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衛平，山西代州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給我一支槍》《歌太平——薩都剌》等，散文集《走馬雁門》《三垂岡——一代偉人矚目的古戰場》《心中的菩提樹》等，影視文學作品有《忽必烈》《浴血雁門關》《血戰午城》《保衛人祖山》《特戰》《朱德兒童團》《殺山》《今宵別夢寒》《滿天星星一顆顆明》《卻道天涼好個秋》等。現為山西省文聯副主席、山西文學院院長。

01

冀南銀行與《特戰》

大概是2016年冬天，幾位影視界的朋友在太原小聚，我記得當時還有陜西的一位作家朋友，不知道這位朋友是不是日本留學生，日后看他的行蹤，知道他一年中有大半時間是在日本度過的，他的言行舉止也很有日本份。這次聚會后不久就看到他到了日本北海道以及在日本北海道房子內寫作的照片，看著他愜意的寫作生活，我向他送去了遙遠的祝福。這位朋友既寫小說，也寫劇本，大概是第二年就看到他有新作問世，國內的幾位評論家還給予熱情的介紹。當時我記得向他請教了多個有關日本歷史、日本當代文學的問題，這位朋友也一一作了詳盡說明，因為有共同的話題，那晚的聚會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次聚會的主題是跟拍一部有關金融題材的電影有關，邀請這位陜西作家來晉的緣由也是想請這位老兄擔綱本劇的編劇。這部電影的主要內容是反映冀南銀行的。說實話我當時根本不清楚冀南銀行是個什么樣的銀行，與山西又有怎樣的聯系，因此在他們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只是一個很忠實的聽眾。席間有導演、編劇、演員、制片人，眾人從不同的角度對這部電影做了分析、推測。陜西影視集團的導演王明軍先生與我有過多次合作，王導愛喝酒，喝酒后的王導思維敏捷，他的有關這部電影的創意吸引了我。王導認為國內這類電影往往拍得太“正”，能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寫，主人公一開始不那么“正”，甚至有點“歪”，或者還“歪”得很厲害，最后在一系列人生命運波折后有了根本性的或者一部分的改觀。王導的建議深合我心，回家的路上還和王導一直進行探討。兩人相談甚歡。

或許是王導背后的舉薦起了作用，沒過多久山西一家影視公司的老總來作家協會找我，希望我來完成這部有關冀南銀行內容的電影劇本的創作。為什么沒讓那位陜西作家朋友來寫呢？是創作理念的問題？還是薪酬的問題？我沒細問，只是說我對冀南銀行不熟悉，恐怕難以勝任。這位老總說了許多我能創作好這部電影的理由。我看他既急迫又誠懇的樣子，答應先看看資料再說，如果看完資料有感覺，就試著寫一個故事提綱，覺得可行，就再進行下一步的合作，如果不行，那就另請高明。這位老總臨走時給我留下一本有關冀南銀行的紀念畫冊。

這本紀念冊帶我走進了70多年前的冀南銀行，讓我知道了冀南銀行原來就誕生在山西太行山下的黎城縣。當然了一本畫冊根本不能讓我對冀南銀行有個深入的了解，此后一段時間我從網上購買了大量有關冀南銀行的書籍，有文史資料，有回憶錄，有有關冀南銀行的文藝作品。我從網上查閱資料得知，山西一位作家曾寫過一部反映冀南銀行的長篇小說，這部長篇小說正好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立馬給出版社的朋友打電話，看看他們能不能找到這部小說。很幸運，沒過幾天出版社的朋友就從他們的庫房里給我找到了這部書。幾年之后的一次聚會上，我與山西的這位作家朋友相識，說起我找她這本書的經歷，兩人都哈哈大笑。這些資料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冀南銀行人寫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有銀行領導，有制版師傅，有印鈔工人，有保衛干部等等，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回憶了他們在冀南銀行所經歷的那些艱苦歲月，更為難得的是他們的回憶錄中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看完這些資料，我對冀南銀行有了一點點粗淺的認識。

作者探訪冀南銀行舊址

為了對冀南銀行有更直觀的感受，我決定去冀南銀行的誕生地黎城實地考察一番。也是我懶惰的過，這么多年了竟然還沒有去過黎城。去黎城時我約了山西青年詩人徐建宏。建宏詩寫得好，交往也廣泛，對朋友真誠熱情，還有一個原因，建宏是黎城女婿，由建宏安排，去黎城的訪查可能會更便利、深入、詳盡一些。事實果然如此，這次去黎城不僅看到了冀南銀行當年的印鈔車間、制版窯洞、防護暗堡——盡管這些窯洞破舊不堪，院內也茅草叢生，但仍然能在那里感受到戰爭年代銀行艱難生存發展的氣息。在小寨還建有一個比較簡陋的冀南銀行紀念館，紀念館里收藏了不少冀南銀行發行的不同面額的冀鈔，以及當年冀南銀行使用過的一些器具。有一件收藏品很珍貴，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發布的不得使用冀鈔的布告，命令很嚴厲，使用冀鈔一經發現就要砍頭。可見當時斗爭之激烈，也從另一個角度看出冀南銀行發展之不易。后來寫《朱德兒童團》時，在武鄉的一個私人博物館里，我還發現過一塊冀南銀行的印鈔石板，那塊石頭不大，非常平整，上面有刻好的冀鈔圖案。

冀南銀行舊址

戰爭時期的銀行金庫

冀南銀行印鈔車間舊址

這次訪查收獲很大，有幾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冀南銀行誕生于抗日戰爭時期，因為經常打仗，銀行要隨時轉移，轉移時大量設備以及印刷好的冀鈔也要拉走，實在拉不走的冀鈔就由附近非常可靠的堡壘戶保管。我去過一家堡壘戶，那戶人家的院子很大，房屋雖然破舊，但能看出是個大戶人家。房屋安裝的還是過去的木格窗戶，采光不是很好，在里面一間屋子里，看到了炕沿下面挖掘的一個大洞，用手電光往下面照，能清晰地看到埋在地洞里的一口黑瓷大甕，這口大甕就是用來掩藏銀行的錢幣的。說來可能不可思議，這戶人家的老爺爺前幾年剛剛去世，老爺爺就是當年的堡壘戶，銀行撤退時讓老爺爺保存了一大筆冀鈔及法幣等資金，上級給他的任務是嚴守秘密保護好這筆資金。此后老爺爺就把保護這筆資金當做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不知道是那位給他安排任務的八路軍戰士犧牲了，還是他忘記了這回事，反正抗日戰爭結束了，解放戰爭也結束了，新中國也成立了，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給老爺爺安排任務的那位八路軍戰士再也沒有出現過。但老爺爺始終恪守當年的約定，嚴守秘密，保護資金。老爺爺沒有和任何人說過他家炕沿下的這個秘密，直至老的快要離開這個人世時，老爺爺才不得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他的兒子。

1939年冀南銀行發行的鈔票

記不清是在博物館，還是在一個私人收藏者的手中，見到過一件全體村民的契約狀。契約狀好像是用一塊粗麻紙寫的，顏色有些發舊，上面按滿了村民們密密麻麻的手印。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契約，這是一份不給日本人做事，更不能當可恥狗漢奸的契約。這份契約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完成的，也不知當時的人們是怎么想的，就這樣以民間契約的形式形成了一份共同的誓言。在那個年代，簽這份契約是要冒殺頭風險的，一旦流傳出去，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可想象。

