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十三周 第五天

墨西哥 羅薩里奧·卡斯特利亞諾斯 《哀歌》

作為墨西哥女性寫作的先鋒，羅薩里奧·卡斯特利亞諾斯（Rosario Castellanos, 1925-1974）不僅是位多產的詩人、小說家，還出版了墨西哥第一本女性主義文集。她成長于墨西哥恰帕斯州，靠近危地馬拉邊界，當地大部分居民都是瑪雅人。像危地馬拉小說家阿斯圖里亞斯那樣，她對當地文化也產生了深入而持久的興趣。自孩童時代起，她就決心成為一名作家。在上世紀中期，對她這樣一個家境平平的拉丁裔女孩來說，這種嘗試不僅困難重重，而且希望渺茫。在父母過世后，十七歲的她只能自謀生路。她不僅設法讀完了大學，還在國家原住民研究所找到了工作，負責撰寫教育性質的木偶劇，用于在恰帕斯的集市上演出。與此同時，她也在不斷精進自己的寫作，包括對原住民和女性議題的報道。如同艾莉娜·波尼亞沃斯卡（Elena Ponitowska）所說：“在她之前，除了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茲修女，沒有女性像她那樣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使命。”

卡斯特利亞諾斯的女性主義自覺意識很早就萌發了。她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她的某個阿姨向她母親預言，說她母親會有兩個孩子夭折。卡斯特利亞諾斯的母親驚慌失措地哭喊道：“別死男孩啊！”卡斯特利亞諾斯的孤獨感伴隨她整個人生，她其后寫到，于她而言，連父母的離世似乎都再自然不過，“整個青春期，我都只有自己的想象為伴，所以對我來說，哪天突然被遺留在世上成為孤兒，也是符合邏輯的”。她又說，“至于陪伴，我其實從來不需要另一個人在身邊”。就像胡安娜修女，真正陪伴她的只有書籍，盡管她在三十多歲的時候結過婚，還有個兒子，但這段婚姻最終破裂了。

她童年時，家境還很殷實，但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改革派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s Cárdenas）推行了一個土地改革和農民解放綱領，以至于她們家大部分的財產都被剝奪了。此后，她們搬去了墨西哥城。卡斯特利亞諾斯在她出版于1962年的小說中重回了那個痛苦動蕩的年代，小說的西班牙語名叫“黑暗之屋”（Oficio de tinieblas），翻譯成英文后叫“哀歌”（The Book of Lamentations）。小說直接講述土地改革，但對于那些竭盡所能，只求自己的咖啡和可可種植園不落入瑪雅人之手的小鎮居民毫無同情之意，這些索西族瑪雅人在先祖的土地上像奴隸一樣地勞作。小說背景是1934年，彼時土地改革剛開始推行，成敗遠難預料。改革發生在殖民地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San Crístobal de las Casas）及其周邊地區。小城的中心廣場上矗立著一座以圣克里斯托夫命名的巴洛克式教堂。

富足的混血白人掌控著這個城市，他們是毫無羞愧的種族主義者，歧視那些印第安仆人和在他們農場工作的農民。小說開始于“喜好印第安女孩”、富有的混血白人萊昂納多·希福恩特斯（Leonardo Cifuentes）強奸了一個索西族姑娘（她可能十四歲，但她也不清楚自己的年齡）。如同小說《總統先生》開頭上校被謀殺一樣，這個暴力事件也造成了一系列長遠的后果。一個叫多明戈的男孩由此出生。在基督徒自我犧牲和瑪雅活人獻祭的神秘匯聚下，他的死將小說推向了高潮。這是個困難的，自我否定的融合，與之一同呈現的，是顯而易見的非魔幻現實。

小鎮居民對“外人”深懷疑慮，所有從外地來到恰帕斯州的都是“外人”，他們總想改變原有的秩序。兩個理想主義的年輕人給當地居民帶來了慘痛的教訓。新到任的曼努爾神父試著在他的教區里樹立真正的信仰、切實的道德。在收到教區居民連篇累牘的投訴后，主教將他流放到了邊遠鄉村的崗位作為懲罰。而在世俗層面，民用工程師費爾南多·烏略亞（Fernando Ulloa）和妻子一起搬到了鎮上。他是中央政府派來的，要在土地重新分配計劃實施之前調查當地土地情況。結局對土著人來說是災難性的，他們正躍躍欲試地準備起義，直接搶占土地，最終被混血白人惡毒地鎮壓了。

