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琴

國粹，國粹，說了很多很多年，到底什么是國粹，至今依然莫衷一是。

然，我們是一個極其看重并珍愛國粹的國度，則是確定無疑的。

依我簡陋的理解，所謂國粹，就是國之精華，值得保護、傳承、發揚光大的。如良莠不分，則“三寸金蓮”也會成為國粹，“太監”也是，也就應該舉國保護、傳承、發揚光大——也許會辱沒國粹。

如果說古琴是我們的國粹，應該少有人反對。不僅古，而且是純粹的中華原創，國之精華。

據說，古琴至今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歷史。以樂器的古老與精致論，世界罕見。歷幾個千年，至今未曾間斷，與傳說的“中華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間斷的文明”等長等高。

古琴的“未曾中斷”，應該沒有異議的。從久遠的傳說到實有的人事，古典的、浪漫的、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直至當下的現代主義與后現代的，應有盡有，真切并可靠。

如果說這一國粹從古到今有什么遺憾，或尷尬的話，應該是美妙的琴譜。難以操作的記譜方法，使古琴的傳承只有琴人的逸事，而無有曲目。只有曲目的名稱，而無有曲譜，后人無從彈奏，也就無以“傳承”。傳下來的只是琴，而沒有一曲曲與琴相伴的完整的琴音琴韻——這算不算一種間斷呢？

但，不能這么計較。有琴在，可以是“從未間斷”。

與古琴有關的故事，都是中國的美故事。

“知音”這一個美詞也與古琴有關，因古琴的人事而創造。

古琴的曲名都很具美感。如《高山流水》《瀟湘水云》《漁樵問答》《平沙落雁》《陽關三疊》《梅花三弄》……

真正的《廣陵散》現代人無從聽聞，因為失傳。此一琴曲的美名至今盛傳，不是因為琴曲的優美，或者激越與飽滿，而是因為與古琴有關的人事。一位叫嵇康的琴人，被殺前要彈的就是這一曲《廣陵散》。他是魏晉時人，自然有“魏晉風度”。其死，也是“魏晉風度”。以至于后來的詩人陸游有“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走筆。文天祥也有“萬里風沙知己盡，誰人會得廣陵音”的名句。

嵇康還有一篇《琴賦》，是當時少有的長篇美文。后代的許多書家，墨書的《琴賦》，已成為更為后代的法帖。文徵明就有《琴賦》的小楷，我多次臨寫過，咋寫也寫不過他，恨不得折筆。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彈的應該是古琴。

李商隱有一首詩，很可惜，寫的是瑟，而不是琴。但瑟和古琴一樣古老，同為純粹的中華制造。“琴瑟和鳴”也可以朦朧地揣想著古琴的美妙。

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岳飛，也是詩詞的高手。有“欲將心事付瑤琴”的詞句。應該也是撫琴的高手。

總之，古琴以及與古琴有關的人事、詩文，都是中華美人美事美詩美文——中華美園里的一葩，都是國粹。

但古琴還是式微了。從古代的后來，其式微的樣態正和中華文化的式微同“勢”。

如此精美的國粹，何以會式微？依我愚笨的揣測，也可以找出幾條原因。

比如，古琴是富人的玩藝，非富人玩它不起。中國又有“富不過三代”之說，既然“富不過三代”，由富到窮之后的后人，無心玩，也玩不起了，所以式微。

比如，撫琴需琴技，而琴技之難是樂器中的“高難度”。而且，技需天賦，僅憑毅力與志向，皓其首窮其力，也未必能成為一位撥弦即成曲調的琴手。為琴難，故難以傳承。

到近現代，隨著西洋文化的肆意入侵，西洋樂器也侵入中華美園。許多不爭氣崇洋媚外的中華兒女舍國粹不為，而為西洋樂了。同為弦樂器，與小提琴大提琴相比，古琴的表現力似乎也顯出了它固有的局限，加之傳承國粹的琴人又有許多不爭氣的，寫不出也撫不出可以與西洋弦樂器一決雌雄的新樂。更為悲催的是，就連我們古人用的絲弦，也改學西洋樂器，變絲而為金屬了。如此等等。古琴的這一次式微，也許是古琴式微史上最大的一次式微。