返回省城的時候，建宏帶我去了太行山上最壯美的一段當地人叫板山的地方。千里太行，氣勢磅礴，板山這一段，偉岸絕壁，讓人不由得豪情滿懷。

回到省城我進入苦苦思索階段，期間又看了《冀南銀行在黎城》《烽火金融搖籃曲》《太行山特種作戰揭秘》等書籍，但仍然無從下筆。再次翻看冀南銀行人的回憶錄時發現了一個讓我眼前一亮的人物。冀南銀行成立后，從各部隊抽調有金融經驗的干部戰士到銀行工作，當時最缺乏的是各種技術人才，比如印刷師傅，比如制版師傅，比如調色師傅等等，當時是石版印刷，刻印石板最為關鍵，上級就將東北老根據地一位有經驗的制版師傅調入冀南銀行。這位師傅從老根據地來，加之生活習俗不同等等多種原因，經常鬧情緒，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后來經過許多波折，最終轉變為冀南銀行的技術骨干，在冀南銀行的發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高級工程師。這個人的經歷引起我的興趣，很快一個有點“歪”的人物形象在我頭腦中逐漸成型，為了讓這個人物名字土一點俗一點，我給他起名劉大富。

有了劉大富我就有了創作的沖動，故事提綱也用很短的時間完成。把提綱給了投資方，原來對這個題材非常感興趣的投資方卻打了退堂鼓。此時我欲罷不能，我的寫作興趣已經調動起來，劉大富已經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不把劉大富寫出來，不讓劉大富演繹那段悲歡離合的故事那是一件讓我非常痛苦的事。沒有投資方，從另一方面說也沒有了各種鬼才知道的限制，正好讓我信馬由韁自由自在地寫出我心中想寫的那種有味道的電影文學劇本。我一直以為電影文學劇本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好的獨特的文學樣式，她不僅僅是可供導演拍攝的腳本，她一樣具有自己獨特的審美，一樣可以自由馳騁，自由表達和呈現你想要的表達的東西。于是很快我就完成了以劉大富為主要角色的反映冀南銀行內容的電影文學劇本《特戰》。劇本寫出來卻沒有投資對象，正好有朋友推薦我參加夏衍杯電影劇本征集活動，我便把稿子發過去。2017年快年底時，我在江蘇參加全國院長會期間，接到了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劇本中心的電話，說我的電影文學劇本《特戰》入圍了這屆夏衍杯電影劇本獎。夏衍杯電影劇本獎最早叫夏衍文學獎，是由國家電影局設立的政府獎項，是以我國電影文學大師夏衍命名的專門獎勵電影文學劇本創作的獎項，1997年設立，2006年更名為夏衍杯。

《特戰》獲獎讓我特別高興，但令我想不到的是由《特戰》又引出另一段和紅色銀行有關的不解之緣。

02

山西與人民幣的關系

或許是幸運，2017年除過《特戰》獲獎外，由我的電影文學劇本《殺山》改編拍攝的電影《跤王戰寇記》獲全國網絡電影二等獎。還沒高興多久，我又接到了創作一部有關銀行內容的電視連續劇的任務。

許是我有創作冀南銀行劇本的經歷，山西影視集團的高曉江先生突然來作協找我。久聞高先生大名，也在幾個場合和高先生見過面，但我們還沒有真正共過事，也沒有真正就某個議題進行過深入的探討。這幾年由高先生執掌的山西影視集團投資拍攝了一大批在全國既叫好又叫座的影視作品，比如《于成龍》《右玉和他的縣委書記們》《黃河在咆哮》《幸福生活萬年長》等等。高先生既是大集團公司老總又是業內行家，虛懷若谷專門來作協找我，讓我既感動又感激。高先生很快說明來意，知道我有研究寫作冀南銀行的經歷，就想讓我寫一部反映興縣農民銀行發展歷程的電視連續劇。有了了解冀南銀行的經歷，有了《特戰》的寫作甘苦，特別是有過創作電視連續劇《忽必烈》的經歷，我還是很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當然為了不影響影視公司的工作進度，和寫作《特戰》一樣，我還是把丑話說在前面，我先做一些案頭工作，等資料研究一段時間后，有了創作的思路和創作的沖動，先寫一個故事提綱，覺得符合要求，繼續一下步的工作，覺得不合適就另請高明，這樣兩不耽擱。

《特戰》僅僅是一部電影，她也僅僅反映了冀南銀行眾多歷史的一個片段，沒有從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展示那段獨特的鮮為人知的銀行秘史、眾多銀行人在那條特殊的戰線上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以及他們跌宕起伏的個人命運，這是我寫完《特戰》后感到遺憾的地方，電視連續劇正好能有足夠的容量和氣度鋪排演繹這段不平凡的歷史，完成這部電視劇的寫作也有一個彌補缺憾的小小心愿。

西北農民銀行舊址

有了了解冀南銀行那段經歷，了解興縣農民銀行就熟練多了，很快從四面八方收購回大量有關興縣農民銀行的書籍，從舊書網上很幸運地買到了幾本研究晉西北農民銀行的書籍，還有一本是《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里面收集了大量抗戰時期邊區政府發布的各種有關金融方面的布告、命令、通知等。很有趣的是還從網上買回我的朋友魯順民寫牛友蘭的一本小冊子，里面涉及到了當時興縣農民銀行成立的資料。我這次沒有就興縣農民銀行看農民銀行，而是想放在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下，放在整個中國金融史和整個抗戰大背景下，來考察研究興縣農民銀行的建立、發展，以及所產生的歷史意義。所以這次重點閱讀了《中國金融簡史》《中國近代金融史》《抗戰時期西南的金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史》《晉西北地區近代金融業發展及其歷史考評》《全面抗戰時期的中國金融現代化》《晉西北農民銀行史料》等等書籍，使我對那個年代金融業的發展有了一個輪廓性的了解。

看完這些史料，我才發現原來人民幣的誕生和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山西就是人民幣的誕生地。前面說的冀南銀行就誕生在晉東南的黎城縣，隸屬于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她發行的貨幣叫冀鈔。比冀南銀行成立更早的興縣農民銀行就創辦在呂梁山區的興縣，興縣農民銀行后來改編為西北農民銀行，隸屬于晉綏邊區政府，發行的貨幣叫農幣。以五臺山為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政府也發行邊區幣，這些貨幣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力地支持了各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有力地支持了八路軍的發展壯大。1948年4月冀南銀行和晉察冀邊區銀行合并成立了華北銀行，12月1日，華北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北海銀行合并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幾種貨幣統一整合為人民幣。

三大合并銀行中有兩個就誕生在山西。有了這個發現讓我驚嘆不已。山西在明清時期就在整個中國的金融業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由山西商幫創辦的票號曾經匯通天下，山西人的聰明才智也在早期的金融業發展中發揮過非常突出的作用。抗戰時期誕生的這幾大銀行有沒有跟這種地域特色有關呢？后來的金融史學者有必要做一些理論上的探索和研究。無獨有偶，中國人民銀行的首任行長南漢宸是山西洪洞縣人，又名南汝箕，畢業于北平政法學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在馮玉祥、楊虎城部從事秘密工作。抗戰時期在延安從事經濟工作。1947年應董必武邀請任中共中央工委財委會副主任，后又調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華北銀行成立后任華北銀行總經理。1948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擔任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是中國金融事業的創建人之一。還有一位當時活躍在金融界的山西人士是冀朝鼎，冀朝鼎做過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冀朝鼎是山西汾陽人，留美經濟學博士，抗戰時期被組織上安排到國民政府從事經濟工作，先后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中央央行經濟研究處處長、中央央行稽核處處長，中央央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等，為我黨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情報，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

1937年興縣農民銀行成立后發行的第一批貳角鈔票

1947年西北農民銀行與陜甘寧邊區銀行合并后發布的布告

1940年西北農民銀行成立后發行的第一批鈔票，多印了一個“晉”字，票面上留下了涂掉“晉”字后的痕跡

還是要說興縣農民銀行。興縣位于山西的西北部，與陜西隔河相望。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我120師就在興縣一帶創建了晉綏邊區抗日根據地。1937年11月為了支持抗戰，在我黨領導下，由當地士紳出面建起了興縣農民銀行。1940年晉綏邊區政府在興縣農民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北農民銀行，1948年晉綏邊區政府與陜甘寧邊區政府聯合發布命令，陜甘寧邊區銀行與晉綏邊區銀行合并成立了新的西北農民銀行，1948年12月1日并入新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

