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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國學院成立之初“四大導師”中以梁啟超和王國維門下弟子最多，原因在于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方面梁啟超都當之無愧四人中的“老大”，而王國維則是四人中學術成就最高、治學也最精者。趙元任因所長在語言研究，不但對外語要求較高，而且要求能夠運用西方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方言研究，故那些致力于傳統國學研究的學生對他興趣不大。但他畢竟是哈佛博士且有美國大學任教經歷，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陳寅恪雖然和趙元任年齡相仿且同樣多年留學海外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而且他到校最晚，到清華時尚未發表真正的學術論文，名氣自然不如梁王二人甚至也不如趙元任。更為關鍵的是他指導學生所開列題目過于專門，什么“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等都是非常冷僻的研究領域，讓不少學生望而卻步。不過陳寅恪到校后很快發表一些論文并在授課時顯示出其淵博學識，甚至吸引不少教授去旁聽，聲望自然提高。此外王國維和梁啟超的先后去世致使陳寅恪成為唯一的“國學”教授，拜入其門下弟子自然增加。

對于陳寅恪和弟子的關系，此前研究大都集中在陳寅恪如何指導學生以及學生后來是否背叛老師方面，具體人物則以對蔣天樞、劉節、汪篯、金應熙、周一良等人研究較多。故此處僅論述較少被關注的朱延豐、姚薇元兩位，他們入清華后即拜入陳寅恪門下，和陳寅恪關系一直較為密切。

首先朱延豐和陳寅恪的關系因其留學風波事而比較特殊。1933年末清華歷史系討論選派優秀畢業生留學人選，符合條件且成績優秀者為朱延豐和邵循正，但歷史系在出國名額還有剩余情況下卻只批準邵循正，朱延豐自然不滿。他認為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處理此事不公，遂向校方申訴，認為根據學校規定自己應該被推薦。但校方認為他誤解了章程規定，1933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評議會經過討論認為：“畢業生成績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薦于評議會一條，其在手續上應經系主任之審核，非成績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薦。”這一結論意味著蔣廷黻不推薦朱延豐而只推薦邵循正完全符合規定，對此朱延豐并不認同，同時其他學生也全體聯名上書梅貽琦梅校長希望學校重新考慮，但評議會堅持原先看法。于是朱延豐給教育部遞交訴愿書，認為蔣廷黻是因為“個人感情的原因”打壓自己，而校長和評議會又“互相勾結維護”。教育部對此事給予一定關注但并未直接干涉，只是把朱延豐的訴愿書發還學校并請校方說明情況。此外朱延豐還求助于著名律師張伯烈，準備將這件事訴諸公堂，至此朱延豐留學事就從校內風波變成社會事件引起廣泛關注，甚至《申報》也給予詳盡報道。就在風波越來越大之時，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終于表態，對于是否推薦朱延豐當然是他最有發言權。1934年1月8日陳寅恪給梅貽琦寫信說：

月涵吾兄執事：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時為主席，詢問大家意見，蓋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后，全體贊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系。茍朱君可以使弟發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總之，此次史學系議決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大最多之責任。此中情形經過如此，恐外間不明真相，特函陳述。

陳寅恪此信首先證實選派邵循正而非朱延豐是歷史系全體教授的意見，并非蔣廷黻個人專斷。其次說明提出只派邵而不派朱的人不是蔣廷黻而是導師陳寅恪，其標準是他們的學術能力，沒有其他因素。陳寅恪表態后朱延豐表示尊重導師意見，風波得以平息。不過這其中當有待發之覆，因為朱延豐為清華升格為大學后第一屆畢業生，又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后經陳寅恪嚴格考查才錄取為研究生，顯然陳寅恪對朱延豐的學術水平比較滿意。據朱自清日記，朱延豐畢業考試成績很好，雖然陳寅恪出的題目不容易，但他的回答很出色：

1933年3月23日：下午考朱延豐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論，剖析事理頗佳。陳先生謂其精深處尚少，然亦難能可貴。陳先生問題極佳，錄數則：

