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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留學的陳寅恪

今年適逢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作為時代象征和文化符號，陳寅恪（1890—1969）依然備受關注。譬如年初譯林出版社推出簡體橫排版“陳寅恪合集”，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支持者有之，嘲諷者有之，大加撻伐者亦有之。不過，這不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只是藉此說明陳寅恪在當代中國文化版圖上的icon意味。

與出版界的沸沸揚揚相比，我更關注學界的動向。臺灣地區《新史學》三十一卷一期（2020年3月）刊出《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下文簡稱“《展望》”），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系與歷史學系聯合項目博士候選人孔令偉。這是一篇相當扎實的論文，其主要貢獻在于，通過運用陳寅恪、傅斯年等學人書信、札記，并重點利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中的相關文書，從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的角度詳細考察了陳寅恪與史語所之間的學緣。論文指出，陳寅恪的治學重心由內亞語文研究與佛教文獻學轉入唐史研究，與陳氏1938年遺失《蒙古源流》與梵藏佛經相關的札記與手稿，有著重大而密切的關系。日本全面侵華，導致內亞研究所必需的圖書條件難以得到滿足，因此陳氏不得不“捐棄故技”，對“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于其間”。論文認為，陳氏這一學術轉向，“似乎并不完全是其治學內在理路的自然轉變”。讓人略感詫異的是，在探討陳氏史學轉變時，本文未提及余英時的《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這篇名作，大概率是失之眉睫了。作者在內亞歷史語文學方面頗有造詣，且已發表多篇論文，因此并不滿足于陳氏等前賢把內亞史及語文學置于中國史框架下這一研究取向，希望在發揚前輩學術遺產的同時，在全球史乃至世界文明的視角下從事內亞語史研究，展現出新一代學者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學術胸襟。

最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四期）推出“陳寅恪先生紀念特輯”，發表了陸揚（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汎森（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侯旭東（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沈衛榮（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等學者的論文。無疑這四位都是當代著名史家，各擅勝場，四篇論文亦各具特色。不過，陳寅恪是像迷宮一般復雜、極其難以“對付”的歷史人物。拜讀這個“特輯”，即不難察覺論作之間的張力，四位學者對陳氏史學的把握不盡相同，其間存在微妙的差異。比如沈衛榮的《陳寅恪與語文學》認為“陳寅恪在本質上是一位杰出而典型的東方語文學家”，而陸揚《視域之融合：陳寅恪唐史研究特點與貢獻的再考察》（下文簡稱“《再考察》”）則重點檢討陳氏“為何選擇唐史作為他史學研究的核心”，并嘗試在國際視野下重新評價陳寅恪在唐史領域的貢獻。沈衛榮在論文中引用蔡美彪先生的話，認為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只是他在年老目盲、無法自主地進行學術研究的述懷之作，而王汎森專門以《柳如是別傳》和《論再生緣》來討論“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侯旭東《字詞觀史——從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說起》則借陳氏一封回函提倡“循字見人，由詞觀史”的史學研究新進路。

“唐史轉向”：“六朝史”被忽視了

下面著重談談陸揚的陳寅恪“唐史轉向說”。

關于陳寅恪的史學轉向，余英時先生發表于1997年的《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下文簡稱“《三變》”）首開先河，迄今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陸揚曾師從于余先生，這次師徒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同題競賽，能否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呢？我們先看《三變》，該文劈頭就說：“在近代學術界，陳寅恪特別以淵博著稱。從中國傳統的觀點說，他可以算是‘通儒’；從西方啟蒙時代的標準說，他近于‘百科全書派’。因此他并不僅僅是一位現代所謂‘專家’。”《三變》把陳寅恪一生的史學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東方學為主攻方向的第一變，“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第二變，以及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的“心史”之變。而陸氏《再考察》的重心是陳寅恪的唐史研究，念茲在茲的是陳氏“為何在學術生涯的鼎盛時期，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唐史研究之中”，也就是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陳寅恪為何選擇唐史作為他史學工作的核心”。通篇讀下來，余英時筆下的“通儒”在《再考察》中儼然成了“唐史學家”——著名微信公眾號“三聯學術通訊”在轉載陸氏此文時改題為“唐史學家陳寅恪”，可以說是精準領會了文章的意旨，雖然該文并沒有直接將陳氏稱為“唐史學家”，但作者反復強調“唐史轉向”不能不給讀者造成這個印象。沈衛榮的論文也涉及陳氏學術轉向的問題，他從語文學的立場和角度出發，認為陳寅恪所從事的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學，明確指出陳氏的“學術興趣自始至終以漢語佛教經文、漢語文學和中國中古史、中古佛教史研究為主，并沒有在十年之間發生斷裂式的改變”。這一說法包羅甚廣，大體可通。而余英時《三變》主張陳氏史學第二階段主要是研究中古史，到了陸揚這里，則進一步縮小為“唐史”，不能不引人注目。

