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一、新世紀以來的魯迅研究：是繁榮，還是陷入困境？

如果下一斷語：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陷入困境，而且大有愈陷愈深之勢，可能很多魯迅研究者會不以為然，認為是危言聳聽。因為魯迅研究的繁榮狀況顯而易見，令人欣喜。比如每年全國各地舉辦的魯迅研究學術會議，不僅數量多，而且與會人員也多。就以2019年而言，僅中國魯迅研究會參與主辦的會議就有三次，分別在長沙、新泰和蘇州舉行，其他以魯迅為主題的會議也有多次，密集的學術活動，充分反映了魯迅研究界的活躍狀況；就以著作出版和論文發表而言，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成果的數量是讓人振奮的。根據葛濤的統計，1980年代（1980-1989），年均發表論文787篇，年均出版著作37部；1990（1990-1999）年代明顯減少，年均論文449篇，著作22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2000-2009），論文數量跟1980年代差不多，年均論文741篇，但年均著作數量明顯增加，有43部；2010年論文977篇，著作37部；2011年論文845篇，著作66部；2012年論文750篇，著作37部；2013年論文1146篇，著作尚無統計數據。自此之后，每年的論文數量都超過1000篇[1]。這些數據足以說明魯迅研究在數量上一直呈上升趨勢。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數量不等于質量，魯迅研究界活動頻繁也不等于成果就真的“豐碩”。當前中國高校對教師的考核制度，恐怕也是著作、論文數量不斷攀升的重要原因。一位研究者坦誠地說，自己能做出看上去比較多的魯迅研究成果，“除了對魯迅有興趣以外，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現有的評價體制下為了生存對魯迅進行消費。魯迅很大程度上是我謀生的工具，特別是近兩年來因為職稱的壓力，迫使我去拿國家課題和撰寫更多的文章。這已與我六年前進入魯迅時的初衷發生了偏離，應對生存的研究工作在逐漸磨損我對魯迅的興趣。”[2]對身處高校的魯迅研究者來說，這種被動“出成果”的狀況十分普遍。但當對研究對象的興趣逐漸被磨損的時候，所謂創新就無從談起了。我想這些“看上去很美”的數據，有多少是為了應付“考核”炮制出來的，其價值如何是不言而喻的。除了這些數據之外，從研究成果的影響來看，新世紀以來20年的時間內，沒有對魯迅研究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成果，更沒有對魯迅研究范式產生革命性影響的成果。回想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1986年）、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1988年）、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1991年）等著作出版以后，引起的熱烈討論以及對魯迅整體研究產生的推進作用，不能不讓人神往。而“思想革命”“立人”“反抗絕望”“歷史中間物”“無地彷徨”等概念的流行以及對魯迅研究產生的巨大影響，至今仍余音繚繞。正是這些重要成果，把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轉換為“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再開掘出“魯迅主體性”的研究范式。在那個年代，魯迅研究當之無愧地成為引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顯學”。但縱觀新世紀以來的20年，中國魯迅研究就顯得十分沉悶，雖不乏有新意的成果，但對魯迅研究產生整體性影響的突破性成果難得一見。不僅如此，魯迅研究的知識化、樸學化、碎片化、學院化，已經十分明顯，重復性研究、充滿空話套話的研究，已經司空見慣。正是這種狀況，不能不給人“魯迅研究陷入困境”的感覺。事實上，對魯迅研究現狀的批評早就開始了，只是在這樣一個缺乏學術對話、缺少學術爭鳴的年代，這些批評的聲音很少有人傾聽。2013年，張福貴在總結21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特點時就指出了“重復性和細小化”的趨向，認為“思想闡釋和藝術評價的重復性一直是魯迅研究中的最大困局”[3]；2015年遼寧省魯迅研究會第三屆學術年會召開，會后發表了題為《魯迅研究的“困境”與對話中的“突圍”》的綜述，開篇就寫到：“目前魯迅研究正面臨著困境，一方面研究空間愈來愈少，難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時代氛圍，與魯迅精神相去甚遠，普及與傳播工作也較為困難。”[4]2016年，郜元寶在論述魯迅研究的“內外篇”時就批評“內篇長期停滯”，外篇“顯得很荒涼”的狀況[5]。汪衛東在2018年撰文指出：“如今的魯迅研究，普遍缺乏整體意識……人們滿足于在龐大的魯迅世界中孜孜以求一己之所得，研究趨向于隨意化和碎片化……”[6]除了一些資深魯迅研究者對當前的狀況提出批評外，近年來，一批新銳對當前的魯迅研究表達了更為激烈的不滿情緒。2017年，青年學者邱煥星撰文《魯迅研究：走出“八十年代”》，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提出了批評：“研究領域的‘純學術’理念與文學領域的‘純文學’觀，共同構成了新一代研究者的兩大核心觀念，最終導致最近20年現代文學研究日漸缺乏活力，開始退出中國思想界的前沿位置，逐漸知識化、經院化和古典化，其思想性、政治性和實踐性的一面被遮蔽，既背離了它的啟蒙傳統，也背離了它的左翼傳統……”“所以魯迅研究者需要‘走出20世紀80年代’，正視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從學術的角度嘗試著解釋、批判和創新，真正發揚魯迅的現實參與精神，從而使其成為一個活的傳統。”[7]作者對近20年魯迅研究狀況的批評不無針對性，但這種狀況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沒有關系，甚至恰恰相反，當前魯迅研究的狀況，正是對八十年代的偏離——因為八十年代的魯迅研究是站在思想前沿的。國家瑋聲稱要《為魯迅研究撕開一道裂縫》，文章對魯迅研究中的“經學化”和“樸學化”表示了深深的懷疑，所以他“希望魯迅精神資源能在與當代思想命題的呼應中被激發出更多的可能。”[8]也有人提出了更為尖銳的意見：“現實連帶意識的喪失，政治批判精神的失落，導致了學術研究的畫地為牢：瑣碎至極的資料整理、事略考據大行其道，無數自說自話、講完即完的魯迅論述，充斥于各種學術期刊與學術會議……在這個去政治化的學術潮流中，魯迅研究變成了放逐思想的純技術操作，魯迅幾乎已經完全被排斥于所謂‘魯迅研究’之外，變成了一個意義空洞、思想內陷的學術符號。去問題化、無現實感、甚至是去魯迅化的研究現狀意味著，中國當代魯迅研究在趨向個人化、學理化、多元化的同時，卻喪失了1980年代試圖重建的當代性、批判性的問題意識，漸次淪為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話語游戲。”[9]這些青年學者的批評意見未必都準確，但他們都表達了對魯迅研究現狀的不滿，都渴望著魯迅精神與現實的溝通與對話，甚至渴望借助魯迅思想對現實社會的演化產生影響。對這些年輕學者的意見，我無法不報之以崇高的敬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同樣，一代魯迅研究者自有他們的機遇。也許在上一代人撞得頭破血流的地方，新的一代會找到出路。

