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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在中國由來已久，但明確將其作為學科來建設發展，則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事。經20余年發展，文學地理學學科在中國已初步建成。

完善學科理論體系

1997年，陶禮天提出了關于“文學地理學學科”的初步構想，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文學研究的邊緣學科”，“致力于研究文學與地理之間多層次的辯證的相互關系”（《北“風”與南“騷”》）。2006年，梅新林也提出了關于“文學地理學學科”的構想，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2008年，鄒建軍提出把文學地理學“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建設的一個新的分支”來建設，指出文學地理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那就是文學中的地理空間問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與發展前景》）。2011年，筆者提出“建立一門與文學史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認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建設與“文學史”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2012年，楊義提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會通之學”，要會通“文學與地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民族、民俗、制度、歷史、考古諸多學科”（《文學地理學的三條研究思路》）。

上述學者的提法和表述雖各有差異，但已形成三點重要共識：一是主張把文學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而不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個研究視角或方法；二是堅持文學地理學必須以文學為本位，而不是以地理為本位；三是地理學的“人地關系”理論被確立為文學地理學的科學基礎和立論前提，從而明確了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2011年11月，“中國首屆文學地理學暨宋代文學地理研討會”在江西南昌召開，與會學者聯名倡議籌建“中國文學地理學會”，會議明確了文學地理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門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文學地理學開拓研究新思路》）。此后，“中國文學地理學會”連續召開了八屆年會，編輯出版了八本《文學地理學》輯刊，積極探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和基本理論問題。

正是在文學界和文化地理學界眾多學者的啟發、推動和支持下，2017年3月，筆者出版了《文學地理學概論》一書。此書是筆者“多年來從事文學地理學的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一個總結”，也多方吸收了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李仲凡評論說：“《文學地理學概論》作為一部開創性的文學地理學導論性質的著作，涵蓋了文學地理學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領域”，“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體系搭建起了基本的框架”，“《文學地理學概論》的問世……使得文學地理學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為接近學科的建成。”（《從蘇軾的〈食荔枝〉到文學地理學》）2017年12月，梅新林、葛永海出版《文學地理學原理》一書。二書體例不同，但基本立場是相通的：一是“以文學為本位”，二是“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均體現了作者為建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體系所做的多方面探索。

彰顯中國學者獨特貢獻

綜觀中國學者的文學地理研究，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理論架構。中國學者的文學地理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比較濃厚的實證色彩。實證研究就是講求證據，一切靠證據說話。中國學者的文學地理研究，不僅是對作家的出生成長之地與遷徙流寓之地，作品的產生之地與刊刻傳播之地，作品中的地名、地景（景觀）、地理意象等的研究帶有比較濃厚的實證色彩，而且對理論問題的探討也具有實證色彩。其中多是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再根據大量的結論提煉出一個觀點、概念或理論，最后由這些觀點、概念或理論來建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不是從一個觀點（概念、理論）推導出另一個觀點（概念、理論），不是用演繹法，而是用歸納法。中國學者的實證研究，與西方地理學的“實證主義思潮”有某些相通之處，它“沿著預定的路線積累知識”，因此“是一種穩健的過程”。“實證主義思潮的主要誘惑力是數量化：以數學或統計學的形式，即以一種意味著精確、可重復性以及確定性（孔德的確定）的方式表達研究成果。”（R. J. 約翰斯頓《哲學與人文地理學》）同時，中國學者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與學科建構也避免了西方“實證主義思潮”“長于事實而短于理論”的弊端。它講求實證，但也注重理論探討，并未“消除形而上學”，尤其是在分析文本的地理空間時，充分注意到了文學的虛構、想象和形而上的特征。

第二是中國式的話語體系。所謂話語體系，就是思想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表達形式。20世紀初期以來，在中國流行的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多是從西方引進的，因此這些學科的話語體系也是西方式的。但文學地理學不同，它是在中國建構的一個新興學科，其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是中國式的，用來表達這個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概念體系也是中國式的。例如，“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本籍文化”“客籍文化”“文學家的靜態分布”“文學家的動態分布”“瓜藤結構”“虛擬性文學景觀”“實體性文學景觀”“系地法”“現地研究法”“場景還原”“版圖復原”“邊緣活力”“地理敘事”“地理基因”等一系列概念，都是中國學者的原創。中國學者用這種中國式的概念體系，來表達中國式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并為這種表達建立了相應的規則，從而創建了一套初具規模的文學地理學學科的中國式話語體系。誠然，個別概念如“文學擴散”“文學源地”“文學區”“文學景觀”的創立，確實借鑒了某些西方智慧，但絕不是對西方文化地理學中的“文化擴散”“文化源地”“文化區”“文化景觀”等概念的簡單套用，而是同時汲取了中國智慧，根據文學與文化之間的從屬關系、文學自身的特點和內涵等創立的。

第三是以青年學者為骨干的專業人才格局。中國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與學科建設，一直得到文學界和文化地理學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大力支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地理學界形成了以青年學者為骨干的專業人才格局。據統計，1990年以來發表的文學地理學論文，有三分之一是青年學者的學位論文（《文學地理學論著目錄索引》），如果再加上他們的非學位論文，及其他青年學者的論文，那么至少有一半的論文是青年學者撰寫的。近30年來，文學地理學發展迅速，影響廣泛，這與廣大青年學者的積極參與是分不開的。學術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一個學科只有贏得廣大青年學者的青睞，才會有光明的前景。

強調學科獨立性

一般認為，一個學科的成立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要有學科的研究對象，二是要有學科的基礎理論和研究方法，三是要有一批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業人員。按照這三個條件來衡量，可以說，文學地理學這個學科在中國已初步建成。

誠然，國外也有文學地理研究，但是國外的文學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批評”（文本批評）上，并未形成一個學科。馬晶指出：“相較國內對文學地理學學科體系建構的思考，國外在這方面表現似乎并不明顯。”（《學科定位：文學地理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國外的文學地理研究以法國為最早，成果也相對較多，例如法國學者迪布依和費雷分別出版過《法國文學地理學》（1942）和《文學地理學》（1946），但是文學地理學在法國并未建成一個學科。陶禮天指出：“盡管法國學界提出‘文學地理學’并出版了專著，但西方主流文學理論批評界并沒有認可‘文學地理學’。”（《試論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早在1958年，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貝爾·埃斯卡皮就曾這樣講：“幾年來，流行著文學地理學。也許不應該對它提出過高的要求：強調地理學，會迅速滑向地方主義。”（《文學社會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文學地理學在法國的地位仍然沒有得到提高。2009年10月，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學者米歇爾·柯羅在北京師范大學演講時說：文學地理學“可以為在法國大學界仍占統治地位的文學史研究提供補充”（《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這說明文學地理學在法國仍然只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補充”，而不是一個獨立學科。

在美國學界，似乎連“文學地理學”這個概念都極少出現，他們用的是“地理批評”或“地理詩學”這兩個概念，也是側重于文本批評。因此可以說，文學地理學作為一項研究，中外都有；但作為一個學科，只有中國初步建成。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