和寫《特戰》一樣，為了獲得對興縣農民銀行的現場感受，這年冬天我去了興縣，先后參觀了晉綏邊區紀念館、興縣農民銀行舊址、農民銀行印刷廠等地方，聽興縣的老人們講述農民銀行的陳年舊事，跑到西柏坡參觀了董必武題寫“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時所在的辦公室，直到最后在石家莊找到了當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時所用的大樓。這座土灰色的大樓已經變成一座博物館，我去的時候恰巧不是開館的日子，只能在大門外凝視著這座有著不平凡意義的大樓，想象著幾十年前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時的繁盛景象。大樓前的小廣場上塑立著兩尊雕像，他們是董必武和南漢宸，兩人并肩而立目視著遙遠的未來。

經過資料研究和田野調查，我進入長時間的思考和寫作階段。期間與高先生反復磋商，最終確定這部電視劇的名字為《紅色銀行》，內容就是以興縣農民銀行發展歷程為主，再現那段鮮為人知又艱苦卓絕的銀行發展秘史，展示銀行人在大時代大轉折時期的命運悲歡，從一個側面呈現我黨在金融戰線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03

劉少白這個人物

寫興縣農民銀行最繞不過去的人物就是劉少白。

興縣人誠實厚道、待人熱情，但也有非常執拗的一面，那就是認定的道理會堅定地執行下去。劉少白出生于1883年，我只能從照片上和他的經歷上來考察和研究他的個性。看他的照片讓我想到了我的老姥爺。老姥爺也是前清人物，記憶中的老姥爺黑瘦、冷峻，常年戴頂黑色瓜殼小帽，搬個小凳子坐在那里曬太陽。老姥爺很少說話，但說出來就很有分量。照片上的劉少白很像我小時候見過的老姥爺，目光冷峻，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感覺。

劉少白出生在黃河岸邊一個叫黑峪口的地方。黑峪口在過去是黃河岸邊非常繁華熱鬧的一個大碼頭。無數的商船從南方逆流而上，把從南方采購回來的茶葉、食鹽、布匹運往內蒙以及俄羅斯等地，然后又有大量的商船把從北方采購回來的毛皮等運往內地，黑峪口也就成了人員往來密集、商貿交易活躍的繁華商埠。我去過黑峪口，黃河仍一如既往地奔騰而下，只是滄海桑田，昔日的繁華已經一去不復返，留下的只有無數的孤寂和冷漠。因了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劉少白家族也從一個單純的以種植為主的農業人口家庭逐步成為當地有名的商戶。劉家發家致富是在他的曾祖父那一代，從給過往客商賣燒餅做起，一直到有了自己的運輸船隊、藥鋪等。在他的曾祖父手里曾做過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件”，那就是在當地建起一座非常氣派的房院，人稱“十六窯院”。如果和山西晉中的大商戶比起來，劉少白祖父的“十六窯院”其實也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在當地這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曾問過當地的老人，老人們回憶起來仍然贊嘆不已。從史料上記載，“十六窯院”其實就是十六孔窯洞。黑峪口村民住在黃河岸邊的半山坡上，劉家的“十六窯院”依坡而建，正面五孔，兩面各三孔，南面又是五孔，正院外還有側院。院內全是青磚漫地。大門也十分考究。劉少白成人后曾親題門匾“襟山帶水”四個大字。與周圍村民們的茅屋比起來，“十六窯院”也確實夠得上奢華氣派了。

劉少白少年時期就經見過家族的商業往來，也在這些往來中增長不少見識。有一件事在少年劉少白心中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當時劉家的船隊靠運輸貨物賺錢，有一年黃河泛濫，船隊突遭險情，商船觸礁沉沒。精明能干的曾祖父已經過世，執掌家業的是已經上了年歲的曾祖母。為了信守承諾，經見過大風大浪的曾祖母打開家族銀庫，一盤一盤端出元寶賠償客戶損失。那種面臨泰山崩塌而不變色的冷靜、從容讓劉少白幾十年后都佩服不已。

北方有句民諺：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意思是從一個人少年時候的言行舉止上就能看到這個人的未來。少年時候的劉少白除過這種家族的歷練外，也顯現出自己別具一格的個性特色。老人們說少白小時候膽子特別大。少白讀書的時候私塾里有孔窯洞傳說有鬼，誰也不敢住，劉少白就一個人住進去了，半夜時分果然傳來異響，劉少白不僅不害怕，還舉著火把尋找到異響的源頭，原來是一把北方人用的夜壺作怪，風吹過來，嗚嗚嗚作響。還有一次少白要跨過黃河到西安參加考試，當時黃河滔滔，更危險的是要越過一個暗礁，天氣晴明，船工們沒問題，現在風高浪急十分危險。別人不敢過，只有膽大心細的少白和船工穿過了這道鬼門關。我不知道劉少白在日后的人生中，特別是在他創辦興縣農民銀行的過程中，這些經歷對他幫助過多少，但至少可以從這些沉淀的經歷中汲取膽量、勇氣和智慧。

劉少白的青年時代正趕上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動蕩大變革大轉折時期，清朝滅亡，民國登場，此后又是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劉少白也從清朝貢生到山西警察學校、山西武備學堂、太原府中學等四處求學，直至考入山西大學法律預科、高等科繼續學習。期間為了生存做過稅務員、承審員等工作，辛亥革命后被選為山西省臨時議會議員，落選后又進入山西大學法科政治學系學習，直至畢業。劉少白少年時候讀的是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其后轉向新式的科學、法律等現代知識，為形成他日后眼界開闊、包容開明等胸襟，乃至投入革命均有莫大關系。

劉少白先后當過山西臨時議會議員、河北建設廳科長、天津商檢局副局長、局長等官職，與閻錫山是山西武備學堂同學，與傅作義等當時國民黨高層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系搭救過一大批被追捕乃至被捕的共產黨人。1951年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也是劉少白女婿的安子文對他的妻子劉競雄說，你父親曾干過一件大好事，他曾救過王嬴。王嬴是何須人呢？正是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特務追捕他，他跑入劉少白家中，劉少白不顧安危以議員身份藏匿王嬴，并親自購買火車票將王嬴安全送出太原。另一個與劉少白交往最多的是王若飛，王若飛被捕后劉少白利用自己和傅作義的關系，親自跑到綏遠為王若飛說情。在與王若飛的交往中兩人成了莫逆之交。王若飛也介紹這位開明的前清貢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6年葉挺、王若飛等在飛回延安途中于興縣黑茶山出事遇難，劉少白非常痛心，在紀念文章中回顧道：因知王若飛先生身陷囹圄，余故未相識，但同情革命，則營救之念,油然而生，遂婉達當局，曾加以優遇。——余返晉，始與王相見，不意其早知余為之為力也，故時相過從，互質言論。——旋因若非先生奉調赴延，太原失陷，余即返故里。時120師駐興、嵐，余以地方關系，立即參加抗戰工作，八九年如一日。

人的一生其實做不了多少事，就像一位作家，一生的寫作其實就是為那部最重要的作品而做準備，劉少白也在他五十多歲的時候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經歷。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寇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這一年劉少白已經54歲了，在外闖蕩了幾十年的他又回到了他黃河岸邊的“十六窯院”。此時國軍節節敗退，大同、忻州、太原等相繼失陷，回到興縣的劉少白很快擔任了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地動員委員會興縣分會經濟部長。當時的興縣不僅有120師賀龍的部隊，也有閻錫山的部隊和撤退下來的東北軍等。幾萬人馬擁擠在這片狹小的地域里，糧餉就成了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八路軍，“天寒又地凍，戰士仍單衣”，急需籌措資金支撐軍隊乃至當地民生的發展。當時的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已經撤退到晉東南一帶，地處晉西北興縣的政權體系，特別是保障民眾生存和發展的金融體系，也處于混亂、失序、崩潰狀態。經濟是基礎。歷史就這樣把這個年過半百、仍精力充沛的劉少白推到了舞臺的中央。1937年11月在中國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發生了，“興縣農民銀行”在興縣縣城成立，劉少白也在眾人的推舉下擔任了首任興縣農民銀行經理——

