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之年。作家是在場者、參與者，是滿懷激情的書寫者。日前，由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2020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舉行，作家代表分享深入脫貧攻堅現場的心得體會，評論家代表暢談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的深入思考。我們特用兩個整版刊發部分作家、評論家為此次會議撰寫的筆談文章，以期更深入推動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敬請關注。

知情與知心

——關于新時代鄉村文學的思考和建言

施戰軍

新時代的鄉村巨變，是基本事實，對文學藝術來說，更是新的創作源泉。無論是國家治理層面還是百姓生活層面，也無論是自然環境層面還是文化建設層面，在鄉村所發生的一切，需要文學不斷豐富、更加立體、持續深廣的審美呈現。

這需要文學家置身其中，對生活“知情”——更熱情的知情意愿、更深入的知情行動、更全面的知情觀察、更藝術的知情書寫。

這需要文學家誠懇專注，對人“知心”——更無礙的知心體貼、更細微的知心探訪、更真切的知心表達、更開闊的知心發現。

進一步提升新時代鄉村題材文學創作水平與境界，我們需要認真面對、努力認知并扎實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

順著鄉村的節奏，調整創作的精神定位

“知情”“知心”首先需要文學家慧識超拔，“觀往知來”“溫故知新”。五千年文明史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近一百年中共黨史和七十多年新中國史的本質特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與未來，歷史聚合于新時代中國，中國方案、中國精神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具有巨大的承載量和包容力，也具有清晰的目標選擇和理想定位。脫貧攻堅決勝小康的實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逐步實現，都標識著時代腳踏實地開啟新征程。對此，文學創作者參與并知情，是必然之事。

做新時代鄉村的知情者，就意味著要從習慣性預設的“城鄉對立”一類的單純批判性鄉村想象和觀念中走出來，邁向生活的歷史巨變中，感知跳動的脈搏，觸摸內中紋理。社會主義中國的進行曲始終不變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也意味著“人民性”的創作題旨不可改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應該成為創作者的本分和自覺需求。只有這樣才可能將創作落到“人”“人與人”“人與時代”的關系上。

如今的鄉村中，人民是龐大的力量，是由一個一個鮮活的人組成的，因為各種原因成為脫貧對象的是“人民”，擺脫了貧困的勤懇勞動者當然是“人民”，在鄉村肩負使命日夜奔波的基層干部、對口支援投資合作的各方人士、鄉村支教教師、產業園上班族、鄉村文化設施與鄉村旅游工作者、從事電商微商行業的新群體等，他們也是新時代鄉村中的“人民”。來自人民的故事素材和可講述的角度空前擴容，從某種程度上形成區別于既往以農耕敘事為氛圍邊界的新視域。而“人心”才是現實的鏡子。時代生活的素材豐盛無比，“人心”就在其中。新時代鄉村的人心樣貌和人心所向，是新時代鄉村文學的根魂所系。

怎樣透過更復雜的“人”，照見更明澈的“人心”、寫出接地氣的“心聲”？創作者面對新時代鄉村和鄉村生活中的人民，也許只能做好這樣的調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親人，再做文人。

不斷調整創作的觀照區間和創作者的精神定位，在內心建立與新鄉村、新時代人民的關系，禮敬、親近生活和人民，才可知心、交心，才可能揭示世道人心。文學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時間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無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話語、世道、人心的“常”與“變”。

有待描繪出“最新最美的鄉村圖畫”

現代文學的鄉村形象，大致一面是環境封閉、豐收成災、心智麻木等，一面又是田園牧歌之夢、懷鄉憫農之所、尋根祭祖之托、鄉紳精神之地。基于知識分子長期認同的審美趣味，這樣的矛盾在鄉村題材寫作上幾近定型，影響至今。一些年輕作家仍在以“現實鄉村題材”的名義、以追求“人性深度”的先驗意向表達致敬、進行仿寫，將這類“深刻”的套路式寫作視為現象學研究，歸于“歷史化”范疇。還有一種來自大眾趣味的鄉村文學，在繼承發展中常有偏離，淡化本該保持的時代感應，喜感配菜色彩蓋過實感主菜味道的情況常有發生。

不過，柳青《創業史》、路遙《平凡的世界》式的正典創作方法，根植百姓、著眼大勢，從生活質地生長史詩品格的創作，應該是新時代最可參照的創作資源。

這兩部現實題材杰作，地方經驗、家國格局、世界視野都在，從上層建筑變革對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到城鄉發展大勢對人的觀念的革新、活動空間的拓展（徐改霞差不多是新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產生進城務工意識的文學形象、孫少安的離鄉闖蕩在那個時代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再到“新人”與猶豫者的成功塑造，鄉村形象的歷史邏輯是充分的，審美邏輯是有力的。

