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去年巖桂花香里，著意非常。月在東廂。酒與繁華一色黃。今年杯酒流連處，銀燭交光。往事難忘。待把真誠問阿郎。”記得早年讀趙長卿這首《采桑子·去年巖桂花香里》，被其中“兩句半”打動。一句是“酒與繁華一色黃”，另一句是“待把真誠問阿郎”，半句則是“著意非常”。這“兩句半”共同的好處，是既顧名思義——文辭曉白，又有清婉逸趣。有大俗，得大雅，這是詞作的高級。大俗是生活內容，大雅是美學品質。大俗大雅者，非大徹悟者不能為也。

這首詞的主色調應是桂黃。巖桂、月、酒、銀燭散發出不同層次的黃色，然后是兩種香——花香和酒香。物象都是尋常物。這個叫趙長卿的作者，據說出身趙氏宗室，因家道中落，也有說主動隱居，常年生活在底層。王孫畢竟是王孫，其筆下，尋常物象洗盡鉛華，自帶光圈。光圈源自寫作者的視野、情感和精神底色。

北宋慶歷以后，由于畢昇發明泥活字，活字印刷誕生，印刷和傳播便利了，各種史書資料的印刷較前朝空前詳實起來。但奇怪的是，無論信史，還是花邊野史，幾乎都找不到這個叫趙長卿的佛系王孫的詳細信息。這位據說一生寫了四百二十二首詞作、主要生活在北宋、最后死于南宋寧宗時期的趙長卿，作為一名質和量都不錯的詞家，身世何以“語焉不詳”？何況又不是尋常人家的子弟。

“歷史并不是一個文本，因為從本質上說它是非敘事的、非再現性的。然而，還必須附加一個條件，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在流逝的時間面前，如果沒有文字敘述，如果沒有圖像再現，沒有聲音記錄，歷史將不復存在，這是當年讀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時最深切的感受。關于趙長卿其人，歷史文獻里也不是毫無痕跡，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惜香樂府）提要》寫到“長卿恬于仕進，觴詠自娛，隨意成吟，多得淡遠蕭疏之致”，但也僅限于泛泛之議。《惜香樂府》是趙長卿的代表作，《四庫全書》收了十卷，共二百六十多首。這個數量已經了不得了。宋以來關于宋詞的各種選本，包括近現代陳邦彥、唐圭璋、施蟄存等名家的選本，或多或少也都選有趙長卿的詞作。語言雖有跳跶自如之相，仍能讀到花間詞派的婉約，因此許多詩評家都認為趙長卿的詞學張先、柳永，與張柳二人系一脈，實然。除了寫春花秋月，其多半作品確實都在書寫繾綣情愛，其中個別詞作，因為較為細膩和“寫實”，甚至被今天的研究者當作“小黃文”來讀。

沒有細節記載的趙長卿，身世已不能追。我猜，也僅僅是猜，這位叫趙長卿的詞家，文辭中的風流倜儻和滄桑寥落還是一目了然，許是兵荒馬亂的南北宋交替的大背景下，某個不愿也不能露面的落魄王公貴族或才子佳人的化名？看來，從歷史細節和血肉建構的角度，傳記這類寫作，作為人或事的見證，哪怕其中存有不實之辭，也有存在必要。

由身世疑惑生八卦心，不去說了。我感興趣的是這首《采桑子·去年巖桂花香里》提到的巖桂。巖桂和桂花到底是不是一種植物？后世似乎也有一場官司可打。

現在較為流行的說法是，巖桂雖然名稱含“桂”，開的花也有香氣，長得與桂花也很像，但是，在植物學的嚴格分類里，它倆不僅不是一家，甚至連親戚都算不上。按照今天的植物學分類，巖桂也叫少花桂，是高大喬木，屬于樟科，通常三月開花，一直要開到八月。月桂是巖桂的親戚，月桂也即西餐里出鏡率較高的一種香料的來源，三到五月開花，原產地主要在地中海沿岸，比如希臘。希臘語里有“桂冠”一詞，其中的桂，即指月桂。而中國本土的桂花，則是木犀屬常綠灌木或小喬木，通常農歷八月開花，花期一個月左右，也有例外，比如杭州就有遲桂花。杭州城里著名的遲桂花，深秋才開，一直要開到臘月。積雪初融的早晨，滿城若有若無地飄著桂花的香味，與冬日枝頭的蠟梅、紅梅等各種梅花相映成景。這個場景，我曾不止一次地親歷，成為當年在杭州讀書時冬天里的樂趣。