去了興縣我曾專門去黑峪口看了劉少白的“十六窯院”，想看看這位首創農民銀行的劉少白究竟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長大的。傳說中的“十六窯院”已不復存在，半山坡上只有一個破舊的閣樓仍立在蕭索的寒風中，這里曾是劉少白掩藏農民銀行資金的地方。和冀南銀行一樣，戰爭來臨，農民銀行就要撤退，銀行重要的錢幣需要掩藏。我爬上閣樓看了看，門窗東倒西歪，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沒有，只有旁邊那扇小門還一直很忠誠地堅守在那里。

興縣農民銀行存在了三年多時間，1940年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邊區政府在興縣農民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西北農民銀行，劉少白仍然擔任經理。1948年西北農民銀行與陜甘寧邊區銀行合并成立新的西北農民銀行。年底西北農民銀行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合并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

劉少白后來還做過晉綏邊區議會副議長，建國前夕參加了籌備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出席了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68年冬天在北京病逝。

04

不能忘了牛友蘭

在興縣農民銀行成立史上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能忘記，他就是在晉西北一帶非常有名的開明士紳牛友蘭。

牛友蘭和劉少白是結拜兄弟，與劉少白的清瘦相比，牛友蘭就顯得“富態”多了。去興縣沒有看到劉少白的“十六窯院”，倒是看到了牛友蘭的“豪宅”。據魯順民在《毀家紓難牛友蘭》一書中介紹：“牛友蘭的家庭在他曾祖、祖父時期還比較貧寒，到其父牛錫瑗時開始發家，到牛友蘭出生時的清光緒年間，家里已雇有長工，廣有田產。據村里人回憶，在1937年抗戰爆發時，他家共有土地3000多坰，約合1萬多畝。除蔡家崖及附近村落外，遠在百里之外的興縣東會、寨上、上川也有地產。除經營出租土地，在縣城還有‘復慶永’、‘復興永’商號，在黃河水旱碼頭黑峪口還開有‘得成生’商號。到1930年后期，牛家在蔡家崖陸續建起5座院落和1座花園。”去了興縣不去蔡家崖看看晉綏邊區革命紀念館是件非常遺憾的事。紀念館舊址占地4500平米，院院相套，曲徑勾連，這里正是牛友蘭先生當年捐獻給晉綏邊區政府的宅院和花園，當地人稱“花園院”。

我曾多次去過“花園院”，幾十間房屋錯落有致，綠樹成蔭曲徑通幽，你很難想象會在呂梁山的大山深處有這么一座別有風味的豪門大院。1940年2月在這里成立了晉西北行政公署，后改名晉綏邊區行政公署，1942年晉綏軍區司令部暨120師師部移駐此院，同時成立了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這里一時成為當時晉綏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晉綏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賀龍、關向應、林楓、續范亭、周士弟、李井泉、牛蔭冠等長期生活和戰斗在這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也先后在這里生活工作過。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就是在這里完成的。

有一年文學院組織簽約作家去蔡家崖，我記得除去了紀念館外，還專門去尋找當年馬烽、西戎老師在高家莊住過的窯洞，大家想看一看兩位老人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出了傳頌一時的《呂梁英雄傳》的。窯洞沒有找到，倒是很幸運地遇到了當年馬烽、西戎老師的“小鄰居”，“小鄰居”已經八十多歲，他說當年也就是十一二歲，老馬和西戎在哪里寫作？就在磨盤上啊，“小鄰居”給我們指一指旁邊廢棄的磨盤石。

銀行要成立，必須要有足夠的本金做資產。正是戰爭年代，遠水不解近渴，資金籌集主要靠縣里的富裕戶。當時牛家是最大的富裕戶，牛家能不能帶頭，能帶多大的頭，幾乎關系到銀行的生死存亡！牛友蘭先生決定拿出23000元現大洋以及150多石糧食支持銀行的建立。在牛友蘭先生的帶動下，到這年年底，全縣100余富裕戶共為銀行籌集銀洋6萬余元，糧食700余石，基本保證了銀行的順利開業。可以說，沒有牛友蘭的鼎力支持，興縣農民銀行根本辦不起來。當時的縣長張干丞就曾感嘆：銀行的事，沒有牛先生的熱心支持是難以辦起來的。

其實牛友蘭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做出這個決定的，牛友蘭弟兄五個，1937年時還有兩位哥哥在世，牛友蘭的舉動遭到兩位哥哥的激烈反對，罵他是敗家子，全家老小吵的吵鬧的鬧。史料上記載，牛友蘭給全家人做工作，說現在往出拿兩萬塊白洋心疼，可是如果讓日本人打進來，即使有萬貫家財又有何用？現在國難當頭，大家都應該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能為保存幾塊白洋而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

牛友蘭先生能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事是有他的思想基礎的。魯順民在《毀家紓難牛友蘭》中記述：“牛友蘭行五，四個哥哥分別為牛懷冉、牛照荃、牛照藻、牛照藩。牛錫瑗一心供養5個兒子讀書進學，而且5個兒子個個爭氣，欣喜之下，自家取堂號曰五美堂。大哥16歲早夭，寡嫂系前清進士之女，丈夫死后，終身守寡。二哥照荃在光緒年間考取舉人，曾任直隸曲陽縣知事；三哥照藻為前清拔貢，先后任山西靜樂、趙城、芮城縣長。二哥、三哥將俸銀寄回家中，由四哥照藩打理，置田經商，牛家產業逐漸擴充，成為晉西北山區較大的地主，是當時興縣的首富。”牛友蘭早年接受傳統教育，1906年考入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習。牛友蘭在京師大學堂整整學習了四年。1909年得了一場大病，無法再續學業，遂中途輟學返回故鄉。“這4年，中國的思想學術異彩紛呈，康、梁的改良維新主張，孫中山的同盟會革命運動、西方的社會科學諸學說等等，紛至沓來，這一切對于年輕的牛友蘭都是如此的新鮮，激發他思想急劇變化。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代大學生，從牛友蘭日后不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確立了他的民族和家國意識，開始了如何擺脫國弱民貧現狀的思考和行動。”

牛友蘭回到家鄉后先后興辦起興縣第二高級小學、興縣縣立中學等，傳播新學，培養后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除過支持興縣農民銀行的成立外，還把“復慶永”商號內存儲的布匹、棉花、鞋、襪、肥皂、毛巾等全部拿出來，解決了新軍決死縱隊203旅18團一個整團建制的過冬被服。隨后又籌資興建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生產戰時軍民所需的日用品和支前物品。——據史料記載，從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45年日寇投降，牛友蘭先生共為國捐資35000白洋，捐糧150多石，捐獻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不計其數。除此之外牛友蘭還先后把自己的兒子牛蔭冠、牛蔭天、牛蔭東、牛蔭西以及侄女牛蔭英、牛蔭嬋、牛興中，侄孫牛聯棠、牛聯枝、牛聯桐、牛番秀等親人送入革命隊伍。

1942年牛友蘭參加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參觀訪問，這年年底又當選為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議員。

1947年晉綏土改時，牛友蘭先生受到不公正對待并于同年9月27日含冤離世，終年63歲。

1989年7月24日，中共興縣縣委為牛友蘭先生正式作出平反昭雪決定，宣布：“從政治上為牛友蘭先生徹底平反，推倒在運動中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昭雪不白之冤。”