但，又要復興了，尤其是近幾十年，尤其是近十幾年，或者，尤其是近幾年。似乎一夜之間，各地各城都涌現出許多的古琴熱衷者、追捧者、學習者、教授者，匯成了不大但也不能說小的“古琴熱”。

式微的好東西當然應該復興，何況是國粹。我有朋友學琴，也有辦琴社的，更有古琴宗派的傳承人。也聽過他（她）們撫琴。正是他（她）們，讓我領略了古琴為國粹的不愧。也見到過學員們的虔誠與潛心，感受到古琴復興，傳承的美感。

也見過另一些琴人，琴之于他們，更是一種風度，一個姿態，一套說辭，要的是，看上去很美，聽起來很美。

也有邀我去秦嶺山上聽琴的。不僅是山上，還要攜琴到伸出山而至懸空的石崖上，迎山風與松濤撫琴。我立刻動心了。將要出現的琴景琴境，集詩境、畫境、聲像境于一身，可真要是“此境只有天上有”的人間仙境了。不心動會自覺自怪的。但終于還是按住了心動——

萬一山風太大呢？

萬一懸空的巖石被琴聲琴韻感“動”了呢？

這樣的撫琴更像行為藝術吧？行為藝術當然也是藝術，并具有現代與后現代性，但要冒亡命之險去行這樣一次藝術……

這不是撫琴，是以琴為道具吧？

古琴更適合室內吧？王維當年在室外彈琴，但他的室外是“幽篁里”啊！“夜深林靜”啊！

古琴的復興不應該是一個傳說吧？

傳說里的古琴不應該成為迷信吧？

也有朋友鼓動我學琴。我自覺不配。

總以為，學琴先要愛琴——人琴相惜總關心，只怕人俗辱沒琴。

總以為，愛琴的琴人會——只恐夜深琴睡去，故焚幽香伴無眠。

總以為，古琴的傳承更在知音的幽深悠遠，在《廣陵散》的氣度氣節。技倒在其次。

俗不可耐如我者，對于琴，還是只聽不碰為好。

棋的方圓與人性的溫度

據說，棋不僅是國粹，也是我們幾千年無數輩先人們修身養性以入高境的“四雅”之一。

“四雅”者，琴棋書畫也。

撫琴、墨筆書寫、作畫之雅，以及聽與賞之雅，顯而易見、易解，作怪者除外。棋之雅，于見與解，以至于悟，似乎要曲折許多。

“昨日圍棋未終局，多乘白鶴下山來”（秦系《期王煉師不至》）——棋人下山弈棋，騎的不是俗常的騾子不是驢，而是白鶴，想像起來，是有些如仙似道之雅的。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趙師秀《約客》）——似乎也有其雅，但更多的是等待和失約的遺憾，以及與遺憾相伴的寥落。

“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白居易《池上二絕》）——雖非仙、非道，仍不失其雅。

“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司空圖句）——居塵世于幽深，也是一種雅，雅秘之雅。

但詩文中更多見的，并不是棋之雅。

“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歐陽炯《賦棋》見《韻語陽秋》）——是棋局變化如幻的奇妙。

“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李泌《詠方圓動靜》）——棋之奧妙不僅在棋，更在人的智圓行方。舉棋落子的動靜里，有才情、有智慧，更有義與意。此處的“意”，應該與陶潛的“此處有真意”之“意”同義。

“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李遠《句》）——就更明了了。棋局與人事人世，合局而為一體了。