杭州遲桂花“暴得大名”，與小說家郁達夫有關。郁達夫是浙江富陽人，有個短篇小說叫《遲桂花》，寫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杭州故事。滿覺隴賞桂是杭州人由來已久的一種生活習慣。桂花是杭州的市花，當然不止滿覺隴，植物園、岳廟、吳山、蘇堤、萬松書院、花港、虎跑泉，每一處的桂花都有特點。比如，植物園以早銀桂出名，而虎跑則以老桂花出名。“原來這兒到這時候還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滿覺隴里，倒不曾看到，反而在這一塊冷僻的山里面來聞吸濃香，這可真也是奇事了”，郁達夫在小說里提到的“這時候”指深秋，“這一塊”就是指南高峰翁家山村東邊的煙霞洞。煙霞洞在虎跑泉眼附近。從煙霞洞去往石屋洞的路上，就有著名的滿覺隴。煙霞其實是三洞。除了煙霞洞，另有水樂和石屋兩洞。從虎跑的四眼井出發，走到對面一條種滿桂花的小徑，再走幾百米，就到了煙霞三洞。洞和寺廟相互依傍，應該是五代十國時期的文化遺存。洞內大多有石窟造像，煙霞洞和石屋洞原有十八羅漢和五百小羅漢石雕，水樂洞底原有梁山伯與祝英臺石像。洞邊建有寺廟，比如煙霞洞前左側原有煙霞寺。煙霞寺又名清修寺，系五代廣順三年吳越王始建，宋治平二年改舊額“煙霞”為“清修”。至于南宋詩人釋文珦在《煙霞石屋諸寺》里寫到“緣山一徑微，竹樹隱禪扉。云絕去來性，僧無生滅機。風檐鐵自語，陰洞石能飛。終擬攜瓶錫，他年向此歸”時，沿用的還是“煙霞”舊額。

世界藝術史上，宗教與文藝的關系如此親密，特別是造型藝術里的雕塑藝術和繪畫藝術，因為對宗教內容的傳播，甚至得到教會和世俗政權的著力支持，許多大師和許多名作因此走進藝術史。古代中國也如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十國時期，南方相對安定，各國君主普遍對佛教懷抱熱情，寺廟修建一時為烈。手頭恰好有本梁思成先生編撰的《中國雕塑史》，薄薄一冊，從夏商周開始分節，一直講到元明清，主要論點和論據，幾乎都圍繞以寺窟雕像為主體的宗教藝術展開。梁思成先生作為建筑學家，其時已經注意到宗教場所的功用和藝術發展的關系。在沒有專門的文化場所之前，寺廟既是宗教場所，也是重要的文化場所，以講經釋道、勸善棄惡為題材的各種繪畫、雕塑和音樂形式，在寺廟里都有源流清晰的表現，以至于中國雕塑史幾乎可以對照中國佛教史來研究。秦漢以來，隨著佛教由“西天”傳進中國內地，立體雕塑也從西方傳播到中國本土，以造像藝術為代表的中國本土雕塑也從浮雕到立體，藉由寺廟石窟的廣泛修筑，完成了藝術本體的質變。這個質變包括審美趣味的變化，比如從北宋開始的雕塑世俗化，到南宋達到高潮，與北宋以來工商業興起、市民階層力量壯大有重要關系。有什么樣的藝術，就有什么樣的民眾。反過來亦然，有什么樣的民眾，就有什么樣的藝術。文化藝術的背后，站著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

星星點點的寺廟，除了宗教功能，過去還有一個特殊的功用，即供香客修養。這個客觀存在的功能常被忽略。交通不便的舊時代，每歲科考，往返路途需要很長時間，盤纏花得差不多的時候，寺廟既安靜又安全，破費還不多，往往成為書生趕考路上打尖休息的首選。這類故事，歷朝歷代許多文本都有記述。比如王實甫在元雜劇《西廂記》里，就以普救寺為核心舞臺，設計戲劇矛盾和人物關系。普救寺在河中府，即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附近。父母雙亡的張珙進京趕考，路過河中府，投宿在普救寺西廂房，邂逅因護送父親靈柩回鄉借住在普救寺的原相國之女崔鶯鶯，這才有了此后的愛情故事的發生。普救寺原建于唐朝，除舍利磚塔是遺存，其他如殿閣僧舍早已毀塌。中式建筑早期多用木材或夯土，隨著歲月更替，風雨滄桑中，木材腐朽，夯土坍塌，許多早期建筑慢慢地都不復存在了。普救寺上世紀八十年代又依仗《西廂記》的記述進行重修，規模似乎比原來更大。