05

成立興縣農民銀行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興縣一帶除八路軍120師外，還有山西新軍決死四縱隊、工衛旅和暫1師以及閻錫山趙承綬部、部分撤退回關內的東北軍，一時大軍云集。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縣動委會決定在興縣籌備成立興縣農民銀行和產銷合作社。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37年11月興縣農民銀行召開了首次董事會。劉少白、牛友蘭、劉訓三、張干丞、牛何之等參加了會議。這次董事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將銀行的名字以及運作等做出決定。在起名字的時候，有多個備選方案，既有叫興縣銀行的，也有叫抗日銀行的。其中抗日銀行呼聲較高，認為叫抗日銀行，名字響亮，更具革命性。劉少白提出不同意見，認為當地的經濟以農民經濟為主，銀行成立后的主要業務對象也是農民，起名興縣農民銀行，既可避免反對派的干擾，又會使農民感到親切，使銀行獲得雄厚的群眾基礎。大家一致同意劉少白的分析，并決定把銀行正式起名為：興縣農民銀行。同時大家也推舉劉少白擔任興縣農民銀行經理一職。

12月初興縣農民銀行正式開業。銀行地址選擇在了縣城內的孫家大院。八路軍的領導人肖克、彭紹輝，縣長張干丞，以及閻軍、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均到會祝賀。劉少白欣然提筆，為銀行撰寫一副對聯：大多數農民從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這一個銀行開始營業集中財力破天荒。

銀行成立后首要的任務就是發行鈔票。但在那個時候既沒有印刷鈔票的專用紙張，也沒有印刷鈔票的專用設備。劉少白就和大家一起克服困難，他說:目前解決八路軍的經濟困難，任務緊迫，刻不容緩，必須分秒必爭。沒有專用紙張就用土制紙代替，票面由劉少白、牛在華等幾人共同研究，他們邊設計，邊研究，邊修改，票樣確定后又請了一位刻章的師傅進行雕刻，然后制版。印版制好后就到縣城東門外一家叫長興堂的小型印刷館印刷，印刷館只有一臺石印機，兩名工人，銀行派人現場監印。鈔票印好后拉回銀行，裁切好后加蓋專用印章生效。加蓋的印章除“經理之章”、“副經理之章”外，又加印了“少白”毛筆簽名。為了防止偽造，鈔票兩面含有三個暗號，對外嚴格保密。1937年11月興縣農民銀行印出了第一批2萬元貨幣，面額全部為1角2角的小票。根據檔案資料證實，這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根據地銀行最早發行的一組貨幣。年底印出5萬元，1938年又印出第三批10萬元的貨幣,主要以1元為主，兼印1角、2角。

我在晉綏邊區紀念館見到過“興縣農民銀行”小面額貨幣的照片，由于時間長，畫面不是很清晰。據記載，上世紀八十年代，山西為了能在民間找到“興縣農民銀行”貨幣，向后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曾廣泛發動群眾征集“興縣農民銀行”貨幣。經過宣傳發動，1989年10月10日終于找到了一張“興縣農民銀行”1元劵的珍貴實物，這張1元劵上面有劉少白和高蕓生的簽章。不知道這張1元劵是不是就是1938年第三批印出的貨幣？

據當年的工作人員牛何之回憶：農民銀行的錢，80%支付給了八路軍使用，有時是民運部長劉亞球和供給部長親自來取，偶爾120師副師長肖克同志親筆批條提款，其數額都在一兩千元，最多一次一萬元。有時銀行現金不足，即開出加蓋銀行印章的便條直接購買物品，事后賣主持條到銀行換現款。

銀行的錢80%支付給了八路軍，也引起閻軍和東北軍的不滿。據老銀行人回憶：有一次，一位東北軍將領，帶領三名警衛來找劉少白，申言銀行待八路軍與待東北軍厚薄不均，大吵大鬧非要5000元不可。劉少白說：八路軍在前線打日本，大冬天還穿單衣單褲，你看看你們的穿戴，你說應該把錢先給了誰？軍官無言可答，氣沖沖走了。

劉少白不僅以興縣農民銀行的資金支持了八路軍大筆餉銀，并且購買了大批糧食支援了八路軍駐興部隊。1939年5月羅瑞卿、成仿吾帶領抗大7分校和華北聯大師生5000余人由延安前往晉察冀，途徑興縣時作短暫整訓。閻錫山密令駐守興縣的趙承綬部封鎖食物，企圖將他們置于死地。面對這一情況，劉少白以興縣農民銀行的名義從集市上購買了一批糧食送過去，解決了休整期學員們的吃飯問題。

戰爭年代銀行撤退是家常便飯，保護好銀行的資金特別是銀行6萬銀元本金就特別關鍵。1938年春日寇大舉掃蕩，占領了嵐縣后，距離興縣只有50余里，銀行安全受到威脅。劉少白即雇傭了5匹駱駝、4頭毛驢將銀行的全部資產裝入偽裝箱轉移到東山地區的安溝村。

興縣農民作家李文慶的舅舅當年就是給銀行運送資金的一位老員工。李文慶說，他舅舅趕頭小毛驢，一直給銀行送貨物，有時候把銀行的票子給部隊送去，有時候從碼頭上把銀行購買回來的紙張送到縣城。他舅舅最頭疼的是冬天去黃河對岸送貨。黃河結了冰，毛驢打滑不敢走，蒙上毛驢的眼睛，毛驢倒是敢走了，一不小心滑倒那就遭了大罪了。李文慶給我說的時候比劃起來。毛驢背上馱著貨架，再踩塌冰層，貨物死沉死沉，一個人根本弄不動，幾個漢子一起用力才能把小毛驢拽出來。

1939年6月日寇又對晉西北掃蕩，興縣農民銀行的貴重物品再度搬離縣城，銀行的工作人員也配備了步槍保護銀行資產。隨著形勢的變化，銀行準備繼續向黃河那邊撤退。銀行的6萬大洋本金全部裝入箱子里，外面寫上“79子彈”“38子彈”“迫擊炮彈”等字樣，趁黑夜用毛驢運回黑峪口劉少白的“十六窯院”，劉少白家人和銀行工作人員日夜看守。劉少白做事既膽大又心細，幾年前就在黃河岸邊準備了一條船，這條船一直掌握在銀行手中，情況緊急了就會把銀行的資金搬運到黃河對岸。晉西事變后，黑峪口劉家院子基本成了興縣農民銀行設在黃河岸邊的后方基地，八路軍也派一個班駐守在這里，日夜巡邏，加以保護。此后日寇經常掃蕩，一有掃蕩，銀行就渡河到陜西對岸，先是在陜西的盤塘、石碣峁落腳，最后把陜西的寨子溝變成了銀行的固定后方。

06

西北農民銀行的誕生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秋林召開了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提出取消新軍中的政委制，當時擔任新軍四個縱隊的政委全是共產黨人，并決定成立新的“山西省政府”，分派文武大員到各地與共產黨爭奪政權。在興縣蔡家崖成立了第二游擊區行政公署，任命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兼任主任。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以對日軍發動“冬季攻勢”為名，命令決死二縱隊于12月5日向同浦路實施突擊，閻錫山的主力部隊置于新軍之后，企圖滅掉決死二縱隊。就在第二縱隊準備向日軍發動攻勢之際，閻的主力部隊從背后向第二縱隊下了黑手。第二縱隊政委韓鈞立即給閻錫山發出電報。閻錫山以韓鈞叛亂為借口，通電全國，進行討伐。閻錫山以6個軍的兵力向韓鈞的第二縱隊發起進攻。在晉東南，閻軍孫楚部進攻決死第三縱隊。在晉西北閻命令趙承綬部向決死縱隊和八路軍115師358旅發起攻擊，這就是震驚全國的“晉西事變”。

