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薛舟，原名宋時珍，畢業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作家、翻譯家，2009年榮獲第八屆韓國文學翻譯獎，譯有《春香傳》《單人房》《尋找母親》《你的夏天還好嗎》等數十部韓國文學作品，原創作品有《邊走邊看的中國史》《熊貓俏俏歷險記》《顏真卿》《羊祜》等。

回顧本世紀前二十年的韓國文學，恐怕不能不談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這場韓國人稱之為“IMF事態”的全民危機震動之強烈，波及之廣大，在韓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無數家庭突然面臨滅頂之災，無數中產階層從天堂墜入地獄，從此以后金錢和經濟不僅是國之大事，也是每個家庭乃至每個人的大事。反映到文學領域，那就是“談錢”的作家和作品越來越多，甚至成為最能感召讀者的文學題材。

資本主義的觸角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身處底層的年輕人承受著學業和就業的壓力，中年人則承受著來自家庭和職場的壓力，社會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生活越來越艱難。年輕作家們對這樣的生存狀態有著深切的認識和了解，于是紛紛將筆觸對準現實。

金愛爛是新世紀韓國文壇的耀眼明星，兩部短篇集《爸爸，快跑》和《噙滿口水》更被認為是韓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金愛爛來自地方小城，步入首爾以后經歷過考試院的殘酷生活，她毫不掩飾自己曾經的窘迫，反過來將這種生活轉化為文學。鷺梁津出租屋里的逼仄，考試院的無奈，都被她描寫得栩栩如生，讓每個讀者都從小說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獲得精神上的撫慰。

相比金愛爛不時透露出的脈脈溫情，金息的小說似乎更為陰郁決絕。她的《肝與膽》《做女紅的女子》《你的信》幾乎可以看做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憂郁底片，主人公們幾乎都很貧窮、孤獨，飽受生活的煎熬。他們常常背負沉重的債務，找不到賺錢的門路，總是捉襟見肘，貧乏狀態始終沒有改善的出路，他們只能選擇逃避，或者逃往憂郁癥，或者逃往死亡狀態。

金美月也擅長聚焦于身邊熟悉的年輕人。主人公們忍受著生活的壓迫，慢慢泯滅了夢想，有的因為家境貧寒和學費昂貴而放棄大學夢，有的才華卓越、理想遠大卻最終向現實投降，有的被解雇、被拋棄而根本來不及體驗夢想。他們常常捫心自問，我也有做夢的資格嗎？

片惠英被譽為“韓國的卡夫卡”，她筆下的韓國現代城市風景讓人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人們在相同的時間起床，又以相同的方式去相同的職場上班，吃著相同的午餐，結束相同的工作，然后在相同的時間睡覺。這是韓國城市人最為熟悉的生活，讓人窒息和絕望。

黃貞殷則擅長描寫資本主義高歌猛進的現代化大都市里艱難度日的貧民階層，遭到社會潮流遺棄的人們為高昂的物價和荒唐的生活費而痛苦地呻吟。她的長篇代表作《一百個影子》聚焦于城市邊緣的貧民區，主人公也是都市邊緣人，他們的歡笑、呻吟、吶喊抵擋不住都市的喧囂，他們的存在和消失也無法贏得世界的好奇和關注。

除了上述作家，2000年以后嶄露頭角的韓國作家還有金衍洙、樸玟奎、千云寧、金重赫、全成太、李明娘、裴琇亞、尹成姬等人。這些在金融危機之后登上文壇的作家，可以稱之為“2000年代作家”。2007年初，韓國“民族文學研究所”編選出版《小說2000年代》，對于他們的文學成就和特質加以集中展示。“民族文學研究所”在闡述編選理由的時候指出，“2000年代仍在繼續進行。面對紛紜的文學實驗，現在就做出評價和定義尚為時過早。自從‘IMF事態’以后，資本主義的進程更為迅速，鄰居之間時而孤獨、時而聯絡，毫無希望可言的青春射出想象力的煙花，使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顯得多姿多彩”。

隨著韓國經濟的迅速恢復，社會氛圍變得自由而寬松，周身之外再也沒有了值得抗爭的束縛，“2000年代作家”要帶著看不見的使命繼續前進，通過鍵盤和網絡向自我開掘，不斷超越內在的界限，于是韓國文學的內轉向成為不可避免的時代潮流。