煙霞寺也有不少愛情故事。郁達夫和《遲桂花》算一個。現代史上，煙霞寺的愛情故事還有另一個男主角。留美博士胡適的結發妻子、小腳女子江冬秀是母親為其選聘，此前，胡適有個叫曹誠英的表妹，一直喜歡這個才華橫溢的表哥。1917年，胡適在美留學期間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之后不久回國受聘于北京大學，同年，遵母命與江冬秀完婚。婚后六年，即1923年，6月到9月，胡適因病獨自在煙霞寺修養。曹誠英，也就是胡適日記里提到的“佩聲”，此時正在杭州女子師范讀書，常來煙霞寺探望表哥。懷春男女，情投意合，“發乎情止于禮”，當然是無果而終。但又怎么會是無果而終？特別是對于女性，這個果，多數是獨自品嘗的。

解放后做到農科院教授的曹誠英，一生未嫁，死后，還將遺骸埋在公子回家必經的小道上。二十多年前去績溪參加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舉辦的國際徽學研討會時，一個叫阿東的朋友，指著道旁曹女士的墓，講了這個故事。

煙霞寺有愛情故事，還有歷史的大故事。歷史故事的主角是國共兩黨。“西安事變”后，國民黨派中統局張沖作為代表，國共兩黨在西安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會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1937年3月底，周恩來和潘漢年經上海到杭州，與蔣介石本人在煙霞寺舉行秘密會談，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初步意向，史稱“西湖會談”。見過歷史大世面的煙霞寺，后來倒塌了。四眼井和洞窟雕塑原物也大多沒了。有風雨剝蝕的原因，也有人為原因。前些年，煙霞寺又重張了。

杭州不僅有入畫風景，還有前赴后繼的愛恨情仇。這是杭州迷人的地方。

其實，世間一直有“文人的蘇州，士大夫的杭州”這個說法。文人的蘇州，大約說的是吳地文脈深遠，文人雅士云集，在文學藝術創作上開創了很多風氣和流派，比如在中國藝術史上特別著名的吳門畫派。“文”“雅”相連，文人的蘇州，大致也是雅致的蘇州。士大夫的杭州，是因為杭州做過南宋都城，江南士族，包括北方世家，紛紛移民到此，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得天獨厚，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得到充分發展。士大夫的杭州，既有所謂貴族的講究，也有成熟市民的趣味。杭州的市民趣味是獨一無二的，即便是大俗，也能以一種文雅而坦蕩的形式表達出來，不遮遮掩掩。

只舉一個事例。上世紀90年代，我讀書的時候，除了KTV，幾乎沒有什么娛樂。有一段時間，杭州突然流行用兩副撲克打雙升。真沒什么技術難度，但杭州人玩得如醉如癡，無時不玩，無處不玩。沐著春風，淋著秋雨，喝著龍井，用桂花蓮藕當甜點，杭州人的打雙升，陣仗大，形式隆重。于是，在大自然的照拂下，家人團聚，朋友郊游，席地而坐，把滿覺隴，把平湖秋月，把太子灣，把柳浪聞鶯，都打成了快樂的牌局，打成了“清明上河圖”，打成了韓熙載的“夜宴圖”。前些日子翻看日本浮世繪，見江戶時代的郊游賞櫻居然也有“在櫻樹下擺開酒筵的村人們”。繁花下的審美和狂歡的市民撲面而來。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杭州城。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作為一個城市，從南宋以來，基本都處于市場經濟發展較早較快的行列，有倡風氣之先的特點。前兩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寫改革開放四十年浙江民營經濟的書，書名起得好，叫“東方啟動點”。當代如此，近現代也如此，浙江似乎一直扮演著“革命者”和“弄潮兒”的角色。以杭州為例，早從明清開始，產業結構就朝市場經濟調整和轉化。這種調整和轉化，是工商業的敏感。兩次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沿海和沿江的大門被槍炮敲開，原來主權獨立的國家迅速淪為半殖民地國家，杭州這樣的尖子城市處在被掠奪被開放的前列，被迫供奉資源、打開市場，被迫面對國際環境，當然也被迫睜眼看世界。文化習俗亦然，既是迭代的，也是疊層的。這種種突然之下，作為歷史感很強的城市，杭州其實是被動地加速向現代城市轉化。從市民生活的角度觀之，在這個痛苦的轉化過程中，有殖民文化的影響，又得舊都的遺俗，杭州人形成了自己與自然相處的節奏。

