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還在院子里嬉鬧時，同學的叔叔出來說了這么一句話。

我們一下子安靜下來，散了。從院子里出來，大家一一道別，明天各奔東西。高中畢業后，我和多數同學沒有再見過面，偶爾邂逅，或者接到同學的電話，多是咨詢孩子讀書的事。直到微信興起后，熱心的同學建了微信群，我們大多數人才在一個虛擬的現實中噓寒問暖。我是少數幾個客居他鄉的同學，特別感受到同學們的鄉情。他們有時候會發來聚會的視頻，看他們醉酒的樣子，我也被感染。有幾位同學每天早上都給我發來不同的早安圖片，我只會單調地回復“早上好”。他們發來的圖片每天都不一樣，讓我大開眼界。時間長了，這樣的圖片也少了。坦率地說，我們彼此已經陌生了，只有說到過往共同的經歷才有共同的話題。不管怎樣，同學情誼還在那里，是一種凝固的情誼，就像一塊方糖，放進咖啡里，喝下去，多少會感覺有點甜。

我們這些鄉村孩子，在那個年代最向往的是改變自己的身份，過早地認同了別人的身份和記憶。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會去哪里，但我們都相信，讀了高中，自己的命運會有不同，會朝著一個好的方向發展。當時文明的軌跡是離開鄉村，后來文明的路程是返回鄉村，這中間應當有太多的環節。許多有鄉愁的人把復雜的問題簡化了。成為一個在城市里生活的知識分子后，我也和別人一樣，省略了許多中間的環節。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條路，往返之間為何有這么大的差異。我和許多鄉村的孩子一樣，有了實現自己身份轉換的過程。這個過程看起來只與一次考試有關，但它幾乎是幾代人煎熬的結果，甚至是一個偶然的結構。從村莊中走出，也是反抗壓迫的方式，這是鄉村孩子才能體會到的感覺。少年的我仰望鄉村的天空，所見幾乎都是茅草屋頂，現在太陽下的黑瓦紅瓦不管風吹雨打總是那樣自在，可是，屋頂上已經很少有啄食和棲息的小鳥。改變的結果是復雜的，當你和自己的同學不在一條軌道上，即便你再平和，再真誠，距離還在那里。這種鄉愁是痛苦的。

我是在南京站遇到這位女生的。我下了火車，在月臺上才走了幾步，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腳步。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生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跟我說：王堯，你不認識老同學了？我尷尬地笑笑說：你好你好。她沒有說自己的名字，我迅速搜索，怎么也想不起來，只是因為她說了她是我的同學，我才覺得她看上去有點面熟。這位女同學還要說什么時，火車啟動前的鈴聲響了，她趕緊上車去了。我們是同一次列車，我在南京下車，她在南京上車。列車“哐當”“哐當”動起來了，很快消失在視線中。人與人的關系常常就是這樣，你上車，他下車，瞬間就錯過了。

這是一次邂逅。我們應該有三十多年沒有見過面了，如果她確實是我的中學同學的話。她從一個中年人的模樣里發現了一個青年，不是我沒有衰老，而是她留下了一個同學的青春記憶。那是深秋的下午，我穿著長長的黑色風衣，月臺上的風已經有涼意，我把風衣的領子豎起來了。在一瞬間，我心里有了暖意。這位同學是誰？我搜索和追憶了幾次，都不能確定。