評論家金明仁認為韓國文學面臨著“雙重噩夢”，“外在的噩夢”包括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對文學尊嚴的蠶食，“內在的噩夢”包括文本的碎片化、符號化、封閉化、縮小化等文學自身的畏縮。這個時期的作品充斥著離奇的噩夢和現實的幻滅感，不過總體來看，作家們也沒有回避現實，反倒是以迥異于傳統的形式直面現實，朝著精神深處做前所未有的發掘，代表作家有樸玟奎、千云寧和尹成姬等。

樸玟奎算是韓國文壇的另類，他以玩世不恭的姿態登上文壇，以嘲笑、幻想、黑色幽默為武器，對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進行了辛辣的諷刺。長篇小說《地球英雄傳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意大利著名戲劇家皮蘭德婁的名篇《亨利四世》，然而樸玟奎卻不是單純地模仿荒誕戲劇，他在借鑒經典的同時也融合了時代的特色，比如漫畫、科幻等元素，外表滑稽、幽默而本質嚴肅、誠實。多年以后，這種披著幻想外衣的寫作方式在“90后”女作家金草葉那里得到了更大的發揮，2019年出版的《如果我們不能以光速前行》形式上是科幻小說，本質上還是在探討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妙趣橫生而又引人深思，給人以共鳴。

地球（社會）能否拯救？首先要看清地球上的人們得了什么癥狀。評論家李光鎬認為，新時代的社會已經成為了“失重空間”。對于作家來說，“失重”更像是失去目標和方向。相較而言，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面臨的是群體的反抗，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抗爭；九十年面臨城市化的矛盾，個體被帶出傳統的生存空間，猶如蘿卜被拔出土地；新生代作家們看似自由，卻更加孤獨。他們不再像九十年代作家那樣進行文化意義上的抗爭，只能在日益固化的社會中做無力的掙扎。

年輕女作家尹賈溵的長篇小說《無重力癥候群》恰到好處地捕捉到了這種狀態。她以幽默而寬容的視角，生動展示了現代化的無根生活，深刻而獨到地指向現實的悲哀。小說中的月亮定期分裂，兩個、三個、六個，隨之而來的是自殺者暴增，犯罪率上升，暴力事件頻發，很多人突然辭職，滿心希望移居月球，甚至出現了號稱“分期付款購買月球土地”的騙子。尹賈溵以幻覺輕輕揭開現實的外衣，讓讀者窺見生活的內里究竟是什么。

金英夏的《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則以“死亡表演”實現了對傳統社會的憤怒反抗，采用毀滅青春的極端方式完成了生命的突圍。長篇小說《猜謎秀》輝映著金英夏特有的想象力之光，堪稱當代韓國社會的生動寫照，也是“新游民小說”的發軔之作。小說里的公司沒有普遍意義上的領導者，“家長”遭到策略性的放逐和取消，作家在實驗一種“弒父”之后的家庭模式。不料這個“模擬家庭”同樣糟糕，失去了核心，每個人都在明爭暗斗，各懷鬼胎，顯然不是理想的家庭。作家以幻想式的圖景完成了對包括自身在內的傳統社會的諷刺。

《猜謎秀》嘗試性地觸及了網絡時代的景象。女作家章恩珍則走得更遠，探索也更深切。她的長篇小說《愛麗絲的生活方式》講述了十余年未出家門的宅女的故事，電腦對日常生活的入侵可謂無孔不入，鍵盤和鼠標不僅代替了紙筆和書寫，甚至逐漸取代了語言和思維，韓國也涌現出最新潮的流行詞——“無言族”。

令人無奈的“無言族”是社會高速發展的結果，也是年輕世代對社會現實的無聲反抗，表現在女性群體，則引發了轟轟烈烈的韓國“METOO”運動。眾所周知，韓國女性承受著雙重的壓力，既有東方世界特有的女性身份壓迫，也有新時期的生存壓力。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韓國經濟飛速發展，最早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姿態享譽世界。進入新世紀以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又突破兩萬美元的門檻，成為繼日本、新加坡之后的第三個亞洲發達國家。然而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似乎沒有讓女性的生活變得更幸福，反倒使得她們的生存空間更為逼仄。這種壓迫使得女性作家更加關切自身存在，進而思考女性整體存在的意義，于是就有了不期而至的女權主義浪潮。

