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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三姐》是長春電影制片廠于1961年攝制的故事片，由蘇里執導，黃婉秋、劉世龍、夏宗學等人主演，是我國大陸第一部風光音樂故事片。影片根據廣西壯族民間傳說改編，講述了劉三姐以山歌為武器反抗財主莫懷仁的故事。

電影《劉三姐》取材于劉三姐傳說。在廣西，壯、漢、侗、苗、瑤、仫佬、毛南等多個民族都有關于劉三姐的傳說，但一般認為劉三姐傳說是壯族民間文化的代表。歷史上，壯族與鄰近多個民族在文化上相互交融，因此劉三姐傳說融合了多個民族文化元素。傳說中的劉三姐是“歌仙”，這個民間傳說的形象起源于八桂大地上流傳至今的歌圩之風。劉三姐的故事被搬上銀幕后，其形象更是家喻戶曉。

新中國成立后，民間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挖掘和整理，一部分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被改編、拍攝成電影。借助電影這種易于被大眾接受的傳播媒介，優秀民間文化遺產被發揚光大。新中國的文化建設者們深入民間，廣泛挖掘整理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資源。通過對民間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它們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大眾服務。

可以說，“民間文化”從來就不存在原生態的固定格式，只有與民間生活發生勾連，才能有效地建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實踐。新中國文藝也正是在深入群眾的過程中，創作出了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人民文藝。

電影《劉三姐》故事結構取自廣西上世紀50年代同名彩調劇，影片主創者將財主莫懷仁與劉三姐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作為矛盾核心。音樂主要取自廣西民間戲曲彩調，曲作家雷振邦又加入了其他民間音樂，成就了這部新中國最著名的“風光音樂片”。在新中國文化生成的語境中，影片的諸多改寫也呼應了文化新形勢，歌仙劉三姐以一個“南方美少女”的形象出現，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新人”形象。

電影《劉三姐》對相關民間文化最重要的改造，是將其中的“歌”賦予了新中國文化實踐的內涵。在影片中，在民間文化里流淌的勞動歌、情歌、歌圩對歌等，以及歌書、傳歌等習俗，都巧妙地變成了電影故事的情節。于是，“歌”成為戲劇沖突的載體。同時，影片既保留了這些音樂民間文化形象清新自然的風味，又賦予其鮮明的時代精神，使其具有了與時代共呼吸的生命力。

影片中的歌從一開始就超越了“野語村言”，而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化內容，充滿了新中國文化的意識。“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世上千般咱無份，只有山歌屬窮人”“莫講窮，山歌能將海填平，上天能趕烏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影片中的這些山歌不僅內容緊扣新中國文化，連歌圩也變成展現人民力量的“狂歡節”，成為盛大的文化啟蒙現場。2006年在云南省富寧縣作為重要文化遺產被發現的壯族“歌書”，其實在這部電影中已經顯露。財主莫懷仁將從村民家中搜來的“歌書”定性為“他們另一套四書五經”。可以說，在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的文化視野里，“歌書”被打上了勞動人民文化的印記。

影片以村民的群像塑造出了富有時代性的“人民”形象，對財主莫老爺和幾個秀才則進行了丑角刻畫，在反映勞動人民勇敢和智慧的同時，也充分體現了民間文藝的活潑與生動。電影的一個高潮段落是莫老爺派幾個秀才與劉三姐“對歌”，妄圖羞辱劉三姐。然而，這個對歌場面卻被劉三姐與村民們變成了一場戲弄財主和秀才的“狂歡”，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把膾炙人口的對歌盡情發揮。結果，自恃詩書滿腹的秀才們落得受盡嘲笑、顏面盡失的下場。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個電影史上的著名段落對知識與知識分子進行了重新定義，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開展文化創作的歷史主體性。

電影的結尾是劉三姐在村民的幫助下，逃出財主家，乘著小舟，與阿牛哥在如畫的漓江上互訴衷腸，他們的情歌在山水間回蕩，劉三姐的形象又回到了民間文藝的“本真”狀態。“山中只見藤纏樹，世上哪見樹纏藤，青藤要是不纏樹，枉過一春又一春。”純愛故事、漓江風光以及優美動人的音樂等元素結合在一起，使得劉三姐的藝術形象在新中國文藝中樹立起來，而這部承載著新中國時代精神的電影也因此至今膾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