這樣識棋悟棋寫棋說棋的詩與文、言與辭，更為常見，有更多的傳承。

也就可以說，棋雖有雅，但更近于智，是智者的游戲。

撫琴、墨書、作畫，均可獨自操作，而棋卻需要對手對決。

撫琴、墨書、作畫，也許難分高下，而棋卻必須分出一個高下、輸贏。即使“棋逢對手”，也是在對決中判定的。

所謂博弈，應從此而來。

如此，身居國粹之列的棋，就如同風月生發風月文化，酒與茶生發酒文化茶文化一樣，生發出了我們的棋文化。

而且，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要和中華文化一起歷史悠久，一起博大精深。

而且，比之于顯中華文化之雅的其他國粹，更要加一個“中華智慧”。

而且，還要是“中華智慧”的標準型模本。

至此，棋道與棋術，擴而大之，廣而彌之，就成為一種博弈的道與術，發揚光顯傳承于人事與人世，成為人生之道之術，“官生”之道之術，“國生”之道之術，智者的游戲也就成為智者之道術的博弈。

而且，我以為，棋道與棋術，從棋而至人事人世的發揚、光顯、傳承，不僅與它的易解易悟有關，更與解悟之后運用于人生與社會實踐更顯其功效有關。

比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解悟其中的奧義，須解悟佛家的輪回，在常人，就可能被認為謬言——草木可以再生，人不能死而復活。草木“一歲一枯榮”、“春風吹又生”，而人死如油盡燈滅，無論什么風，也不可能再生復活的。二者形似而神異，不可相提并論，同日而語。但要說“人生一世一局棋”，或者如上引的“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無論高人低人，雅人俗人，都易解其意，并以之為然的，且比之于佛法奧義，對人生與社會更有實際的功效。無論世界有怎樣的變化，世情人性有多么的繁雜，變而有其宗，雜而有其根，盡在如棋一樣的方圓與黑白之中。設局破局，圍與突圍，吃與被吃，小到戀愛婚姻家庭，大到黨團族群國家，以棋道、棋術應對，籌謀如棋局，決斷如落子，無所謂血肉之軀，無所謂生死之痛，智者勝，勝者王。一部《三國演義》，演繹的就是彰顯智慧博弈，只見棋子而少有悲憫的一局大棋，不是么？

如此，棋文化里的“中華智慧”就顯出了它的獰厲與冷血。

智慧的游戲啟示冷血的博弈，應該不是發明棋的“初心”吧？

博弈可以冷血，智慧卻應該有人性關懷的溫度。

依我的猜度，棋的發明者是有著人性關懷的溫度的。這溫度就蘊含在棋的規矩里。

棋的博弈，首先就在于它的規矩。

無規矩不成方圓，損規矩必傷人性。

叢林以“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為其法則。人間與叢林的不同，正在于法則的不同。人間的法則是人間與叢林首先的，也許還要是最終的不同。

棋在設計之時，也許就有以方圓為隱喻的用心——棋是人間而非叢林的智慧，所以有方圓。

智慧的游戲或博弈，以人性的關懷為起始，又歸之于人性的關懷。

對這一層的解悟，也許是解悟棋道與棋術的開始。

流氓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棋手。流氓正是以踐踏規矩、肆意方圓而為流氓的。

如此，不止于棋，國家與國家，族群與族群，人與人，不以諸葛亮為智慧的楷模，不在田忌賽馬中投機，不認李逵為英雄好漢，有果斷而不會斷果，有心術而不用心機，有計算而不憑算計，哪怕是生意，哪怕是博弈，不讓寶貴的智慧泛濫為災，該方處方，該圓處圓，以設計并遵守有益于人性健康、社會發展為根基的規矩作行為的準則，而不是踐踏與敗壞。

如此，以圍棋——也許還有中國象棋的道與術為本源而生發的中華棋文化，才能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在社會實踐中，真正顯現它應有的優雅，不妄違我們的祖先發明的初衷，不以古老悠久而自傲自負，不在自傲自負的同時自絕于現代文明，不辱沒自我，不辱沒“國粹”。

