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文學人才尤其是文學新人的不斷涌現是國家文學事業持續發展的保證。國家歷來重視作家培養工作，無論是延安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都把文學新人培養作為鞏固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方面。新時期以來，國家更是把文學新人培養工作作為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手段，不斷創新培養方法，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相對于這些成就，學界對于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專門研究的關注度還遠遠不夠。

與歐美國家的作家培養工作主要集中在高校系統（以創意寫作專業為主，如美國愛荷華大學等）不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作家培養的任務多是由作協系統來完成的，具體來說：在國家層面，培養文學新人的任務主要由中國作家協會來承擔；在地方層面，各地作協也各自承擔了相應的文學新人培養的任務。為了實現系統、高效、大規模培養文學新人的目標，中國作家協會和各地作協專門成立了以培養文學新人為主要任務的作協文學院。其中，魯迅文學院（前身為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就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導成立并負責管理運行的國家文學院。可以說，魯迅文學院的辦學實踐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成功探索，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體制的一個較為成功的重要實踐。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以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為樣本，并結合創意寫作理論來探討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生成的研究并不多見。目前，對魯迅文學院文研所時期專門研究的相關著作只有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本書在材料的發掘、整理上下了很大工夫，特別是對當事人采訪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非常寶貴。這本書既有理論方面的探索，又有新的材料和評價視角，對于當代特別是“十七年”文學研究很有一些啟發意義。遺憾的是，這本書的研究范圍僅限于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初期，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關系是此書的研究主旨，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命運沉浮是考察的重點所在。對于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期特別是新時期更名魯迅文學院以后少有涉及，更沒有從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生成的視角進行分析、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當代文學史著作涉及了文學新人培養的研究。比如張檸所著、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再造文學巴別塔1949—1966》第四章就談到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和作家的培養模式，其中從蘇聯作家培養模式的影響談到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學員、師資和課程以及培養方式和教學成果等，對魯迅文學院的早期辦學有所觸及。但其研究只是作為1949—1966年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部分，所研究的范圍也僅限于文學研究所和文學講習所時期，對新時期以后的魯迅文學院則沒有任何研究。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史》一書個別章節也談到了文學研究所的創辦背景及其意義，所論甚為透徹到位。惜乎此書也未涉及新時期特別是文學研究所更名為魯迅文學院以后的研究。此外，關于魯迅文學院（以下簡稱魯院）的介紹，還多散見于個別作家的零散回憶，比如莫言、王安憶、徐坤、邱華棟等老、中、青作家均有這方面的介紹文字。

魯院過去和現在的部分工作人員以及學員在其回憶文章中也對魯院教學情況有所涉及，但多以感性回憶為主，較為零散。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魯院的教師何鎮邦、郭艷和趙興紅曾經寫過專門的訪談文章，可以說是魯院研究的自覺成果。這些文章包括：何鎮邦發表在2012年第2期《芳草》雜志上的文章《魯院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前前后后》；郭艷發表在2008年4期《新文學史料》上的文章《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與50年代初的文學情境》；趙興紅發表在2011年第2期《芳草》雜志上的文章《魯迅文學院建院六十周年訪談錄》等。可惜，其數量太少，沒能形成系統、深入的規模研究，鮮有將其納入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研究視野。

綜合來看，全面、深入、系統研究魯院從開始建立一直發展到21世紀的成果尚待完善，從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視角對文研所尤其是對新時期以后的魯院進行全面考察研究的成果，目前還尚付闕如。顯然，這和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所應有的文學地位和潛在的巨大研究價值不符。考慮到魯迅文學院作為研究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研究的標本意義，它值得我們進行詳細、深入地考察，完善和還原當代文學史敘述。

近年來，圍繞魯迅文學院文學新人培養，筆者陸續撰寫、發表了《魯迅文學院與新時期的文學生態》①，《創意寫作視野下的作家系統化培養》②，《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和丁玲的左轉》③，《從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對魯院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初步考察》④，《文學研究所與1950年代政治生態》⑤，《文化領導權語境下的文學新人培養研究》⑥等一系列論文，迫切感到需要對這一研究進行論綱式總結。