瘟疫的故事再次粉墨登場，但這次并非真有瘟疫，而是為了掩蓋真相。當起義被鎮壓后，恰帕斯州長前來了解情況時，他驚覺“一些重要的小鎮被廢棄了，像是被瘟疫肆虐過一樣”。他的當地代理人回復說：“這些都是毀于傳染病爆發，總督大人。但這可怪不得我們，都怪他們平時太臟。”

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大量關注于那些政治斗爭中的男性，卡斯特利亞諾斯卻對被裹挾進這場混亂的社會各階層的女性給予了更多關注，既包括了被凌辱的索西族女孩、把她送給希福恩特斯的老鴇、希福恩特斯冷冰冰的老婆，以及他們的女兒伊多琳納。她裝殘疾，經年躺在床上，以避免和人接觸。她母親也是獨來獨往，與家人也很疏遠，而女兒更勝一籌。盡管鎮上女人間各種蜚短流長，團結一致的時刻也時有出現。伊多琳納被她的索西族護士特里莎悉心照顧著，而她最終也被費爾南多·烏略亞的妻子朱莉亞勸服，不再裝癱瘓。朱莉亞看穿了伊多琳納的手段，盡管她拒絕家人接近，卻希望成為關注的焦點。

位于故事中心的是個復雜角色，本地巫醫卡特琳娜·迪亞茲·普皮加（Catalina Díaz Puiljá）。她日益確信自己在某個山洞里發現的一堆圣石就是隱匿已久的瑪雅眾神。人們蜂擁來到她的洞穴，敬畏于她陷入迷幻狀態時吐露的那些預言。在這個過程中，卡特琳娜不僅控制了村民，甚至還控制了洞穴里的石像。

她已經能和它們（石像）平起平坐了……是啊，它們能看穿時間的五臟六腑，如果它們把世界捏在指間，完全可以讓一切荒廢。但如果沒有卡特琳娜，不通過她來具現，不經由她來翻譯，它們又算什么呢？不過再一次陷入無形無聲罷了。

與此同時，朱莉亞·烏略亞（Julia Ulloa）卻沒能在小鎮的女人中交到任何朋友，這些女人覺得她粗鄙低下。越來越無聊，也越來越躁動，在一段長長的調情之后，她成為了希福恩特斯的情婦，而這甚至都沒能引起她丈夫的嫉妒（她惡毒地推斷，是費爾南多幫萊昂納多鋪的床）。當助理暗示有什么事不對勁時，費爾南多說：

我沒法把她帶走，因為我老不在家，而且在雷阿爾城也沒什么事可做。一周就上兩個電影，你去影院也超不過兩次。如果是一部一直在放的老電影，你又完全不感興趣，它不停卡殼，聲效也很糟糕，以至你完全不知道它在演什么，而看臺上的人還向下面樂隊席吐口水，發泄不滿。這時候，你就該自行退場了。

《哀歌》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陳腐守舊的社會里，等級序列上各個階層婦女同樣面對的機遇限制，并諷刺了男性一邊將自己裝扮成高尚的傳統捍衛者，一邊扼殺所有改革的本事。在更主要的第三個緯度上，小說展示了索西族人民反抗壓迫，哪怕竭力維持生計時所遭遇的持續打壓。小說《哀歌》，其史詩般的掃視和極具差異的各個角色，讓它成為墨西哥多面向現實最傳神的畫像之一。

正如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所暗示的那樣，哀歌是小說的基調，但其西班牙語標題則更明確：在天主教中，“黑暗之屋”是圣周（基督復活前一周）下午的一項儀式，紀念即將發生在圣周五的耶穌死亡和葬禮。卡斯特利亞諾斯在其天主教意味的標題下寫了一段引言，這段話卻來自于一個完全不同的信仰源起——《波波爾·烏》：

當你的榮光不再偉大；

當你的巨力不復存在

——雖然沒有太多理由去崇敬——

一段時間內，你的血仍將勝利……

那些被傷害的人、戰爭中的人、悲慘的人們，

由你這個罪魁禍首

來為其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