如此，即使有成有敗，有輸有贏，有合有分，哪怕視“流年一局棋”，哪怕有“閑敲棋子落燈花”的寂寥落寞，也會在過程中滋養心性，保持美感。

如此，即使人設計的電腦已經勝過頂尖的棋手，即使棋作為智慧的游戲從歷史中退場，它遺留的棋道棋術之美，也不會因為它的退場而失去魅力。也許，還要因為電腦以程序運行難以投機而魅力永在的。

書

“書法”也是我們的國粹。

我更愿意把我們通常意義的“書法”稱之為“筆墨書寫”。是因為，“書法”的含義應該是書寫的法度與審美。這似乎有咬文嚼字雞蛋里挑骨頭之嫌，所以，姑且以“約定俗成”的法則，書法就書法吧。

我們有“書畫同源”之說，說的應該是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西畫應該沒有這樣的說法。

中國的“書法”與中國畫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不但同一，且千年不變。

對我們的古人來說，筆墨書寫首先是工具性的，也是日常性的。即使專職的宮廷畫師，一生以筆墨書寫的字，也應該遠多過他的畫作。工具性的日常書寫，對同樣以筆墨為工具的中國畫有其基礎性的功效。書寫的運筆用墨、點畫橫斜、枯潤濃淡等等，也包括結字，從細部到整體，與中國畫不僅同源，也同理、同道。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筆墨書寫——“書法”，是與中國畫涵義完全相同的藝術。

在我看來，藝術的本質含義是“無中生有”。中國書法則是“有中生有”。

筆墨書寫能夠成為國粹的一種，其根基在于漢字。就是說，我們的“書法”無法脫離文字本身固有的含義與基本造型，書寫之先，字詞的含義及結構已然確定，不能更改、更換。再牛的書法家，以筆墨書寫“黃河”，無論怎么寫，也無法超脫出“黃河”這一組合詞固有的含義——中國那一條大河的稱謂，也不能徹底顛覆這兩個字（詞）的基本造型——書法理論稱之為“結字”。就是說，以表意和造型論，筆墨書寫的“黃河”作為一幅書法作品，不可能實質性地超越印刷體的“黃河”。書法家無法把它化而為無，再造一個“型”，而與印刷體的“黃河”同義。如果有本質性的超越，就失去了書寫的基本意義與價值，就不成其為“書法”。以筆墨書寫作怪出洋相的所謂書法家，就是因為對“書法”的誤解，以為可以“不妨以不法法之”，才作怪出洋相的。“四雅”之一的“書”，一作怪，反雅成丑，也許是太過于急切地要成為“書法家”吧。他們雖然沒有脫離筆墨書寫，卻粗暴地甩開了書寫的法度與審美。

畫家則可以畫出無數個形態完全不同的黃河，且不會被鑒賞者誤讀的。

畫家可以“照貓畫虎”，而書寫則不能。照貓畫出的虎有可能是一幅好畫，而書寫的字詞少一點多一畫則有可能成為別字、錯字，甚至干脆就不是一個字。

畫家可以模仿一只鳥，惟妙惟肖。也可以讓鳥變形，甚至從具體的鳥變而為抽象的鳥，變到無可辨認，但標題可以是“鳥”。

書寫無法有這樣的變異，即使狂草，也不能狂到不是一個“鳥”字。如果硬要變到不可辨認，就不是書寫，而是筆墨線條。從書寫脫身而近于畫了。

但——這里又得有一個但，即使中國書法與中國畫分屬不同的“藝術”領域，卻并不影響“書法”具有的審美價值，更沒有褒揚中國畫而貶損中國“書法”的故意。

事實上，正因為繪畫是無中生有，也就容易出江湖騙子。真與假，高與低，難以辨認。筆墨書寫作為藝術，有規可依，有矩可循，一幅“書法”作品是不是精品，具不具審美價值，比之于畫，更易于辨認。這卻正是中國書寫藝術能夠保持其自身嚴肅性與高貴品性的重要緣由。三年寫字與畫畫，畫一幅能看的畫容易，寫一幅能看過眼的字很難。這也許是“書”比“畫”更具“嚴正”性的一個證據。