1939年12月16日，趙承綬在興縣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具體部署向決死縱隊和八路軍的進攻計劃。當時擔任新軍暫編第一師師長的續范亭將軍中途退出會場，一方面及時將趙承綬部進攻八路軍的計劃透露出去，另一方面率部前去堵截進攻抗日根據地的趙承綬部。由于續范亭將軍的鼎力支持，加之八路軍、決死縱隊的有力反擊，趙承綬部被迫離開興縣，他設在興縣印刷晉鈔的印刷廠也被我軍繳獲，為日后西北農民銀行印刷廠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趙承綬向八路軍、決死縱隊進攻的同時也不忘抓捕劉少白和扣押農民銀行資產。當時劉少白和銀行基金等已安全轉移到了黃河對岸，銀行只留守了一位會計和一手提箱印好的現鈔。這位會計和這箱現鈔被閻軍扣押，沒想到半路上又遇到我軍，這位會計和一手提箱現鈔又回到了銀行。

“晉西事變”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閻錫山的勢力退出了興縣及周邊諸縣，在晉西北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已經勢在必行。據《西北農民銀行史料》記載，1940年1月15日晉西北各界代表100余人在興縣中學大禮堂舉行晉西北軍民代表大會，當時為了爭取閻錫山繼續抗日，成立的政權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擊區行署的名義，并推選國民黨元老、新軍領袖續范亭將軍為行署主任，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為副主任。2月1日山西省第二游擊區行署召開第一次行政會議，正式宣布行署成立，會議通過了《晉西北抗日擁閻討逆行政實施大綱》，內容為六項：一是實行緊急政治動員；二是建立民主政權；三是徹底改善人民生活；四是實施抗日經濟政策；五是擴大民眾抗日運動；六是普及社會文化教育。隨著形勢的變化，1941年8月第二游擊區行署改名為晉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1月晉西北行政公署正式改名為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為了保障根據地金融穩定，擔負起整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銀行職責，晉西北行政公署在興縣農民銀行的基礎上建立了西北農民銀行，劉少白繼續擔任新成立的西北農民銀行經理。《晉西北行政導報》記載了當時晉西北行政公署的金融政策：“我們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成立地方性銀行，發行鈔票。敵人對我們金融的進攻，主要方式是以推行其偽鈔、軍用票來換取我們的法幣，從而擾亂我們的金融制度和破壞我們的金融基礎。同時利用換取的法幣奪取外匯，或購置原料，以充實他們的力量。我們為了抵制敵偽這種金融的進攻，就必須成立地方性的銀行。地方性的銀行，將是粉碎敵偽這種陰謀的有力武器。西北農民銀行之成立，正是為了與敵人作有效的金融斗爭，它的具體任務正是有計劃地與敵人發行的偽幣及破壞法幣的政策作斗爭，在被隔斷的區域發行地方紙幣。”

1940年5月13日的《西北農民報》報道了西北農民銀行成立時的盛況：“籌備就緒的西北農民銀行，于本月10日上午10時在設行所在地舉行開幕典禮，到會的有第十八集團軍南漢宸參謀，第一二〇師賀師長、關政委、甘主任，第一一五師林楓、張稼夫二同志，新軍總指揮部羅貴波政委，二縱隊張文昂政委、韓鈞縱隊長，四縱隊李力果主任，行署續范亭主任、牛蔭冠副主任，塔斯社記者莫德文先生，新中華報記者郁文先生，興縣紳士牛友蘭先生，犧盟會、工、農、青聯合會代表及本報記者共60余人。首由該行經理劉少白先生報告成立意義，繼由各首長各代表發言，綜其要點：第一，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侵略；第二為了防止晉幣通貨膨脹，以解救民困；第三，為了鞏固與建設新的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最后鄭重申明：銀行所發行新幣，一定以基金所有數為限。”

銀行成立后急需發行新的貨幣，由于當時晉西北行政公署不具備大量印刷貨幣條件，西北農民銀行委托晉察冀邊區印制了第一批鈔票。這批鈔票的票面為1元、2元、5元和10元的鈔票，從晉察冀邊區用騾子馱到黑峪口，可打開一看，發現印錯了，把“西北農民銀行”錯印成了“晉西北農民銀行”，多了一個“晉”字，劉少白帶領銀行工作人員用毛筆蘸上墨汁，一張一張把那個“晉”字涂掉，涂掉“晉”字的鈔票又全部放在院里進行晾曬，此后就張貼布告，發行西北農民銀行貨幣，宣布凡持有閻幣、法幣者，一律要兌換成西北農民銀行的農幣在市場上流通。

為了鞏固農鈔，晉西北黨政軍等各部門都積極執行有關金融方面的各項政策等。比如1941年11月10日《中共晉西區黨委關于鞏固與提高農鈔嚴禁白洋流通徹底驅逐偽鈔的指示信》就提出：“鞏固金融是我晉西北黨政軍民的重要任務，是目前我們工作中的突擊方向。但是，在今天鞏固農鈔、穩定金融，已不是政策方針問題，而是對金融政策的貫徹，對高干會議決議的認真執行問題。各級黨委應抓緊下列工作：一是首先應立即健全各分行、支行的組織機構，開始營業，統制外匯基金，大膽地給中小商人以外匯，堅決執行統一購買的決定，以免機關部隊無計劃地大量拋售農鈔。二是貿易機關應大量購買必需品，收集土產，成立土貨商店，以必需品供給合作社，扶植合作社。三是目前鞏固金融最主要的方向是嚴禁白洋的流通。各地應組織緝私隊，發給緝私執照，在11月份內，必須嚴格執行政府的法令，應該嚴辦有真實證據的金融漢奸，處以極刑，以儆效尤，反對敷衍徇情的現象。”

1942年11月9日晉西北臨時參議會也作出《關于提高和鞏固農幣的決議》：“大會一致認為鞏固金融，調劑物資，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但調劑物資，活潑流通，尤有賴于統一幣制。因此，大會一致擁護把農幣作為本根據地之唯一合法的單一本位幣。過去農幣之所以未能切實穩定，固然由于生產落后，物質不充，在對外貿易上形成了入超現象，在穩定農幣中尚缺乏足夠的基金。而一部分民商，尚未徹底了解農幣之重要作用，尤為主要原因之一。今年土產大增，對外貿易轉趨平衡，基金充足，農幣已有充分保證，大會一致具有高度信心，認為今后提高和鞏固農幣，使成為三百萬人民生活之命脈，實為萬分必要。除遵大會決議，由各議員返鄉后，確實向人民宣傳解釋，愛護它、擁護它、信任它以外，并責成各地銀行經常檢查工作，研究市況，發展銀行業務，以保證農幣之提高與鞏固。”

西北農民銀行的誕生和發展對支援抗戰、發展根據地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戰勝利后，1947年根據形勢發展需要，西北農民銀行與陜甘寧邊區銀行合并成立了新的西北農民銀行。1947年11月23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發布布告：“為了增強戰時財政力量，支援前線，恢復戰區人民經濟生活，暢通交易，爭取反攻勝利，現經本部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晉綏邊區行政公署共同議決，統一陜甘寧晉綏兩邊區幣制，確定兩邊區銀行合并，定名西北農民銀行，以西北農民銀行發行的農幣為兩邊區統一的本位幣，一切交易、記賬和清理債務，均以農幣為準。前由陜甘寧邊區貿易公司發行的商業流通劵，暫與農幣等價通用，望我陜甘寧晉綏各級政府和全體軍民切實執行，一致努力，維護農幣，堅決和破壞金融經濟的反革命作斗爭！此布。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習仲勛，副司令員王維舟。”

新的西北農民銀行成立一年后，隨著解放戰爭步伐的加快，各根據地不斷向外擴展，有的連成一片，同時我人民解放軍也大踏步地向敵占區進軍。這時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解放軍各部隊使用的貨幣不一樣，有的使用冀鈔，有的使用農幣，有的使用北海幣，貨幣的不統一不僅給各部隊后勤采購帶來麻煩，也影響到了整個解放區的經濟發展，此時急需整合各根據地銀行，并發行統一貨幣。

