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弗吉尼亞·伍爾芙 資料圖片

女性作家一直以來都是文學世界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她們的作品，讀者不僅領略了她們的實力和魅力，也看到了她們實現自身價值和人生理想的努力。而她們所反映出的獨立自主和自強不息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群體思考了自己的人生選擇和追求，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因此，本文希望通過梳理英美文學中幾位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將它們與所處的社會語境結合，探討這些女性作家是如何在各自的作品中逐漸形塑獨立自主的女性意識以及對傳統社會觀念的改造。

1.簡·奧斯丁

談及英美女性作家，簡·奧斯丁是絕對不可忽略的一位。作為英國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簡·奧斯丁于2017年取代了查爾斯·達爾文，登上了英國新版十英鎊貨幣的紙面。單從這一點而言，我們就不難看出簡·奧斯丁在英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簡·奧斯丁創作了《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愛瑪》等六部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她的作品往往選取英國上流社會家庭中的女性人物作為主人公，關注她們的現實境遇和心靈成長過程，著力探討了當時女性在面臨家庭和婚姻問題時產生的微妙心理變化以及做出的抉擇。

一方面，簡·奧斯丁的作品為讀者們留下了許多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讓兩個世紀以來的廣大讀者為伊麗莎白和達西先生的曲折戀情、埃莉諾和瑪麗安兩姐妹的理性和真情、愛瑪的心靈成熟牽腸掛肚，感慨萬千，也讓人為簡·奧斯汀和勒弗羅伊之間關系的無疾而終感到遺憾。另一方面，簡·奧斯丁的作品也深刻地揭示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社會的局限性，反映了當時英國女性在婚姻問題、家庭關系、教育權利、財產繼承權和子女撫養權方面遇到的困境和挑戰。與此同時，通過描寫女性人物在面對上述問題時的遭遇和抉擇，簡·奧斯丁強調了當時英國女性獨立自主的心靈追求，歌頌了她們勇于追求幸福和實現人生價值的美好品質。

雖然后世的讀者們充分認可了簡·奧斯丁卓越的寫作才能，但是我們還是要充分地認識她所處的時代背景為女性作家帶來的阻力。首先，與當時的許多英國女作家一樣，簡·奧斯丁在出版小說時，必須隱匿自己的姓名。事實上，當簡·奧斯丁的真名第一次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時，她早已不幸病逝。其次，她也沒有權利為自己簽訂作品的出版合同。由于英國法律和社會傳統習俗對于女性經濟權利的約束，簡·奧斯丁與出版社之間的交往多是由其兄長亨利·奧斯丁代為處理。此外，簡·奧斯丁還必須提前向出版社支付傭金。最后，以簡·奧斯丁為代表的19世紀女性作家們還得克服扎根于西方文學傳統的偏見。

自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納斯、埃斯庫羅斯等西方文學傳統奠基人以降，西方文學傳統對于女性寫作就或多或少地表現出某種輕視和偏見。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上半葉才稍稍得以改觀。其間，諸如詹姆斯·喬伊斯、托·斯·艾略特、埃茲拉·龐德和華萊士·史蒂文斯等作家都曾在不同的場合發表過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學評論。甚至像霍桑——曾經在《紅字》中塑造過堅貞不屈、美麗善良的海絲特·白蘭形象——這樣的作家也對19世紀中期美國女性作家群體的崛起頗有微詞。這些“浪花”都生動地顯示了簡·奧斯丁在當時遇到的困難。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也看到了她是如何克服困難、迎難而上，為英國文學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激勵著后來的女性作品們沿著她的道路，繼續向前挺近。

2.瑪麗·雪萊

1817年，簡·奧斯丁離世。隨后一年，年僅20歲的瑪麗·雪萊便匿名出版了《弗蘭肯斯坦》，將英國文學想象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弗蘭肯斯坦》的全名是《弗蘭肯斯坦——現代的普羅米修斯》，普遍被認為是文學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

小說講述了主人公維克多·弗蘭肯斯坦通過實驗創造了一個人造怪物的故事，探討了生命的根本意義以及人性的倫理邊界問題。與簡·奧斯丁不同，瑪麗·雪萊的作品所涉及的范疇超越了家庭倫理話題的局限，也并非只是單純地反映女性人物的所思所想和心靈成長，而是更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西方社會在19世紀初發生的新變化以及涌現的新思想。

當時，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逐步完成，科學技術和進步思想在英國等西方國家逐步得到普及，包括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和博物學在內的多個學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發展。在此背景之下，當時的許多民眾對于科學技術的興趣日漸增長，這也為18世紀后半葉和19世紀初的文學書寫以及其他形式的藝術創作（例如，英國畫家約瑟夫·萊特1768年繪制的名畫《氣泵里的鳥實驗》）帶來了新的靈感和素材來源，同時也被瑪麗·雪萊納入進了她的作品。

1926年，瑪麗·雪萊出版了另一部科幻小說著作《最后一個人》。在這本反烏托邦小說中，瑪麗·雪萊繼續了她對于科學技術倫理的思考，特別是對于現代醫學發展、疫苗的出現以及大瘟疫問題的探討。客觀上講，瑪麗·雪萊的小說創作將以往的女性文學創作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探討了更加宏觀的時代語境和歷史變革，對文學界重新認識女性寫作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3.哈麗葉特·比切·斯托

