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什么會有性別觀調查

是什么時候我們腦子里有了關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壞女人，或者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壞男人的想象？恐怕我們很難說清楚，我們的性別觀是由很多東西共同促成的。但非常重要的一個來路是我們的閱讀。文學作品塑造我們的性別觀，或者說，我們的性別觀是被文學作品或者影視作品塑造的。而且，今天我們也慢慢意識到，性別的刻板印象也的確會帶來一些對角色和情節的負面影響，比如一些影視作品里的女性角色會經常被觀眾提起，大家會說，這位編劇的性別觀太成問題了，或者，這位作家太大男子主義了，等等。這樣的說法和想法，其實都在表明，創作者的性別觀的重要性。

二〇一八年七月至年底，我先后對一百二十七位中國新銳作家進行了性別觀調查，后來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這項調查，包括鐵凝、賈平凹、阿來、韓少功、閻連科等人。一方面，調查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是我不曾料想到的，另一方面這也表明，全社會對性別觀問題越來越重視了。

為什么要做性別觀調查？這是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我在大學里教書，每天都和“九五后”乃至“〇〇后”打交道，這幾年我深刻認識到，年輕一代的性別觀和性別意識已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簡單。

文學是什么呢，它要表現現實和時代，真正優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時代的前面。那么，我們時代的人關于性別問題的認識通過文學作品傳達出來了嗎？我是有疑問的。女性文學研究、作家的性別意識一直是我長久的研究興趣。我的博士論文關注一百年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從那時候開始，我的學術焦點便是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性別觀變遷。

如果婦女不是妻子、母親，她本身有存在的意義嗎？在五四時代，無論是魯迅、胡適、周作人，還是葉圣陶、李大釗，對這一問題都做了肯定回答。可是，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我們還在討論，一個女性不是母親，不是妻子，她是否幸福的問題，或者說生命的價值問題。一百年過去，今天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男性的性別觀是怎樣的，與百年前相比有什么變化，我對這些問題也有強烈的好奇。

雖然性別觀調查受到了作家和讀者的認可，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做性別觀調查，并不是做性別觀審查。要遠離那種武斷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在我看來，關注和討論性別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打開、理解，使觸覺更靈敏，讓我們成為寬容有愛之人，去認識和貼近更廣闊的人間。通過性別觀調查，我希望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能更深刻，更復雜，更多元。

調查的發現

通過調查我發現，當代作家的性別觀其實已經非常現代了，男作家們的回答也深具平等意識，這很重要。但是，他們的表態中也有一些特別微妙且值得分析的東西。

在被問到什么時候有性別意識的時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對自己的生理性別的認知。其實，人有生理性別，也有社會性別，人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們討論性別觀的時候，并不強調一個人對生理性別的理解，更要看他對社會性別的認識。

社會性別意識對一位作家極為重要。在性別觀調查里，蘇童的回答被廣泛引用過。他說：“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他得有顆艾瑪的心。”福樓拜寫完小說后也曾經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們一直以來對文學經典的認定中，其實包含了對社會性別意識的肯定，比如《紅樓夢》《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祝福》，這些作品都是深具社會性別意識的，也就是說，這些作家在寫作時，跨越了他們的生理性別，選擇和那些女性站在一起看世界。

調查中有個問題是，你會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許多男作家的回答是要面對自己的性別，為什么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而女作家在回答如何理解自己的女性意識時，你會感受到她們的猶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對性別問題相對會更坦然，而女作家呢，是在潛意識里有一種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

為什么強調女性視角

什么是女性寫作，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女性寫作？這件事情說來話長。我有一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的課程，和同學們討論的就是中國女性文學的發生史、發展史。

在古代，女性時以“余”“奴”“妾”自稱，但在白話文里，一個女性要寫下自己的故事，她使用“我”。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體現對女性的尊重，我們的先驅創造了“她”字——“她”誕生于現代，和“他”是平等的，這個字非常直觀地表明了，她和他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說，“我是同你一樣的人”——她說的是同丈夫是一樣的人。男人是她的參照，是一個標準，因為她還找不到別的標準。《傷逝》里的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表達的是女性個人意志的覺醒，“我”擁有對自己的權利。但是，這個聲音是小說中的，是男作家魯迅筆下的，現實中如果一位女性要在文學中發聲，她得拿起筆寫作才可以。

