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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望百年文學史女性創作，女性主體成長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并且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密切相關。現代女性成長與解放也是不斷被思想文化建構的現代性內容之一。本文選取《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考察三部作品主人公作為知識女性人生起點相近而命運卻截然不同的故事，從林道靜參加革命自我成長的圓滿性，到司漪紋、王琦瑤新社會自我成長的歷史懸擱過程，通過個體生命歷程的比較，明確女性成長路徑的差異性，而女性成長故事構成了文學史上主題互文性的對話結構。幾代女作家關于女性成長的思考都帶有現代思想啟蒙意義，其筆下形象本身具有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的差異性，以及與女性解放宏大敘事話語之間的落差，都說明了現代女性成長的時代命題是一個遠未完成的故事。

關鍵詞：互文性 女性成長 《青春之歌》 《玫瑰門》 《長恨歌》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女性求解放求發展的道路走過了100年。今天，關于女性解放的話題依然是一個時代的命題，盡管女性解放似乎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但從現代女性精神發展軌跡和社會女性面臨的切身問題來看，“娜拉”依然在路上。100年的時間, 文學如何想象和建構女性成長問題？哪些作品以鏡像的寓言方式見證了現代女性的成長過程？有關女性成長的思考一直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在文學史上不斷以互文性展開對話探尋，在歷史不同時空中，折射著女性所面臨的自我存在和成長路徑問題。文學史本身就是一個時間軸，女性成長和解放會因不同時代作家的思考創作，而呈現出對話探尋的互文性特征。究竟是什么決定了作家對相似問題思考結果的不同？作家所處的時代語境是一個關鍵的考量因素，其創作背后的意識形態沖動會融進國家、地區、階層、民族、性別等方面，而女性的問題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與政治、經濟、文化、倫理、家庭等構成錯綜復雜的關系。本文選取當代文學史中有關女性成長主題的三部長篇作品《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作為參照，認為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關系到現代女性成長的命題，特別是主人公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在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段開始人生起步，時代相同，道路選擇卻不同，三部作品因主題、歷史語境、性別因素構成文學史“互文性”對話體系。

一、啟蒙年代：新女性人生選擇的多種可能性

回顧中國百年現代女性文學創作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女性創作的思想資源，而“現代女性”一詞也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的現代符碼而存在。借五四時代風雷“浮出歷史地表”（戴錦華語）的新女性作家群體，如我們今天熟知的女作家冰心、馮沅君、廬隱、凌叔華等，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現代新女性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天然地聯系在一起，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啟蒙的成果而存在。五四時期女作家創作的女性形象與五四文學踐行“人學”密切相關，思考女性解放這一問題的大前提是首先作為人的解放。作為“五四”的文化精神遺產，關于女性的成長和作為人的權利的爭取，也一直是女性創作一個長期探討的問題。

“五四”這一宏大的歷史語境為后續的研究者帶來了源頭活水。“五四”這一歷史文化事件與國家、民族命運關系的思想建構關系重大，在今天已經轉化為關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知識話語生產體系。其中百年中國現代女性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就有“女性解放”這個同樣宏大的命題的建構。女性解放與國家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的關系，即使在現在也依然是意識形態建構中重要的一環，但是在歷史幽深的空間中，這一宏大建構并不能清楚表達解放之于新女性切實可感的生命感受，以及在歷史機遇中人生選擇的明確方向。如五四時期馮沅君《旅行》、廬隱《海濱故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所表達的新女性精神困惑在行文中清晰可見；解放初期楊沫《青春之歌》和宗璞《紅豆》，都描寫知識女性轉變為革命女性艱難的成長歷程；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鐵凝《玫瑰門》、王安憶《長恨歌》、蔣韻《櫟樹的囚徒》、徐小斌《羽蛇》等家族敘事，以20世紀百年的歷史視野，敘述著現代女性成長與解放命題的時代艱難性。這其中始終蘊含著有關女性現代啟蒙的思想命題。觀察20世紀女性文學創作，源自“五四”的啟蒙話語始終回響，對于中國現代女性成長命題的反思，一直是一個歷史行進中尚未完成的啟蒙過程。如何觸摸歷史的真實，更好地理解女性精神成長軌跡，闡釋其中歷史發展的復雜肌理？文學以歷史鏡像的方式，始終提供一種歷史想象的可能性。如何思考歷史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反映了作家的歷史價值觀，同時也受到其所處時代的歷史制約。