二

對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及其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形成的關系研究，需要系統考察魯迅文學院（包括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和魯迅文學院三個時期，分別簡稱“文研所”“文講所”“魯院”）六十余年來的培養文學新人的整體概況，在此基礎上，探討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的形成過程、發展和特征等，總結其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家培養制度的深遠影響和重大意義。

筆者以為，目前的具體研究可以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魯迅文學院創辦背景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萌芽

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的創辦，當然離不開新中國整體的文學環境尤其是政治氣候。為了把對文學的控制和管理全部納入黨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軌道，新中國逐漸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體系。在這一整套制度體系中，其對待作家（知識分子）的態度或手段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為改造，二為培養。改造主要是針對舊知識分子（所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家），培養的則是新知識分子（以工農兵出身的作家為代表）。可以想見，文學新人培養一旦上升到國家政治體制和鞏固領導權的高度，創辦專門培養文學新人的學校就成為一項極其重要且迫在眉睫的工作。魯迅文學院的成立是共和國意識形態和文學制度精心設計的結果，文學新人培養是時代政治環境下即“文學大一統”時代的一種制度訴求。

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國的歷代領導人十分重視文學的體制建設特別是文化領導權的掌控，而且他們總是站在鞏固“新生事業”（政權）并與之協調的高度來講文學，來看待文學新人培養工作，并以此尋求“安全”的體制再生產⑦。這種體制再生產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新政權行使“文化領導權”的現實需要。通過考察可知，這幾乎已經成為新中國文學領導人的自覺行為。在這一時期，“什么都可以速成，作家也不例外”⑧。新政權對于文學新人的培養抱有極大的信心，《文藝報》在總結中國作協所編選的青年作家作品選集成績時，指出“這些作品所顯示出來的成就將要證明：只要以后對廣大的青年創作者加以切實的培養，并使他們繼續在生活中把根扎得更深，我國文學界的隊伍將絕不只是幾百個人，而是幾千幾萬個人”⑨。

正因為“文學大一統”時代的新中國文藝界領導人，相信新生的文藝力量是可以通過學校培養的方式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的，中央戲劇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專門培養文藝新人的學校才得以建立。而中央文學研究所則是其中最早有計劃專門培養“文學新人”的學校。

無論是中央文學研究所，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以及更名魯迅文學院，在培養文學新人方面，這三個時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培養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作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多活躍在中國文壇的作家都曾在魯迅文學院學習過，包括作家莫言、余華、劉震云等。與此同時，在中國當代文學重要獎項的獲獎者中，曾在魯迅文學院學習過的學員也占有顯著的比重。魯迅文學院的辦學實踐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成果探索，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體制的一個較為成功的重要實踐。如果把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為一種文學體制的發端和建設來看，它的創辦是新中國人民文學體制形成的“一個合乎邏輯的重要現象”⑩，標志著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的萌芽。

（二）魯迅文學院溯源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資源借鑒

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是創辦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至今已經走過了60余年的歷程。溯源文研所的創辦，首先離不開丁玲等文藝界領導人的推動和主導。無論是從文研所招生對象的選擇，還是培養模式的建構，丁玲等文藝界領導人都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丁玲確實為造就一支能夠自覺實踐毛澤東文藝方向的隊伍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丁玲主政時期的文講所主要承擔了兩個功能：一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確實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較低的作家的藝術素質，典型的例子比如陳登科，他在進入文講所之前差不多是一個文盲（當然他有著很好的藝術天賦），后來他在文化上有了較大的提高。二是文講所為后來各地的作家協會做了干部上的準備。在20世紀50年代和后來的一段時間內，出身于文講所的作家中有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協會的主要負責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夸大丁玲個人的作用。文研所的創辦更主要的還是立足于本土傳統和借鑒蘇聯文學新人培養體制的結果。既立足本土傳統——老解放區的辦學經驗，又借鑒于友邦——蘇聯的辦學模式，體現了當時的文藝界對新老解放區的傳統以及蘇聯模式取舍整合的嘗試與實踐。具體來說，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建立過程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考察文研所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可以說是完全繼承并發揚光大了魯藝的特色。同樣是理論聯系實際，同樣注重實踐，注重與生產相結合；同樣是自學為主、教學為輔，突出政治學習，注重專業技能知識培養。諸如此類的方式方法，皆有互相交叉重合的地方。

