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2018年的一次采訪中，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首倡要講好文化研究的故事，并給出好故事的三個標準：第一，必須揭示“正在發生的人類事務”的復雜性、矛盾性；第二，必須不斷尋求改變的可能性；第三，好故事不是熱衷于自以為是、虛張聲勢地為人類指點江山、規劃未來，而是基于可靠的知識，告訴人們正處的位置。

文化研究有自己的故事，文學理論亦然。文學理論界同樣面臨如何講好當代中國文論故事的問題。《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19）》（陶東風、和磊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全書堅持將中國文論語境化、問題化、事件化的立場，自始至終突出問題意識。作者從紛繁復雜的當代中國文論中提煉出27個問題，以此組成27章。針對每個問題均致力于語境化分析，深入當時復雜的社會語境，探討文學事件背后的復雜動因。以對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討論為例。人們對此通常有不同認識，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該書另辟蹊徑，深入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認為鑒于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壓力，中國致力于尋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發展方向與現代化道路，力圖在文化現代性與文化民族性的雙重訴求中求得平衡，“新民歌運動”就是這個探索實驗的重要組成部分。“詩歌發展道路”的論爭要解決的是文化領導權的問題，它與執政黨的文化發展方向、新政權的合法化訴求緊密相關。由此可見，“新民歌運動”遠非真正意義上的民歌實踐，而是高度國家化的文化戰略。這種分析理路也是格羅斯伯格一再強調的：文化研究首要的問題不在于我們想去哪里，而在于我們如何從現在的位置到想去的地方。

陶東風自2001年發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以來，就一直堅持文學研究、文論研究的語境化、事件化（以及他所說的歷史化與地方化），以之作為重建文藝學知識的基本思路。2004年，他主編的教材《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可以看作這一文藝學重建思路在教材編寫上的嘗試。而該書則是這一思路在當代中國文論史研究中的具體實踐，它所包含的內容更廣、涉及的歷史跨度更大、研究更為全面深刻。

語境化地講述當代中國文論故事，如果換一個術語，或可稱為“回到發生現場”。這也是陶東風提出的概念。2018年，他發表了《回到發生現場與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以鄧麗君流行歌曲為個案的研究》《發生期中國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與接受效應——以鄧麗君為個案的考察》兩篇論文。文中明確提出，本土化的大眾文化理論和方法建構，需要回到當代大眾文化的歷史語境與發生現場，對之進行發生學的研究。這兩篇文章通過大量實證材料、人物訪談、田野調查，證明只有回到歷史現場、語境化的中國大眾文化發生學研究，才能超越對西方文化研究理論方法與價值取向的機械搬用。因此可以說，回到發生現場，是陶東風20世紀末21世紀初開始的文藝學反思始終堅持的研究思路，這一思路對中國的文學研究、文藝學研究帶來一定的影響。

除了語境化，全書又一個貫穿始終的方法論立場，是對當代中國文論公共性的突出關注和強調。中國當代文學藝術領域幾乎所有的重大理論探討，都是作為超越文學藝術的公共議題和公共事件出現的。從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場大規模的文藝爭鳴——關于《武訓傳》的討論，到新時期文藝“二為方向”的確立，莫不如此。因此，只有抓住中國當代文論的公共性及其形態變遷，才能揭示其中國特色；同樣，只有呈現當代中國文論發生和演進的公共維度，才能把語境化的立場落到實處。如此則可知，語境化與陶東風一直致力的文學（文學理論）的公共性研究內在相通。書中將“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公共性問題”作為全書導論，顯然就是延續了其一貫的理論旨趣。導論中明確指出，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問題，是中國當代文藝學總體性、貫穿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清理，必須超越文學領域，進入更大的文化公共領域（它包含但不限于文學公共領域）才能有效展開。書中指出，以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為界，之前30年和之后40年公共領域的性質和形態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得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公共性有了非常不同的表現。

從公共性的角度來理解、反思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幾乎在每章中均有體現。比如，第二章在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幾次文藝界大批判時指出，在這一時期，文藝學在新政權那里并不是簡單的關于文藝自律的學術研究，它首先是整個思想戰線的前哨，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回應關于中國文論“失語癥”的討論時，書中指出，有的學者在斷定中國文論“失語”時，一直是在代表“中國”說話，其論述單位不是個人而是民族—國家。這樣的言說語態必將遮蔽文藝學研究的個人維度，導致個性的喪失。中國文論是由無數個別文論家的言說組成的，它們之間存在差異，當然這些差異中也不乏共性。但是這個共性是在自由生產出來的個人文藝學成果基礎上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特別設計出來的。只有忠實于自己的生存環境和個人感受，才能凸顯中國特色。不必過分強求，也無須刻意設計。

總之，該書始終堅持通過語境化講好文藝學的故事。也正因此，它不是一本單純的文論史，而是一部有著深刻問題意識、明確價值立場的研究專著。我們需要這樣的專著，因為需要知道我們在哪里、我們曾經在哪里，唯有這樣才能清楚前進的方向和路徑。

（作者單位：山東政法學院文化藝術傳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