事實上，就我自己而言，相比于中國繪畫，我更喜歡欣賞我們的墨筆書寫。一幅好字，哪怕是拓片，裝裱起來，掛在墻上，百看不厭。既有筆墨之趣，又有文字的內容，相得益彰。而一幅畫，即使一幅好畫，看多了，反倒因審美疲勞而懶于看了。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經驗，也并不認為筆墨書寫比中國水墨畫更具審美價值。

大凡鐘情于筆墨書寫的“書法”家們，大都以過去的書寫大家為楷模，臨他們的貼，揣摩他們的結字與筆意。但，少有寫過古人的。

這并不奇怪。

我相信我們吃飯用筷子的功夫比古人不差，說不定還要高過古人。書寫卻很難與古人相比。并不是現在的人比古人懶惰、愚笨，現在的人誘惑多，僅在書寫的“專注于一”，就已經輸給了古人。在古人，筆墨書寫是必須的，日常性的，從小到老，至死“專而于一”，對字與筆墨稍有感悟，就可以是書寫的高手，且不存做“書法家”的功利之心。即使民國時期，在政治家作家將軍等各色人物里，并不乏筆墨書寫的高手。他們都有我們所說的“童子功”，且都有很深厚或相當深厚的學養，都能寫一筆好字，卻從不以書法大家自詡。這倒是有志于書寫的現代人應該看齊的。

“見賢思齊”，是筆墨書寫家們經常寫的，也多見于廳堂，僅只是一個“謙遜”的姿態而已。實際里，一轉身，就丟在背后了。

我曾經說，寫不過古人并不丟人，丟人的是在書寫時胡作怪。當然，不作怪的書家并非沒有。

事實上，寫過王羲之的少見，卻不乏寫過不少古人的。但說到底，學古人，更在于書寫的心志、文化與審美的傳承。好比一個寫文章的，為什么要與魯迅比高低？思其賢而增持其真精神，寫好自己要寫的就已足夠。

還想說，作為國粹的中國“書法”，要有良好的傳承，不能寄望于我們的“書法界”，尤其是那些以“書法家”自詡自居的江湖客。如果有筆墨興趣書寫的朋友，尤其是青少年，不妨嘗試一下筆墨書寫，在嘗試中也許會愛上“書法”的。

能否寫過古人，或寫過當代的“書法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擁有美的生命以及對美的鑒賞。我相信，如果能以筆墨給友人、給戀人書寫幾頁情書，應該比贈送金項鏈鉆石戒指更具美感。金項鏈鉆石戒指用金錢就可以購買，許多人都可以擁有，一封筆墨書寫的信箋，卻是獨一份。

我還相信，在我們生命的歷程中，笑到最后的一定不是金幣，而是美感。

畫

依題目的順序，應該說畫了。

當然，是作為我們的國粹的“國畫”。

我長時間對中國畫存有偏見，且不以為偏。以為中國水墨的表現力無法與洋畫倫比。中國水墨畫山畫水，畫花鳥蟲魚，羊啊驢啊還有蝦，多在小情趣，即使把玩品賞，好聽一點，還可以稱之為飄逸。雅倒是有一些的，但終歸失之于輕。表現人性與社會，社會與人性的深度，是要禮讓給洋畫的。還以為，中國畫難以超越古人，難以有質的躍進。與我們文化土壤的貧瘠，藝術空氣的稀薄有關。也與我們的文化心理結構塑造的人情人性人格精神有關。

面對不公不正，我們有抗爭，但更多的是逃避，還要給一個雅的標簽：隱逸。

面對暴政的屠戮，我們有僨張，但更多的是妥協，是下跪，最終不免被屠戮，被虐殺——茍活是一種放棄自我的生命狀態，有命而無“我”。但還是要給一個雅說：識時務者為俊杰。即使自知這樣的茍活很無趣，也要找一個趣：煮酒品茗，寫雅的詩文；在畫家，就加一個畫蝦畫白菜，提一壺酒，或一壺茶，齊活兒了。坐在亭子里，喝著吃著說著，說什么“行到水窮處”，說什么“坐看云起時”……