其實，單言“唐史轉向”亦無不可。比如孔令偉《展望》即說陳寅恪在抗戰爆發后因讀書筆記的遺失和相關書籍的缺乏而被迫轉入唐史研究，不過他的劃分顯然是以1938年為界，而不像陸揚《再考察》那樣以三十年代初為起點。從學術史的角度，如果只是評判陳寅恪在唐史研究上的得失，在某種場合下把他定位為“唐史專家”也沒什么問題，比如陳尚君在一篇紀念岑仲勉先生的文章中就將陳、岑合稱為“唐史雙雄”（《唐史雙子星中稍顯晦黯的那一顆》，《文匯學人》，2016年11月18日）。然而，陸揚的用心顯然不止于此，他還進一步追問：陳寅恪“為何選擇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為學術上安身立命之領域”？然而，問題在于，陳寅恪真的有這種想法嗎？他真的期望自己成為“當代一流唐史專家”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前面提到，余氏《三變》一上來就直言不能以“專家”的眼光看待陳氏，陸氏期望在其師的基礎上再作突破，卻在不經意間露出了破綻，《再考察》一文真可謂“得以在此，失亦在此”。

由于只從“唐史”著眼，作者對相關史實視而不見，甚至在自己征引的史料中也偏袒“唐史”而輕忽“魏晉南北朝史”。譬如，作者為了說明陳氏這一時期的學術貢獻（進而證明所謂“唐史轉向”），引用了小野川秀美和顧頡剛的評語。可是，小野川秀美明明列出陳寅恪“多篇重要的南北朝史和唐史論文”，顧頡剛在《中國當代史學》明明“指出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兩個領域做出的貢獻均為最大”。再如，作者提及蔣廷黻在主持清華歷史系時明言陳寅恪在“晉至唐”這一研究領域是“中外公認第一等學者”。然而，為了證明“唐史轉向說”，“魏晉南北朝史”在陸揚判定的陳氏史學第二階段變得無足輕重。比較而言，余先生《三變》探究陳氏史學變遷，有理有據，而陸氏《再考察》則不免有裁剪史料以就我之嫌。容我強調一遍，如果單純評估陳氏的唐史業績，不提“魏晉南北朝史”不足為怪，然而作者執意探討史學轉向，則不宜厚此薄彼，只挑有利于自己論說的材料，卻對其他相關材料棄如敝屣。

更重要的是，對一位學人業績的評價，相當程度上確然應以他遺留下來的成果為基礎，但是對其史學轉向的考察，則不能只以他的傳世作品為依歸。否則，“安身立命”的“選擇”這類追究“動機”（或“出發點”）的探察一不留神就會掉入過分注重“已有”而全然忽視歷史上“可能之有”的陷阱。對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術創獲，以及所謂的“史學轉向”，我們不僅應充分重視他留下來的論作，尤其是影響以迄于今的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相關論著，還必須留意他的歷史遭際，也就是他那些未能化身為成果的努力。具體些說，陳寅恪在抗戰期間遺失了兩大箱特別珍貴的札記和資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書的《世說新語箋證》《高僧傳箋證》和《蒙古源流》考證等。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產，對陳寅恪無疑是極其沉重的打擊，他甚至“有一個時期幾乎得精神病”（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9頁）。如果結合這些歷史上“可能之有”，我們還會堅持說陳寅恪“選擇”“唐史”作為自己學術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嗎？“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贈蔣秉南序》）

