合理放大表演空間，突出了表演焦點，避開了一艘船舞臺如何寫實調度的難題。燈光的黑白基調，服裝的懷舊質感，也都是舞美亮點。作為有生命動力的表達，與景物虛實結合，視頻語匯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充分戲劇化，若不過于飽滿，適度控制可能更完美。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藝術為載體，更易感人心攝魂魄。歌劇《紅船》緬懷先輩，歌頌崇高，試演階段交上了令人滿意的答卷。期待接下來能有進一步的挖掘和提升：強化人物語言的個性修為和詩意，如此可以更真實深入、更藝術地升華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形象；會議上的求同存異可再適度打開，既強化戲劇矛盾，也更能體現先驅們的胸懷與和衷共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