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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是著名學者陳寅恪誕辰130周年。他是集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詩人等諸多身份于一身的大家。他出生于書香之家，祖父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名臣，父親陳三立是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

因出身名門，再加上后來學貫中西，上世紀二十年代，清華設立國學研究院時，年僅36歲的陳寅恪與當時最有聲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成為清華四大導師。在清華任教時，陳寅恪贏得了“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美譽。

陳寅恪不僅悉心教書育人，還潛心研究學問，他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等經典著作，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曾這樣評價他：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棉花胡同蔡鍔故居

短暫回國后做蔡鍔秘書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清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長沙，其祖籍是江西義寧州，即今江西省修水縣。因生于農歷庚寅年，他的排行為恪字輩，祖母黃氏為其取名寅恪。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名臣，曾擔任過曾國藩的高級幕僚，后官至湖南巡撫，成為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但因支持維新變法，變法失敗后被革職。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陳寶箴的長子，他曾參加戊戌變法，與譚嗣同、吳保初、丁惠康并稱“維新四公子”。不僅如此，他的詩寫得非常好，著有《散原精舍詩集》及《續集》、《別集》等，為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古典詩人”。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在西湖之畔的凈慈寺特地拜晤了陳三立，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生在世代書香之家，陳寅恪自幼飽讀詩書，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1901年陳寅恪隨父母遷居南京，入學堂讀書。學堂除傳授傳統經典外，還教授數學、音樂、英文等新知識。1902年，13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即著名畫家陳師曾）自南京經上海赴日留學。

與陳寅恪兄弟同時到日本留學的，還有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及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的學生，其中包括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他們到日本后，一同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這是一所為中國留學生學習日語和各專業的補習學校。

從1902年留學日本開始，陳寅恪也開啟了自己的出國留學之旅：1910年他考入柏林大學，次年春轉入瑞士蘇伊士大學，1913年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在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學習期間，通過王國維的介紹，陳寅恪結識了歐洲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

伯氏精通漢、藏、蒙、突厥等十四種語言，并擁有大量敦煌莫高窟的經卷，在法蘭西學院講授敦煌學。與伯希和結識之后，陳寅恪第一次有機會大量接觸到以敦煌文獻為主的各種新材料，學術眼界大為拓寬。然而正當陳寅恪在學術上大有進展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陷入戰火之中。1914年，陳寅恪不得不匆忙回國。

1915年春，陳寅恪到北京新成立的經界局工作，擔任局長蔡鍔的秘書，主要工作是翻譯東西方有關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圖書資料，探討中國經濟界發生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陳寅恪在北京住在哪兒，經界局的地址在哪兒，都沒有確切的記載。但有一個地方陳寅恪應該是常去的，這就是他的頂頭上司，也是他家世交蔡鍔的府邸。陳寅恪也可能就住在那里。蔡鍔的府邸在哪？就是如今棉花胡同66號。

這個院原來是袁世凱的親家、天津大鹽商何仲璟的產業，后來何家遷回天津，房產由一個親戚代管。1913年11月，袁世凱不放心傾向革命，且擁兵于云南的蔡鍔，將他誘調至北京，委以參政院參政、經界局局長等虛職和閑職。袁世凱將蔡鍔安排住在這個院，實際上將他軟禁起來。

蔡鍔為了麻痹袁世凱，裝出一副胸無大志、沉溺酒色的樣子，經常出入八大胡同，并在陜西巷與名妓小鳳仙結為知己。另一方面，他又對外稱與妻子不和，常與妻子吵架，妻子“一氣之下”，帶著蔡鍔的母親離京返回湖南。1915年11月11日，在小鳳仙的掩護下，蔡鍔秘密潛出北京，繞道日本，進入云南。12月在云南組織護國軍討袁，反對袁世凱復辟。蔡鍔積勞成疾，1916年赴日治療，不久便病逝，享年僅34歲。

就在1915年底蔡鍔離京后，陳寅恪很快也離開了北京，結束了他第一次北京之旅。

1918年秋，陳寅恪再次出國，到哈佛大學留學，因博學多才，成績突出，他與湯用彤、吳宓一起，被譽為“哈佛三杰”。三年后的1921年秋，陳寅恪又由美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深造，至1925年回國。

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在留學的這十幾年中，未獲取任何學位，完全是為了獲得真知而讀書。雖然他主要研讀的是巴利文、梵文等語言，但他興趣廣泛，無書不讀，涉獵了許多人文社會學科。他接觸過多種西方文化理論，構建了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結構，成為我國近代學貫中西，獨樹一幟的學術泰斗。

