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0年，距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過去整整八年，距離他出版上一部長篇小說《蛙》也已過去整整十年。有人說，莫言同樣不能擺脫“諾獎魔咒”，即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曾堅定地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后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

是回應，抑或是回擊。八年后，莫言再次推出了自己的作品集《晚熟的人》。這部小說集匯集了十二部中短篇小說，都是莫言說給大家的“故鄉(xiāng)人事”。這些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誕有現(xiàn)實，它們從上個世紀延續(xù)到當下社會，從歷史深處步入現(xiàn)實百態(tài)，壁立千仞，氣象萬千。

7月31日晚，圍繞自己的新作，莫言與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李敬澤、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央視主持人王寧一起進行了一場線上文學對談。在直播間，莫言特意穿了一件30年前的襯衫，但是他說，這部書里的故事比30年還要漫長。小說里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小學同學，在這半個多世紀里，這些人物和莫言一起慢慢成長，不斷長大，成熟或者晚熟。

“晚熟”是一個褒義詞

何為“晚熟”？莫言給出的解釋是：希望能夠不斷地超越自己，而不要過早的成熟、定型，使自己的藝術生命、創(chuàng)造力保持地更長久一些。在這部小說集中，“晚熟”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過去一般形容農村智力水平不太高的人是“晚熟”，等于間接說一個人是“傻子”。但莫言認為，有些人看似很傻，實際上是在裝傻，甚至可能裝幾十年，直到能夠表現(xiàn)自己才華的舞臺出現(xiàn)，他會突然煥發(fā)出光彩。在不太正常的社會環(huán)境里，很多人的才華被遮蔽了，沒有舞臺、沒有時機展示。隨著社會進步，人們的自由度越來越大，社會能夠為更多的人提供展示能力的機會，很多當年看似普通的人都干出了一番事業(yè)。在莫言眼中，“晚熟”是褒義詞，代表的是一種求新求變，不愿過早固步自封的精神。

談及為何要寫“晚熟”的人，莫言認為一個作家要寫什么，有時候不完全由作家自己作主。他曾經幻想著寫天文、科幻、童話，但這些都無法讓自己真正寫出內心所想。《晚熟的人》系列故事中的很多原型都是他的朋友，甚至是像孿生兄弟一樣的知己。莫言說，仿佛只有通過這樣的角度才能把自己這七八年來的豐富感受表現(xiàn)出來。

莫言與“莫言”的對視

在書中，莫言將自己寫進了故事里，毫不避諱地向讀者敞開了獲得“諾獎”后的生活。讀者隨著小說里的這位“莫言”，獲獎后回到高密東北鄉(xiāng)，發(fā)現(xiàn)家鄉(xiāng)一夕之間成了旅游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涌現(xiàn)，“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書中“莫言”的種種困境、遲疑，以及他對世間的判斷，是否就代表此時此刻作家莫言的看法？莫言又是如何看待書中的自己？

對李敬澤而言，書里最讓他觸動的是這個叫“莫言”的人。書中描寫了很多人物和世間的故事，但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這個叫“莫言”的人的故事。當坐在直播間的莫言寫一本書，其中每篇故事里都有一個“莫言”的時候，書中的“莫言”在被直播的莫言所打量，他自己變成了被書寫、被打量的對象。恰恰在此時此刻，盡管他是一個已經被歷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經典化的作家，但是當他以作家身份活動于當下的時候，讀者能夠看到他面對當下紛繁復雜的人生經驗時候的遲疑、困難，以及對這個世界所懷有的迷惘和感嘆。“所有的一切在過去老莫的小說中并不是很常見，我想熟悉莫言作品的讀者，還是能夠看到這本書在他的作品系列中的特殊地位。同時我們也看到書里的‘莫言’某種程度而言構成了坐在這里的莫言的鏡像。”