早在1947年上半年就召開了華北財政經濟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陜甘寧五個解放區的財政經濟部門負責人，會議在交流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就反攻時期各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如何統一、財政如何保證軍費開支和貨幣如何統一以支持野戰軍作戰的需要做了研究。1947年9月14日中共華東局工委致電華北財辦：“建議立即成立聯合銀行或者解放銀行，以適應戰爭，越快越好。”1947年10月2日華北財辦根據這個建議致電中共中央，建議組建中央銀行，發行統一貨幣，銀行的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8日復電：“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是否有點過早。進行準備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華北財辦接到中共中央的復電后，經研究決定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進行各項相關的準備工作。

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記載：1948年上半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召開了華北金融貿易工作會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認為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的條件尚不成熟。在中國人民銀行尚未成立的情況下，決定總的原則是先統一本區之貨幣，然后由北而南，先是東北和華北，其次是西北和中原，然后是華西和華南，最后以中國人民銀行之本位幣之發行實現全國之大統一。

但形勢的發展超出了預期。會議之后不久，東北全境解放，淮海戰役取得勝利，東北野戰軍入關，平津解放在即。為了適應政治、經濟、軍事的大發展，1948年11月18日，華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務會議作出決議：“發行統一的貨幣，現已刻不容緩，應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并任命南漢宸為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一面電商各區，一面加速準備。”為了促進解放區工農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支援大兵團作戰，支援新區城市工商業的恢復，1948年11月22日華北人民政府以訓令的形式發布命令，將西北農民銀行、北海銀行、華北銀行合并為中國人民銀行，并于12月1日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劵——人民幣，作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幣，統一流通，為建立全國統一的人民幣市場奠定基礎。

“為適應國民經濟建設之需要，特商得山東省政府、陜甘寧、晉綏兩邊區政府之同意，統一華北、華東、西北三區貨幣。茲決定：一、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為中國人民銀行，以原華北銀行為總行，所有三行發行之貨幣，及其對外之一切債務均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承受。二、于本月12月1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劵（下稱新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本位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為本位幣。新幣發行之后，冀幣（包括魯西幣）、邊幣、北海幣、西農幣（下稱舊幣）逐漸收回，舊幣未收回之前，舊幣與新幣固定比價，照舊流通，不得拒用。新舊幣之比價規定如下：（一）新幣對冀幣、北海幣均為一比一百，即中國人民銀行鈔票1元，等于冀南銀行鈔票或北海銀行鈔票一百元；（二）新幣對邊幣為一比一千元，即中國人民銀行鈔票1元，等于晉察冀邊區銀行鈔票一千元；（三）新幣對西農幣為一比二千，即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一元，等于西北農民銀行鈔票二千元。以上規定如有拒絕使用或私定比價，投機取巧，一經查獲，定嚴懲不貸。除另行布告周知外，仰即遵照。此令。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藍公武、楊秀峰。”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在石家莊成立。

至此，由興縣農民銀行為主成立的西北農民銀行，在完成了它的一系列歷史使命后也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07

抗戰時期的貨幣戰

根據地銀行除過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外，還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與敵進行針鋒相對的金融戰、貨幣戰！經濟是基礎，歷史上一個國家的滅亡往往是從經濟上的崩潰開始的。與真刀真槍的熱戰一樣，我與敵方在經濟戰線上進行的金融戰、貨幣戰一樣打得驚心動魄！

從《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邊區高層對敵方發動的經濟戰還是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并采取了一系列針對性極強的措施。1940年5月《晉西北行政導報》記載的晉西北抗日民主政權的經濟政策中分析到：“日寇從這些地區中，搜刮和利用我們的財富資源，培養戰爭的力量，企圖達到其滅華目的。所以在抗戰現階段中敵人進攻的特點，除了軍事上的掃蕩，后方和政治上的分化誘降外，在經濟方面表現的正是這一種以戰養戰的惡毒陰謀。日寇方面既可以利用非軍用品的運輸進入我們的后方，吸收法幣以擾亂我們的金融，破壞我們的經濟基礎，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經濟封鎖來扼住我們的喉嚨，滅熄我們的抗戰力量，使我們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增加了許多困難。為了最終擊潰敵人，首先就必須破壞敵人這一最陰險的武器，就必須粉碎敵人以戰養戰的經濟進攻，這樣才能本著自力更生的原則，完成自給自足的目的，來鞏固我們自己的經濟基礎。只有我們在經濟上能粉碎日寇的進攻，建立起自己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才能完成徹底粉碎敵人經濟陰謀的任務，才能在粉碎敵人陰謀的斗爭中，奠定建立新中國的經濟基礎。”1943年3月7日《晉西北行政公署關于今后半年貿易金融工作努力方向的指示》中就指出：“今后半年貿易金融工作的總任務就是對敵經濟斗爭。其最終目的是使根據地生產更發展，財力更充實。在這一對敵經濟斗爭的總任務當中有重要作用而急需堅決開辟的實際工作是對外貿易的工作。為了完成對外貿易任務，對敵經濟斗爭，起著關鍵作用的是農幣的穩定與活躍，以及內地物資的掌握與調劑，而掌握與調劑物資，又是維持金融的物資力量。”1944年3月10日《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關于開展貿易穩定金融的秘密指示》中強調：“去年各地貿易金融工作，雖在維持本幣，禁止銀洋，購用食鹽軍用品，調劑日用品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完成了一部分任務，但與原計劃差得尚遠。我晉綏邊區的貿易金融工作，還沒有基礎，不少工作尚在摸索中，急待大踏步的開辟。貿易金融上的總方針是展開對敵經濟斗爭，發展生產、運輸與合作事業。”1944年8月29日《晉綏邊區貨幣工作的幾個問題》中分析到：“晉西北戰前是閻錫山省鈔區，因閻對法幣限制，故法幣流行數量很少。行署建立前，省鈔已因無人維持而垮臺。此時日寇則是一面吸收法幣，套取外匯，一面推行偽鈔，盜取物資，故法幣不斷由大后方流向淪陷區，偽鈔亦逐漸侵入。新政權建立之初，為保護法幣，驅逐偽鈔，活動市場，刺激生產，解除軍民生活上的困難，乃于二十九年五月成立西北農民銀行，發行鈔票。銀行的任務是：穩定農幣，幫助生產，并保護法幣，對敵進行貨幣斗爭。”

法幣是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西北農民銀行成立后開始實行與法幣聯系的政策，到后期則禁止法幣在根據地內流通使用。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了《施行法幣布告》：“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民國緊急罪法處治。”要求各金融機構和民間儲藏之白銀、銀元統一由中央銀行收兌，規定法幣匯價為1元等于英鎊1先令2.5便士，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1936年國民政府與美國談判后，由中國向美國出售白銀，換取美元作為法幣發行的外匯儲備，法幣改為與英鎊和美元掛鉤。正是這一政策讓日寇看到了有利可圖。日寇利用從中國戰場獲得的法幣，兌換成英鎊和美元后，到國際市場購買鋼鐵、石油等等他們最為緊缺的軍事物資。為了破壞敵人這一陰謀，保護法幣，晉西北行政公署決定在根據地內禁止法幣流通。

1941年2月12日的《抗戰日報》記載了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財政處長對停使法幣的答記者問：

