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的鄉村巨變，是基本事實，對文學藝術來說，更是新的創作源泉。無論是國家治理層面還是百姓生活層面，也無論是自然環境層面還是文化建設層面，在鄉村所發生的一切，需要文學不斷豐富、更加立體、持續深廣的審美呈現。

這需要文學家置身其中，對生活“知情”——更熱情的知情意愿、更深入的知情行動、更全面的知情觀察、更藝術的知情書寫。

這需要文學家誠懇專注，對人“知心”——更無礙的知心體貼、更細微的知心探訪、更真切的知心表達、更開闊的知心發現。

進一步提升新時代鄉村題材文學創作水平與境界，我們需要認真面對、努力認知并扎實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

順著鄉村的節奏，調整創作的精神定位

“知情”“知心”首先需要文學家慧識超拔，“觀往知來”“溫故知新”。五千年文明史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近一百年中共黨史和七十多年新中國史的本質特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與未來，歷史聚合于新時代中國，中國方案、中國精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有巨大的承載量和包容力，也具有清晰的目標選擇和理想定位。脫貧攻堅決勝小康的實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逐步實現，都標識著時代腳踏實地開啟新征程。對此，文學創作者參與并知情，是必然之事。

做新時代鄉村的知情者，就意味著要從習慣性預設的“城鄉對立”一類的單純批判性鄉村想象和觀念中走出來，邁向生活的歷史巨變中，感知跳動的脈搏，觸摸內中紋理。社會主義中國的進行曲始終不變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也意味著“人民性”的創作題旨不可改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應該成為創作者的本分和自覺需求。只有這樣才可能將創作落到“人”“人與人”“人與時代”的關系上。

如今的鄉村中，人民是龐大的力量，是由一個一個鮮活的人組成的，因為各種原因成為脫貧對象的是“人民”，擺脫了貧困的勤懇勞動者當然是“人民”，在鄉村肩負使命日夜奔波的基層干部、對口支援投資合作的各方人士、鄉村支教教師、產業園上班族、鄉村文化設施與鄉村旅游工作者、從事電商微商行業的新群體等，他們也是新時代鄉村中的“人民”。來自人民的故事素材和可講述的角度空前擴容，從某種程度上形成區別于既往以農耕敘事為氛圍邊界的新視域。而“人心”才是現實的鏡子。時代生活的素材豐盛無比，“人心”就在其中。新時代鄉村的人心樣貌和人心所向，是新時代鄉村文學的根魂所系。

怎樣透過更復雜的“人”，照見更明澈的“人心”、寫出接地氣的“心聲”？創作者面對新時代鄉村和鄉村生活中的人民，也許只能做好這樣的調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親人，再做文人。

不斷調整創作的觀照區間和創作者的精神定位，在內心建立與新鄉村、新時代人民的關系，禮敬、親近生活和人民，才可知心、交心，才可能揭示世道人心。文學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時間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無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話語、世道、人心的“常”與“變”。

有待描繪出“最新最美的鄉村圖畫”

現代文學的鄉村形象，大致一面是環境封閉、豐收成災、心智麻木等，一面又是田園牧歌之夢、懷鄉憫農之所、尋根祭祖之托、鄉紳精神之地。基于知識分子長期認同的審美趣味，這樣的矛盾在鄉村題材寫作上幾近定型，影響至今。一些年輕作家仍在以“現實鄉村題材”的名義、以追求“人性深度”的先驗意向表達致敬、進行仿寫，將這類“深刻”的套路式寫作視為現象學研究，歸于“歷史化”范疇。還有一種來自大眾趣味的鄉村文學，在繼承發展中常有偏離，淡化本該保持的時代感應，喜感配菜色彩蓋過實感主菜味道的情況常有發生。

不過，柳青《創業史》、路遙《平凡的世界》式的正典創作方法，根植百姓、著眼大勢，從生活質地生長史詩品格的創作，應該是新時代最可參照的創作資源。

這兩部現實題材杰作，地方經驗、家國格局、世界視野都在，從上層建筑變革對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到城鄉發展大勢對人的觀念的革新、活動空間的拓展（徐改霞差不多是新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產生進城務工意識的文學形象、孫少安的離鄉闖蕩在那個時代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再到“新人”與猶豫者的成功塑造，鄉村形象的歷史邏輯是充分的，審美邏輯是有力的。

以往簡單化、概念化的矛盾設置模式，可能不適合當下的鄉村故事實際。如今的鄉村，在政治格局、風俗樣貌、人物性格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鄉村振興的時代，在夯實基礎農業之上，正向四面八方伸展鄉村的形象場域。不要說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從未有過，鄉村中那些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返鄉人士的見識、年輕子弟的文化水平和視野、下派幫扶干部與本地基層干部的文化層次和干事勁頭，都是鄉村新出現的“軟實力”。與時俱進的不僅僅是文化，還有法制、教育、醫療、貿易、交通、物流等等這些幾乎未曾在傳統鄉村彰顯過的要素，在新時代現實中，卻都是深深影響老百姓獲得感、幸福感的鄉村“活態”……現在的鄉村題材寫作，需要向時代、向生活、向人民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創作的空白還有太多，還有待作家描繪出“最新最美的鄉村圖畫”。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已經有了《經山海》《花繁葉茂》《鄉村國是》《海邊春秋》《戰國紅》《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馬邊有多遠》《延安樣本》等具有新時代情境氣象、精神氣韻、人物氣質的鄉村現實題材力作。新時代城鄉一體格局，突破、打散了對農耕社會“超穩定結構”的固態裝置，新發展理念在鄉村的落地程度絲毫不亞于城市，這一切從百姓層面都落在“過日子”上。而從文學創作角度而言，其中包含著“人”、人的活法、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萬物的關系。從創作者個人形象定位上，將新文學傳統為國民“立人”的單向愿望，轉換成創作者與時代、人民交互成長的關系，也許是更為切要的課題。

這就需要我們的創作居于鄉村文學史的發展前沿，實實在在進入新時代的內部與細部，真真切切地理解新時代的廣度和深度，有著無窮的發現，生發出無盡的感觸，寄寓天地格局、天下情懷。在新時代，“新人”寫“新人”，尋找新的語感，更新話語系統，并向歷史縱深處探勘，寫出內在律動足夠活躍、形象系統足夠豐繁的新時代新史詩。

（作者：施戰軍，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文學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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