是不是她呢？我最初見到她是在爺爺工作的糧管所，初二的暑假。我在營業廳，一個女生進來了，穿著白色的短袖。我聽她的口音，覺得不是本地人。她買好東西，出門時跟爺爺打了招呼，也朝我微笑點頭。我問爺爺她是誰，爺爺說是從無錫下放到這里的。難怪。我沒有想到，暑假開學后，我在鎮上的高中見到了她，我們是一個年級的同學。我們彼此都沒有猶豫，就認出了對方。她知道我爺爺的姓，到了班上又知道了我的名字。原來她所在的那個公社沒有高中，就到我們這里來念書了。這位來自無錫的同學，和我最初見到她時的感覺一樣，她始終微笑著，后來她離開學校，舉家回了無錫。她總是穿著很素凈的衣服，無論春夏秋冬。圓圓的臉上有幾點雀斑，更顯得樸素。回想起來，我總覺得她的發型不對，扎著一個馬尾巴，圓圓的臉似乎更圓了。不過，那時女生的發型都很簡單，除了齊耳短發，就是馬尾巴，沒有梳辮子的女生。多數女生和我們男生一樣，都穿著性別特征不是很明顯的衣服。

那個時候我喜歡吹口琴，特別閑著的時候會在宿舍里瞎吹。譜子從哪里來呢？她告訴我，你可以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寫信，說你需要譜子，廣播電臺會給你寄。我有點懷疑，沒有寫信到北京。好像過了一個月，我已經忘記這事時，她拿來一個從北京寄到學校的信封，我打開一看，果然是印著譜子的幾張紙。這個晚上，我才試著吹了新的曲子。我們讀高二上學期時，許多下放到我們這里的人開始回城。她告訴我說，下學期他們家也可能回無錫了。到了學期末，要放寒假了，她說寒假后就回無錫，要和我們告別了。我們這個小組的同學準備為她送行，但想不出好的形式，有同學說，我們一起去看場電影吧。當時還不知道要恢復高考，她能夠回城，我們都替她高興。從電影院里出來，有同學問她，高中畢業后做什么，她說她想當工人，無錫的紡織廠很多。我們聽了都很興奮，特別羨慕她高中畢業后就能找到工作。

高中的學習生活是淡淡的，沒有什么故事，只有一些細節。這些細節，也在日光流年中逐漸稀釋。我那把口琴早已不知去向，我甚至忘記了我曾經吹過口琴。回到無錫的劉同學，好像給我寫過一封信，寄了一些譜子，還有幾張卡片。卡片一面是年歷，一面是劉曉慶或是陳沖的劇照。這已經是“文革”結束之后的事了。我們后來再也沒有聯系過，直到我在車站邂逅那位女同學，我才想起會不會是她。好像不是，她的個子沒有這么高，臉也沒有這么長。但我又想，三十多年過去了，無論男生女生，會變成什么樣都很難說。我不能確定在車站見到的女生是她。

會不會是她呢？我也猶豫。從氣質上看，真是有點像。但她的樣子我幾乎沒有印象了，她是另外一個班的。我們這一屆高中有三個班，最活躍的女生似乎都集中在我們這個班級。她是一個例外。我知道她，是因為有同學說這個女生談戀愛了，學校找她談話了。我后來對她印象更深的是，學校發現《少女之心》在同學中傳開后開始查源頭，據說她是最早讀到這個手抄本的同學之一。但她堅決否認，堅決不肯承認是她傳到學校里來的。她和我說的那個“初戀”的同學是一個鎮上的，關系不錯。她經常在下課后到我們班級來聊天。我看她的眼光有點異樣，她可能也發現了，便對我說，你們不要冤枉好人。她直率，甚至張揚，講話聲音也很高，是一個有個性的女生。那個年代有個性的女生不是很多，多數都是平平常常的。快要高中畢業時，又傳聞她先和誰戀愛了，再和誰戀愛了，似乎給大家形成了一個交往不夠謹慎的印象。我們高中畢業，幾個要好的同學聚會時她也參加了。我忘記那天晚上我們喝了什么酒，她的話很多，和我碰杯時跟我說：你們男生是不是怕我啊？我還沒有回答，她就哈哈大笑干杯了。我們后來沒有再見過，斷斷續續聽到她的消息。有個性的女生能折騰，先是聽說她到上海，又聽說后來在南京還是什么地方安家了。都不能確認，可以肯定的是，她離開小鎮了，是我們這一屆女生中唯一去外面闖蕩的人。有一天，某個同學給我打電話，說她想找我咨詢高考的事，能不能把我的電話號碼給她。過了一段時間，我收到她的短信，也通過幾次電話，回答了她的問題。她說她現在很好，有機會到蘇州來看我。我想，我在車站如果遇到的是她，以她的性格，或許會自報家門。