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國女人才開始有機會和男人一樣受教育，拿起筆寫自己的故事。只有現代女性開始書寫，真正的中國女性寫作傳統才開始建立。我們看冰心、廬隱早期的寫作，她們最初的表達不連貫、不流暢，喜歡寫別人的故事，而不敢寫自己。她們需要時間去尋找自己的聲音。如果不像魯迅、周作人那樣寫，應當怎么寫呢？

直到丁玲、蕭紅、張愛玲的作品發表，我們才發現，女性寫作與男性的立場、所使用的腔調、所使用的視角如此不同，她們實實在在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表達，而其寫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

今天，我們之所以討論作家的性別意識，強調女性寫作，其實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一種差異性。我們對一部好作品的判定其實是有一個潛在標準的，或者說，長久以來有一種潛移默化的認知。比如，如果你對一位女作家說，“你寫的一點兒也不像女人寫的”，一般情況下它會被當作一種褒獎，夸獎者和被夸獎者都默認。可是，幾乎很少有人會對一位男作家說，“你寫的一點兒也不像男人寫的”，因為大家明白這個評價并非夸獎。這便是我們習焉不察的文學事實。

所以，今天，有些人在反對女性寫作，強調這個世界上的寫作沒有男女之別時，是不是應該停下來想想，我們有沒有在忽視女性的處境？有沒有為達到一種普遍的、一致的、整齊劃一的標準而無視了那些本來的不同？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們要一視同仁，這話沒錯。可是，具體到寫作本身，就是不能在平等的概念之下，抹殺書寫行為的具體性。是的，大家都喜歡說那句話——“要貼著人物寫”，那么，貼著人物寫的時候，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別、階層、種族？我們知道，一個人是男是女、是窮是富，地位高低甚至高矮胖瘦，都會直接影響人的行為方式。這是寫作中要面對的具體問題，它決定人物性格和命運。如果是男作家，是否要考慮女性人物的生理特征，如果是女作家，是否應該考慮人物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氣質？

對女性身份的關注，強調女性寫作和女性立場，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在女性聲音和女性處境被忽略的情況下，關注女性和強調女性，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

關于女性寫作

正如前面所說，女性寫作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貢獻非常大，但常常會被裹挾在其他話語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張潔、戴厚英的寫作表現的不是強烈的性別意識，而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女作家們通過這樣的“愛”的概念，努力從一種寫作傾向中擺脫出來，所以她們會反復說，我是人，然后是女人；我是作家，然后是女作家，是把女性的問題落在個人的層面上。

九十年代作家寫身體，是對以往文學話語的一種挑戰。在當時，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都很有沖擊力，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貢獻，這時候女性寫作被提出。可也正是在此時，女性寫作被市場標簽化了。

女性寫作不僅僅、也不應該只是個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作為女性寫作代表人物，林白后來寫了《婦女閑聊錄》，當木珍——一個來自農村的保姆——講述她眼中的農村故事時，林白的寫作發生了非常重要的改變。《北去來辭》也是女性視角下中國幾十年來的巨變，但人們沒有把它當作女性寫作——因為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只有“那樣的”才是女性寫作。鐵凝《玫瑰門》書寫了女性的歷史與社會變革的復雜關系，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女性寫作，這些作品都沖破了我們對女性寫作的單一和僵化的理解。

在調查問卷里，一些女性作家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女性寫作，說我不是“那種女性寫作”，這倒并不是強烈否認什么，主要是作家們對女性寫作形成了一個前理解、前語境，認為女性寫作就是個人化的、美女寫作或者身體寫作。而且，容易被對號入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和《十月》雜志一起，在二〇二〇年三月八號推出了“新女性寫作”專輯。我強調“新女性寫作”，是希望與以往的女性寫作區別開來。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實、人與大自然。包括翟永明、林白在內的十三位女作家共同參與了這個專輯，這些作品迸發出新的火苗，尤其是“八〇后”一代的作品。之所以有“新女性寫作”這個專輯，其實是想要呼吁，女性寫作應該有更廣闊、有豐富的面向，書寫更廣大的女性生存。

今天，我所強調的新女性寫作，其實是更看重女性及性別問題的復雜性，強調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將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會關系中去觀照和理解，關注因民族、階層、經濟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不同性別立場。

