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人類的教育，我始終贊同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的一句箴言：“教育不是為生活做準備，而是生活的本身”。同理可證，美育也是如此——美育不是生活的準備，美育就是生活本身。這就是我為何將所倡導的“生活美學”向“生活美育”加以推展的理由之一，因為“生活美育”乃是世上最大的美育。

在蔡元培初倡“美育”的時代，就開始區分出“美育之設備，可分為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由此劃分促“學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會美育”。但是我們想過沒有，無論是學校的“專業美育”、家庭的“私域美育”，還是社會的“公域美育”，到底是為了什么目的呢？

我始終認為，所謂“美育”，就是“育美”，就是“育人之美”。那么，美育的根本目的，不還是為了民眾更美好的生活嗎？所以，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實是在說兩種生活：一個是“好生活”，另一個則是“美生活”。在好生活之上的，其實就是“美”的生活。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代表著我們在“好”以上的更高追求，這種追求就以美作為基本標準。

好生活，就是有“質量”的生活；美生活，就是有“品位”的生活。那么，兩種生活之間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呢？好生活一定要構成美生活的現實基礎，而美生活則是好生活的理想升華。沒有生活的理想，那就沒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學”恰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生活美育”恰恰要為這種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動力源與根基。

我們所說的“生活美育”，不是畫地為牢的封閉教育，而是走向開放與對話的“平等式教育”，這需要進行積極的雙向對話。這種“對話意識”，乃是“生活美育”的核心價值規定。因為審美本身強調人與人平等，在審美過程當中，每個人所獲得的取決于每個人自身的審美素養，沒有任何等級與階層的差異。與此同時，審美作品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它不能為某個個體獨自占有，對所有人開放，關鍵在于我們能在其中獲得什么。

“生活美育”的反面，就是傳統的園丁式教育。過去在學校、家庭與社會里面的美育，似乎是為了培養學生而特設的，美育的執行者總是占據了教育者的地位，而生活中的學生則始終處于被教育者的位置上。這種“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從“生活美育”的角度看已經過時，我們理應倡導一種更生活化的“對話教育模式”。

在“生活美育”的嶄新視野里面，人人都是美育的教師，人人也都是美育的學生。更準確地說，人人都是“生活美育”的教師，所教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同理可證，人人也都是“生活美育”的學生，不是別人的學生，而是自己的學生。這就是“自我教育”的真諦，也是“生活美育”作為“自我教育”的實質。

開放式的美育，從人與人的關系來說，首先要求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然后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平等交流；從課與課的關系而論，要讓以知識教育為主的主課與以素質教育為主的副課平衡起來，同時使得課內教育與課外教育得以打通；從人與世界的關系來看，不僅要讓學者參與到社區當中，也要經常去體驗大自然的魅力；從東西文化交融的角度來看，西學與國學的教育還要并重，從而使得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之間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

如果“對話教育模式”得以實現，不僅學校美育可以直接向生活世界開放，每個受到這種教育的人也會直接面對生活進行自我教育了。在進入社會、成立家庭后，每個學生乃至公民也能身兼美育的教師與學生的“雙職”。“生活美育”強調的并不是從教育者或者教育結構里學得什么，而是傾向于肯定每個個體都能從當今的“藝術文化”與“審美文化”中獲得審美的提升。“生活美育”就是這樣一種自我的培育，它就是在實現在我們身邊的切身教育。

“生活美育”也不是短期教育，而是要經歷終生學習的漫長過程的“大美育”。蔡元培早已看到“學校美育”的缺陷：“學生不是常在學校的，又有許多已離學校的人，不能不給他們一種美育的機會”。生活當中的每個人，究竟如何才能使“生活美育”貫徹終生呢？的確，每個學生都要離開學校，有的人還可能失去家庭，但是，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人”與“文化的人”。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文化也幾乎是相伴于人的一生而存在的。所以說，“生活美育”之所以強調它是“終生教育”，就是因為生活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由始至終的，審美作為生活的構成要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生活美育”由此必定是一種畢生的教育。歸結為一句話，以“生活美育”來引領美好生活，以“美生活”來提升“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