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的寫作倫理可以總結為“自然、自在、自洽”。正典文學寫作是在理性啟蒙主義的潮流中確立的，其想象力受制于其理性啟蒙的總體計劃。而網絡文學的想象界大爆發則暗含對正典寫作倫理的疏離態勢。網絡作家寫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和繼承正典文學的成績，自覺學習其文風和風格，另一方面，又總是對正典文學保持差異。

同時，這種想象界的大爆發形成了網絡文學寫作的“匱乏機制”：即網絡文學的欲望性寫作倫理，正是現實生活的匱乏性在場。《重任》這部穿越小說描述了小列車員成長為鐵路高管的過程。現代社會日益復雜，人們容易陷入“預先失敗”的沮喪感，這部小說則給人們帶來掌控當代生活的“全景知識幻覺”——穿越者的內在含義，不就是彌合人的歷史感的掌控力不足的感覺嗎？

2019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數據表明，個人收入結構上，超過7成網友月收入不足5000元。無收入及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網民群體占比為19.9%，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網民群體合計占比超過三分之一，為33.4%；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網民群體占比為27.2%。顯然，網絡消費群體主要是當代中國的“新窮人階層”。從理論上講，新窮人階層的人們，其購買力足以購買基本生活，如米面，卻無力購買欲望滿足，如豪車大房、蘋果手機甚至星巴克的中產幻覺。需要（Need）得以滿足，他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窮人”；但是，體現他們存在感和價值感的愿望（want）卻異常匱乏，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想象的驅動力，這不正是網絡文學寫作倫理的社會學基礎嗎？所以，網絡文學除了數字媒介寫作、粉絲同人文化和青春文化的崛起之外，還有其更加關鍵的內在規定性：特定時段社會生活匱乏機制下的寫作倫理。

經典文學創作者往往會受到前人經典寫作者的內在影響，并產生抗拒影響的沖動，這就形成了“影響的焦慮”。網絡文學不再背負這種影響的焦慮。

正典文學的精品意識可以稱之為一種“面向思想史寫作”的意識。網絡文學的精品意識應該培養一種“面向精神史寫作”的意識。特定歷史的時段，總是出現有不同形態的“思想”，但是，這些不同的思想，卻有可能處于同一種“精神”時段。如40年之前，我們批判和否定“文革”的種種思想，“人性論”成為這種批判的核心武器。時至今日，社會的整個思想狀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多元主義、個性主義、自由主義與新權威主義呈現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觀，然而，對于“絕對性”的追求卻并未改變，從“絕對忠誠”到“一顆鉆石恒久遠”，都是同一種“精神史”的結構。

這就有了兩種形式的寫作：基于特定思想時段的思想史類型的寫作和基于集體無意識的感悟的精神史類型的寫作。如《班主任》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這兩部作品，前者體現了特定時期社會思潮的印記和政治思想的要求，后者則在無意識層面上呈現出了理性和科學復蘇的時段間人們精神世界的沉重、彷徨和猶豫。前者符合時代的要求，后者更多地疏離了時代的直接干預，卻成為中國人精神史的活現。

同樣，常書欣的《余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制文學”，而是通過一個小警官的逆襲，呈現了當下社會普通人卑弱、瑣碎以及對破壞力的渴望的精神景觀；周浩暉的“羅飛系列”沒有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性，卻凸顯出犯罪事件中法理沖突帶給我們的道德困境和認知兩難，這種“兩難”，不正是我們所處的糾纏矛盾的精神狀況的現實嗎？紫金陳的《壞小孩》（隱秘的角落）也不是對現在社會道德力量和法治精神的呼喚，而是有力地把一種“凄凄惶惶”的社會意識奇特地呈現給了我們。與此同時，《余罪》在逆襲狂歡中嘗試重新確立法律精神和啟蒙理性相結合，《死亡通知單》也呼喚合法性與合情性和諧回歸，《壞小孩》則呈現“惡之花”的社會生活中潛在的抗爭態度。

顯然，網絡文學自然、自在和自洽的寫作倫理，使之更有可能成為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精神的典型體現：只有不跟個人生活經驗靠太近，乃至跟時代有疏離，才可能真正寫出時代的精神史。所以，網絡文學沒有呈現出對生活的“即時反映”的傾向，而是更多地植根于匱乏機制，構造想象界的大爆發；同時，又在這種爆發中，潛存創生精神史的歷史寓言。

鼓勵網絡文學面向精神史寫作的意識，而不是面向個人生活，過分強調欲望經驗，或者陷入純欲望寫作的“爽境”，才有可能在尊重網絡文學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引導培養新型精品和新型經典。我也期待網絡作家很好地理解網絡精品文學寫作倫理的核心矛盾，通過“爽”形成與社會生活的潛在對話，也在“爽”中巧妙勾畫特定時代的精神史圖景，而不是思想史的圖解，更不能陷入偽經驗的陷阱。

總之，“爽”只是滿足匱乏的外殼，而匱乏本身有可能成為精神史的突破口。網絡文學歸根到底不同于正典文學，無法完全接受正典文學的召喚，也無法改造為正典文學。認識到兩種文學創作的精品意識的不同，才是正確引導和建立網絡文學的精品話語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