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在風云變幻中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澳大利亞文學在進入千禧之年的時候，已然造就出一大批優秀作家、創作出一大批優秀作品，在世界文壇擁有了不容忽視的地位。但長期以來，澳大利亞作家在激烈對抗以英國為代表的“舊世界”文化的過程中，追隨國際潮流，犧牲本土創造力，形成了一種“文化自卑”，嚴重地束縛了作家、藝術家的手腳。千禧伊始，“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方興未艾、“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在這種背景之下，澳大利亞文學徹底擺脫了所謂“文化自卑”，展現出其獨有的魅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原住民文學崛起

在過去的20年里，澳大利亞文學最顯著的特點是，自從上世紀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之后，一大批原住民作家迅速成長。原住民文學以其炫目的光彩跨入主流文學的舞臺。2000年，澳大利亞原住民作家金姆·斯科特（Kim Scott）憑借其長篇小說《心中的明天》（Benang : From the Heart）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2011年又憑借其長篇小說《死者之舞》（That Deadman Dance ）再次獲此殊榮。金姆·斯科特以其抒情優雅的筆觸，探索原住民構建身份認同、尋求身份歸宿的同時，向讀者展現了澳大利亞西部廣袤的土地上，努嘎族(Noongar)人在殖民統治下經歷的苦難，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近年來，澳大利亞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是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2006年，賴特出版了堪稱民族史詩的長篇小說《卡彭塔里亞灣》（Carpentaria），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這部小說植根于澳大利亞原住民生活的沃土之上，把古老的傳說、神話以及原住民信奉的“夢幻時代”的原始圖騰和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糅合在一起，描繪出一幅幅難得一見、色彩瑰麗的畫卷。在她的筆下，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處都是故事。每一眼水井，每一塊巖石，每一座沙丘，每一棵樹木都是故事中的“人物”。蛇神、海怪、魚群、鸚鵡、巨浪滔天的大海、拔地而起的龍卷風都有獨特的含義。與《卡彭塔里亞灣》比肩而立的是她2015年出版的《天鵝書》（The Swan Book）。這部小說故事情節撲朔迷離，集詩歌、散文、民間故事、政論文等多種體裁于一身，對大自然的描寫出神入化，對天鵝的刻畫美妙絕倫。《天鵝書》的故事發生在未來一百年之后的澳大利亞北領地。小說主人公啞女與天鵝相依為命，被稱為“天鵝女”。“天鵝女”具有象征意義。作為無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說話，漸漸失去說話能力。這與澳大利亞原住民幾百年來無法發聲的遭遇如出一轍。啞女與人類社會隔膜，卻和天鵝相依為命，象征著原住民與大自然的緊密聯系。2017年，亞歷克西斯·賴特的長篇紀實文學《追蹤者》（The Tracker）獲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女性文學獎“斯特拉獎”（Stella Prize）。她的最新力作《地平線上的奧德賽》（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詩。該書描繪了1788年，英國“幽靈船”穿越地平線，入侵悉尼灣的那一刻；描繪了暴力殖民創傷性記憶“深入到未來幾代人的噩夢”，以及“世界歷史上數以百萬計飽受戰爭摧殘的人”的遷徙，包括今天在澳大利亞尋找新家的無數難民兒童。這些經歷在作品中相互交織，在詩歌和故事的蒙太奇中不斷重疊，密不可分。作者所說的“歷史的悲哀”在人類的神話中回蕩，宛如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奧德賽”在21世紀依然延續。

2019年，原住民作家——梅麗莎·盧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以長篇小說《多嘴多舌》（Too Much Lip）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這部小說以鮮活、犀利，又帶有黑色幽默的筆觸，描繪了澳大利亞原住民當代社會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與傳統激烈的碰撞，無情地鞭撻了殖民主義統治，為原住民爭取權利吶喊，其主題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得以深入的表達。今年7月16日，原住民作家塔拉·瓊·文奇（Tara June Winch）憑借長篇小說《屈服》（The Yield）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短短20年內，占澳大利亞作家人數比例很小的原住民作家就有四人五次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思考與研究的文學現象。與此同時，布魯斯·帕斯科（Bruce Pascoe）、薩麗·摩根（Sally Morgan）、阿尼塔·海斯（Anita Heiss）、托尼·伯奇（Tony Birch）等一大批原住民作家都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取得一定成績。所有這一切充分表明，澳大利亞原住民作家在與殖民統治、種族歧視的斗爭中，繼承了本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勝利。