二、“政治魯迅”：是創新，還是舊調重彈？

近幾年來，魯迅研究界一批年輕的新銳以“政治魯迅”為旗幟，出版著作、發表論文，成為魯迅研究界的一個新趨向，如果能堅持下去，將來可能會被命名為“‘政治魯迅’學派”。2019年12月14日，這一批年輕學者在山東大學舉辦學術研究工作坊，題目是“政治魯迅與文學中國”。會議的海報上有“會議緣起”，相關介紹頗值得玩味：

“政治魯迅”這一概念的提出，是魯迅研究回應當下中國問題產生的重要轉向。因為“文學魯迅”和“現實政治”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緊張，魯迅由于缺乏穩定的人性觀，拒絕制度設計，最終只能陷入個人道德復仇的困境。這一思路對以“主體論”為中心的魯迅研究產生巨大沖擊……嚴重挑戰了既往魯迅研究的基本設定，成為魯迅研究者必須回應的學術挑戰：“魯迅”及其“文學”對于“政治”究竟意義何在？[10]

很顯然，這些年輕的魯迅研究者，是想用“政治魯迅”挑戰或取代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以“主體論”為主導的研究范式，實現一次范式革命。那么，這到底是一次成功地突圍，還是舊調重彈？因為“政治魯迅”或“魯迅的政治化”人們并不陌生。在1949年以后，魯迅研究成為中國政治的一部分，毛澤東思想成為指導魯迅研究的唯一準繩，陳涌、王瑤等一大批學者在當時中國政治框架內對魯迅進行研究，并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形成了“魯迅政治化”的研究系統。王富仁對這一研究系統進行了十分客觀的總結分析：“從五十年代開始，在我國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以對《吶喊》、《彷徨》客觀政治意義的闡釋為主體的粗具脈絡的研究系統，標志著《吶喊》、《彷徨》研究的新時期，反映了我國解放后《吶喊》、《彷徨》研究在整體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但這個研究系統幫助我們從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角度觀察和分析了《吶喊》和《彷徨》的政治意義之后，也逐漸暴露了它的不足。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它于魯迅的小說原作存在著一個偏離角。”[11]正是為了矯正這個“偏離角”，王富仁提出了“首先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口號，扭轉了魯迅研究高度政治化的偏向。在魯迅研究政治化期間，魯迅成為意識形態工具，被捧上了神壇，所以現在一提到魯迅政治化，常常會引起人們的反感。如今，“政治魯迅”高調復出，給人造成魯迅研究“再政治化”的印象，已經招致了很多人的口頭非議。[12]那么今天這部分青年學者提出的“政治魯迅”是一次創新的突圍，還是有意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魯迅研究政治化的回歸呢？這需要從他們的相關言說和已有的成果入手，進行理性分析。