在立足傳統的同時，文研所對以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為代表的文學新人培養機制也有所借鑒。新中國文學作為一個“特定領域”，對蘇聯文學的學習與模仿是很明顯的。可以說蘇聯文學對新中國文學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為文學機構的一種，其在基本任務、管理模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等方面，與‘高爾基文學院’的模式十分接近。”?在此基礎上，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和辦學形勢的變化，文研所不再滿足于既有辦學模式和辦學方法，無時無刻不在尋求突破和創新。

當然，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文研所的領導人也有著自己的想法，并沒有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比如根據徐剛、毛憲文所編的《文學講習所發展簡況》介紹，當時確定文研所的單位性質和任務不能僅僅停留在教學，必須在做好教學的同時做好創作與研究。丁玲認為，到這里來是一次學習的機會，又認為學習不能離開創作。這樣就使這個學習部門多了一層創作基地的功能；同時，丁玲認為文研所也應該是同志之間的切磋，老作家、文藝批評家批評指導的地方。于是便確立中央文學研究所的任務為：教學、文藝創作和文學研究?。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高爾基文學院僅僅是作為教學單位的功能定位。而在邢野看來，在文研所的定位上，丁玲還有個意思，就是讓文研所成為國際文學交流的地方。英國作家來了，讓蕭乾出面接待；德國作家來了，讓馮至出面接代；蘇聯作家來了，可以接待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文研所一些有別于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辦學格局和功能由此形成了。

總體來看，立足本土傳統，借鑒友邦經驗既是魯迅文學院創辦的兩大源頭，更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形成的主要資源。

（三）魯迅文學院的成立、發展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的初步形成

魯院的成立過程是比較復雜的。它的創辦是時代環境使然，更是鞏固文化領導權的現實需要。其前身文研所的成立，是各方互相妥協的結果。以現在的眼光和視角看，文研所的創辦至少有四個方面的考慮：首先是作家的自發要求，他們迫切需要更新知識結構，提高文學素養；其次是新中國需要培養自己的作家，改善和充實作家隊伍；再次是需要新的作家自覺承載歷史敘事身份與責任，承擔宏大革命歷史敘事；最后是蘇聯文學體制的影響焦慮?。從時間上來說，文研所的成立幾乎與作家協會的成立保持了同步。

同樣，文研所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眾所周知，1952年前后，丁玲此時處境堪憂，文研所的前景也籠罩上了一絲黯淡。1953年7月16日，第一班第二期開學之前，文研所向文化部提交了關于“中央文學研究所改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報告。隨后不久，文研所劃歸全國文協領導，文研所更名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更名辦學后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教訓。新時期以后，文講所重新恢復辦學，其辦學方式更加多樣化，但納入國家教育體制的努力卻受到了挫折——當時的國家教委沒有批準其給學員頒發學位的請示。盡管如此，文講所作為文學界的“黃埔軍校”地位卻不可動搖。中國作協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聯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專家、評論家，文學刊物的主編、副主編，不少都是文學講習所的學員，這就足以表明文學研究所的歷史貢獻?。從文學研究所的成果方面看：學員們來所以后和在所里畢業不久又寫出好的作品的有馬烽的《結婚》等、徐光耀的《小兵張嘎》、董曉華的《董存瑞》、梁斌的《紅旗譜》，邢野在所里寫的話劇《游擊隊長》后來拍成《平原游擊隊》，劉真的《春大姐》《我和小榮》《英雄的樂章》等?。可以看出，這些作家作品都是在當時文壇引起巨大反響的，其中多數作品成為當時乃至現在的“紅色經典”。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文研所培養的一大批作家充當起了新中國文學的主力軍。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文講所更名魯院之后，發展邁入快車道，開辦了高研班，把文學新人培養工作重新提升到了至高的國家層面，由國家出資培養文學新人的模式更加完備。高研班的成功舉辦，在全國文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提高了魯院在當代文學的地位。