2016年10月，趙南柱推出了輕長篇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反思女性生活的困境，表達對傳統社會的憤怒，很快便席卷全國，乃至整個亞洲，迅速成為全民熱讀的篇目，刮起了“金智英熱風”。《82年生的金智英》應運而生，反過來又催動了韓國女性運動的發展。出版界趁熱打鐵，隨即推出了女性主義小說集《致賢男哥》。這部小說集的序言寫道，“現在是女權主義話題酣暢的時候，韓國社會以文為生的三、四十歲女作家被統稱為女權主義者，這部小說集正誕生于這樣的語境。她們總是被看作別人的兒媳、妻子、媽媽、女兒，作為‘金智英’承受著不合理的性別歧視。”

這種性別歧視，或者身份認同，其實由來已久。既可以看作女性意識的覺醒，也可以認為社會發展到臨界點后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早在2008年，著名作家申京淑已經通過長篇《尋找母親》反省這個問題了。小說以母親失蹤為引線，串聯起家人對母親的回憶和反思。故事里的母親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存在于和各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之中，以致于她的姓名都難以被記住。區別在于申京淑的方式相對溫和，而趙南柱的情緒更為激烈，似乎代表這個時代的女性發出忍無可忍的吶喊。

《82年生的金智英》的效應持久而深入，吸引更多作家投入這個領域，推出了值得閱讀的佳作。金惠珍的長篇小說《關于女兒》入選民音社“今天的年輕作家系列”，通過女兒和母親的故事反映出當代女性的生存處境，當年便榮獲第36屆申東曄文學獎。崔真英的長篇小說《致李夕夜姐姐》則涉及性暴力領域，講述少女李夕夜面對絕望不肯屈服的故事。

女性的處境固然艱難，大部分普通的男性也未必就好過，所以在《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很快就有人寫了《90后來了》。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加速來臨，年輕人面臨的生存壓力不斷增加，于是有了“三拋世代”（即拋棄戀愛、結婚、生育）、“五拋世代”（即在前三拋的基礎上再放棄人際關系、購房）、“七拋世代”（追加拋棄夢想和希望）的說法！這樣的環境當中，文學的感召力不可避免地下降，文學作品的銷量也在節節敗退。回顧21世紀的前20年，韓國文壇多次發出“文學丟了”的感慨。

面對這樣的現實，虛構的意愿自然降低，作家們開始貼近現實生活，呼應社會熱點，走近讀者內心，大量創作引發普遍共鳴的作品。金英夏的隨筆集《旅行的理由》以作家本人的經歷為線索，記錄旅途中的趣聞趣事，再加以隨處可見的智慧光芒，引起讀者的追捧，被評為2019年度最受讀者歡迎的圖書。詩人樸濬則以細膩的筆觸和飽滿的感情，敘說生活中最平凡、簡單的細節，刻畫個人心底最柔軟的部分。他又特別擅長用最新的傳播手段走向大眾讀者，最大程度地發揮出詩歌的效用，很多讀者都能從樸濬的詩歌里感受到溫暖、善意和安慰。

不過說到韓國文學最大的特點，國內讀者印象深刻的恐怕還是電影化。新世紀以來，通過金河仁暢銷小說《菊花香》改編的同名電影引發觀影浪潮，很快又帶動了圖書的銷售，更多的作家注意到文學和電影結合的效應，更多的導演也樂于到文學中尋找底蘊深厚、改編性強的作品。比如金良玲的《優雅的謊言》、金愛爛《我的忐忑人生》、丁柚井的《七年之夜》《朝我的心臟開槍》、金英夏的《殺人者的記憶法》、鄭梨賢《我的甜蜜都市》、樸范信《銀嬌》等。

影響最大的當屬根據孔枝泳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熔爐》。《熔爐》以其無與倫比的影響，被列入2011年度韓國十大法律新聞事件，國會隨之修訂了性侵罪行的量刑標準，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也被稱為“熔爐法”。

值得注意的是，《熔爐》原作本身就是以真實事件為基礎創作的小說，這種向現實要素材、向生活要力量的創作傾向給電影指明了方向。韓國影壇隨即涌現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名作，如《辯護人》《素媛》等，無不以強大的批判力度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充分體現了藝術干預現實的力度。直到2019年，著名導演奉俊昊憑借《寄生蟲》斬獲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成就了韓國電影史上最大的突破。我們觀看《寄生蟲》，不能不為蘊藏于其中的文學性和批判性折服。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也可以看作韓國文學在新世紀以來的最顯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