以往簡單化、概念化的矛盾設置模式，可能不適合當下的鄉村故事實際。如今的鄉村，在政治格局、風俗樣貌、人物性格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鄉村振興的時代，在夯實基礎農業之上，正向四面八方伸展鄉村的形象場域。不要說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從未有過，鄉村中那些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返鄉人士的見識、年輕子弟的文化水平和視野、下派幫扶干部與本地基層干部的文化層次和干事勁頭，都是鄉村新出現的“軟實力”。與時俱進的不僅僅是文化，還有法制、教育、醫療、貿易、交通、物流等等這些幾乎未曾在傳統鄉村彰顯過的要素，在新時代現實中，卻都是深深影響老百姓獲得感、幸福感的鄉村“活態”……現在的鄉村題材寫作，需要向時代、向生活、向人民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創作的空白還有太多，還有待作家描繪出“最新最美的鄉村圖畫”。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已經有了《經山海》《花繁葉茂》《鄉村國是》《海邊春秋》《戰國紅》《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馬邊有多遠》《延安樣本》等具有新時代情境氣象、精神氣韻、人物氣質的鄉村現實題材力作。新時代城鄉一體格局，突破、打散了對農耕社會“超穩定結構”的固態裝置，新發展理念在鄉村的落地程度絲毫不亞于城市，這一切從百姓層面都落在“過日子”上。而從文學創作角度而言，其中包含著“人”、人的活法、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萬物的關系。從創作者個人形象定位上，將新文學傳統為國民“立人”的單向愿望，轉換成創作者與時代、人民交互成長的關系，也許是更為切要的課題。

這就需要我們的創作居于鄉村文學史的發展前沿，實實在在進入新時代的內部與細部，真真切切地理解新時代的廣度和深度，有著無窮的發現，生發出無盡的感觸，寄寓天地格局、天下情懷。在新時代，“新人”寫“新人”，尋找新的語感，更新話語系統，并向歷史縱深處探勘，寫出內在律動足夠活躍、形象系統足夠豐繁的新時代新史詩。

（作者：施戰軍，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文學評論家）

與勞動者一起擁抱大地和生活

——路遙現實主義創作的啟示

何向陽

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這是由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所決定的。作家是人民的一員。人民，是作家創作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文學要做到反映人民的心聲，取決于作家對人民的情感態度。作家對人民的情感是濃烈還是淡薄，是熱情還是冷漠，一定會通過作品反映出來。換句話說，一部作品是剛接了地氣，或是打了口深井，還是真正與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定會通過作品顯現出來。我們談論路遙精神，其首要一點就是他創作中的人民性和他的人民情懷。

將“我”融入“我們”的創造

路遙在《柳青的遺產》中寫道：“作為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響的小說藝術家，柳青的主要才華就是能把這樣一些生活的細流，千方百計疏引和匯集到他作品整體結構的寬闊的河床上；使這些看起來似乎平常的生活頓時充滿了一種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歷史的容量。毫無疑問，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創作活動說明，他并不僅僅滿足于對周圍生活的稔熟而透徹地了解；他同時還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和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中去，以便將自己所獲得的那些生活的細碎的切片，投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深遠的歷史的大幕上去檢驗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他絕不是一個僅僅迷戀生活小故事的人。”這是路遙對柳青的深度認知。在《病危中的柳青》中，路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病房里的患者柳青，“各種輸氧和輸液的皮管子，從這里那里交錯著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時不下身。在這個用皮管子把他和各處眾多的器械聯結在一起的房間里，他本人就像一部儀器的主體部分”。但就是這樣的時刻，“他把蛤蟆灘上所有的這些人都帶到這個病房里來了。他強迫這些人物進入他的心靈；而他也要固執地走進這些人的心靈中去。他同時運用戲劇導演家的熱情和外科醫生式的冷靜來對付這群并不太聽話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后半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活在這一群‘熟人’中間的。他能離開自己生活中的親戚朋友，但永遠也離不開他所創造的這些人物，因為‘所有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著各種面具的他自己’”。

一個作家何以與他的人物難分彼此，其答案在于經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來的牢不可破的關系，直接決定了作品面貌的，首先是將自己作為人民的“書記員”的信念與自覺。

文藝創作，說到底是一種神圣的勞動，它關系人的靈魂的塑造。一個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實，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人民是作家的導師。在創作中，任何閉門造車、作繭自縛的做法，都是輕視、漠視人民的做法，都是創作者與被創作對象間的吸引與認同關系上出了問題。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不會得到人民的尊重；不熱愛人民的作家，也得不到人民的熱愛。一切受到尊崇的偉大作品無不在人物的“澆鑄”中完成著這種樸素的人民性。

