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在世界華文文學圈，照直說，當代日華文學相比勢頭正猛的北美華文文學在整體上略遜一籌，甚至被旅日學者廖赤陽喻為“一座漂泊的孤島”，但進入新世紀，它憑借歷史傳承與底蘊日漸發展繁榮,一枝獨秀。在筆者看來，有四個關鍵詞可以很好地概括新世紀日華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一：日華文學筆會

新世紀20年日華文學的第一個關鍵詞是“日華文學筆會”。這個民間文學組織誕生的意義與作用重大，是引領和促進日本華文文學繁榮發展的中堅力量。

從歷史、文化和觀念的延長線的角度來看，當代日華文學是近代日本華文文學的再傳承與再出發，日華文學相關組織可追溯到1921年郭沫若、郁達夫等在日本成立的“創造社”。后因國內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等，日華文學進入漫長的冬眠期。直到90年后的2011年12月，在世界華文文學逐漸繁榮的大環境下，王敏、華純、林祁等作家和學者，將一批熱愛文學且有志于中文創作的旅日華人凝聚在一起，創辦了當時日本華人圈唯一的文學社團——日本華文文學筆會。目前，日華文學筆會已經成為日本華文文學的主陣地，在促進日華文學的創作、研究與傳播以及樹立“日華文學”品牌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作為日華文學筆會理事會的一員，筆者雖沒參與它的誕生，但是其成長與發展的見證者之一。

當下的日華文學筆會可從四方面去了解。

首先，日華文學筆會有一批潛心寫作、并積極參與文學交流的會員，現有八十余人，涉及小說、散文、隨筆、詩歌與文學評論等體裁，其中不乏專業作家。自筆會成立以來，會員作家在自主創作的情況下，已出版著作九十多部，發表小說上百篇，各種散文隨筆六百余篇，詩歌不計其數，論文約四十篇。他們雖長期旅居海外，但對中文寫作不離不棄，除了個人的潛心寫作，還積極參與筆會的各種文學交流活動。現任會長姜建強是一位隨筆作家，哲學專業出身，他推動理事會確定了“請進來，走出去”的發展方針。如在中國駐日大使館、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日本千代田教育集團的支持協助下，于2019年4月舉辦的“日本華文文學創作與評論國際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學者與作家，在東京就日華文學的傳統與現代等話題展開討論。再如，為激勵新老作者創作，從2017年起設立日本華文文學獎，現已舉辦兩屆。

筆會是非營利機構，僅靠會員會費維持基本日常項目支出。但日華文學筆會注重加強與有人文情懷的在日企業家、大學和媒體的密切聯系，為日華作家會員謀求到更多施展才華的機會。日華文學筆會發展離不開國內外文學界、學術界的關心與支援。作家陳永和與李長聲曾分獲第四屆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復旦大學學術雜志《史料與闡釋》在2019年第6期推出“日本華文文學小輯”；《香港文學》在2019年第8期推出日華專輯，包括隨筆、散文、詩歌、小說等，其中哈南的小說《諾言》曾入圍第六屆郁達夫小說獎。

關鍵詞二：知日派隨筆

筆者經常被問到目前日華文學創作哪方面最突出，縱觀新世紀前二十年，知日派隨筆的創作成就最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一是擁有歷史傳承，二是創作團隊強大。

筆者所說的知日派隨筆，是指一些旅日華人作家根據自己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思考與理解，運用閑適、機智、詼諧等藝術手法，創作出具有個性色彩與人格精神的隨筆類文章。關于知日派隨筆的歷史傳承，主要是指從周作人那里傳承下來的隨筆創作精神。與海外其他地區華文文學界的隨筆創作有所不同。當下知日派隨筆作家群，主要是包括李長聲、姜建強、毛丹青、張石、萬景路、唐辛子、庫索等，他們的隨筆創作包羅萬象，多數作者還成為兩國媒體的專欄作家，為中國讀者在知日方面做出貢獻。其中，李長聲與姜建強是標桿與引領者。