而與這種勝利相呼應的是， 20年來，一批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亞作家也在作品中無不深刻地剖析了貫穿澳洲歷史的白人與原住民的關系和“貫穿人類歷史的暴力”。

亞歷克斯·米勒（Alex Miller）從2000年到2013年出版的小說《石鄉行》《別了，那道風景》《信仰的條件》《普羅丘夫尼克的夢》《情歌》《秋天的萊恩》《煤河》 都 “嚴格審視了作家對于自己在表現這一重大主題過程中局限性的覺醒”。《石鄉行》（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亦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作者站在歷史的高度，展示了澳大利亞原住民隨著歷史的沿革、時代的發展以及自身素質的提高，對本民族的歷史與現狀的深刻反思以及為維護自身權利進行的艱苦斗爭，而曾經的殖民者后裔也在為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發展不懈努力。《別了，那道風景》（Landscape of Farewell）則是作者從另外一個角度對澳大利亞，乃至全人類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大屠殺產生的原因及其結果的深刻剖析。在這部作品中，米勒在掌握眾多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將1861年10月17日發生在昆士蘭中部高原牧場上白人與原住民相互殘殺的歷史事件演繹成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把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創作手法糅合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原住民崇尚夢幻的宗教模式更為他盡展才華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因對澳大利亞歷史的探索兩度獲得“布克獎”的彼得·凱里（Peter Carey）在2019年的新作《遠離家鄉》（A Long Way From Home）中講述了一個穿越時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設置在大英帝國統治的1950年代，澳大利亞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種種矛盾與沖突。“精彩、生動、活潑、新穎的描述揭示了歐洲人如何占領了這塊大陸古老的文化，為自己制定了難以企及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犯下的罪行。”而此前，《辛德勒名單》的作者托馬斯·肯尼里（Thomas Keneally）以及作家大衛·馬魯夫（David Malouf）、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等都在這一領域積極探索，寫出一大批優秀作品。

少數族裔文學勢頭強勁

20年來，澳大利亞文學發展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隨著多元文化成為社會主流，華裔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文學以強勁勢頭出現在澳洲文壇。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即已嶄露頭角的華裔作家布萊恩·卡斯特羅（Brian Castro）進入新世紀之后創作熱情更為高漲。2003年，他出版了《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循著他的成名作《候鳥》（Birds of Passage）的軌跡，繼續“尋根問祖”，探究“我從哪里來， 要到哪里去”這一擺在海外華人面前的命題。主人公安東尼奧·卡斯特羅在澳大利亞生活40多年之后，離開澳洲，取道出生地香港，乘船返回上海。故事發生在二戰前后的上海、澳門和香港。但是布萊恩·卡斯特羅將故事一直追溯到17世紀的巴西、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長崎、菲律賓、利物浦、巴黎等地。評論家認為，該書“既是歷史，又是小說，還是一本跨越各種文學形式的書籍，講述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的經驗”。這種經驗或許就是布萊恩·卡斯特羅從周游歐洲開始跋涉40年得出的結論：“兩個世界實際上就是一個。歷史并沒有完全重復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2005年，布萊恩·卡斯特羅出版第八部長篇小說《園書》（Garden Book）。小說運用后現代寫作方法，描寫了三代四位華人移民死亡、抑郁、夭折或殘疾的結局，指出種族主義者的自我仇恨、白人至上的權力關系、白澳政策的陰魂不散是種族主義的主要根源。

歐陽昱上世紀90年代初從中國大陸移居澳大利亞。進入新世紀，他主要用英語寫作，成為澳大利亞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華人作家、詩人。他對東西方文化深刻反思與激烈批判，展示了移居澳大利亞的華人兩難的處境及文化歸宿。2002年，他出版了詩集《雙心、雙舌和雨色的眼睛》和第一部英文長篇小說《東坡紀事》,2003年出版詩集《異物》。《東坡紀事》與2010年出版的《英語班》、2011年出版的《散漫野史》構成歐陽昱的英文長篇小說“黃州三部曲”。2013年，其《自譯集》出版，入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總理獎。

近年來，一大批70 后、80后少數族裔青年作家更是以嶄新的姿態加入澳大利亞文學大軍，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印度尼西亞華裔女作家米蘭迪·里沃（Mirandi Riwoe）2017年憑借中篇小說《漁女》（The Fish Girl）入圍2017年“斯特拉女性文學獎”，并獲得昆士蘭文學獎。今年，里沃的長篇小說新作《石天金山》（Stone Country Golden Mountain）以19世紀末期華人在澳大利亞淘金的苦難經歷，揭開漸漸被人們遺忘的一頁澳大利亞黑暗歷史。和米蘭迪·里沃同期創作的華裔作家鄭素蓮的小說《陌生人的房屋》，馬來西亞華裔作家許瑩玲的短篇小說集《資本失格》《輕小奇妙事》等作品一經出版都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