莫言將書中的“莫言”當作自己的一部分，“我之所以敢把真實名字放到小說里，其實做好了接受一切的準備，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解讀都是可以的。正像敬澤剛才講的一樣，我跟小說里的莫言是在互相對視，我在看他，他也在看我。有的時候他在小說里的表現(xiàn)也是我控制不了的，因為我在生活中也許不會這樣做，但是在小說里他這樣做了。他在小說里不想做的事，我在生活當中也許做了很多，這就是書中的‘莫言’跟我的區(qū)別。一個是真實肉身的人，一個是文學形象，這樣一種很復雜的，既像面對鏡子的關系，也像一個實體對著一個影子的關系，更像一個人看到自己的分身一樣。這也許更像孫悟空拔下一個毫毛變成一個猴子，有時候猴子自己跑了，孫悟空想讓這個毫毛回來發(fā)現(xiàn)找不著了。”

但是，這個“莫言”很復雜，有著太多的況味。莫言說，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開始以“知識分子返鄉(xiāng)”這一視角觀察生活，到現(xiàn)在將近40多年，依然在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視角本身正發(fā)生變化，莫言看問題的角度與三十年前不一樣，與十年前也不一樣，甚至跟八年前都不一樣了。“我的年齡變大了，視野可能變廣闊了，思想也在變得復雜。過去我僅僅是一個作家，或者說是一個知名作家，因為2012年獲得‘諾獎’，使這個作家的身份又添加了一層更加復雜的色彩。在當今的社會里，這樣一種身份的人回到故鄉(xiāng)，他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會比過去要豐富得多。還鄉(xiāng)的視角是舊的，但是因為人變了，時代變了，故事變了，所以這個視角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夸張之后的真實故事

被問及書中所講的故事是否是真實的，莫言坦承都是夸張后的故事，他說這是作家的“看家本領”。“作家可以把小小的舞臺夸張成一個廣場，將一棵樹木夸張成一片森林，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夸張成一部長篇小說。我完全可以把這個場景變掉，不叫做高密東北鄉(xiāng)，而是稱河北豐潤、山西太原、江蘇無錫等等。我沒有這樣做還是有一種慣性，感覺這樣比較熟悉，小說里的人物可以找到原型，但肯定不是本人。魯迅有段很經典的話，‘人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一個,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所以很多人物是加上作家的想象和感受后塑造出來的。”

而在畢飛宇看來，“書中的莫言角色帶有相當程度的寫實成分”。他認為莫言小說里面人的名字特別有意思。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往往在本名之外又有一個名字，這兩個名字出現(xiàn)的時候，讀者會強烈感受到“莫言式”的幽默。“比如小說中的‘蔣二’，蔣二原本叫蔣天下，他姓蔣，怎么能叫蔣天下呢？所以改，蔣天。蔣天也不行，怎么辦？把人去掉，蔣二；《等待摩西》里面，柳摩西改成柳衛(wèi)東，給他爺爺改名字叫柳愛東，他爺爺賞他一個大嘴巴。這些細究起來很有趣。”

雖然書中的人物是夸張的結果，但莫言認為如果讀者能夠從書里面看到身邊人，或者看到自己，這對一個作家是最大的安慰。作為一個讀者之所以能夠被某些書打動，甚至為書中人物的命運擔憂、痛苦，說明他在這本書里看到了自己。

“老和尚”與“兩個心臟、四個胃、八個腎”

談及莫言的寫作，李敬澤認為如今的莫言有“老和尚之勢”。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閱讀《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李敬澤說他并沒有看懂，他形容閱讀的感覺就好像“文字在眼前嘩一下，從來沒見過的景觀覆蓋性的壓過來，那種打開眼睛后的刺激，光彩奪目，為之目眩。”他由此談到，這個世界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東西、看得懂的東西，所見即所得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對于一個作家而言，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追求。有一句老話叫做“真佛只說家常話”，一個和尚開始念經的時候云山霧罩，最后發(fā)現(xiàn)老和尚只說家常話，是因為老和尚終于悟到家常話就能把事說明白。