一、新舊唐書記載籍貫以《新唐書》為可信，因《舊唐書》據碑志多記郡望也。

二、唐代人吃飯，分食，多用匙；廣東用手，中土僧人游印度者，恒以此相比。又從高麗情形及詩中見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稱為摩訶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譯之大乘天、解脫天也。天為印人稱中土僧人通名。

四、官職趨勢，京官由小而大(如侍中)外官由大而小。

當時的畢業考試邵循正和朱延豐是以口試方式分開單獨進行，時間為3月16日和3月23日。據卞僧慧之《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記載，考試結束后陳寅恪問朱延豐感覺怎樣，朱延豐說覺得還不錯，陳寅恪笑著說恐怕也不一定，本來還有一道題目，因為覺得可能太難而未出。但就上述題目而言，朱延豐確實回答很出色。

而且陳寅恪一向對學生極為關心愛護，又怎么會在留學這種大事上主動提出不推薦自己的學生？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圍繞是否選拔朱延豐出國一事其實透露出清華歷史系兩位“大咖”即陳寅恪和蔣廷黻在辦學理念和治學方向上的分歧，蔣廷黻認為要引進年輕學者，同時運用新的研究方法進入新的研究領域如中國近代史和東南亞歷史等，這大概寓有對陳寅恪、楊樹達等一批老學者的不滿。此外需要說明的是陳寅恪對邵循正也極為器重，后者不僅學習同樣出色而且后來還直接介入陳寅恪的研究工作——1943年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之所以能夠出版和邵循正有直接關系，正如該書出版后陳寅恪對蔣天樞所說:“此書之出版系經邵循正用不完整之草稿拼湊成書，交商務出版。原在香港手寫清稿則寄滬遺失矣。”

總之，無論之前朱延豐如何堅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陳寅恪出面后他還是默認了暫時不能留學的結果，這既說明陳寅恪的學術威望也說明朱延豐對導師極度尊重。之后朱延豐并未因此事氣餒，很快就實現了出國愿望——半年后他順利考取庚款赴英留學生，入牛津大學研究近代史，1937年獲碩士學位后再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歐洲史，學成回國后先后在東北大學、中央大學等任教。1942年，正在東北大學任教的朱延豐把專著《突厥通考》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同年三月陳寅恪在所寫序中特意回顧了有關該書的一段往事：“朱君延豐前肄業清華大學研究院時，成一論文，題曰突厥通考。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問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卒，摧陷敵陣，可無敵于中原矣。蓋當日欲痛矯時俗輕易刊書之弊，雖或過慎，亦有所不顧也。”顯然陳寅恪有感于當時一些學者治學中的浮躁，才吩咐朱延豐把文章修改十年后再發表。朱延豐遵照老師的話對文稿一直進行修改增補，直到十年后才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彼時陳寅恪剛從香港回到桂林，可能也沒有想到朱延豐真把當年的論文修改整整十年才決定出版，僅這一點而言朱延豐沒有辜負陳寅恪的厚望。這大概就是陳寅恪欣然為其寫序的原因——在動蕩年代，朱延豐這樣嚴謹認真做學問的態度確實值得贊許，故陳寅恪對此書的評價很高：“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實之故，雖不及今文經學漸染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路線，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后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朱君是書乃此日世局潮流中應有之作。從事補正，既歷十年之久，宜其不可更遲刊行，以與世相見。”雖然陳寅恪并未對該書內容作具體評價（原因他自己說是學術研究重心已經轉移，故對不太熟悉的領域他就不進行評論，這當然是陳寅恪的謙辭，卻展示出一位大師的嚴謹治學態度），不過陳寅恪還是用一個“古典”表示對朱延豐此書的贊許，其中還帶有對弟子成就的羨慕：“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戲者”。——這里的典故出自《左傳》，成得臣字子玉，為楚國令尹。“馮軾而觀士戲”是城濮之戰時成得臣向晉文公邀戰所言：“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大意是說：“我請求與國君您的將士進行一次角力游戲，國君您可以在車上倚靠著車前橫木觀看，得臣我也和您一起觀看。”陳寅恪引用這一典故的意思是說自己現在專注于研究中原歷史，對邊疆民族歷史已經不敢涉足，朱延豐這部是研究突厥歷史的著作，當然就不便妄言得失。這就如同晉文公只是置身于戰場之外觀看，并不親自上戰場搏殺一樣。