旅日三十年間，李長聲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其不同階段的隨筆文章陸續在國內出版，從1994年的《櫻下漫讀》到2019年的《日本人的畫像》和《閑日讀本》，已累積數百萬字、三十余部專著。李長聲喜歡借助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來比較中日之間的異同，注重知識性與趣味性，其文筆于輕松幽默中凸顯老到睿智。書評人止庵說：“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李長聲認為，人在現實生活中視線總被遮擋，而讀日本人自己寫的東西能夠為觀察日本提供一個高度，這種俯視態度把事物置于歷史中觀察，提高了知日的客觀性和全面性。談及日本人的日本論時，李長聲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論的最大缺陷是無視亞洲”，他認為“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貶低、否定、破壞中國文化來建立的”，他還揶揄日本人把《菊與刀》奉為經典是可笑之舉，基本上打破了中國人對日本的“社會集體想象”。李長聲對日本文學及近現代作家的閱讀與思考廣泛而有趣，在中國臺灣出版的隨筆集《我的日本作家們》中，他梳理和點評了從明治到平成的37位日本作家，在國際視野與歷史視域下展示了一部有血有肉、小型而立體的“日本近現代文學史”。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日華隨筆作家是姜建強。李長聲曾評價姜建強說：“活潑的標題躍動著嚴肅的思考，瀟灑的筆調描繪出完整的現實。”在姜建強的著作題名中高頻出現的詞語是“另類”，其基本義是思想或行動跟傳統理念或方式不符，表現出獨特、個性或新意。姜建強的《另類日本文化史》《另類日本史》《另類日本天皇史》等著作，運用獨特的思考另辟蹊徑，為讀者提供了新視角新文本。姜建強隨筆的顯著特點是哲理性強，他認為日本人也講“無”的文化哲學，和歌的本質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貧寒小屋里完成了精神洗禮；花道是在去繁去艷去色的基礎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與‘貧’，等等。姜建強的隨筆還善于緊緊抓住社會現實熱點，對當下流行元素或時代信息的敏感度很強。

關鍵詞三：作家黑孩

新世紀二十年，日華文學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不外乎陳永和、亦夫、哈南、孟慶華、元山里子等幾位華文作家以及陳希我、林惠子等現已回國的日華作家，他們為日本華文小說撐起了一片天。在平穩的創作隊伍中，近兩年重磅回歸文壇的日華女作家黑孩成為矚目的焦點。

黑孩曾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學》編輯，1986年開始文學創作，在國內曾出版短篇小說集《父親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陽又在西逝》以及長篇小說《秋下一心愁》。黑孩于1992年赴日，留學、打工、就職、結婚、育兒、再工作，她說因生活所累，停筆長達二十年。期間雖出版過幾本書，但大都是舊作的日譯本。一次日華作家聚會上“黑孩再不寫作就回不了文壇”的激將說法，促使年逾五十的黑孩下決心辭去市政廳職員工作，專心寫作。歷經二十年的沉淀與思考，黑孩厚積薄發，用心創作一年有余的治愈系長篇小說《惠比壽花園廣場》，在《收獲》2019年第6期首發，今年初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說《百分之百的痛》發表在《山花》2019年第11期，并被《小說選刊》等刊物選載。同時，她還出版了微型小說集《傻馬駒》、散文集《故鄉在路上》。今年，她的《惠比壽花園廣場》入圍了2020年第五屆中山文學獎，其第二部20余萬字長篇小說已經完成。