陳寅恪悼念王國維先生的挽聯

清華“四大導師”之一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20世紀初用庚子賠款創辦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1909年8月，清政府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蕪的皇家園林清華園撥給學校作為校址，故名清華學堂，辛亥革命后改稱清華學校。

清華學校自建校以來，延聘有真才實學的教師任教，重視學科建設，學校發展很快。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校長，籌備將清華升格為大學，成立大學部。1925年2月聘請吳宓主持籌建國學研究院。一段時間內，清華學校中形成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國學研究院三部并存的局面。

吳宓深知要辦好研究院，聘請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的一流學者來校任教是關鍵。研究院繼承中國古代書院的辦學傳統，吸收英國牛津等名校實行導師制的經驗。吳宓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嚴格選拔聘請研究院的導師。曹云祥校長動員胡適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并主持院務。胡適謙辭，并推薦說：“非一流學者，不能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梁啟超）、王靜安（王國維）、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吳宓接受了胡適的建議，很快聘請到著作等身的學界泰斗梁啟超、王國維來校任導師，但章太炎拒絕了邀請。后吳宓又聘請到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

在聘請陳寅恪時卻遇到了不少周折和麻煩。因為陳寅恪盡管留學多年，學貫中西，但卻一無學歷，二無學位，三無著作，在國內也沒有什么聲望。

陳寅恪為何能進清華，與學術大師們一同當上研究院導師呢？這個問題是學術文化界長期熱議不休的話題，到現在也沒有定論。大致有胡適推薦說、梁啟超推薦說、吳宓推薦說等。其實，1918年陳寅恪留學哈佛時，湯用彤、吳宓一起，被譽為“哈佛三杰”，而1926年吳宓又是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籌備工作，吳宓為陳寅恪爭取到了研究院導師這個職務，或更合理與可信。

陳寅恪曾回憶說：“1925年回國前受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之聘，因父病請假一年，于1926年開始就職。”他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起成為后來人們常常提起的清華四大導師。

當年7月7日陳寅恪抵達北京，住在西河沿新賓旅館。當天吳宓去拜訪，第二天又親自到旅館接他到清華報到，并安排住在工字廳的西客廳。

工字廳是原皇家園林清華園的主體建筑，原名工字殿。因其前、后兩大殿中間以短廊相接，俯視恰是一個工字，故得名。清華初建校時，它是學務處所在地，后來成為學校文化娛樂和交往應酬的中心，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時，曾在后廳下榻。

陳寅恪進入清華園時已36歲，但因多年在外留學，專心學術，無心考慮個人問題，一直沒有婚娶。他自己住在西客廳，覺得工作、生活很不方便，希望換個住處。當時，很多教授住在南院住宅區。它建在清華學校大門以南的坡地上，1921年建成。有甲、乙兩種戶型各十套。甲種為西式洋房，建在北、東兩面，乙種為中式院落，建在南、西兩面。四面住宅內向圍合的一塊方形場地，作為南院住戶共享的運動場。

當時趙元任、楊步偉夫婦住南院二號，學校把陳寅恪安排到南院一號，和趙元任相鄰。陳家與趙家是世交，陳寅恪平時在趙家“搭伙蹭飯”。楊步偉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飯菜，還幫陳寅恪料理家務，陳寅恪覺得方便多了。飯后他們常一起聊天，有時王國維也來參加。大師們這種放松式的學術聊天，使他們互有啟發，相得益彰。

住處解決之后，1928年春，經友人介紹，他與出身名門、端莊賢淑且受過傳統中國文化熏陶的唐筼女士相識。當年7月，兩人宣布訂婚，并借趙元任家舉辦訂婚喜宴。8月30日，他們在上海喜結連理。婚后兩人琴瑟和鳴，唐筼不僅是賢妻良母，還是陳寅恪的知音和助手。他們同甘共苦，經歷了四十一年的風風雨雨，一同走完了人生之路。

自1926年至1937年底，陳寅恪在清華任教十二年。前五年任國學研究院導師，1930年清華正式轉制為清華大學，后七年陳任中文系、歷史系合聘教授。自1930年起兼任中央研究院委員、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等學術職務。

在北平的這十二年是陳寅恪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他年富力強，加之讀書研究環境相對舒適，教書育人條件安定祥和，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面世。在史學研究中，他將東方傳統與西學相結合，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初步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而且培養了一大批高層次的國學研究人才。