在人民的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將“我”融入“我們”的創造，在這一點上，路遙是柳青文學遺產的忠實傳承者。他說：“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對中國農村的狀況和農民命運的關注尤為深切。不用說，這是一種帶著強烈感情色彩的關注。……生活在大地上這億萬平凡而偉大的人們，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決定著我們的現實生活和未來走向。”

路遙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談到“普通勞動者”這個詞，它出現的頻率與“農民的兒子”出現的頻率幾乎一樣多，在“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上，路遙從不模棱兩可，他一直以身為普通勞動者的一員而自豪，他視寫出反映人民生活與創造的文學并在人民中間獲得價值認同為作家最大的光榮。他不斷提醒自己，“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并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并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動起生命的血液，否則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蠟像，盡管很漂亮，也終歸是死的。”

所以，《平凡的世界》并不是橫空出世的，孫少安、孫少平與梁生寶有著精神的血緣。繼“站起來”的農民梁生寶之后，路遙續寫了偉大變革中“富起來”的農民故事，小說雖然只截取1975年至1985年短短十年，但它因對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成長的深度書寫，而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新時期文學的豐碑。

像“孵化器”一樣不辭勞苦

任何文學豐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記述了一部百萬字長篇小說寫作的繁難。這部書是解開一位作家精神世界的鑰匙，同時也是有志于文學的青年作家的“教科書”。它記述了一位作家要面對的種種，主題、題材、人物、細節、情感、樂趣、命運以及將它們從無到有、一一實現的痛苦勞作過程，完整展現了一位作家對于創作的誠懇與虔敬。

加上四年準備，《平凡的世界》寫作過程超過六年。《人生》問世之后，他避開城市的喧囂，到陳家山煤礦“躲”了起來。他的說法是：“盡管我已間接地占有了許多煤礦的素材，但對這個環境的直接感受遠遠沒有其他生活領域豐富。按全書的構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礦。也就是說，大約兩年之后才寫煤礦的生活。但我知道，進入寫作后，我再很難中斷案頭工作去補充煤礦的生活。那么，我首先進入礦區寫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場景，隨時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氣息，總能得到一些彌補。”這種不走捷徑、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創作上的態度，同樣還表現在為寫《平凡的世界》十年間，路遙不僅集中閱讀了近百部長篇小說，而且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還找來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宗教、理論以及農業、商業、工業、科技的書籍，更有養魚、養蜂、施肥、稅務、財務、氣象、歷法、造林、土壤改造、風俗、民俗甚至UFO等內容的小冊子。在三遍細讀《紅樓夢》、七遍研讀《創業史》的“臨考”式的準備中，他找來了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陜西日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如此浩大的閱讀量所得到的第一結果是——任何時候，他都能夠很快查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個省、一個地區發生了什么。路遙的“吞吐量”千百倍于那將要落在紙上的。

那時的路遙像一個“孵化器”一樣不辭勞苦地工作，腳踏實地、全神貫注。人物與故事就是在這樣的磨礪中漸次顯現的，“他們”的出現對于一直尋找著的作家來說是一種難得的回報。真正進入創造的人，往往已入無我之境。他已把個人的藝術追求與國家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對待創作的態度從來隱含著對待讀者的態度。明確了目標的跋涉相當艱苦，但如果我們僅從祛除浮躁、耐得寂寞、靜心篤志上理解路遙，還不是完整的路遙。

現實主義放射出璀璨光芒

路遙對于藝術創造發自心底的敬重，是他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財富。這使得選擇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他，從20世紀80年代眾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論化”中“跳”了出來。無論是穿牛仔褲的“高大全”，還是披道袍的“高大全”，都沒能動搖他的藝術信念。這種內在定力與藝術自信注定了“傳世之文”的誕生。

盧那察爾斯基曾說：“用自己的作品為已經制訂出來的宣傳條例作圖解的藝術家不是好藝術家。藝術家之所以可貴，恰恰由于他開墾了處女地，依靠全部直覺深入到統計學和邏輯學難以深入的領域。”也就是在這一點上，路遙在避開急功近利、標新立異的同時，選擇了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而他對于現實主義的深刻理解，使他同樣警醒于現實主義的庸俗化，一直以深耕細作的扎實勞動，使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若從文學角度來認識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鄉的發展，我們無法繞過的一部書就是《平凡的世界》。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這部書何以做到統計學與邏輯學都難以做到的？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路遙對藝術的清醒與執著。是這種對藝術創作的真誠、敬業與專注的態度，成就了作品的品位、質量和分量。它如時間中的一塊“純金”。當然，在它來到我們手中之前，經歷過有初戀般熱情的創作者的淬火和鍛造。其中，凝結著創造者的靈魂。