從鞏固文化領導權的角度看，在魯院舉辦高研班，是中宣部和中國作協立足于新世紀國家文學戰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團結廣大中青年作家，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繁榮，確保文學隊伍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通過以魯院為依托，集中國內一批優秀的中青年作家，為他們舉辦一種既帶有學習性質，又帶有研究性質的學習班，幫助和推動他們的文學創作，同時讓他們對中國文學發展方向進行探討和思考，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學和政治意義。與文研所時期類似，這種舉措讓新世紀魯院文學新人培養工作上升到了真正的國家行為，一種由國家出資培養文學新人的模式由此再度得以建立。

從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建立到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過渡，再到更名為魯迅文學院的發展，六十余年來，魯院的成立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初步形成的過程，二者互為表里，漸趨一體。

（四）魯迅文學院三個時期辦學特征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特色形成

無論是中央文學研究所，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以及魯迅文學院，在培養文學新人方面，這三個時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培養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作家。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魯院也在不同時期各自形成了獨特的辦學特點。

從辦學方式來看，文研所時期更加注重學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培養的作家也大多有過革命經歷。這一時期有四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從學員的身份背景來說，大都來自革命隊伍內部。這其中，有許多是在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入黨的，余下來的也多是在抗戰與解放戰爭中參加工作的?。二是從學員所擔任的職務來說，有省市文聯、文協的負責人，有劇院院長和大學講師，解放軍中團以上的軍官，報社和新華社分社的負責人。其共同的特點是在青少年時期便投身于為民族生存和人民解放的戰爭中，讀書的時間很少，渴望通過學習提高素質。三是從學員的創作經歷看，大多數在報刊上發表過文藝作品，比如徐光耀和陳登科在來所學習之前就寫出中長篇小說《平原烈火》《壯大嫂》《活人塘》。四是從教學方式來看，文研所時期教學比較特殊，這一時期是文研所第一次招生，辦學處于探索階段，辦學不可避免地受當時政治形勢所左右。這兩條決定了其教學特色：在做好教學的同時，文研所緊跟政治運動形勢，各種學習討論活動不斷。

到了文講所時期，培養文學新人的方式更為靈活，趨向于政治培養與專業技能培養相結合。這期間，文講所一直在謀求從訓練班性質向正規化發展，并制定了《文講所發展計劃草案》。值得一提的是，文講所不但培養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文學新人，其教師也擁有很強的創作實力。丁玲、田間、公木、梁斌、張天翼、吳伯簫、蔡其矯，都是中國當代重要的作家、詩人，他們在工作之余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梁斌的《紅旗譜》就是在文講所完成的。

到了魯院時期，在政治方面的培養更趨多樣化，而把專業素養的提升作為更加主要的方面，培養時間和課程設置都比較符合學員實際，效果明顯。在辦學過程中，魯院先后嘗試過多種辦班方式，既有文學創作專業班，也有文學創作進修班，行業系統進修班、函授班，更有與高校合作開辦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研究生班等。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魯院開啟了高研班辦學模式，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這些可貴的嘗試與探索，對于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的形成意義重大。

從考察可知，魯院這三個時期的培養目標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方式方法上有所區別。同樣，魯院在不同辦學時期對文學新人的培養方式和途徑也有所區別，如80年代以辦進修班為主，輔之以與高校聯合辦學；90年代延續80年代的思路，以舉辦進修班和文學創作專業班為主；到了新世紀則創造性地開辦了高研班，進入魯院辦學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高研班學員在魯院學習期間創作了大量作品，并有相當作品獲得國內重要獎項。這些獎項的獲得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高研班學員的水平，從而也說明了高研班的教學質量。

魯迅文學院這三個時期的辦學過程和特點，生動地反映出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特色形成過程。

（五）魯迅文學院新人培養的方法、課程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體系化發展

魯院作為新中國唯一一所以培養文學新人為己任的特殊機構，其重要價值正是體現在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培養方法。這所已經存在了六十余年的辦學機構到底有著什么樣的“魔力”，讓新中國的眾多文學新人趨之若鶩？魯院在培養文學新人方法和途徑方面到底有什么“葵花寶典”，讓新中國的青年作家都愿意去“鍍金”？