為了闡發“政治魯迅”研究的意義，韓琛發表了《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對話空間》可以看作這一研究趨向的宣言。在該文中，作者除了對當前魯迅研究狀況提出激烈批評外，重申“革命魯迅”“左翼魯迅”和“延安魯迅”的重要性，從政治角度提出重建魯迅研究的問題意識：“這里所說的問題意識，系指對于當代世界的思想狀況、社會境遇與價值倫理的批判性討論，而非局限于魯迅學范疇的技術性演繹。以這樣的問題意識進入魯迅，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對話空間，乃是對于魯迅其人其文其思的真正體認，而具備這樣的問題意識、歷史視野和現實精神，既是周樹人之所以成為魯迅的關鍵，也是魯迅至今不能被人遺忘、需要不斷與之展開對話的原由。”[13]這番論述說明了重啟“政治魯迅”研究的良苦用心，那就是用魯迅的思想資源參與到當今社會思想和精神的重建工程之中，發揮人文學者應有的作用。這一學術理想不可謂不宏大，但學術一旦變成思想的武器，會不會失掉學術應有的學理和邏輯，作者并進行應有的考量。鐘誠在《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一書的“導言”中，對研究“政治魯迅”的初衷進行了闡述：“魯迅留給我們的主要印象乃是‘文學者’，但他并非一位純粹的‘文學者’，而是一位終生都未脫離政治糾纏的文學者，盡管他的政治思考并未以概念化、體系化的方式呈現。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行譜系中，我們一般找不到‘魯迅’這個名字。可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對于政治的思考就不重要，也許原因恰恰在于，他對政治的思考有其特殊難解之處，難以用一種便攜的方式來提取、歸納。當然，這僅僅是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設’，而本書的寫作是對這一假設進行驗證。”[14]在當前魯迅研究相對沉悶、遲滯的時候，這些年輕人的雄心，可能會給魯迅研究帶來活力和驚喜。除了理論上的闡釋外，這一批學者在“政治魯迅”的研究中是否真的開拓出了新的領地，是否形成了某種新的“研究范式”？

從當前他們的研究來看，他們的確在“政治魯迅”的旗幟下，推出了一批值得關注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鐘誠的專著《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該書聚焦魯迅的政治觀，論述了“文學魯迅”與“政治魯迅”的關系：“在魯迅的早期思想中，‘政治魯迅’與‘文學魯迅’基本上是合一的，而在十年沉默時期，‘文學魯迅’與‘政治魯迅’的裂痕日益明顯，我們并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文學魯迅’超越了‘政治魯迅’，或者僅僅將此看作‘文學魯迅’以一種勉為其難的方式，去接近并試圖改造‘政治魯迅’的過程。應該說，魯迅并未找到聯結文學與政治的有效途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不能為魯迅的政治思考中的實踐性格提供實質性的、有建構意味的支撐，所以是無力的。” [15]該書對魯迅參加左聯也提出了富有新意的看法。尤其對丸山升“中間項”概念的借用，增強了論辯的說服力。該書雖然文風略顯晦澀，最后一章對休謨人性論的套用顯得生硬，但它是第一部系統、深入研究魯迅政治觀的著作。無論從魯迅文本入手，還是從魯迅的政治活動入手，都指向了魯迅政治觀的核心區域——作為主體的魯迅是如何在政治與文學之間、在事實與價值之間、在道德基礎與政治實踐之間經受著矛盾的撕扯與內心的掙扎。該書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拋棄了“魯迅很偉大”的先入之見，而是從客觀實際出發，指出魯迅政治觀的矛盾和局限，顯示了青年學者特有的銳氣和魄力。毫無疑問，在近年出版的學術著作中，這是很出色的一部。從事“政治魯迅”研究的學者還有邱煥星。近幾年來他連續發表《魯迅與女師大風潮》[16]《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17]《“后五四魯迅”：思想革命與文化政治》[18]等論文，探討魯迅思想革命與政治的關系，論述的重點明顯偏于政治問題，無論史料的發掘使用還是對問題的闡發，都提出了新的看法，改變了過去人們從文學和思想方面理解魯迅的常規思路。其他相關成果還有一些，如韓琛的論文《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19]，李瑋關于魯迅與中國政治文化的系列論文，楊姿的專著《“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斯基》[20]，都可以歸到這一研究范疇中去。事實上，魯迅研究的政治維度從未缺席，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如日本學者竹內好、木山英雄、丸山升，美國學者林毓生，中國學者高遠東、王彬彬、郜元寶等，都對該問題發表過重要論著。但過去的研究是自發的，沒有標舉“政治魯迅”的旗幟，現在這一批年輕學者，試圖用“政治魯迅”替換“魯迅主體性”范式，其意義就大有不同。