如今的姚家胡同3號

曾租住在姚家胡同

約在1929年前后，陳寅恪在城里租了一處房子。房子在西四驢肉胡同以南的姚家胡同。西四牌樓的周邊，在元、明時曾有多種牲畜市場，因而留下了羊市大街、馬市大街、羊肉胡同等多處與家畜相關的地名。而當時羊市大街（今阜成門內大街東段）往北的第一條胡同，稱為驢肉胡同，想必這條胡同里也有驢市場或是集中賣驢肉的地方。清代時，家畜市場逐漸消失，民國時被雅化改稱為禮路胡同，這就是今日的西四北頭條。

西四北頭條的南邊主要是歷代帝王廟、廣濟寺等建筑的后墻，沒有多少住戶，北邊卻有不少大宅門，曾是達官顯貴的宅邸。據說清代的大貪官和珅就在這條胡同里長大，并從這里發跡的。和珅的家族隸屬于正紅旗，其父當過正二品福建副都統，家就安置在正紅旗管界內的驢肉胡同。和珅在這里長大，步入仕途，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寵。乾隆皇帝還把女兒和孝公主賜婚給和珅之子，和珅成為權傾一時的寵臣。和珅與皇帝聯姻后，旗籍由正紅旗改為正黃旗，他在什剎海西岸建造了豪華的新府后（即后來的恭王府），才搬離驢肉胡同。

在西四北頭條中段路南有一條南北向的小胡同姚家胡同，南口通阜成門內大街。這條胡同3號，就是陳寅恪在城內所租的房子。這是一座有三個院子及一個小菜園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陳三立來到北京，便住在這里。父親住在正院堂屋東側主臥室。當時陳寅恪的大哥，著名畫家陳衡恪（陳師曾）已去世，大嫂住在西屋。陳寅恪及家人平日住清華園寓所，周末及假期乘車回城與父親團聚，來這里時，陳寅恪住在東跨院內。

陳三立曾游西山，看到被八國聯軍破壞的園林遺址，他義憤地連嘆“國恥”！他對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的形勢深感憂慮。他愛憎分明，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斥他“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再版自己的詩集《散原精舍詩》時，他憤然刪去鄭所作之序，以示斷交。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表示：“我決不逃難！”日軍游說陳三立與他們合作，均遭到嚴詞拒絕。一天又有一漢奸上門，他呼喊傭人拿掃帚將其逐出。面對日寇的猖狂，他絕食五日，最終憂憤而亡，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面對日寇日益猖獗的侵略行為，平日性格恬淡的陳寅恪，也表現出剛烈而深沉的愛國熱情。早在“一·二八”事變之前，陳寅恪便將長女、次女分別命名為琉球、小澎，要自己的女兒們“切勿忘記在當時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屬于中國的臺灣、澎湖”（其夫人唐筼為臺灣巡撫唐景菘的孫女）。他作詩多首，表現對日寇侵略的譴責和對民族命運的擔憂。另一方面他更抓緊時間研究與著述，希望多為國家與民族保留一些文化根脈。

這時，陳寅恪的右眼視網膜脫落，醫生建議立即住院手術治療，但術后需調養多日，陳寅恪為了保全個人民族氣節，他決定先不做手術，在辦理完父親的喪事后，便攜妻女于1937年11月初，離開北京，結束了他十二年的清華學術生涯。

陳寅恪生前的資料照片 TAKEFOTO供圖

重返清華園

1937年底，陳寅恪離開清華后，在抗日戰爭期間，陳寅恪在長沙、昆明、香港、桂林等地輾轉，先后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等。盡管多地遷徙，但他卻始終沒有停止學術研究。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這些著作使他躋身于世界著名史學家之列，陳寅恪也被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在長期的顛沛流離和日夜研讀中，本來就有眼疾的他，雙眼近乎失明。1945年春，陳寅恪受英國皇家學會之約飛赴英國治療眼疾，但療效不佳。回到國內后，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專程到南京看望他，聘請他重回清華任教。

1946年10月，陳寅恪夫婦將兩個女兒留在南京讀中學，攜小女兒美延自南京北上，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大學任教。當時清華園受日軍破壞，一派破敗，尚未恢復。學校將他們一家安排住在條件較好的新南院52號。