而當論及女性作家是如何通過自己的作品改造社會觀念和影響時代發展時，我們就不得不提起19世紀美國女作家哈麗葉特·比切·斯托。哈麗葉特·比切·斯托常被大家簡稱為斯托夫人。它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于1852年，出版后廣受好評，甚至間接導致了后來的美國南北戰爭，對奴隸制在美國的廢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林肯曾在南北戰爭伊始風趣地將斯托夫人稱為“引起這次大戰的那位女士”。

在整個19世紀，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國第二暢銷書，其社會和歷史影響力可見一斑。在她的書中，斯托夫人揭示了長存于美國社會的諸多問題，例如人口販賣、奴役剝削、種族歧視等，表達了對于非洲裔農奴的同情，同時也鞭笞了白人奴隸主們的自私和殘暴，引發了美國社會對于種族、平等和蓄奴問題的思考。與簡·奧斯丁相似，斯托夫人在小說中的描寫更多地關注了當時的社會語境，探討了她們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所呈現出的社會百態和市井民生。

但與簡·奧斯丁不同的是，斯托夫人顯然沒有將自己的描寫中心置于閨房之內，而是把目光投射在了更為廣闊的北美大地上，聚焦于更為尖銳的社會矛盾。從某種程度而言，斯托夫人對于蓄奴問題的關注其實也隱藏著女性主義思想的痕跡。在她的作品中，如果白人奴隸主和其背后的蓄奴制度象征著一種父權社會形態，那么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對奴隸制度的批判就是一種顛覆固有父權社會制度的行為，關注了被社會邊緣化群體的心聲和訴求。對于斯托夫人而言，這些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既是非洲裔奴隸們，也很有可能是美國乃至西方的女性作家群體。

4.弗吉尼亞·伍爾芙

在20世紀初，諸如弗吉尼亞·伍爾芙、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瑞貝卡·韋斯特、奧莉芙·施萊娜、多蘿西·理查森等西方女作家繼承了19世紀女性文學創作的諸多傳統，并進一步開拓進取，在關注女性心理發展和社會權益的同時，使20世紀的女性文學寫作進一步發展。以布盧姆茨伯里派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亞·伍爾芙為例。與簡·奧斯丁不同，伍爾芙的寫作并非一味地將故事的主人公設置為女性人物，而是常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展現和回應20世紀女性所面臨的新變化、新機遇和新挑戰，并暗示了自己的新想法。

弗吉尼亞·伍爾芙的《遠航》《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三個畿尼》等一系列作品被認為促進了現代女性主義理論的出現和發展，探討了自19世紀以降英美女性作家們常關注的話題，例如女性的財產權、投票權、教育權和子女撫養權等，還進一步呼吁正視女性權益和性別身份問題，同工同酬，提倡平等，反對歧視。誠然如此，弗吉尼亞·伍爾芙自己并不以女性主義作家自居，甚至多次試圖回避這一身份。對于伍爾芙而言，她的偉大之處在于通過細膩的文筆和觀察，深刻地思考了思想意圖與語言表達之間的關系，同時通過運用意識流寫作等新的敘事方式，顛覆了已有的文學傳統，促進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

而放眼近五十年，女性文學的發展趨勢逐漸顯現出理論化和跨學科性的特點，普遍將女性身心體驗與族裔、階級、身體、創傷等理論相結合，思考了女性與歷史以及社會其他因素之間復雜的交織性。更多來自于英美國家少數族裔以及邊緣群體或前英美殖民地地區的女性作家不斷涌現，并受到西方乃至全球范圍內文學評論家和讀者們的認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扎迪·史密斯、薩拉·沃特斯、阿蘭達蒂·羅伊、德賽母女、艾勒克·博埃默和莎拉·侯等。這些女作家們普遍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了有關少數族裔或社會邊緣群體的經歷，徘徊在現實與記憶之間、“家鄉”與寄居地之間以及疏離和歸屬感之間。這不僅加深了她們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也進一步促進了英美文學多元化和跨文化世界性的發展。此外，她們的作品也強調了少數族裔群體，特別是少數族裔女性群體，和社會邊緣群體在試圖融入英美主流社會和文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和困難，贊頌了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女性人物在身陷困境時不畏困難、勇敢獨立、勤勞善良和仁慈博愛的品質。

通過以上這些女作家們的事例，我們不難看出英美女性作家們是如何在近兩百年的時間內，通過自身不斷的努力，逐步在英美文學的殿堂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而類似的例子也可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看到。在20世紀前半葉，以冰心、林徽因、廬隱、秋瑾、張愛玲、蕭紅、丁玲、凌叔華、石評梅和陳擷芬為代表的早期中國現代女性作家紛紛涌現，為中國現代文學界注入了新鮮血液。而在近幾十年間，以鐵凝、王安憶、張潔、霍達、遲子建等為代表的眾多中國當代女作家們也通過自己的作品，為自己和讀者呈現了獨特的文學想象空間，也向讀者們展示了女性作家的魅力。我們也希望在未來，更多的女性作家能夠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如同春日的繁花一樣，絢麗綻放，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作者：黃強，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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