這篇序言還顯示出陳寅恪對彼時學術流變和社會發展趨勢的敏銳感覺和“預流”能力。在陳寅恪看來，西北邊疆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少數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化如果要再現輝煌，就一定要注意研究“塞外殊族”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最后陳寅恪在此序中再次顯示出對龔自珍的偏愛，特意在結尾引用龔氏的“但開風氣不為師”之句，在表達謙虛的同時也在贊揚朱延豐的研究有引領潮流之功，足見他們的師生情誼并未因時間流逝而淡化。

傅斯年曾經對陳寅恪的一篇論文大為贊賞，并在講課時全文引證說明如何利用史料考證解決歷史疑難問題。他說：“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依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茍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這里提及的長慶唐蕃會盟碑是極為珍貴的現存實物史料。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雙方派使節商談結盟事宜，先在長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邏些（拉薩）重盟。公元823年盟文用漢藏兩種文字刻石立碑，樹于拉薩大昭寺門前，即有名的唐蕃會盟碑或長慶會盟碑，因碑文以甥舅關系相稱，故又稱甥舅和盟碑。陳寅恪這篇論文發表于1930年5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刊，此文綜合藏文、蒙文、滿文、拉丁文等資料，并利用《長慶唐蕃會盟碑》這一珍貴文物考證《蒙古源流》中“達爾瑪持松壘”即朗達爾瑪與可黎可足（即敦煌寫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書·吐蕃傳》之彝泰贊普）的合稱，堪稱發千載之覆。后來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諍記》中考證《唐蕃會盟碑》與吐蕃贊普名號時即大量征引陳寅恪的研究成果，認同陳寅恪將乞里提足比定為彝泰贊普的觀點。

四年后也即1934年，陳寅恪的弟子姚薇元在《燕京學報》第15期發表《唐蕃會盟碑跋》，對碑文內容進行了縝密的考證，其中特意提及考證闕文時所用資料有一部分來自陳寅恪：“據陳寅恪師藏《繆藝風堂》拓本影片，及內藤《研幾小錄》中所附寶作左盦藏拓本攝影。”在姚氏此文另一處闡述吐蕃贊普名號時再次引用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中的考證：“khri-gtsug-Lde-btsan 贊普名號見碑陰，即敦煌中文《八波羅夷經寫本》之乞里提足贊，《蒙古源流》卷二之持松壘，《新唐書》卷二百十六《吐蕃傳》之可黎可足也（據陳寅恪先生所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縱觀姚氏此文，可以視為他對陳寅恪此前有關研究的回應，并以詳實的考證再次驗證了陳寅恪觀點的正確，師生二人的此次學術互動可謂精彩。

姚薇元和陳寅恪的學術互動或者說學術觀點上的呼應當然不是僅僅這一次。1931年，陳寅恪在《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上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雖然不長，內容卻極為重要。按說紀念自己任職學校成立二十周年應該寫一點喜慶之語或給予鼓勵贊美之類，但陳寅恪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給予幾乎全面否定的“苛評”，這否定自然也包括清華在內。他為何在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對中國學術整體發展狀況做出嚴厲的否定性評價呢？對此筆者曾撰寫有《陳寅恪“苛評”中國學術》一文給予闡釋，此處不贅。不過，姚薇元數年后所寫一篇文章依然對彼時中國學術的發展狀況不滿，也是給予幾乎全面否定的評價，與其師如出一轍，這就是他1935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一文。且看其所言：“我們中國興辦高等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較之日本的教育維新，相距并不很遠；但我們試看現在日本的學術方面在國際上已達到平等的地位，醫學農學方面，日本尤有很大的貢獻。而我們的學術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見絀了，在國際上，更無地位可言。”至于落后原因，姚薇元和陳寅恪一樣歸因于缺少“學術獨立”：“試問何以相差到這步田地？關鍵究竟在哪里？簡單地說，便是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即以謀本國學術獨立為目的。任先生所提議的辦法，日本在明治時代就已實行了，而我們的高等教育，雖也標榜著‘學術獨立’，但那只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全國所有大學直到現在還全是“留洋預備學校”，甚至最近創設的大學研究院也包括在內，進研究院也不過利用環境作投考留學的準備而已，頗有住研究院數年，每年投考留學而始終沒動手寫論文的。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姚薇元此言不僅和陳寅恪數年前所言幾乎相同，更讓我們想到陳寅恪另一句抨擊中國留學政策的話，那就是他認為彼時最誤國政策有兩條，一個是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一個是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袁世凱藉小站練兵掌握了軍權，遂有其竊國篡位之舉，這好理解。至于留學生出國學習國外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為何被陳寅恪斥為誤國？也許姚薇元此文的話可以佐證。