最近聞行署有禁用法幣的消息，記者為明了真相起見，特前往行署訪問財政處處長湯平，承湯處長接見，關于停使法幣之意義及辦法發表談話如下：

記者問：外傳政府要停使法幣，是否實有其事？

湯處長：是的，行署為了保護法幣不使外流，決定停止法幣在市面上行使，并決定只準行使西北農民銀行鈔票。

問：在停止法幣行使后，政府是否準許人民保存法幣？

答：政府的決定只是停止法幣在市面上使用罷了，如果人民商戶有法幣的話，他愿意保存，就應該由他保存。

問：人民要買東西，他存的只有法幣，沒有農幣，如何解決？

答：可以向政府、銀行兌換農幣去使用。

問：人民要出境買必需品，是否可以帶法幣呢？

答：只要領得出境購物許可證，就可以憑證帶法幣出境購物。

問：若有不遵法令暗使法幣者，政府如何處置？

答：這便是犯罪行為，行署將要定出條例去執行。

問：政府停用法幣的意義，請湯處長詳細談談。

答：行署考慮到法幣是我們國家的本位幣，若在敵后周使，日寇就可以大量吸收，因為：一、法幣是有外匯的，被日寇吸收，就可提取我國存在外國的現金，購買軍火來屠殺我國同胞，這樣就救濟了敵寇的金融枯竭，破壞了我國的財政。二、敵寇吸收了法幣，就可操縱和破壞法幣的價格，如去年春季香港的法幣和山西的大花臉一樣猛跌，影響了全國的金融市面，便是慘痛教訓。三、在敵占區，敵寇對法幣采用在這里禁用，在那里吸收，或明禁暗收，把價格貶得時高時低，敵寇這樣以法幣打擊法幣的政策，吸收了大批法幣，而我根據地的商民，也常常遭受到不可預測的損失。因此在敵后根據地只有保存法幣，徹底停止其周使，方可防止法幣被敵寇源源地吸收。”同年7月份，為了阻止日寇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事物資，英美封存了中日資金，日寇利用法幣套取外匯購買軍事物資的陰謀遭到打擊。

日寇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物資，轉而用法幣盜取我國物資。為此，1942年12月3日的《抗戰日報》就報道到：“行政公署為打擊敵寇向我根據地大批運入法幣盜取物資的陰謀，并有效保護法幣起見，最近決定除保存以外，絕對禁止周使、攜帶、禁用之步驟：12月1日起開始動員宣傳，12月15日布告民眾禁用日期及辦法，明年1月15日起正式禁用，并實行兌換。如過期仍有私自使用法幣者，即以違法論罪。”12月12日的《抗戰日報》社論指出：“敵人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所用的是總力戰，即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一齊作戰。在經濟戰上，敵人的陰謀是掠奪敵占區所有財富，盜取我根據地和大后方的物資，破壞我金融，摧毀我經濟命脈，企圖使我在抗戰經濟上，和整個國民經濟上，瀕于破產，使人民無法生活，使抗戰無法堅持，它則以戰養戰，滅亡我國，這個陰謀是異常毒辣的。敵人的這種陰謀，對我抗日根據地和大后方，表現得最厲害最明確不過的，是破壞我金融。我國法幣基金存在英美，用法幣可以買外匯，因此敵人自從對我發動侵略戰爭以來，除在敵占區大量搜刮法幣外，同時想盡一切辦法吸收我根據地和大后方法幣，以便大量套取我外匯，在歐美買大批軍火，即是用我們中國人的錢來打我們中國。自從英美于去年封存了中日資金，敵人套取外匯的陰謀遭到打擊后，逐轉而用法幣盜取我國物資。太平洋戰爭后，港滬失陷，大量法幣落入敵手，敵人就更向我根據地和大后方傾銷。很明顯，近來法幣的大跌價，就是敵人向我內地傾銷法幣，使得法幣太多的結果，敵人這種用法幣來抽血的辦法，是顯而易見的。我晉西北根據地，在法幣問題上的對敵斗爭，采取的是怎樣的辦法呢？一句話，保護法幣。具體的保護辦法，就是禁止法幣在根據地流通行使。我根據地因為是處在敵后，是在最前沿，離敵人很近，敵人過去的盜取法幣政策，現在的傾銷法幣政策，都最容易伸張到我根據地。因此我們行署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是防止法幣往根據地以外流出，所以禁止法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仍然繼續禁止法幣在根據地流通行使的政策，直接抵御了敵人的法幣傾銷，防止了敵人盜取我物資，給敵人以嚴重打擊，同時使根據地金融穩定，使大后方流通的法幣不受影響。”

我們與日寇就法幣斗智斗勇的同時，也積極與日偽銀行發行的貨幣作斗爭。“盧溝橋事變”前后，敵偽在華北相繼成立了偽冀東銀行、偽蒙疆銀行和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大量印發偽鈔，其中以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偽“聯銀劵”在華北發行最廣，在晉綏邊區等地偽蒙疆銀行發行的“蒙疆劵”較多。“聯銀劵”“蒙疆劵”等是日寇在我根據地掠奪資源、進行經濟侵略的一個重要工具。為此各根據地與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晉綏邊區行政公署以行政手段堅決禁止偽鈔在根據地流通。1941年4月9日《中共晉西區黨委關于鞏固農鈔發展貿易的指示》中就提到：“堅決肅清偽鈔。首先是根據地內人民不準使用偽鈔，也不準保存偽鈔。可公布限于半月二十天內將偽鈔兌換成農鈔，廣為宣傳，過期查出即無條件沒收。”1941年10月1日的《晉西北行政公署第三次會議決議》下達了更嚴格的命令：“對行使偽鈔者，過去是照使白洋加倍處罰，現在為加二倍處罰，如行使和保存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販運在三百元以上者處死刑。”1941年12月15日的《抗戰日報》社論中也毫不客氣地對繼續使用偽鈔的單位提出批評：“在八分區和三分區部分地區，行使偽鈔非常嚴重，某些機構部隊甚至爭用偽鈔，拒用農鈔，把偽鈔當成主要的貨幣。這種在經濟戰線上的投降主義傾向，還沒有被這些地區的許多干部認識清楚。——應該立即開展反對經濟上投降現象與崇拜偽鈔的思想作斗爭，使各方面的干部與各界人士思想上有所轉變，然后采取具體步驟，堅決驅逐偽鈔，絕不能希望僅僅靠一紙命令，就能把偽鈔驅逐出去。”其他根據地，比如晉冀魯豫是控制比價，向敵占區輸出物品，換回偽鈔后到敵占區購買我根據地缺乏的緊要物資。

還有一種情況是與假幣作斗爭。當時根據地銀行發行的鈔票由于印刷等技術手段有限，防偽工作很難做到萬無一失，日偽就制造大量假幣投放到根據地，搶奪物資，擾亂金融，打擊根據地貨幣信譽。我方都一一作了相應的斗爭。據《晉西北農民銀行史料》記載：“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通知：據西北農民銀行河津支行7月9日報告，在其境內樊村鎮發現一萬元之假票。——顯系破壞分子所偽造，望各級接此通知后，轉知附近各機關、部隊共同注意，并予嚴加查緝。”“各專員、縣長，公安局局長，貿易公司，商店經理：最近從八分區發現二千元本幣假票一種，系敵人有意破壞我本幣信用之毒計。現將其真假票之特征分別說明如下，以上特征希通知必要之有關人員。并均應嚴守秘密，如發現上述假票，除將假票沒收作廢外，尚應追究其來源，并希今后隨時注意其他票劵之真偽，以防敵偽破壞。”

08

不是尾聲的尾聲

對興縣農民銀行的發展做了深入了解后，那年冬天便集中精力撰寫了30集電視連續劇《紅色銀行》的故事提綱，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部電視劇一直未能上馬。和寫《特戰》一樣，其故事、人物均活在了我的心中，我便想用另一種藝術形式——即長篇小說的形式把她呈現出來。與電視連續劇比起來，小說更自由和灑脫，更能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誰知道呢？

前幾天《黃河》主編黃風先生鼓勵我先寫一篇有關《紅色銀行》的紀實作品，我便把我與《紅色銀行》的淵源以及所了解的有關興縣農民銀行發展歷程做了一些梳理。由于篇幅所限，上述所記僅僅是一些皮毛，其艱辛其驚心動魄的傳奇經歷非本文所能涵蓋。讀者諸君如有興趣，不妨耐心等待那部我心中謀劃已久的長篇小說——《紅色銀行》的到來。

（圖片/牛亞平 趙紅梅 張俊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