考察魯院課程設置會發現，魯院是始終把政治理論課放在首位的，強調文學創作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堅持鄧小平理論的學習，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文學創作實踐的重要性。同時還強調，在中國，文學創作不僅是個人的事業，而且是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文研所時期，根據周揚在“一九五○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一九五一年計劃要點”提出的“文研所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一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毛主席文藝方針的青年文學干部的學校”的指示，文研所在制定教學研究工作時，遵循了如下原則：

1.強調學習政治，學習理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2.強調學習歷史，研究自己民族的與蘇聯、俄羅斯及世界文學的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優良的部分，發展我們的新文藝。

3.強調實踐并發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人民文藝的偉大成就，加強思想改造，在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中，進一步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

4.教學方法上不同于當時一般的高校中文系。主要體現于大文化課的開設，并不拘泥于狹隘的專業知識。

文研所教學還有另外一個傳統，學員在課堂學習之余還開展了許多研討、社會實踐和其他活動。這是文研所的主要辦學特點之一，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進入新時期以后，在教學指導思想和教學原則上，魯院依然承襲了50年代文講所的一貫傳統，又在此基礎上有所改進和創新，在教學計劃中明確提出：教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研究和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政策，總結、借鑒中國革命文學的經驗，吸收和消化革命文學的豐富營養，正確貫徹黨的“雙百”方針。

如果說前期魯院（文研所和文講所時期）重在培養文學新人的政治素養和創作技能的話，后期魯院更多的是開拓作家的創作視野，開設更加豐富的大文化課程。但這并不是意味著魯院的新人培養忽略了政治素養的提高，恰好相反，魯院對此是非常重視的，采取的方法也更加科學，所謂潤物無聲，培養的重點是作家對國家政治的認同感，確切地說是一種情感態度的培養。這種培養區別于早期的硬性灌輸，無論是其效果還是其手段，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由魯院不同階段的培養方式可以看出，其新人培養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這種特色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課程體系。這套培養體系是自給自足的系統，依循這個系統，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文學新人培養的方法和路徑。從這一培養方式和模式可以管窺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體系化發展。

（六）魯迅文學院作家培養的豐碩成果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大一統”局面之形成

魯院在文學新人培養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為新中國的文壇淬煉輸送了一大批骨干作家。從1950年創辦到現在，魯迅文學院已經舉辦了近百期各種類型的文學創作班。魯院對于中國當代作家隊伍的建設產生了顯著而又直接的影響，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當代文學重要獎項的獲獎者中，曾在魯迅文學院學習過的學員也占有顯著的比重。

從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講）所開辦7年，先后開設4期5班，培養了279名學員。從1984年統計的這一時期所培養的學員情況看，在全國作協、文聯的干部有18人，約占總人數的7%；任省文聯、作協主席副主席的有61人，約占23%；任全國刊物、出版社正副主編的有19人，約占7%；任省級刊物主編、副主編的有38人，約占14%；專業創作人員36人，約占11%；教授研究員11人，約占4%；其余為編輯、教授、記者、離休干部、工人、農民等。從文研（講）所創辦的結果看，較為知名的作家不少，文藝干部較多，其運行結果和體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說，文研（講）所在建國初期的文學新人培養和作家隊伍建設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而在新時期之后，魯院更是培訓了大量的文學人才，對于中國當代作家隊伍的建設產生了顯著而又直接的影響，為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諸如馬烽、唐達成、鄧友梅、徐光耀、陳登科、瑪拉沁夫、蔣子龍、葉辛、王安憶、張抗抗、高洪波、鄧剛、劉兆林、趙本夫、朱蘇進、喬良、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周大新、何建明、陸天明、張平、周梅森、何申、范小青、秦文君、葉廣芩、王旭峰、談歌、關仁山、徐坤、馬麗華、柳建偉、孫惠芬、紅柯、衣向東、石舒清、溫亞軍、邱華棟、劉亮程等活躍于中國文壇的作家大多都在魯迅文學院學習過。

正如雷抒雁所說，魯迅文學院以她獨特的教學方式，為中國文壇輸送了數以千計的文學人才和數以萬計的業務文學力量。他們廣布于祖國的天南地北、各個民族、各個行業。在新中國的文學發展史上，魯迅文學院以自己的業績，奠定了穩固的位置。?