“我想不一定是我寫得好，是大家對我重返文學所給予的重要的鼓勵。”黑孩在一篇創作談中曾這樣說，由于寫作長期中斷，在《惠比壽花園廣場》創作期間，黑孩一直戰戰兢兢，所以她說自己是“重返文學”之路，不敢奢望回歸文壇。但在不安中，她對寫作又懷著“莊重”的情懷，認為“莊重”是通向文學的一條捷徑，惟其如此，才會給讀者真正的感動，從而完成自我療愈和救贖——這也是黑孩重拾寫作的初衷。相較于講故事，黑孩回歸文壇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文風自然、真摯和率性，文字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這源于她對世間萬物充滿了愛。黑孩將小說家比喻為“用文字蓋房子的工匠”，在書寫人性時，她最大的特點是注重細節和真實，這一是源于她深受日本文學傳統的細節主義影響，二是因為她堅持要呈現生命的真實。

關鍵詞四：《藍?BLUE》

《藍?BLUE》是曾在旅日華文圈風靡一時的綜合性文學雜志，在新世紀日華文學史上留名頗深。

《藍?BLUE》是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與越境文學的發展應運而生的，在2000年8月創刊于日本京都，A5版季刊，每期中文與日文作品各半共四五十萬字。《藍?BLUE》的創始人和編委成員劉曉峰、劉燕子、秦嵐、李占剛、董炳月、王琢，是一批意氣相投、志存高遠的六〇后留日學生與文學同仁，他們以在日本的親身經歷、所學知識與滿腔熱忱來搭建《藍?BLUE》這樣一座中日之“橋”。之所以用海洋與天空的顏色給雜志命名，是因為他們的夢想是“寬容、快樂與飛翔”，這與雜志內容所追求的“寬容的、多元的、獨立的、時代的、史料性文學”的人文關懷與價值關懷是一致的。

《藍?BLUE》是中日雙語純文學綜合刊物。主編之一劉燕子曾在香港嶺南大學做了題為“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藍?BLUE》的思想與實踐的探索”的報告，她介紹說：這本雜志是當時東亞唯一一本語言越境的雜志，是近百年來中日交流史上唯一用中日兩國語言來刊載中日韓三國文學作品、文論與翻譯的雜志。日華隨筆作家、媒體人楊文凱曾在2006年評論認為：“作為一本純文學刊物，《藍》（即《藍?BLUE》，引用者注，下同。）一起步就走在了正道上，其特點是創作與理論并舉，關注先鋒文學、地下文學和校園文學等邊緣創作群，重視中日文學對譯和跨語種的文學交流、比較，當然還有以專輯形式力推在日華人作家。《藍》的內容豐富扎實，透露出主辦者具備了強烈而自覺的文學史意識，這使《藍》區別于一般自娛自樂的同仁興趣雜志，在很大程度上進入到華語文學史累進生成的話語系統。”在筆者看來，此評介對《藍》而言最為中肯與到位。

《藍?BLUE》的格局較大，文章作者與讀者來自世界各地，影響面廣。鳳凰衛視曾以“藍色物語”為題，專題推介《藍?BLUE》的創刊經歷與現有成果，該刊也曾被日本、新加坡的多家媒體報道，還得到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藤井省三“日中本格文藝刊物”的推薦。《藍?BLUE》在多所世界知名學府都有收藏，被視為有保存價值的書刊與資料。

隨著主要編輯人員陸續回國，加上刊物運作經費的日益艱難等現實問題，《藍?BLUE》在2006年第21期后停刊。盡管如此，相比于日華其他文學同仁刊物如《荒島》《華人》等刊物，《藍?BLUE》在日華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勝出一籌，希望日華文學后輩也能夠帶著興趣與使命感，將日華純文學雜志傳統薪火相傳。

縱觀以上日華文學的四個關鍵詞，發現它們恰巧代表了一個組織，一種文體，一位作家，一本刊物。這絕非筆者刻意安排，而是在提及日華文學新世紀前二十年的成就時筆者腦海里最先閃出的四個“點”，因為顯眼醒目，筆者將其視為“關鍵詞”。當然，見仁見智，畢竟日華文學的成就呈現在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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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網策劃專題：21世紀文學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