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0年到2013年間，兼具新聞工作者和詩人雙重身份的阿克鳩射，曾一路攀爬藤梯，探訪涼山昭覺大山深處的“懸崖村”，收集了大量的圖片和文字材料，寫成了8萬余字的報道《探尋昭覺古里拉達秘境》。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作為本地人，又對“懸崖村”進行了一系列的深度跟蹤調研采訪，展示這一生活在云端的村落的驚人變遷。2019年，其長篇報告文學《懸崖村》出版發行。2020年，此書作為彝族文學作品入選并最終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在中國文壇，和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獎項并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是中國作協主辦的國家級文學獎項之一。本年度包括《懸崖村》在內的25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和5個少數民族語言譯者獲此殊榮。

新世紀以來，駿馬獎共完成了從第七屆到第十二屆的評獎歷程。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與其說《懸崖村》是一部報告文學，不如稱其為非虛構和民族志寫作。阿克鳩射是涼山彝族雙語作家、詩人，他所創作的作品不僅運用了現代文學的形式，立足當下，還汲取了十分豐富的彝族民間民俗資源。這樣的創作歷程恰恰折射出駿馬獎及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多民族”與“多元共生”的特性。

縱觀本屆駿馬獎的獲獎篇目，體現了新時代少數民族作家對于文學生活不同維度的書寫和想象。歷史敘事一貫是少數民族文學重要的創作維度之一，馮良的《西南邊》展示出了中國西南彝族地區的歷史變遷，尤其是對半個世紀前涼山彝族社會轉型時期多民族交往交融的日常經驗和戰地生活做出了生動的描繪；海倫納的《青色蒙古》以蒙古族一家人的故事為主線，勾勒出了科爾沁草原百年來的生活圖景；梅卓的《神授·魔嶺記》則指向了更為久遠的族群歷史，將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元素化為長篇小說寫作，講述了藏族少年阿旺羅羅歷經各種磨難與修煉后成長為神授藝人的故事。

另一部分作品則體現了少數民族作家們立足當下，根植地方性知識，對本族群生活變遷的關注。比如瑤族作家紅日的《駐村筆記》，就講述了近年來在精準扶貧背景下，河城縣天馬鄉貧困村紅山村是如何在多方努力之下改善民眾生活的故事；《懸崖村》如前文所述，也是講述了政府和民間如何齊心協力改造懸崖村民生條件的事情；仡佬族作家王華的《海雀，海雀》同樣講述了一個村莊的基層管理者是如何和村民共同努力，實現退耕還林、共同富裕的生動故事。畬族作家朝顏的長篇紀實散文集《陪審員手記》立足于法院等特殊社會空間，以陪審員的視角觀察當下社會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蘿的《檐上的月亮》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輯錄了一系列極具地方性知識的散文。而本年度駿馬獎獲獎的詩歌作品則延續了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詩歌的抒情傳統，呈現了白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等多個民族豐富多樣的日常經驗。

回望新世紀以來的若干屆駿馬獎，體現出了文學獎項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推動作用。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學》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提到“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形式相結合，各民族相互交換經驗，以促進新中國的多方面發展”，自此，政府開始大力培養少數民族作家，并且從期刊編選、文學評獎等諸多方面大力推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發展。

回顧駿馬獎的歷史源流，這一獎項不僅是民族文藝制度層面的創新，還曾經有著一些變更。提議之初，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作家協會在1980年9月2日發出關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的聯合通知，要求從1949年10月1日至1980年底的文學作品中評選出質量較高的獲獎作品，然而由于時間跨度太大，無法順利實施，根據征集意見，改為了將1976到1980年間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定為評選范圍。此后獎項幾經變遷：除了“文學創作獎”外，1986年8月，國家民委、文化部、中國文聯和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聯合舉辦了駿馬獎（首屆全國少數民族題材電視劇電視藝術獎項），評獎的種類分電視藝術片、電視劇、團結獎，時任國家副主席烏蘭夫親筆題字駿馬獎。

由于國家民委參與和主辦了同屬于少數民族文藝范疇的這一駿馬獎和“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因此后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啟用駿馬獎這一名稱。自1999年以來，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正式更名為“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05年，第八屆評獎時進一步更名為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并一直沿用至今。2002年第七屆駿馬獎的獲獎者們，早已活躍在主流漢語文壇，比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仡佬族作家鬼子等等，而2020年的第十二屆獲獎者，大部分是近年來活躍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領域的中青年作家和譯者們。

新世紀以來，駿馬獎評選以文學作品評獎的方式全新呈現，恰恰也與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新風貌相呼應，大大推動和激勵了優秀文學作品的生產。比如，在第八屆駿馬獎中，彝族母語作家賈瓦盤加的彝文作品《火魂》，是規范彝文推廣以來彝族第一部母語長篇小說，堪稱彝族雙語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作品之一；另外，此屆駿馬獎中的理論評論獲獎作品中，回族學者李鴻然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是當下中國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研究中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在第九屆駿馬獎中，同樣出現了壯文、景頗文為創作語言的文學作品，文學獎項對中國少數民族雙語創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保護和傳承也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第十屆駿馬獎中，多民族的主題十分突出，無論是達真的歷史小說《康巴》，還是亞生江·沙地克的維吾爾文小說《諸王傳》，都體現了族群歷史的多樣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實族群經驗，而此屆獲獎的報告文學中，更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鐘日勝的《非洲小城的中國醫生》講述了中國援非醫療隊為促進非洲衛生事業的發展所做出的努力；而愛新覺羅·蔚然的《糧民——中國農村會消失嗎？》則立足于公益行動，對中國糧食產業與民生做出深入的思考；鷹薩·羅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描寫了藏族漢族學生的交往以及藏族學生通往城市的求學之路。 第十一屆駿馬獎依然呈現了少數民族文學“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藏族作家降邊嘉措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和苗族作家龍寧英的《逐夢——湘西扶貧紀事》、白族詩人何永飛的《茶馬古道記》都在展示本族群社會歷史變遷的同時，開放式地呈現不同文化的族際書寫……

由此可見，新世紀以來，駿馬獎與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生產密不可分，其中體現了文化多樣性和豐富的時代特征。駿馬獎的評選在語言和文學方面并重，不僅對文學生產起到推進作用，還對文化多樣性、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傳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激勵作用，從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文學層面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