同樣畫吃飯，達·芬奇畫基督《最后的晚餐》，我們畫《韓熙載夜宴圖》。

同樣畫女人，達·芬奇畫《蒙娜麗莎》，米勒畫《拾穗者》，唐寅畫《秋風紈扇圖》，且有題詩：“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等中國畫家畫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時候，已很晚了。《流民圖》在上世紀40年代，距今不過七十多年而已。至于那些牧童啊，牛羊啊，在畫里，僅只是為我們的“情趣”而存在。

同樣畫花卉，畫山水，梵高有《向日葵》，有《星空》，我們有到處可見的牡丹，有《富春山居圖》。

好像生命的焦慮，精神的迷亂只有洋人才會有，我們有的是富貴，是河山壯麗。

中國畫不是長于寫意么？在這里，反過來了：洋畫寫意，中國畫倒寫實了。

是寫實么？

中國畫在寫意與寫實里的錯亂，至今也看不到實質性的躍進。有躍進，也在中國畫與洋畫大面積遭遇之后，不到百年。

偏見，由此而來。

應該是2005年或2006年，因為一部與中國畫有關的電影寫作，我有幸與幾位有關的名人一起，在杭州的一個博物館，看到了著名的《富春山居圖》被燒斷之后的那一小截《剩山圖》。還得到了一卷高仿的完整的《富春山居圖》。又看，仔細看——實話實說，沒覺得如傳聞的那么神奇，那么了不得。

但寫作應該是嚴肅的。自知存有偏見，需要糾偏，唯一的途徑是閱讀。就找了幾本大陸的、臺灣的、洋人寫的中國繪畫史，有文有圖，讀文閱圖。結果是，也須實話實說：偏見扳正了許多。中國畫里也有表現力極強的好畫，比如，看徐渭的一幅小品，把一顆石榴竟畫得虎虎生氣，很為嘆服。又看了幾幅，同樣嘆服。再看對這位畫家的介紹，曾“一度發狂”，殺過人，也“三次自殺”，“精神幾近失常，幾近癲狂”。

但籠統的整體印象是：中國畫里有好畫，太少見。

也該有其原因吧。

莫非精神有問題的畫手，才有可能成為畫出好畫的畫手？

莫非中國畫上千年來多在雅與趣的世界里，是因為都生活在太平盛世，畫手們的精神太過健康，少“無中生有”之想像，少驚世駭俗之膽氣，少有對病社會病人性的體驗感悟？

如果謎底真的在此，我可以斗膽判斷，現在的中國畫，要突圍，要破局，幾無可能。因為，畫手們都生活在太平盛世，精神都太過健康，難道為了成為畫界高手，硬要讓自己罹患精神病不成？即使愿意，精神病也不是想患就能患的。

所以，中國畫能否有質的突圍突破，是可以想見的。

繪畫藝術的突圍突破，比之于全社會的幸福，實在是可有可無的。

雅與趣的繪畫是盛世的需要，和諧于盛世。

盛世里邊沒幾個人民愿意欣賞搡眼糟心的藝術。所以，爽心悅目的雅趣之畫也好換錢。畫家朋友們還是稍安勿躁，不胡亂折騰自己，就在雅趣里，舒服社會也舒服自己，也許，一不小心還會成就一個“德藝雙馨”。

作者簡介

楊爭光，深圳市第四屆政協委員。一級作家，影視編劇，深圳市文聯副主席。1957年生于陜西省乾縣，198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長期從事詩歌、小說、影視劇寫作。著有《土聲》、《南鳥》、《老旦是一棵樹》、《黑風景》、《棺材鋪》、《從兩個蛋開始》等小說，擔任電影《雙旗鎮刀客》編劇，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編劇之一，《激情燃燒的歲月》的總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