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社會發展歷程中，其實文化始終是客觀存在的，而發現文化和走進文化，在于發現者自身的精神能力、思想品質和文化自覺，是一個有重要使命的人對祖國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和走進，能使社會產生文明的進步與思想的遞進。文化自覺，首先體現在思想上，這正如馮驥才在《漩渦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史》中所說：“人類社會，只要還在進步，就需要思想。人類靠著自己的思想穿過一道道生活的迷霧從歷史走到今天。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馮驥才有一次在山東平縣看到那塊雕滿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著山民的孩子，他們手里高舉錘子沖游人喊著“十塊錢給你鑿下一個佛頭” ，巨石上多半造像已沒有佛頭。他心疼地拍下照片，并把這個情況反映給山東省委；他帶著《沈萬山巧得聚寶盆》的傳說，奔往周莊，一聽“迷樓”要拆，他決定賣畫買下“迷樓” ，后來促使樓主明白了，不賣這樓了。一般的人，可能也看到了這些，也可能意識到不僅僅是這些，但人們僅僅是看到或者意識到而已，而馮驥才卻敏銳地感受到一個“偉大歷史的巨大根基在松動” 。

人，能夠從文化存在中發現文化，首先是關愛文化的持有載體，那就是祖國、民族，這樣的人，能夠時時地對生活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打量，并反復地思考這些文化與文化持有載體的關系、作用，然后產生幸福、痛苦、擔憂，進而開展行動。看到的多，發現的多，有思想情懷的人就會產生自覺，去進行文化發現，文化發現又促使有情懷的人走進他發現的文化，這是人重要的精神和思想過程。試想，在上世紀90年代，酷愛繪畫、寫作的馮驥才，入迷地走入生活，可是大量的文化現實讓他對祖國和民族的歷史產生了深切的聯想，首先是古老的敦煌文化和西方歷史文化讓他產生了覺醒，喚醒了他作為一個文化學家的情懷。情懷的重要特征是擅于從生活中捕捉文化并開啟自己深切的聯想，而這就是文化的品質。當他接受中央電視臺的任務寫《人類的敦煌》時，他不但來到了敦煌，又帶著對敦煌自然、歷史、文化的梳理來到了西方。今天我們應該感受到一個文化學家對文化的虔誠接受和深入傳承的程度，馮驥才的所有寫作都能讓人感受到他的思想始終在遞進的清晰脈絡，他不停地跟蹤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并以思想實踐去對接，反過來，社會的變化變成了他的生動的記錄和描寫的對象。這樣的結果，是不斷地尋找和發現更加具體的社會細節，并走進他所發現的文化中去，他帶著情懷去發現和尋覓，又帶著情懷去走進，去解決社會問題，情懷是他發現文化和走進文化的重要出發點。馮驥才總結到，自己一生中有兩次重要的“轉型” ，第二次轉型，是從文學跳到文化遺產保護，是“由于文化本身遭到重創，文明遺存風雨飄搖，使我不能不‘伸以援手’ ” 。兩樣，都是他的“愛” ，但后者，是大愛，是時代文化遭受到沖擊時，他拋開了自己的文學。他“轉型”了，完全清晰自己為什么轉型，他可以不轉型，但他決定轉型，明知道那是一個漩渦，一個巨大的漩渦，一個“焦灼”的漩渦。他認為自己的“不幸” ，是沒把多少時間留給純粹的自己，可是，他認為“幸運”的是，“我與這個時代深刻的變遷與興滅完完全全融為一體” 。深深的文化情懷，必然來自人心靈的文化自覺，深深的文化情懷又促使他更加自覺地去關注社會。可以說，面對巨大的社會漩渦，他是明確要主動去跳的人。他認識到自己的品質和能力，一定要站在時代的潮頭，這就是這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和擔當。