新南院是上世紀30年代清華園住宅中最引人注目的焦點。1934年2月校評議會決議在南院住宅以南，新建高標準的教授住宅，原計劃建44套，后實際建成30套。均為獨棟單層的花園洋房，由著名建筑師沈理源設計，當年10月底竣工。房屋內部均為當時最先進的設施，如取暖設備、浴缸、抽水馬桶等。

當時的陳寅恪仍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還兼任燕京大學的研究院導師。校長梅貽琦見陳寅恪身體病弱，雙目基本失明，要他先休養一段時間，身體許可先做些學術研究，不急于開課。但陳寅恪回絕了，他說：“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能叫教書匠呢？我要開課，至于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月薪水不少，怎能光拿錢，不干活呢？”

在陳寅恪的堅持下，課很快就開了，中文系、歷史系各開一門。為了照顧他，講課就在他家稍大的一間房內，以免他奔波勞累，學校還給他配了兩名助手。

陳寅恪始終把上好課當作自己神圣的職責。即使是講過多次的熟悉課程，課前他也要參考多種典籍和資料，反復思考，認真備課。課后要助手們去征求學生意見，然后再修改講稿。陳寅恪沒有門戶之見，不管向他求助或求教的學生來自哪所學校，或是出自哪位老師門下，他都會不圖回報地給予耐心指導或幫助，希望他們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對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后輩，他更是傾力相助。比如對季羨林，周一良等學生，他都給予過悉心幫助指導，展現了一代大師教書育人的風范。

陳寅恪重返清華園時，國民黨已發動內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北平的冬天氣候嚴寒，新南院住宅雖裝有供暖設備，但學校資金短缺，無力供暖。陳寅恪體弱畏寒，也無力購煤取暖。知道此事的北大校長胡適想贈一筆美元供陳買煤取暖，陳寅恪卻堅辭不受。最后，陳寅恪決定將自己珍藏的圖書賣給北京大學，以換取胡適欲贈的美元。

當年具體承辦此事的季羨林幾十年后回顧此事說：“適之先生想贈送寅恪先生一筆數額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里裝了一車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只收了兩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文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陳寅恪的詩

晚年在廣州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激烈進行，清華園內人心惶惶。南京政府擬定了一個所謂“搶救計劃”，組織北平學者南遷，陳寅恪是被接的重點人士。但此時他對國民黨政權已十分失望，不愿再與其合作。正在猶豫之間，他的妹夫、時任國民黨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催促他離京。俞大維估計北平會有一戰，他擔心陳寅恪一家的安全，特捎來口信，要陳寅恪務必隨胡適一起搭乘飛機離京。倉促中，陳寅恪只帶了簡單的行李，于12月15日和家人一起在南苑機場搭上了南下的飛機。陳寅恪百感交集，途中賦詩一首，其中一句為“去眼池臺成永訣”，表明這一去，可能很難再回古都了。

到了南京，陳寅恪并沒有打算留在那里，更沒有打算去臺灣。他只在南京住了一晚，便到上海，接著乘海輪去了廣州。1949年1月19日，陳寅恪一家到達廣州。從此開始在廣州長達二十年的生活。

陳寅恪先在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后在中山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曾幾次邀請他回北京工作，都遭到了他的婉拒。陳寅恪一直留在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教。在親自給高年級授課的同時，他又寫了多篇論文，繼續向學術高峰攀登。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多次運動中，陳寅恪因其特殊的學術地位以及身體等原因得到保護，沒有受到大的沖擊，生活上也受到很多優待。郭沫若、周揚、胡喬木、陶鑄等人都到中山大學看望過他。但在上世紀60年代末，陳寅恪還是遭到嚴重沖擊和摧殘。他的身體健康狀況迅速惡化。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他的夫人唐筼安排完陳寅恪的后事后不久，在11月21日晚，因突發腦溢血，追隨丈夫而去。

上世紀80年代初，陳寅恪開始得到公正評價，中國文化學術界和世界史學界，掀起一股“陳寅恪熱”。然而陳寅恪身后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卻費盡周折，直到34年之后才最終解決：2003年6月16日（農歷五月十七日）是陳寅恪113歲誕辰，陳寅恪夫妻合葬于廬山松門別墅旁的一座小山上（他父親陳三立曾住過五年，現在屬于廬山植物園）。植物園將墓址所在的小山崗命名為“景寅山”（景仰陳寅恪之意）。當天，在新建的墓前舉行了簡樸的落成儀式，陳寅恪夫婦終于葉落歸根，入土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