畢飛宇則夸張地說“莫言有兩個心臟、四個胃、八個腎”。“從生理來講自然是胡說，但是莫言小說給你的感覺是真有這么多的臟器在提供能量。”畢飛宇談到，這本書中的《紅唇綠嘴》《火把與口哨》是標準的莫言式作品，它們濃烈得猶如一幅油畫。但另一些小說的文字則干凈簡練，完全靠線條勾勒走向。“莫言以前寫小說不用線條，而是大色塊往上堆。如今這種線條感像是老莫言之外跑出一個新莫言，很有意思。”

再談“諾獎魔咒”

談及“諾獎魔咒”，莫言坦言，“諾獎魔咒”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大部分的獲獎作家很難再有力作出現(xiàn)。但依然有作家繼續(xù)寫出了偉大的作品，比如馬爾克斯，在獲獎之后還創(chuàng)作了《霍亂時期的愛情》。能否超越自己、打破“諾獎魔咒”，莫言直言現(xiàn)在不好判斷，但是自己一直在努力。“這八年以來，盡管發(fā)表的作品不多，但是我一直在寫作，花費在案頭上的準備工作遠比寫這本新書的時間要多。”

至于直播中有人質疑他的新作并非長篇小說，而是一部中短篇小說集，是否因為中短篇創(chuàng)作起來更容易的問題，莫言坦言自己一直也很困惑。很多評論者、讀者都認為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長篇小說，才能證明他的才華和能力。其實縱觀中外，很多經典作家都沒寫出過長篇，如魯迅、沈從文、莫泊桑、契訶夫等等。一個作家可以一輩子不寫長篇小說，只寫中短篇小說，但這絲毫不會影響他對文學的貢獻。中篇、短篇和長篇這三種小說形式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同時，莫言也有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的構想，并希望在最近幾年里寫出一部好的作品。“假如要寫一部長篇也不是特別困難，半年時間一定能寫完，但是如果寫肯定要和以前不一樣。跟以前作品的藝術水平相比較是不是高？這個很難說，但是故事不一樣，時代不一樣，使用的語言也有變化，這些方面我有非常明確的追求。我在努力，希望未來能夠拿出一部有點耳目一新的長篇小說吧。”

觀眾提問：

Q1：可以推薦一下您最近在看的書或者影視作品嗎？

莫言：這兩年，我一直在大量閱讀地方志，譬如我老家周邊的十幾個縣市編寫的文史資料，因為這是很多人對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的回憶，讓我仿佛回到那個時代。所以最近兩個月我跑了周邊的十幾個縣市，除了高密，我還去了諸城、膠州、平度、萊州、青州、濰坊、昌邑、長樂、安丘，去年又去了蓬萊、龍口、牟平、乳山、海陽、萊陽，整個膠東半島，我每到一個地方就先搜集這個地方的地方志，然后再看當地的博物館、名勝古跡。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既閱讀文字，也閱讀自然景觀，會讓你真正深入一個地方的歷史深邃之處。假如要寫歷史小說的話，我想這些工作是必須要做的。

李敬澤：這個事特別有意思，因為我也特別喜歡到處搜集文史資料，現(xiàn)在已經裝滿一書柜。從歷史資料里，你能在看到中國那種深厚的同時也看到無窮無盡的多樣性。有的時候你在那里能看到無數的怪事和有意思的事情。至于老莫，他花費這么大功夫，我們肯定可以期待他要寫一個大東西，而且一定是和膠東半島那一帶有關。

Q2：我想成為一名網絡小說家，但是父母很反對，認為寫網絡小說沒有穩(wěn)定的收入，請問當初您寫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家人有沒有支持，您又是怎么解決這些問題的？