今天，中國正經歷著一場更加偉大的變革。2020年，我們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這個偉大的實踐中，我們應該為時代貢獻出怎樣的靈魂？在梳理和繼承路遙留下的精神遺產中，我們可以尋找到彌足珍貴的答案。

（作者：何向陽，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

胸膛貼近大地

李春雷

前些天，我在太行山深處采訪。走在公路上，看著兩側山間平地上排列整齊的樓房、鮮花盛開的院落。一位朋友嘆息說，這哪里還有農村的樣子？我問，農村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他愣一下，不說話了。我心里想，農村就應該是灰頭土臉白頭巾嗎？就應該是殘垣斷壁空心村嗎？就應該是平房棗樹泥濘路嗎？我們的一些作家，似乎成了“套中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習慣了這種語境。但這些都是傳統記憶中的中國農村，都是過去落后的中國農村，都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在無奈中不得不依附的農村家園。這是真正的田園牧歌嗎？這是浪漫的鄉村生活嗎？不是，這些表象的背后，是旱廁的惡臭，是洗澡的不便，是醫療衛生的缺失，是交通信息的閉塞，是發展教育的落后，也是思想觀念的落后，更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落后，是特殊社會背景下整體的滯后，是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巨大“剪刀差”。

新時代的中國農村，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刷新了數千年農耕文明的鄉村形象；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舉措的實施，讓鄉村也跟上了現代化。這種變化，是亙古未有的蛻變，是一種全新的突變，它顛覆了我們所有人的認知。這種變化，帶給我們的是驚奇，也是驚喜，更有悵然若失回望中的尋思：似乎，我們失去了什么？

我們失去了什么呢？其實，我們失去了落后，我們失去了整體貧窮。新時代告別舊時代，是歷史的必然，是發展的必然，更是一代代中國人所夢寐以求的必然。“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將會成為親切的懷戀。”這是詩人普希金的感知。“懷戀”總歸懷戀，但你我還是喜歡習慣現代生活。全新的鄉村生活，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現實，最大的未來，最大的穩定，也是“中國夢”的重要一環。同時，“全新的鄉村生活”里蘊含著無數生動的“中國故事”。需要作家們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去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弘揚中國精神。更期待與這個新時代、新鄉村相匹配的“新史詩”的出現。

一個時代擁有一個時代的鄉土與鄉愁，也擁有一個時代的優秀鄉土文學作品。魯迅《故鄉》《祝福》、沈從文《邊城》、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孫犁《風云初記》、周立波《暴風驟雨》《山鄉巨變》、柳青《創業史》、梁斌《紅旗譜》《播火記》、浩然《艷陽天》《金光大道》、路遙《平凡的世界》《人生》、陳忠實《白鹿原》等，這些作家都有深厚的農村生活體驗，他們的作品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具有史詩般的呈現，深受讀者喜歡。而時下的文壇，缺少這樣的現實主義精品力作。城里的一些作家，由于耽于長久的舒適和慵懶，加上缺乏扎實的鄉村生活體驗，作品多為浮光掠影，抑或靈光乍現，難以寫出其中的味道。而縣城和鄉村里的作家群，又由于種種原因，雖然身在其中，卻由于站位較低、視野狹窄、熟視無睹，也難以寫出新鄉村的意蘊。這種狀況，造成目前農村題材創作的尷尬。如果說，現代都市題材的文學作品，已有了較濃的味道，有了一些都市風情。但現代農村題材創作仍有些簡單、有些表面化，人們只能從農村題材的影視劇中走進新農村。總之，沒有出現史詩性作品，全景式反映這個偉大的新時代中的新鄉村。

盡管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但新時代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外表到內里。而我們作家的觸角和視野，卻沒有全面真正地觀察到，思維情感的觸角依然停留在田園牧歌式的農耕時代。作家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從一種文化本位視角去展開一種有關新時代、新鄉村的多元與一體關系的觀察和思考。

新鄉村的現實生活復雜而多變，若非熟悉和親切，難以寫好。歌德勸愛克爾曼說：“無論如何，要不怕辛苦，充分地觀察一切，然后才可以描寫。”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僅僅“充分地觀察”生活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深入生活、了解生活，雙腳踩進泥土、胸膛貼近大地、心靈感知時代，真切地體認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呈現“新史詩”。

（作者：李春雷，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河北省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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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2020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