通常，梅花才是杭州冬天的主角。杭州城里賞梅的好去處多了去了。梅花盛開的季節，也是江南最冷的時候，市民卻成群結隊、拖家帶口地踏雪訪梅，成為冬季盛大的風景。杭州城里最出名的賞梅去處，除了煙霞古梅，大概就是小孤山了。孤山不孤，在鬧市區，從老浙大出發，穿過植物園，騎著車，輕輕松松就到了。冬天的杭州城也會下幾場雪。淡淡的雪意里，看見寒冷的秦檜一直跪在岳廟前。岳廟是若干年前游客到杭州的必訪之地。前些年，有秦氏后人寫文章，試圖為秦王二人翻案。這個案看來是很難翻了。一是歷史久遠，歷史沿途的各種書寫，在忠君愛國的文化背景下，早已把“他”定了性。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經由評書大師劉蘭芳在電臺上傳播，一部由《說岳全傳》改編的《岳飛傳》在娛樂消遣形式較為單調的年代，幾乎家喻戶曉，秦檜的負面形象影響太大。岳廟從外面看一眼就可以了。沿著北山路——現在好像叫北山街——繼續往前騎，到西泠橋，就會看見蘇小小的墓。錢塘歌妓蘇小小生在錢塘，與“西湖歌舞幾時休”的調調似乎很搭。修墓之前，橋邊只有一塊字跡模糊的石碑。修墓是我畢業之后的事了，據說當年反對的聲音也很多。始終沒搞明白當時的杭州主官們為什么要頂住壓力，在北山路與孤山路交界的這個城市風景的C位，新修一個久遠的歌妓的墓。當然，蘇小小墓也很快與周邊各種舊物成為游人光顧的風景點。對蘇小小不感興趣，繼續往中山公園騎，很快就會看見傲霜斗雪的鑒湖女俠和神秘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的神秘來自它的名氣和它的低調。被雕成塑像的秋瑾，與文字中的秋瑾，似乎都是佩劍騎馬偏中性的打扮。這大概是上世紀上半葉從深宅大院走出的中國女性向外邊的世界要求平權的一個細節標識。印象中，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也是這樣。被雨果稱為“偉大的女性”的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穿著男裝出現在社交場合，甚至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時尚。喬治·桑是著名的女權主張者，主張女性在社會生活和情感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喬治·桑用一生實踐了自己的主張。這種勇氣、膽識、魅力，哪怕在今天，也為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望塵莫及。至于在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交界處出現的秋瑾，勇于赴死并寫出“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秋瑾，在我的想象中，畢竟生活在“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江南，內里的骨頭雖是浙東人的“死硬”，并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閨秀的妝容大體還應是柔美恬靜的。細看存世的照片，這位字“競雄”也很有丈夫氣的江南閨秀，從日本留學回來后，確實常以英姿颯爽的一面示人。

杭州，應該說浙江，因為有了秋瑾，有了魯迅，從骨子里洗脫了許多南宋以來的脂粉氣。秋瑾和魯迅都是紹興人。紹興處浙東，浙東人是出了名的“死硬”。這個說法，最初從大師兄那兒聽來。大師兄當時正在寫一本叫《S會館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對紹興文化和紹興文人似有深入研究。

從鑒湖女俠像往東，沿著湖慢慢騎，再拐一個大彎，終于看見放鶴亭。許多地方都建有放鶴亭，蘇東坡還曾以“放鶴亭記”為題，為徐州的放鶴亭洋洋灑灑寫過一篇文章。孤山現存的放鶴亭，鬧中取靜，是上世紀初為紀念林和靖重修的重檐歇山頂式建筑。北宋時的孤山，蜷在西湖的一角，遠離人煙，林和靖才有可能以梅為侶，視鶴為子，隱居和埋骨于此。有歲月和傳說加持，古樹依傍，清雅有味，是想象中的林和靖的隱士風格。林和靖雖以梅妻鶴子和特立獨行出名，但他不僅不是空頭藝術家，而且還是貨真價實的書家和詩詞家。比較起詩詞，我更喜歡林和靖的書法。記得從前有人說，寫“悲欣交集”的李叔同，字有絕了煙火氣的干凈，是僧人的字。林和靖的字則是隱士的字。隱士雖隱，也還是活在生動的人間。因此，隱士的字，除骨骼清奇之外，還有圓潤、流暢和生動。不干，不枯，一心一意，把自己活成了神仙。字如林和靖其人。