當然，對于這種豐碩的成果也需要辯證地看，畢竟魯院對文學新人的影響評估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工作。魯院對作家的“塑型”與作家本身的“生長”關系是十分微妙的，需要做非常細致深入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說，60余年來，魯院在文學新人培養方面形成的獨特的機制，奠定了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大一統”局面，突出地體現于各省市地方對它的培養模式的認同和仿效。全國各地作協對魯院辦學模式進行了模仿與復制，紛紛建立了作協文學院。為此，魯院還專門牽頭成立了全國文學院院長聯席會議，并在魯院建立了常設辦事機構聯席會秘書處，這可以看作是魯院對全國文學院的一個整合和統領，以此為標志，一個遍布全國各地的“大魯院”格局日益完善，這也標志著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的“大一統”局面之形成。

（七）魯迅文學院的未來發展趨勢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發展前景

文學新人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作協系統和高校系統的配合。一段時間以來，高校能否培養作家一直存在爭議，也曾有不少高校的負責人宣稱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但隨著近年來高校人才培養定位和模式轉變，尤其是歐美高校創意寫作系統引進，這一局面已經得到根本改變。新時代語境下，傳統的單一的以作家協會和宣傳部為架構的意識形態書寫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未來需要，不能完全擔負起未來在現代意識之下對內和對外重塑中國夢，對內尋求共識，進行創造性書寫的任務。在此新形勢下，魯院的未來發展無疑將面臨一系列新挑戰。而以培養作家為主要目標的創意寫作自20世紀30年代在歐美形成以來，影響力越來越大，近年來，國內對其關注度越來越高。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也相繼開辦了創意寫作班，開始對文學新人的培養。從創意寫作的視野來看，魯迅文學院在新世紀以后的新人培養方面的實踐，在某些層面上是和西方的創意寫作體系不謀而合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院新人培養的許多方法舉措是歐美創意寫作中國化“非自覺”的實踐。有鑒于此，魯院今后的文學新人培養，完全可以大膽借鑒歐美創意寫作的路子，建立一套中國特色的創意寫作系統，探索學科化（授予學位）、制度化（作家工作坊）、系統化（創意寫作系統）的文學新人培養之路。這是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可以預見的未來發展前景。

未來的高校文學教育，應該以“創造性寫作”（創意寫作）為主要方向，這是中國文學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比較西方現代高校文學教育發展，同西方文學教育接軌，走創意寫作教育教學之路，是中國文學教育未來獨立發展的重要方向?。因為，“創意寫作不僅培養作家，還更多地著力于為整個文化產業發展培養具有創造能力的核心從業人才，為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出版發行、印刷復制、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數字內容和動漫等所有文化產業提供具有原創力的創造性人才”?。創意寫作學在中國高校的創生，可以承擔為中國文學創意寫作探索新體制的任務。未來文學創意寫作人才的培養由高校進行，高校創意寫作工坊（系）也可以提供作品創作和孵化支撐機制，成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動機”，而這與作家協會體系是并行不悖的，作協可能更多地傾向于著作權保護、著作權買賣服務等，行使類似寫作工會的功能。?

有鑒于此，魯院今后的文學新人培養，完全可以借鑒創意寫作的路子，像愛荷華大學那樣建立一套創意寫作系統，走學科化（授予學位）、制度化（作家工作坊）、系統化（創意寫作系統）的文學新人培養之路。

三

魯迅文學院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研究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的“富礦”，同時，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其中的重點難點有很多，擇其要者包括：

（一）對魯迅文學院不同辦學時期辦學特點和規律的總結和定位

魯迅文學院的辦學先后經歷了三個時期，這三個辦學時期的時代背景和辦學情況都是不同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對此需要科學定位、總結。同樣，魯院在這三個辦學時期的培養方法和取得成效是不同的，如何對這些成效進行評估并進行深入分析，也是研究重點所在。

（二）對魯迅文學院與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制度生成、發展、壯大的科學總結和深入分析