其他來自東南亞以及中東地區的少數族裔作家作品也都充分顯示了澳大利亞多元化社會生活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的影響。斯里蘭卡裔作家米歇爾?德?克雷瑟的長篇小說《未來的生活》獲得2019年新南威爾士總理文學獎。出生于1983年的黎巴嫩青年作家邁克爾·穆罕默德·艾哈邁德2012年即已嶄露頭角，其短篇小說獲得澳大利亞 Kirk Robson文學大獎。自傳體小說《部落》2014年出版后獲得高度贊譽。長篇小說《黎巴嫩人》入圍2019年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短名單。這些少數族裔作家有時置身于主流文化之內，有時置身其外，以創新手法探究身份與歸屬問題，既不局限于書寫傳統主題，也不囿于個人生活經歷，而是從全球視角出發，充分展示了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在澳大利亞文學中獨樹一幟。

中青年作家成主力軍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去世二十二年之后，生前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空中花園》（The Hangning Garden）出版。該書出版是為了紀念懷特誕辰一百周年，但更重要的是經過幾十年風云變幻，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人們對“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亦即“后現代”的迷戀又重新抬頭。作為現代派文學大師，懷特的作品又受到讀者的青睞。但《空中花園》出版后并沒有像預期那樣得到普遍贊譽。人們因而認識到所謂“晚期現代性”因太糾纏于意識形態，而難于達到“復活”的理想效果。懷特的“復興”是新自由主義的象征，但并非“晚期現代性”收復失地的信號。歷史的車輪總是隨著時代的潮流滾滾向前，文學發展亦然。千禧伊始，一批在20世紀晚期已經積累了力量的中青年作家，開始成為過去20年澳大利亞文學發展的主力。

出生于1960年的蒂姆·溫頓（Tim Winton）是目前澳大利亞最多產、最負盛名的作家，其國際影響似乎僅次于彼得·凱里。2000年之前，他已出版多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以及兒童小說和非虛構作品，曾三次獲得邁爾斯·弗蘭克林獎，兩次獲得布克獎提名，代表作是1991年出版的《云街》（Cloudstreet）。200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岔路口》（The Turning）可看做蒂姆·溫頓創作的一個新起點。之前，蒂姆·溫頓作品中“古怪的地方色彩”雖然深受福克納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即使略顯超現實主義的審美情趣，還是頗具廣泛的代表性。《岔路口》之后，溫頓的作品顯得更隱晦，更具挑戰性。他的書中充滿了精微玄妙、含蓄暗喻，通過一個個寓言式的故事，以極短的篇幅，近乎白描的手法，寫出當今社會繁華背后現代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和寂寞。不算長的篇幅因道德和知識的復雜性而形成獨特的風格。2008年，蒂姆·溫頓出版了長篇小說《呼吸》。2013年，又推出長篇小說《巢》（Eyrie）。《巢》直面對家鄉產生巨大影響的新自由主義和不平等，把澳大利亞“陽剛之氣”描繪為對新自由主義和其一如既往的自命清高、裝模作樣、妥協讓步的比喻。此書一經出版，好評如潮。