看來陳寅恪所說的“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這一點也是姚薇元所要強調的，師生二人文章雖相隔數年，卻不約而同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表示不滿，所給出的結論也完全一致，足見姚薇元對老師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立場不僅熟悉而且贊同。姚薇元1926年高中未畢業即考入清華大學，不過一開始學的是物理，后才轉攻歷史。他1931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在陳寅恪指導下開始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33年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1936年畢業時《北朝胡姓考》就是畢業論文，后經修訂終于成為中國第一部研究胡姓的專著。在該書序言中，姚薇元明確說明該書的撰寫是受到陳寅恪的影響：“不學如余，本不敢以蚊負山，率爾操觚。曩年負笈京都，從義寧陳寅恪先生治南北朝史，嘗試作《〈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一文；雖所獲甚微，而對此問題，漸生愛好；乃不自揆度，欲進而探求一切胡人之姓氏。”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史一直是學術界極為關注的領域，對此從漢族和少數民族在翻譯對方人名、地名等術語過程中呈現之復雜情況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各自社會、政治地位之升降演變以及彼時民族文化交流的實際狀況，對于研究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關系具有重要價值。為此早在1929年陳寅恪就撰寫了《元代漢人譯名考》等文章，試圖從蒙古人對漢人稱謂的視角闡釋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在受到政治影響特別是統治階級政策制約后漢族之社會地位的演變過程。此文充分體現了陳寅恪治學中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善于從常見材料中發現論述突破口的能力。他注意到元末明初陶宗儀（九成）所撰《南村輟耕錄》在提及元代社會各階級時收錄了蒙古72種，色目31種以及漢人八種。元代社會從整體言分為蒙古、色目和漢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其實又包括不同的群體和民族，其中漢人地位最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氏所收錄的漢人分為八種：契丹、高麗、女直（即女真）、竹因歹、術里闊歹、竹溫、竹赤歹和渤海，其實都是當時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而非真正的漢族。事實上當時的漢人原先在金統治下的稱為漢人，在宋統治下的稱為南人，據此所謂漢人八種實際上可以稱為十種。陳寅恪的疑問是，陶宗儀在撰寫其書時為何會漏掉真正的漢人，何況他自己是浙江臺州人也就是南人，按理在分類時不會忘記包括自己在內的漢人吧？其中“必有待發之覆”。陳寅恪根據史料指出，在元初所謂漢人被蒙古人稱為札忽歹（Djavkout），金人被稱為囊家歹(Nangias)。此外蒙古人還稱金人為“阿勒譚（即蒙文“金”字的意譯）”、“主兒扯惕（即“女真”的音譯）”或“乞塔惕（即彼時漢人的統稱）”。至于囊家歹(Nangias)的“囊家”，陳寅恪同意伯希和的看法，認為就是漢語“南家”的音譯，彼時金人稱宋人為南家，蒙古人也因襲此說法，后成為中國的通稱。總之，經過考證陳寅恪的結論是不管上述各名稱的原義如何蒙古都是用來指稱金人，卻沒有其他稱呼來指稱金統治下的漢族。在列舉氏族分類時雖然總目有漢人，但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稱呼則在子目下不列漢人，說明當時蒙古人的語言水平較低或對此不夠重視，作為游牧民族這本來也不足為奇。