唐宋以來，關于梅花的詩詞總量很多，流傳甚廣者也不少。其中，林和靖的《山園小梅二首》應算名篇。作為詩詞家的林和靖，主要寫梅花，好句子不少。《山園小梅二首》流傳至今的名句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句一出，連當時的文壇大佬歐陽修都擊節稱贊。二次傳播者是姜夔。姜夔在自己的兩首詠梅詞里，直接將“疏影”“暗香”入了題。“疏影”和“暗香”從此既是詞調，又成為梅花的代稱。“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姜夔晚年也居住在杭州。

今天的研究者傾向于認為，林和靖此句是從五代后漢江為的殘句“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化來。“疏影”“暗香”確是神來之筆，既得梅之形，又活梅之魂。但也有個別學者認為江為乃林和靖之后的人，這句殘句原是江為從林和靖那里偷來。這位被同時代“權威者”稱為“才子”的江為，也是身世“語焉不詳”。“迢迢江漢路，秋色又堪驚。半夜聞鴻雁，多年別弟兄。高風云影斷，微雨菊花明，欲寄東歸信，裴回無限情。”不過這位才子的詩詞寫得真不賴，比如這首《旅懷》，用典巧妙，節奏流暢，好讀，易記。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個人傾向認為江為應生在林和靖之前。

在杭州讀書的最后一年，幾乎每周要到浙江省圖書館查資料。浙江省圖書館當時還沒有搬到黃龍洞，還在小孤山。論文做的是魯迅研究。現代文學這部分資料，浙江省圖書館藏了很多，但只能在館內看，不能外借。因此，有那么三四個月，也包括冬天，幾乎天天“披星戴月”。西湖邊的“披星戴月”其實是最好的時光，人少，西湖是安靜的。來來回回，都要繞行放鶴亭。在放鶴亭坐一會兒，遠處，近處，紅梅，臘梅，還有遲桂花的香芬，夾雜著雪意飄來。大概因為寒冬臘月開花的緣故，梅花在各種詩文里都是“暗香”“冷香”。而遲桂花即便是在冬天開放，也是“暖香”和“甜香”。這大概就是通常所謂的印象分了。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這是白居易《憶江南詞三首》里的第二首。桂子當然是桂花，“山寺”應是泛指。詩人在題目下自注：“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謝秋娘想必原系教坊善才，被才子們寫成了曲牌名。白居易和蘇東坡都在杭州做過地方官，都興修水利，留下白堤和蘇堤。興修水利，是因為當時的西湖還是野的，還是難以馴服的。被馴服的杭州，才是“濃妝淡抹總相宜”。宋詞固然是多，固然是好，但我也喜歡唐人的詞。唐詞總量少，但就像未馴化的西湖，保持自然流暢的元趣味和真美。比如白居易的這組“憶江南”，比如相傳為李白所寫的《憶秦娥》。有意思的是，從美學風格上，白居易的詞寫得像李白的詩，豪放不羈，抒情性強。而李白的詞，則寫得像白居易的詩，淺白、平易、飽蘸情懷。

生長在中原的白居易，用這組“憶江南”，把客居的江南固定在歷史風光里。這是文字敘述中的杭州。各種敘述的合力，將杭州捧到了天堂的位置。上世紀前半葉，杭州與北平、上海構成文化三角，各有其妙。北京傳統，上海時尚，杭州仿佛是二者的調停。從杭州及其周邊的蘇浙皖，走出了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以忠實于“自敘傳”風格寫作的郁達夫為例，在杭州邂逅王映霞，1928年春天簽下婚約，直到1939年在新加坡《星島日報》發表離婚聲明，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都在西子湖畔。每次讀郁達夫的文字，總能讀出杭州的地理和杭州的蛛絲馬跡。

詩詞里的桂花也是如此。唐宋詩詞，特別是北宋時期的詩詞，以“巖桂”直接入題的數不勝數。這里面，有個別可能是少花桂，絕大多數應該都是原產地為中國的普通桂花。楊萬里的《巖桂》寫道：“不是人間種，移從月脅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嫦娥奔月，吳剛手捧桂花酒，廣寒宮的桂花當然是中國品種。桂花在中國的栽培史長達兩千五百余年，《呂氏春秋》盛贊其為“物之美者，招搖之桂”。

把巖桂和桂花區別對待是這些年植物學界的事。我自己倒是一直不分。這是沿襲老習慣了。

劉瓊，藝術學博士，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委員，《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現居北京。曾獲《文學報·新批評》 優秀評論獎、《雨花》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評論獎、中國報人散文獎等。著有《聶耳：匆匆卻永恒》《通往查濟的路上》等專著。劉瓊女士2020年在《雨花》開設“花間詞外”專欄，此為專欄第八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