其實，我這樣的追憶是無果的。那些溫和的女生和男生幾乎都默默無聞地在生活中消失了，水波不興的日常生活是多數人的境況。我曾經回過一次中學，物是人非，給我上過課的老師幾乎都退休了。我從學校大門出來時，遇到了另一個班級的一位女生。她的父親曾經在我們村上的學校教過書，我和她也就多了一份親切。她已經成家，是一個孩子的媽媽。我從她臉上的表情看出了她幸福的生活，她邀請我去她家坐一會兒。我正好要趕路，就說：你有機會到蘇州時聯系我。這不是一句客套話，但我知道她去蘇州聯系我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好像是過了一個學期，我突然接到一個同學的電話說，某某某患了白血病，想去蘇州的醫院看病，問我能不能幫忙。我隨即答應，當天就聯系了醫生。我沒有想到，我們是這樣在蘇州見面的。許多年過去了，我還是不忍心追憶我們在醫院見面的情景。從蘇州回去以后，我陸續聽到她病情惡化的消息。終于有一天，那個最初聯系我的同學打電話給我，告知她去世的消息。又過了幾年，又聽說另一個同班女同學患白血病去世了。這位女生和我在《曾經的儀式》中提到的左老師同姓，我一直遺憾當年讀書時沒有問她，左老師是不是她姐姐。

中學畢業的前一個月，我們小組的同學一起勞動，在學校東邊大橋附近割草。我們幾個同學站在橋上，議論畢業后的去處。在可以預設的未來生活中，參軍、做民辦代課老師和學手藝做匠人是我可以選擇的道路。我們這代人是在崇拜軍裝的年代長大的，大學第一學期我帶去的春秋衫便是一件綠軍裝。我首先想選擇的是參軍，戴著大紅花在鞭炮聲、鑼鼓聲中從村前大橋走出去，沿著那條向南的道路，越過田野，往公社再往縣城。這條路徑是我的許多長輩走過的，他們還時常穿著褪色的舊軍裝在田地干活，部隊生活成為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也成為他們在鄉村生活的政治資本。在我熟悉的那些退伍軍人中，多數人在退伍回鄉后再也沒有走出過縣城，軍營是他們到達的最遙遠的地方。我自然羨慕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戰友，那些在部隊提拔了的老鄉。幾位做了排長、連長和副團長的老鄉，以另外一種姿態回鄉探親，他們的老婆不再是我熟悉的農村姑娘。這對一個鄉村的孩子有太大的誘惑力。讀初中時，鄰居的一個親戚從部隊回來過春節，他穿著海藍色的呢軍裝，披著一件呢大衣，英俊威武，給我強烈的心理震撼。我想，也許有一天，我也會穿著軍裝回到我的村莊。我不知道我的這些女同學中有沒有想嫁給軍人的。那天的風很大，我們的頭發都被吹亂了，就像心里一樣亂。一個女同學說，我就在大隊勞動，不去哪里了。她果真兌現了在橋上說的這句話，后來聽說她在村上做了干部，再后來又聽說她女兒考上大學了。

許多人和事，已經無法尋找和確認了，也許我的記憶和敘述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我在《雨花》上的幾篇文章發表后，幾個同村的學弟學妹在微信群轉發了。他們說我筆下的人物有些熟悉，有些從來沒有見過。這與他們比我年輕沒有關系，我的寫作也是選擇性地記憶敘述。如果有中學同學讀到這篇文章，或許其中有一位會想起車站的邂逅。

王堯，文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現任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著有《中國當代散文史》《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另有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堯先生2020年在《雨花》開設“時代與肖像”專欄，此為專欄第八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