在抗戰等一系列重大變故的影響下，陳寅恪奮力與時間賽跑，將研讀新舊《唐書》的筆記和此前積累的心得整理成書，并以“略論稿”“述論稿”名之，倉促之意自不待言。要說“選擇”，這個階段陳氏對魏晉到隋唐應有通盤的考慮（當然會有所側重，比如中古佛教史），他的視野不會為唐代所限，更不會追求“唐史權威”一類的名頭。的確，唐史“三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望，奠定了他在唐史領域“曾經與永恒之王”的地位，但對于陳寅恪，我們無疑不能單純地視之為“唐史學家”。

循果究因：所謂“視域之融合”

在提出“唐史轉向說”之余，陸氏《再考察》自然要探究其因。為此，作者著重強調了兩個學術機構對陳寅恪“唐史轉向”的意義，即清華學堂轉變為美式綜合教學研究型的清華大學，以及史語所的建立。作者認為，清華成立以西式學科分類為標準的人文科系，陳寅恪隨之成為歷史、中文兩系的合聘教授，“在造就作為史家的陳寅恪的作用，恐怕遠大過國學院”。從顛覆清華國學院的“神話”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頗為新穎的觀點。但是，就陳寅恪當時的意愿來說，或許還要打個問號。再則，倘若王國維、梁啟超沒有先后去世，國學院繼續存在個五年、十年，陳寅恪的學術大觀園會是怎樣的景象呢？歷史誠然無法假設，但歷史研究不能純然以后來的“史實”為限，就此發揮歷史想象力稍作升縮推演，或許有助于我們對一些“結論”的批判性思考。

在轉向因由方面，余英時提出兩點觀察，一是陳寅恪與王國維的關系，認為王氏的自盡對陳寅恪而言有“人琴俱亡”之慟，而王氏的史學成就也啟示后者開辟中國中古史的新天地；二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兩股史學思潮對陳寅恪的刺激，具體是指以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整理國故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陳氏對這兩派皆不滿意，遂自立門戶。而孔令偉《展望》更強調鋼和泰及史語所對陳氏回國后十余年間持續進行東方語文學研究的意義。同樣是強調史語所對陳寅恪學術生涯的作用，《展望》材料詳實，立論嚴謹。而陸揚《再考察》并沒有提出切實有力的證據——比如文中提到陳氏1930年在史語所“歷史組工作就包括編定《金石書目錄》《敦煌劫余錄》等書目、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可是這與所謂的“唐史轉向”有多大的關系呢？

此外，《再考察》還表示：“陳寅恪選擇唐史并非純粹超然，而是在此前提到的那種歷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認識到清代與唐代的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間，這可以說是一種視域的融合。”不過，以陳寅恪之淹通博識、敏銳善感，歷史上發生巨變的時代和他親歷的晚清都有某種相似性，也都可能存在“視域的融合”，根本不必局限于晚唐和晚清之間。比如，陳寅恪曾說，“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漢唐”視野之遼闊非“晚唐”所能及，由此或可反襯出所謂晚唐與晚清之間的“融合”只是作者的一種“假設”——這并不是說晚唐和晚清沒有某種相似性，而是說這種相似性在陳寅恪史學實踐中究竟占據怎樣的位置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據我了解，王汎森曾在《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以“史學二陳”為例》（刊于《古今論衡》，2011年，第二十三期）一文中引用陳氏的《讀崔鶯鶯傳》時約略談及這個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推斷，陳寅恪是基于這個原因“選擇”了“唐史”，畢竟這有違史實，也不符合陳氏自己的“人設”。

對歷史學者來說，“陳寅恪為何選擇唐史作為學術上安身立命之領域”是個十分誘人的題目。如果揣測無誤的話，這個問題是由陳氏驕人的唐史成就引發出來的，循此結果誤入“視域之融合”這樣缺乏根基的玄思，卻忽視了陳寅恪成為后輩眼中一代中國中古史大家的艱辛過程——那其實是造化弄人的結果。《再考察》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不知不覺間被結果迷惑了，我們只能惋惜高手也有失察的時候。附帶一提，《再考察》一文里“視域之融合”這個概念，中文學界大概是王汎森最早在一次學術講座中使用的，講座稿后來整理成《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只不過文中寫作“視域的溶合”（fusion of horizons）。