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出生于1961年，是當代澳大利亞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他從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文學創作，獲獎作品《導航員之死》和《孤掌之聲》，為他贏得很高的聲譽。2001年，經過長期的積累和醞釀，理查德·弗拉納根推出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別于自己前作甚至前人作品的長篇小說《古爾德的魚書》（Gould’s Book of Fish）。該書根據情節的需要以不同的顏色——紅、藍、綠、黑、赭——印刷；每一章前都印有一條與該章內容密切相關的魚的精美圖像。更直擊人心靈的是，它以后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手法，講述了873645號流放犯威廉·布埃魯·古爾德在天之涯、地之角的范迪門地薩拉島的悲慘遭遇，講述了一段人類應該永遠為之扼腕長嘆、無法忘記的歷史。有別于大多數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古爾德的魚書》保持了后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和諧一致，不但彌漫著濃厚的自我意識，同時也是一部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社會小說”。該書2002年斬獲“英聯邦作家獎”。此后，理查德·弗拉納根的創作熱情井噴式爆發。2007年，出版《無名的恐怖分子》，《紐約時報》稱之為“對9·11后世界的了不起的、卓越的沉思”。2008年出版《欲望》，榮獲昆士蘭總理獎、西澳大利亞總理獎、塔斯馬尼亞圖書獎等三項大獎。2013年，理查德·弗拉納根出版第六部長篇小說《通往深遠北方的窄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書名取自著名日本俳句詩人松尾芭蕉的作品。該書以泰緬鐵路修建為背景，講述了一位澳大利亞醫生的愛情故事。主人公埃文斯身陷日本戰俘營，一直為兩年前與年輕舅媽的婚外情而悔恨。就在他努力拯救飽受饑餓、霍亂和拷打折磨的人們時，收到一封信，在處處散發著血腥味的集中營里帶來一抹亮色，并且改變了他的一生。“弗拉納根用其優雅的文字敘述了一個充斥著罪惡和英雄主義的故事，將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實相連。”2004年，他憑借該書獲得布克文學獎。弗拉納根寫了一個澳大利亞故事，但筆鋒所指，絕不止于澳大利亞，不僅僅是在那塊土地上休養生息、辛勤耕耘、流血流汗的澳大利亞人民的所思所想，更是和世界脈搏一起跳動的一個偉大民族的故事。在通往世界文學的“窄路”上，理查德·弗拉納根讓澳大利亞文學前進了一大步。

女性作家閃亮登場

進入新世紀，澳大利亞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女性作家閃亮登場。20年間，凱特?格倫維爾（Kate Grenville）、蓋爾·瓊斯（Gail Jones）、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米歇爾·德·克瑞特瑟（Michelle de Kretser）、莉安·麥金納尼（Liane McInerney）、嘉麗·蒂芙尼（Carrie Tiffany）等都在澳大利亞文壇留下閃光的足跡。其中，凱特?格倫維爾是最具實力的佼佼者。她是兩屆橘子文學獎得主（2001年，2005年），代表作《神秘的河流》（The Secret River）出版于2005年，“以簡約、樸實無華的文字描繪了暴力滋生暴力的殘酷事實，情節緊湊，充滿激情，驚心動魄”。小說跨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描繪了普通勞動者的苦難和為追求美好生活而進行的斗爭，展示了早期澳大利亞原住民和白人殖民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兩種文化的激烈沖突，2006年獲英聯邦獎，并入圍布克獎。2008年，凱特·格蘭維爾在新作《上尉》（The Lieutenant）中重新審視澳洲與英國之間糾結的歷史，關注種族與文化隔閡，抒寫在最艱難的抉擇中人性的高貴與卑下。2012年，凱特·格蘭維爾推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莎拉?桑希爾》（Sarah Thornhill），亦大獲成功。

蓋爾·瓊斯的作品充滿深邃的思想和瑰麗的色彩，有評論稱她“有一種抒情和創造優美意象的天賦”。到目前為止，她共出版了兩部短篇小說集和七部長篇小說。長篇小說《黑鏡子》、《六十盞燈》《夢語》等入圍或者獲得多項澳大利亞本土文學獎項。《抱歉》《五次鐘聲》亦在西方文壇引起廣泛關注。最新力作《諾亞·格拉斯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入圍2019年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獲2019年澳大利亞總理文學獎。這是一部專注于視覺文化的小說，隱藏在故事背后的有壁畫、繪畫、電影、海報，也有通過照相機、望遠鏡乃至顯微鏡看到的圖像。蓋爾·瓊斯對傳統藝術和圖像學，對圖像的理解框架以及世俗和大眾文化，尤其對電影有著濃厚興趣，對如何以圖像序列的方式講述故事也頗有研究。她通過小說提出：視覺文化無處不在，它構成了我們的情感，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給我們帶來了虛假的身份和認同。《諾亞·格拉斯之死》以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為背景，融合了歐洲藝術傳統以及偵探、謀殺等懸疑小說元素，充滿悲傷和神秘色彩。蓋爾·瓊斯曾說：“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小說家，并且一直認為小說應該是思考的機器，同時也是表達感情的機器。”《諾亞·格拉斯之死》無疑是這部機器創造的成功的范例，

在一代新人茁壯成長的同時，作為上世紀澳大利亞文壇主力的老一代作家托馬斯·肯尼里、彼得·凱里、亞歷克斯·米勒、大衛·馬魯夫、弗蘭克·穆爾豪斯、羅德尼·霍爾以及本世紀初移居澳大利亞的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在過去20年里都新作不斷，為澳大利亞文學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這種新老作家在交替中相互影響、相互支持，團結奮進，或許是從2000年到2020年澳大利亞文學發展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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