至于陶宗儀在撰寫《南村輟耕錄》時漏列漢人一事，陳寅恪推測可能是陶宗儀不過是抄襲了蒙古古籍的原文而沒有進行修改之故。此處陳寅恪的論述非常精彩，不贅。不過由此陳寅恪得出的結論對于后世從事語言學和民族關系研究者很有指導意義：“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偽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此后陳寅恪接連撰寫了“蒙古源流研究”的系列論文，綜合運用語言學和其他學科理論對這一國際漢學研究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陳寅恪的弟子姚薇元理應熟悉這些論文，這對于他從事考證胡姓顯然具有示范作用和鼓勵作用。對于姚薇元能夠在少數民族姓氏方面進行研究，陳寅恪當然給予鼓勵，故他在《姚薇元北朝胡姓序》的第一段即高度評價姚薇元的學術成果：“寅恪以為姚君之學，固已與時俱進，然其當日所言，迄今猶有他人未能言者。”然后陳寅恪借題發揮指出不僅胡姓要考證，胡名也要考證；不僅要考證胡人和漢人的交往，也要考證其他少數民族如滿族和漢族的交往過程中，其人名、地名等的演變過程。陳寅恪指出，一般而言少數民族在本族的姓名稱謂通常較為粗俗，或者說比較生活化和本土化，而其漢語的姓名則較為雅致。例如北朝的宇文泰，其“泰”即為胡語“獺”的對音，也即“黑獺”的雅譯漢名，“黑獺”則是其胡名。此外陳寅恪還提出一個在清史研究中的疑難問題，即雍正即位后在處理與兄弟關系時為其更改帶有侮辱性姓名的事情。雍正的八弟胤禩是其兄弟中最有才能的一位，因此雍正繼位后必然視胤禩為最大威脅，終于硬找一個理由削其王爵，并改其名為“阿其那”，把另一兄弟胤禟改名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兩個詞過去多認為是“豬”“狗”之意，但陳寅恪認為不確，因為倘若如此，雍正等于罵自己也為豬狗了。陳寅恪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為滿洲語‘豬’‘狗’之義，其說至為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亦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陳寅恪并指出清末大臣文廷式以塞思黑之義為“提桶柄”之說當改為“腰子筐”，雖然他認為“提桶柄”之意也難解釋，而“寅恪偶檢《清文鑒·器具門》見有滿洲語‘腰子筐’一詞，若綴以系屬語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滿洲語包為家，衣為的）則適與塞思黑之音符合。證以《東華錄》所載世宗斥‘塞思黑癡肥臃腫，弟兄輩戲笑輕賤’之語，豈其改名取象于形狀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說乃祭酒文廷式之語，傳者記憶有所未確耶？’”這里陳寅恪認為“塞思黑”應釋為“腰子筐”，音既相似，又與允禟‘癡肥臃腫”的形象相類。因在滿語中“腰子筐”一詞寫作saisaha，音塞沙哈，倘若在語尾加“i”，就成了saisahai，音塞沙海，與塞思黑音非常相似，故陳寅恪有塞思黑釋為“腰子筐”之說。對此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王鐘翰作《再釋阿其那與塞思黑與滿族傳統文化》一文，對阿其那與塞思黑改名的幾種不同字義、改名豬狗的忌諱等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考證，他指出：“阿其那與塞思黑與滿語‘狗’和‘豬’的譯音，表面上似乎并無任何聯系，但無論如何，他們二人改名都有被蔑視、輕賤之意，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看來，無論陳寅恪還是其他學者，盡管在具體闡釋上有分歧但都認為阿其那與塞思黑之名有被蔑視和輕賤的涵義，因此雍正才會把這些稱呼“賜給”要侮辱的兄弟。名字與稱謂就這樣與宮廷秘聞和統治者內部復雜關系聯系起來，成為理解統治者內部矛盾的絕妙視角。

總之，陳寅恪在為姚薇元著作所寫序文中提及這些內容，不僅在于以此表示對姚薇元研究的肯定，更是為后人的繼續研究指明一條可行的途徑。故雖然只是一篇短小的序言，內容卻極為豐富，正可謂“以小見大”“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