通過60余年的發展，魯迅文學院在文學新人培養方面，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說經由魯院的探索與實踐，一種新的文學新人培養機制已經形成。那么，具體到招生、教學、培養、評價等方面，這種新的文學制度特點如何？其不足之處在哪里？這些都是研究的難點所在。

（三）對魯院從傳統的偏重政治立場的培養逐步向現代的偏重專業特長培養的嬗變的認識

魯院發展進入新世紀，處在政治與市場的夾縫當中，遭遇文學被不斷地邊緣化，意識形態不斷趨于碎片化。此時的魯院文學新人培養與傳統意義上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兩者之間甚至出現了一種“斷裂”：從傳統的偏重政治立場的培養逐步向現代的偏重專業特長培養的嬗變。如何認識這種變化？不可否認，今天的魯院新人培養更多的是開拓作家的創作視野和培養他們的創作技能。但這并不意味著如今魯院的新人培養忽略了政治素養的提高，恰好相反，魯院對此是非常重視的，培養的重點是作家對國家政治的認同感，確切地說是一種情感態度的培養。這種培養區別于早期的硬性灌輸，無論是其效果還是其手段，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盡管面臨著諸多問題，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對于魯迅文學院與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研究，至少可以形成以下三點共識：

1.文學新人的不斷涌現是新中國文學事業持續發展的保證，與此相應的作家培養研究是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考察當代作家經典化的一個重要視角。國家歷來重視作家培養工作，無論是延安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都把文學新人培養作為鞏固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方面。新時期以來，國家更是把文學新人培養工作作為繁榮中國特色文學的重要手段，不斷創新培養方法，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

2.當代作家培養是當代文學史尤其是當代文學制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魯迅文學院作為中國作家協會對文學新人進行培養的最高機構，其培養文學新人所采用的方法，形成的規律和特點，是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同步建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新人培養制度的不斷完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經驗和教訓。

3.對于魯迅文學院和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的研究涉及文學和教育學等多個學科，為此應把魯院的研究置于歐美創意寫作的視野，運用文化領導權、歷史分析等跨學科方法來探討魯院文學新人培養的方法、途徑、特色和意義。在此基礎上，探究新時代中國特色文學新人培養的發展方向及其對策。

目前而言，以新文學的闖將魯迅之名命名的國家文學院僅魯院一所。魯迅的品格，是中國文學尊嚴的守護神。在此意義上，我們祝愿“魯迅文學院始終把中國新文化的先驅主將魯迅先生作為先師和榜樣，以魯迅精神升華作家的人格和文學的靈魂，打造文學的尊嚴”?。

注釋：

①《齊魯學刊》2018年第4期。

②《當代文壇》2018年第1期。

③《南方文壇》2015年第3期。

④《當代文壇》2017年第1期。

⑤《齊魯學刊》2015年第5期。

⑥《江蘇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⑦張鈞：《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70頁。

⑧丁東等：《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19頁。

⑨《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工作》，《文藝報》1955年第24號，第27頁。

⑩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第1頁。

?謝泳：《山西作家的文化構成》，《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3期。見丁東等：《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0頁。

?張擰：《再造文學巴別塔1949—1966》，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73頁。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第44、228、243頁。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第192頁。目前，魯迅文學院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指導下，已經連續舉辦了兩屆“國際寫作計劃”，可以說是賡續了這個國際交流的傳統。

?郭艷：《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與50年代初的文學情景》，《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3，第145頁。另見韓石山：《中國當代文學的高玉寶效應》，《文學自由談》2001年第1期。

?雷抒雁：《文學的尊嚴和榮耀》，見魯迅文學院編《我的魯院》，新星出版社，2011，第430-431頁。

??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叢書總序，見馬克·麥克格爾著，葛紅兵等譯《創意寫作的興起：戰后美國文學的“系統時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第2、3頁。

?許道軍、葛紅兵：《創意寫作：基礎理論與訓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第5頁。

?雷抒雁：《文學的尊嚴和榮耀》，見魯迅文學院編《我的魯院》，新星出版社，2011，第430-431頁。 

（葉煒，浙江傳媒學院創意寫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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