馮驥才的文化自覺主要表現在他對社會文化敏銳的發現與毅然的走進上、連續的發現與毅然的開拓上、理性的判斷與生動的表述上、準確的引領與全面的實踐上。他的文化自覺，也正如費孝通先生在晚年所說，“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跨文化交流的基礎，就是從認識自己開始。 ”文化的自覺必然會把有情懷的人引入社會，引入生活，引入他所發現的文化之中。例如，在《漩渦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史》一書中，他處處在努力地、清晰地、真實地展開著對文化發現的記錄，展開他面對這些文化發現后對自己心靈的剖析。馮驥才坦言“這是一本生命之書，也是一本記錄我個人極其艱辛的思想歷程的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完全沒有想到這漩渦會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這是心靈的歷程，又是文化自覺之人的文化體會。他開始審讀自己應如何選擇。他是一個知道中華文化生成、發展、變化過程的人，于是知道必須該怎么做了。所以，“跨文化交流的基礎，就是從認識自己開始。 ”文化的自覺與自知之明體現在馮驥才的實踐總結與心靈歷程上，當文化發現走入到捫心自問的階段，文化自覺便更加具有典型性和引領性。馮驥才說過， “對于一個時代的文化自覺，不是別人告訴我們的，是我們漸漸覺察和覺悟到的。 ” “可是，如果它是一個新時代注定帶來的，這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會產生自覺。 ”這時，我們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思考，是與眾不同的思考，是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思考，是一種連續性的思考、比較性的思考。他不斷地將民族的命運和民族的精神、信仰、情懷綜合在一起，以文化人類學家的目光打量祖國和這個世界。

在法國訪問的一次友人聚會上，他注意到，鄉民來參加聚會歡迎客人，先自覺地把乘坐的汽車隱藏起來，以便照相時不會影響到自然景觀。我們對這種事都視而過之。但馮驥才不但注意到了，還剖析出這種社會細節背后是我們的生活在漸漸失去一種鄉土的純粹。我的一生慶幸自己有十五年時光與馮驥才一起工作，與他的見面和每一次會議我都有記錄，比如對東北文化的推進，對東北地域文化的開展，包括對我本人的具體指導，都使我歷歷在心。記得在他引領和開啟“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中國木版年畫專項搶救工作之初，當談到東北時，我很畏難，因為在歷史記載中，東北根本沒有一個記載下來的年畫產地，與天津的楊柳青、河北的武強、山東的楊家埠、河南的朱仙鎮、陜西的鳳翔、四川的綿竹、湖南的灘頭沒法比，可這時候馮驥才卻對我說：“難道兩三千萬闖關東的山東人過年時會把年畫背到東北貼嗎？情感厚重的山東人，在幾百年的生活歲月里，一定會在北方建立起自己的年畫產地，就像是一只騰飛的大鳥，它的美麗的羽毛一定會飄落在北方……”他形象的比喻與生動的話語，從理論到實踐，從形象到色彩，全面描繪了年畫產地的存在，一下子啟發了我，并為東北的文化遺產搶救指出了要領，于是我一步邁入生活，終于找到了闖關東年畫產地。

他由自身的文化自覺到不斷地、真正地轉換為社會和大眾的文化自覺，是有力的、實效的、清晰的、鮮明的、讓人難忘的，而且扎實地變成了社會的文化自覺。在扎實推進我國當代文化遺產發展的實踐中，他及時鞏固、不斷夯實著大眾的這種文化自覺。

他的文化發現與文化走進，是創造性的。馮驥才從自身的思想和精神出發，把自己的知識、理想、精神、信念、情懷、感悟、實踐、思考，全部活態地注入到他所認知和開創的事業里，并生動地記錄和表達出來，以極大的信心、決心和滿滿的正能量，不斷以身作則地喚起全社會的文化自覺，以期讓人們與其前往。他的文化自覺的呼喚和強調，已經形成寶貴的社會文化發展模式，是立體的文化模本，力量是巨大的，已經形成了一個時代的立體性和活態性。這樣的文化遺產實踐，穿越時空，有人，有物，有村，有地，有文，有本，有聲，有色，是人類不可多得的思想文化樣本，在這個樣本中，可以讀懂中國，亦可以讀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