當然，我們談到女性寫作的時候必須談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并不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但是，我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作品。《閣樓上的瘋女人》是典型的女性主義批評著作，因為這部著作，簡·愛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讀法：如果你站在羅切斯特的角度，會覺得這個閣樓上的女人是個瘋子；站在簡·愛的角度，會覺得這個女人阻礙了她的幸福；可是站在“瘋女人”的角度呢，她其實是被社會壓迫的、失聲的女人，如果她可以說話，那么羅切斯特很可能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令人厭惡的男人。以前我們習慣站在簡·愛的角度，“瘋女人”和她雖然都是女性，但立場和視角并不一樣，這讓人意識到，在同一個女性群體內部，也是有階層、階級與立場之分的。在這個解讀出現之前，我們對《簡·愛》的理解是多么單一，而這一批評方法則讓我們看到那些不應該被忽略的、更闊大的世界，也更好地理解了這部作品。

女性寫作是具有彈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被充分討論的。之所以進行性別觀調查，提倡新女性寫作，我所期待的只是，越來越多的女作家能越來越坦然、自在地表達；女性寫作者的不安全感能消除，女性寫作不必刻意躲藏。——要成為一騎絕塵的寫作者，就要直面我們時代女性生存的某種“堅硬的真實”。

我們的性別觀進步了嗎

那已經是很多年前了，我在圖書館翻閱很久遠的雜志《少年中國》。在一九一九年元旦，當時的人們暢想“心目中的理想女子”，有位女士說，未來男女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沒有階級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縛的；男女之間應該相互扶助、女子不應當依賴男子；女子不應該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間交際應該公開……

我清楚地記得，讀雜志的時候是一個黃昏，我對那個暢想實在難以忘記。一百年過去，那個理想實現了嗎？應該說大部分實現了吧，當然也還有一些不如愿。正是在當年，葉圣陶對那種把婦女當作“物”而非“人”的現象進行過激烈批判。還有魯迅、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人，他們在課堂上和文章里都對兩性平等的推進做出了卓有意義的貢獻。今天看來，這些前輩推動了我們社會性別觀的建構。

一百年前，“女作家”這個稱呼是有貶義的，再往前，文學史上很多女作家都不敢署女性名字，要寫男人的名字。可是現在，這些現象慢慢消失了。一百多年前，中國女性要纏足，不能上學，即使進了學校也不能和男人一樣接受平等教育，不能男女同校，而今天，許多夢想我們已實現。克服不平等和偏見，這一切需要過程。

我們的性別觀進步了嗎？我很多次遇到這個問題，而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樂觀的。也許有時候也會感到悲觀，但這恰恰說明我們整個社會的意識在覺醒，我們每個人變得很敏感。在災難到來之際，我們看到如此多女性勞動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這一切超乎想象。

我們從未像今天、像此刻這樣真切認識到女性的的確確“能頂半邊天”。這就是我們切身感受的現實。而且，我的樂觀也在于，我們的時代總會生長起一批敏感而有行動力和思考力的年輕人。

一九一九年夏天，一位遠在蘭州的名叫鄧春蘭的普通女學生，給蔡元培先生寫了封信，希望能來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實現男女同校。在當年，這是多么不可思議的要求，知識階層意識到了一種變革的可能。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北京《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來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開辟“大學開放女禁”討論專欄。《民國日報》和《少年中國》也以專號的形式討論“大學開女禁問題”。全社會開始對男女同校開始進行討論和想象。正是在這樣的土壤滋養之下，一九二〇年元旦，上海《中華新報》發表蔡元培的講話，宣布北大開放“女禁”的決定。

男女同校的實現對于中國社會的意義是重大的，它不僅是男女平等口號在行動上的體現，更完全打破了控制中國社會千年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男女戀愛自由與婚姻自由，都從此具有了實質操作的可能。

坦率說，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新聞，感到氣憤和悲觀的時候，我常會想到鄧春蘭，那個普通的女學生所做的并不普通的事情。她讓我意識到，盡管困難重重，一個普通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我們時代的文化土壤，是我們社會空氣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的性別觀最終會構成我們時代的性別觀。

如果全社會每個人都能有健全的性別觀，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有兩性平等觀念，新聞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會減少。全社會性別意識的改變，有時候只是在一瞬間。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本文為“2020造就WOMEN”活動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