唐史“三稿”與文史互通

或許可以這樣說，《再考察》所提出的“唐史轉向”純屬“大膽假設”，遺憾的是“小心求證”似顯乏力。嚴苛一點論，如果沒有最后一節，該文恐怕很快就會淹沒在成千上萬的paper之海；相反，雖然上文對“唐史轉向說”不敢茍同，持批判態度，但我不得不承認，因為最后一節十足精到的論斷，該文由此脫穎而出，熠熠生輝，而且我相信數十年后仍有重溫檢討的價值。雖非盡善盡美，但就陳氏史學研究本身來說，這的的確確是甚為罕見的眼光高遠、議論透辟的學術史力作。

這最后一節題為“兩‘論稿’與二十世紀世界唐史學”。也就是說，作者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置于二十世紀國際唐史研究的宏觀背景下作比較性的考察，提出了不少值得悉心揣摩的見解。具體而言，作者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對陳氏的唐史創獲與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貢獻作了系統而深刻的解讀，使之形成一種絕妙的對話關系。而且，作者對陳氏唐史研究的理解和剖判，不僅在“點”和“線”上戛戛獨造，在“面”上也是駕熟就輕，卓爾不凡。當然這并不是說這些論斷毫厘不爽（具體有待專家的檢閱和辨析）——即使有人指出其疏誤，也難以撼動其整體上的貢獻，它對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和評估陳氏的唐史業績是一個極好的向導，同時也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限于篇幅，恕不在此詳細征引。

筆者不是唐史專家，這里只想說一點有限的觀感。除了晚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教外，陳寅恪自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到嶺南大學，都是中文、歷史兩系合聘。在分科愈來愈細、各自照顧一畝三分地的時代，兩系合聘基本上已不復存在。光從這一點論，陳寅恪不愧是“教授中的教授”，但他的著述在學界的輻射力也有參差。以岑仲勉、陳寅恪這對“唐史雙雄”來說，歷史學系教授更經常掛在嘴邊的是陳寅恪而非岑仲勉，岑仲勉對中文系的影響比歷史系更大。陳尚君就曾指出：“最近四十年中，岑氏最大的擁躉群體，則來自唐代文學研究領域。或者可以說，岑氏的治學方法影響了最近幾十年唐代文學研究風氣的轉變。”對于陳寅恪的唐史“三稿”，歷史學系教授更看重兩“論稿”，比如這次北大的“紀念特輯”，陸揚的論文就是如此。而《元白詩箋證稿》似乎甚少進入當代歷史學者的視野，深入細致的討論相對少見（汪榮祖將其視為陳氏史詩互證的典范，算是一例）。就我目力所及，中文系的教授似更推重《元白詩箋證稿》，南京大學已故程千帆教授和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堪為代表。對于“三稿”，陳寅恪曾在信中對史語所的陳槃說：“弟今草成一書，名曰《元白詩箋證》，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非敢說詩也。弟所作二書，一論唐代制度，一論唐代政治，此書則言唐代社會風俗耳。”走筆至此，有的讀者大概猜到我想說什么了：陸氏《再考察》最后一節圍繞兩“論稿”，就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作了細致剴切的剖析，如果能加上社會、文化，或許就更周到透徹了。

總的來說，讀陸氏此文，猶如觀看高空走鋼絲，那個緊張刺激，在當代史學界恐怕是鮮有其匹。用圍棋來打比方，作者在布局階段突發奇想，不顧棋形不正，下了一個怪招，結果被對手識破，形勢陡然變得相當被動。本以為是神思妙想，卻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撐，淪為空中樓閣，殊為可惜。進入中盤以后，作者充分利用厚勢的威力，步步為營，組合拳頻出，最大程度地發揮了“子效”，不能不讓人嘆為觀止。

作者在第三部分將陳寅恪的唐史研究與一群東洋學者相比較，以期在多重“套疊”之下準確地定位和把握陳氏的史學特色。同理，筆者在文中多次征引余英時、王汎森、孔令偉等人的論作，也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排比，盡可能真切地理解一篇學術論文的成敗得失，從而避免在慣稱“神”“偶”的學術崇拜下自我炫惑而失去方向。

我向來尊奉“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故不揣谫陋，斗膽錄下一己膚淺的讀后感，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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