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學巨匠—— 畢亮:我在邊疆駐村,我在讀汪曾祺
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剛推出時,我被派往漢賓鄉英買里村駐村。在此之前,我剛收到在魯迅文學院讀書時的同學給我寄贈的一套全集,“都是汪迷,何必客氣……”
于是,這套書和汪先生的《文與畫》等幾本選集,就隨著被褥等行李一起來到了村里。
村子位于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伊寧市。汪曾祺曾來過這里,時間在1982年夏秋之際。當時,汪曾祺、林斤瀾、鄧友梅三位老友在《北京文學》編輯李志的陪同下有了一趟行程近兩個月的西北新疆之行。一路上,他們走得比較辛苦,也不算順利。汪曾祺在1982年9月22日起寫的新疆行散文《天山行色》中幾乎沒有涉及。倒是多年后,同行的鄧友梅在《再說汪曾祺》中提到此行,并細述了過程,才讓我們有所了解。
《天山行色》可以說是汪曾祺游記散文中的名篇,其中大部分筆墨留給了我正生活的伊犁。他們在伊犁訪問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尼勒克縣等地的農村和牧區,還在伊寧市召開了讀者見面座談會。汪曾祺等人在座談會上都有演講,經記錄整理刊發在當年的《伊犁河》雜志上,汪曾祺的文章題為“道是無情卻有情”。距離初讀汪曾祺的幾年后,我到了《伊犁河》雜志供職,專門找出當期雜志看這篇短文。雜志上刊發的《道是無情卻有情》被汪先生收入《晚翠文談》時做了細微改動。新版《汪曾祺全集》中,此文被放在了第九冊“談藝卷”中,并注釋:“本篇原載《伊犁河》1982年第4期,據作者在伊犁文學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與會者還有鄧友梅、林斤瀾等;初收《晚翠文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3月。”
汪曾祺一行到伊犁,給當時的伊犁文學界留下了諸多佳話,尤其他們三人在伊犁的文學講座,當年聽過講座的人多年后提起來還津津樂道。邊疆的人文風情,也給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晚年多次在文章中都有提及。也是在《文與畫》中,我還看到汪曾祺的兩幅與伊犁有關的畫,尤其后一幅,畫于去世前一年,從題畫文字來看,汪曾祺對當年的伊犁之行,念念不忘。多年來,我不斷把他的《天山行色》等文章和畫找來看,每一次都能感覺和我愛讀的作家之間,距離是如此之近。
初到村里,各種不適應、不習慣接踵而至,有工作上的,生活上的,也有閱讀寫作上的。幾人一間的宿舍里,一張桌子,人來人往。因為吃住在村委會,只待夜深人靜后,我從住的三樓回到白天上班的二樓辦公室,攤書細讀,靜靜品味。
有次調休,從家中回村里時,我從書架上抽出他的《草花集》放到了隨行的包里。這書薄薄的,很適合隨身帶著看,隨時抽出來都能讀幾頁。在村里,我也常如汪先生一樣,“辛苦了一天,找個陰涼的地方,端一個馬扎或是折腳的藤椅,沏一壺茶,坐一坐,看看這些草花,聞聞帶有青草氣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種樂趣”。工作之余,如此生活,倒也自在。
在村里,我的狀態和汪曾祺的“隨遇而安”比起來,境界到底差了許多。此時重讀他的《隨遇而安》,又是另一番感受,心態很快就調整了過來。以前沒怎么覺得,十年來持續讀汪曾祺,他的文章和生活態度,有形無形地影響著我,這在駐村時體現得更明顯。
有時躺在宿舍的單人床上或者住戶家的炕上,就著臺燈翻幾頁《汪曾祺小說選》。多年前,汪曾祺也是這般躺在沽源的炕上看《容齋隨筆》的吧。有一天晚上,我住在村民家,下著雨。聽雨打鐵皮聲,無端想起汪曾祺的《星期天》,“下雨天,雨點落在鐵皮頂上,乒乒乓乓,很好聽。聽著雨聲,我往往會想起一些很遙遠的往事”。雨夜憶起的往事,易生感觸,繼而形成文字。
也是在《隨遇而安》中,汪曾祺說,四處走走,你會熱愛這個世界。從汪曾祺的作品中,我學著慢慢觀察生活。
有一次入戶路上經過一條僻靜的巷子,路邊長著一叢嫩蝎子草,我擇下嫩頭,學著汪曾祺拌菠菜那樣拌了一盤蝎子草,大快朵頤。“生活,是很好玩的”,一旦放平了心態,發現了生活,真是好玩的,在村中尤其如此。
村里許多人家都種喇叭花,或門前,或院中,就是汪曾祺寫到的晚飯花。而巷子也很像汪先生筆下的李家巷,巷子兩邊開著晚飯花,“開得很旺盛,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著,把自己開在傍晚的空氣里。濃綠的,多得不得了的綠葉子;殷紅的,胭脂一樣的,多得不得了的紅花,非常熱鬧……”我在入戶走訪時看到它們,覺得親切。巷子里嬉鬧的孩童,在花叢邊跑來跑去。走在巷子里,會想到,迎面碰到的少男少女里,是不是有汪先生筆下的李小龍、王玉英?
在村里的四季,總會遇到許多老人蹲坐在門口,冬春曬太陽,夏天在樹蔭下乘涼,秋天就靜坐著,他們都如《鬧市閑民》里的“活莊子”。我也試著學習汪曾祺的筆觸,來了解、記錄下這些鬧市中的“活莊子”。
我讀汪曾祺,常被他細微之處的人間情懷打動、感動。十多年間,我一次又一次地翻他的作品,大概也是因為這個關系。寫作,說到底還是要講情懷的……你看,汪曾祺的影響就是這么無處不在。在村里,在生活中,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如影隨形,無處不在。
(作者:畢亮,系80后作家,《伊犁河》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