莫言：我一直反對不把網絡文學當文學來看。把紙質的書當做嚴肅文學，把網絡文學當做通俗文學，這種劃分是不準確的。網絡文學無非是因為科學技術復雜到一定階段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學載體或者新的書寫方式。網絡文學也要遵循文學最基本的規(guī)則，不能因為在網絡上發(fā)表就可以不遵守最基本的文學定律。我想你可以把“網絡”兩個字去掉，難道拿著筆就不會寫了嗎？難道在網絡出版就不能出紙質書嗎？兩者都可以同時進行。至于寫作中的困難，你寫的時間越長，遇到的困難越多。我寫了四十多年，難道沒有困難嗎？我現(xiàn)在舉步維艱，比八十年代初寫的時候困難多得多，那時候我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幾乎不考慮任何讀者，更不考慮讀者看了以后會有什么樣的反映，寫作全憑心意。現(xiàn)在肯定沒有那么自由了。

隨著了解的文學越來越多，我已經知道很多人曾經怎么樣寫過，起碼不應該重復別人用過的創(chuàng)作方法；其次，我自己的作品積累也越來越多，我的最低要求就是不再重復曾經寫過的東西。但是能不能完全做到這點很難，就像一個人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以后突然改變，最終還是走回曾經的老路。我記得一個老書法家曾經說過，當你年齡大的時候，年輕時候的毛病會回來找你的，你以為當時千方百計努力地克服了，但是年齡大了它還是回來了。所以寫作的時間越長，面臨的寫作難度越大，你們這么年輕，有困難就克服它。

Q3：怎么理解文學最大的用處是沒有用處？

莫言：文學跟科學不一樣，科技發(fā)展可以帶來新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但是文學幾千年來的發(fā)展變化比科學的發(fā)展小得多，科學的任何一個變化都會直接改變人們，比如過去瘧疾很難治好，屠呦呦發(fā)現(xiàn)青蒿素后問題就解決。文學對人類、對社會的作用不是這樣發(fā)揮的，所以看起來沒有用。我說的意思是，它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

李敬澤：在中國文化中，文學傳統(tǒng)幾乎是一個支撐性的精神構造，它對我們是起支撐作用的。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不管我們對文學的具體理解是什么，我們永遠是要在文學中解決 “晚熟的人”的“人”字。對于熱愛文學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對的是如何成為一個人，可能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這說起來好像有點空洞，但落實到每個人身上，是影響一生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文學不管怎么變，在中國不會失去它的意義和作用。

Q4:對于很多人，“當下”這個詞是很難說出來的，因為當下太復雜，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的環(huán)境、處境，每個人的境遇都不一樣。但是有一點大家都希望從三位身上得到，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生活中的困境，然后走出去做勇者，繼續(xù)生活下去，無論面對什么樣復雜的環(huán)境，我們只能本份的活出自己的人生。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態(tài)度面對自己？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面對世界？這可能也是一個永恒話題吧，有沒有給大家思考的空間或者啟示的地方？

莫言：一切歷史都曾經是當下，所有的當下也都會變成歷史，所以我們不妨把歷史當當下，也不妨把當下當歷史。說著繞來繞去，但是很深刻。當你意識到一切當下都會變成歷史的時候，也就說明你的所有作為都是要留下印記的，你要負責任的。一切的歷史同樣是當下，我們溫故知新，就可以從以往的當下里面來汲取教訓，取得經驗，獲得智慧。

李敬澤：我們要把當下過好，當我們談論未來的意義、歷史的意義，最后都要匯聚到當下，一個人對當下不能負責，我們不能相信你是對歷史或者對未來負責的。你對當下的自己不負責，我們也不相信你是對過去和未來的那個你負責的。所以把當下，把今天晚上過好，挺好。

畢飛宇：在疫情之前，到晚上我直接躺到床上睡覺。疫情之后我多干了一個小事情：躺下之前小坐一會兒。以前不是喝水就是抽煙，或者看本書，現(xiàn)在睡覺前不喝水、不抽煙、不看書，就坐一會兒，我才知道我是活著的。以前真的沒做過這個事情，現(xiàn)在就覺得多么幸運，終于逃出來這一天，晚上睡一覺，第二天還有一天。我對當下的想法就是，別老是想在書房里面馳騁想象，多（去生活中）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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