從他們對“政治魯迅”的闡釋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他們說的“政治魯迅”完全不同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魯迅政治化”，的確可以稱為魯迅的“再政治化”。他們說的“政治”不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政治，而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所以這一理論訴求自有其存在的正當理由。因為魯迅終其一生與政治有著密切關系。且不說其雜文中多涉政治性話題，就其小說中，也有多篇涉及重大政治題材，如《阿Q正傳》寫辛亥革命，《風波》涉及張勛復辟，《狂人日記》《藥》都涉及到資產階級革命，而魯迅本人一生中參加了很多次政治活動，尤其以參加光復會和左聯最為著名，所以研究魯迅，政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維度。如果說魯迅思想是一座輝煌的大廈，那么政治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立面。但是與以前人們研究魯迅的政治思想不同，這次他們將“政治魯迅”作為研究范式，試圖借此推進魯迅整體研究的進程，其雄心抱負，不能不讓人刮目。那么這些研究能否推進魯迅研究整體格局的變化，尚需要時間來驗證，但其中有幾個相關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政治魯迅”作為一個概念，跟“思想魯迅”“文學魯迅”不同，它在魯迅的世界里不具有主導地位。或者說，在魯迅一生的貢獻中，政治方面是他的短板，而思想和文學方面他是大師，是高峰，所以試圖把“政治魯迅”作為一種研究范式，取得已有的研究范式，從問題的起點來看就不太可能。對魯迅而言，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活動，是依附于其文學和思想貢獻之上的，如果他不是文學家和思想家，那么其政治思考和政治活動早就被人遺忘了，今天也沒有重提的必要。

第二，從已有的研究來看，鐘誠著作的研究基礎，是建立在“結構性緊張”“歷史中間物”“中間項”“清醒的現實主義”等已有的概念之上的，它并沒有圍繞“政治魯迅”提取出一個新的研究概念或范疇，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沒有看出新的途徑。所以該書的新觀點還是建立在已有的研究范式之上，只是更換了研究的問題：車還是那部車，路還是那條路，只是運來了新的貨物。所以作為一部著作，提出了新的見解，但要引領一種新的研究范式，目前來看還無法勝任。邱煥星、韓琛等人的研究也是如此。

第三，在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提出“政治魯迅”的口號，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魯迅政治化的年代尚未走遠，很多記憶都還清晰，很多親歷者尚心有余悸，所以“政治魯迅”這一概念天生帶有一塊黑色胎記。而這一概念的提倡者又有著借魯迅思想參與現實精神建構的沖動，這里很可能潛伏著某種值得警惕的信息，需要研究者慎重處理。

但無論怎樣，一批年輕學者挑出“政治魯迅”的旗子，呼朋引伴，試圖為魯迅研究打出一個新局面，這都是值得欣慰的，更何況這一新的研究動向才剛剛開始，其前景值得期待。

注釋：

[1]數據見葛濤《薪火相傳：百年中國魯迅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上海魯迅研究》2013年第3期。該文提供的魯迅研究論文和著作的數據截止到2012年。2013年以后的論文數據是本人從中國知網上統計的。

[2]蔣永國：《魯迅研究的三個問題》，《太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3]張福貴：《魯迅研究的三種范式與當下的價值選擇》，《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4]遲蕊、王琪：《魯迅研究的“困境”與對話中的“突圍”——遼寧省魯迅研究會第三屆學術年會側記》，《黨政干部學刊》2016年第3期。

[5]郜元寶：《打通魯迅研究的內外篇》，《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6]汪衛東：《“詩心”、客觀性與整體性：〈野草〉研究反思兼及當下魯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文藝爭鳴》2018年第5期。

[7]邱煥星：《魯迅研究：“走出八十年代”》，《文藝報》2017年3月20日第5版。

[8]國家瑋：《為魯迅研究撕開一道裂縫》，《太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9]韓琛：《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對話空間》，《東岳論叢》2018年第2期。

[10]《會議緣起》，“魯研新狀態”微信群推送的海報。

[11]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引論”第一頁

[12]關于魯迅研究“再政治化”的問題，討論的文章很少，但在日常交流中，很多魯迅研究者聽到這個說法就表示不滿，甚至是厭惡，因為這一說法很容易勾起人們不愉快的聯想。

[13] 韓琛：《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對話空間》，《東岳論叢》2018年第2期。

[14]鐘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導言”第3頁。

[15]鐘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頁。

[16]邱煥星：《魯迅與女師大風潮》，《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17]邱煥星：《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1期。

[18]邱煥星：《“后五四魯迅”：思想革命與文化政治》，《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

[19]韓琛：《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

[20]楊姿：《“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斯基》，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