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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歷史紀錄片《丘祖西行》在網絡平臺播出，影片在宏大的歷史敘事、文化交流的廣闊背景下再現了800年前道教全真派祖師丘處機率弟子西行至大雪山會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傳奇故事：

1220年正月初十，73歲高齡的丘處機率十八名弟子自山東啟程。1222年四月初五，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會見成吉思汗。其后，成吉思汗先后三次詢問治國和養生之方，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欲等作為回應。成吉思汗接受他的建議，減少了殺戮。這便是“一言止殺”典故的由來。

1223年三月初十，丘處機辭別成吉思汗，踏上了東歸之路。1224年二月，丘處機及其弟子一行成功回到北京，完成了這場偉大的旅程。500余年后，清代的乾隆皇帝依舊感慨于這段佳話，親題楹聯：“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一段西行之路，一段傳奇之旅。丘處機隨行弟子李志常將西行路上的所見所聞，沿途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貌和歷史事件編著成書，為后人留下一部研究13世紀初西域歷史地理的著作——《長春真人西游記》。

紀錄片《丘祖西行》便以這部《長春真人西游記》為藍本，沿著古書記述的這條草原絲綢之路尋訪當年長春真人丘處機的西行蹤跡。片中，19位國內外研究全真教、蒙古史、西域史的高道大德、專家學者共同回溯相關文獻史實，為觀眾娓娓道來這段佳話。片中不惜篇幅講道家、講隱逸、講文化。穿越時間的譜線，人們發現，道家、道教中的杰出人物心向出世，卻依然掛懷著蕓蕓眾生，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與慈悲。在歷史文明的重重積淀中，全真道士丘處機效法歷代玄門中的先賢，于亂世中入世，不惜殘年、不辭萬里，西行救民于水火。丘處機在詩中這樣寫道：

十年兵火萬民愁，

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

今春須合冒寒游。

不辭嶺北三千里，

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

早教身命得消憂。

——《復寄燕京道友》

自古中秋月最明，

涼風屆候夜彌清。

一天氣象沉銀漢，

四海魚龍耀水精。

吳越樓臺歌吹滿，

燕秦部曲酒肴盈。

我之帝所臨河上，

欲罷干戈致太平。

——《中秋以詩贈三太子醫官鄭公》

丘處機（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人，是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1112年—1170年）的得力弟子，金元時期杰出的宗教領袖以及文學家和醫藥養生家。王重陽仙逝后，丘處機為其師守墓4年，隨后在陜西寶雞磻溪修真洞和隴縣龍門洞苦修十三載。1203年，丘處機繼馬鈺、譚處端、劉處玄后執掌全真教。全真教在丘處機掌教期間興盛于世。在思想上，他發展創新了三教合一的理論，使全真教被廣為接受，是中國道教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

而萬里西行勸成吉思汗止殺，無疑是這位玄門高道傳奇的生命歷程中最為絢麗的一筆。這次西行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某一宗教乃至某一民族的范圍，而顯示出更為深遠、廣泛的文化意義。

萬里西行非爾爾。這一隊道教的遠行者穿越華北平原、蒙古草原之后到達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地，途中翻越了燕山山脈、杭愛山脈、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等高山峻嶺。這場傳奇之旅比起水草豐美與大漠孤煙的浪漫，更多的是寒酷的氣候條件與天塹險阻，以及被鐵騎掃蕩后的城池廢墟和遺留戰場的累累白骨。毋庸贅言，這是一場十分考驗勇氣、毅力乃至生命力的旅程。西行途中，他們時常受到沙塵暴、流沙的襲擾。艱難的時候，車子陷到流沙里，馬兒停滯不前，人想挪動一步都很困難。丘處機隨行弟子之一的趙九古甚至病死在了西行路上。

一路上，他們路過不同地區、不同國度，面對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文明，但愛好和平、反對戰爭、愛惜生命的人本主義精神，一直貫穿在這場偉大的旅程中。經歷藏傳佛教、薩滿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地區時，丘處機尊重差異、入鄉隨俗，與沿途的人民友好往來、互換物產，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丘處機及全真教所提倡的各種宗教互相尊重、和諧共存的主張。作為回應，這些不同信仰的人民也向丘處機張開雙臂，包容共處。

面對成吉思汗，丘處機更利用珍貴的會面時機，勸說他敬天愛民、減少殺戮，用崇尚和平與孝道的中原儒道文化對這位蒙古汗王進行文明的洗禮。丘處機所展現的，不僅是一位宗教領袖的使命與擔當，更是對中華文明高度的文化自信。他對待本民族的文化、對待各種宗教包容與自信的態度，在世界文明交融與沖突并存的今日，仍有十分有益的借鑒意義。

止殺愛民的理念不僅是對成吉思汗的一句勸言，丘處機常告諭弟子們：“大兵之后，溺者當拯之，寒者須衣之，餒者須食之，疾者須起之……”在回程途中，他率領弟子施粥以周濟飽受離亂的難民。丘處機回京住持天長觀后，“乃大辟玄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元代姚燧《長春宮碑》）金與南宋的諸多文人士大夫與遺民百姓在全真教的庇佑之下渡過了滅頂之災。這當中，對生命的珍愛與慈悲的精神，拯救生命和存續文化的巨大貢獻，早已超出了某一宗教、國家乃至于時代的限制，而同古今中外優秀人類文明中的大愛精神遙相呼應。

丘處機的旅途是偉大的，記錄這次西行旅途的《長春真人西游記》也自清朝中葉起受到關注，迄今已被譯成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多國文字，成為國際性的地理歷史著作。書中保留了許多在中亞歷史上已經難以尋覓的珍貴史料，是研究中世紀中亞歷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典籍。它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文獻價值，可與唐代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相媲美。

從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到紀錄片《丘祖西行》，古人和今人分別用不同記錄方式向世人傳達著丘處機萬里西行的不朽意義和悲天憫人的大愛精神。正如山東師范大學全真道研究中心主任趙衛東在影片中總結所說，丘處機的西行之旅，是中國宗教史、政治史乃至中國歷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它的歷史價值是多方面的：這是一次文化之旅，可算作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嘗試；這是一次生命之旅，西行就是為了拯救中原百姓的性命（實際的受惠者絕不僅僅是中原百姓）；這是一次和平之旅，是和平友好的互動交流，更通過這次旅行減少了殺戮；這是一次宗教之旅，全真教與各種宗教互相尊重、和諧共處。丘處機的萬里西行，使中國道教第一次主動走出去，在伊斯蘭世界和歐洲廣為人知，為西方世界認識和接納東方文明打開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