關于現代女性成長主題，在百年現代文學長河中始終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即女作家對現代女性從歷史客體到成長為歷史主體的重復敘事和文學想象。幾代女作家的創作勾勒出中國現代女性開始向政治文化中心邁進的過程。新女性獲得了現代文化意識，并且有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是一個總體印象。但歷史的演進過程曲折復雜，作家筆下的現代女性形象千差萬別，會因歷史時空、地域空間、階層劃分、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因素表現出差異性。分析現代女性氣質中“現代意識”的代際區別，可以折射出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本文選取《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三部長篇作為闡釋對象，出發點就是看到不同代際的女作家楊沫、鐵凝和王安憶，在創作三部長篇作品的女主人公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初始的人生舞臺時，都選擇了大致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三個人物的少女成長期是五四時期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歷史時段，從人物早期命運故事中，也可以獲知人物受到五四文化啟蒙和現代思想風潮的洗禮。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對包辦婚姻的反抗、《玫瑰門》中司漪紋和進步青年的浪漫愛情、王琦瑤每天清晨去上海新學堂接受的新式教育，三個人物人生起步歷史落腳點的相似，似乎看起來能讓她們成為精神氣質相近的新女性，但是在三部作品的敘述層面，由于作家的原因，對階級話語、民族話語、性別話語理解不同，特別是對理想與現實、革命與人性、政治與性別文化之間思想張力的呈現方式不同，終究使原本都接受過新文化教育的三位女性，在小說文本敘事推動下，有了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徑，為我們理解現代女性成長之路帶來豐富的歷史文化景觀。

現代女性成長主題顯然關乎女性解放這個與國家民族進步發展密切相關的宏大建構。同時，作家由于代際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女性生命體驗和性別意識，因此表現出關乎人自身的生命意識、個體意識、性別意識對政治話語宏大敘事規定的女性解放的偏離。從文學場景到歷史場景，從文學表征再到思想建構，體會女性寫作現代女性成長主題的落差話語，挖掘“現代女性”這一符碼在政治話語和性別話語之間不斷演繹變幻的現代意義，不僅可以看到幾代女作家對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同時從創作的女性形象命運比較中，也可以反思百年來對于女性進步而言，現代思想啟蒙的復雜性。

二、三個文本與三種女性命運的成長路徑

本文把當代女性創作中的《青春之歌》《玫瑰門》《長恨歌》作為關聯文本，是源于這三部長篇小說在女性成長這個問題上具有豐富的跨時代啟示意義。三部長篇在共和國70年創作中具有影響力，作品中所涉及的林道靜、司漪紋、王琦瑤三位女性命運過程都歷經大時代風雨洗禮，不同的是《青春之歌》指向知識女性在革命運動中達成自我成長的圓滿性，而《玫瑰門》和《長恨歌》中女性自我成長卻是一個歷史懸擱的過程。不論是女性自我的圓滿還是懸擱狀態，都反映出女性主體成長的個體差異性，而非一蹴而就的同一性。要理解女性命運成長路徑的差異性，分析三部長篇三位主人公各自的社會身份是必要的。

文學史對《青春之歌》這部作品的界定十分明確，這是一部關于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反映時代命題的創作。作品選取女性人物林道靜作為主人公，她完成的是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最后的轉變，這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有關女性知識分子革命者主體完成的歷史過程，也確定了《青春之歌》在新中國文學史中有關知識分子題材的歷史地位。今天從文學創作流變角度，可以看到作家楊沫也吸收了左翼文學“革命+戀愛”的影響，其中林道靜歷經三次情愛過程，革命與戀愛的關系自始至終都被設置在女性先啟蒙后發展的預設框架中，注定林道靜是一個被啟蒙與成長的典型，所以文本敘事的權威最終顯示出女性在革命啟蒙話語下必須完成的身份轉變。林道靜是新中國文學序列中黨的女兒系列中的一員。

《玫瑰門》是鐵凝創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序列以母系家族生命史展開。小說以三代女性的發展軌跡來展現歷史時代進程中女性的精神發展和裂變。與《青春之歌》不同的是，鐵凝注意到革命話語對于司漪紋來說，始終是一個由于階級出身問題而不能夠完成的內在的身份焦慮。在解放初期司漪紋曾經短暫地做過小學教師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保姆，這是小說為司漪紋設置的社會身份。她力求在革命風雨的洗禮中轉變階級身份，但都以失敗告終。在“文革”中司漪紋與街道辦事處主任羅大媽“斗法”，不斷站出來以期獲得公開的合法的革命身份，但是屢戰屢敗的經歷中斷了人物向革命身份轉變的過程。司漪紋以內心的強大和精神的韌性對抗來自于父權和男權的侮辱與損害，但她始終不能以勞動者的身份獲得自我認知的圓滿性。解放后歷次運動都使她內心焦慮，其對策是主動進入社會，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假面人生和革命身份的內在焦慮加速了人性的裂變，司漪紋就像綻放的罌粟花一樣，豐滿鮮艷、搖曳多姿。女性精神解放的求證在壓抑中變成了自我指認的焦慮，司漪紋始終不能從莊家大奶奶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所以她作為現代女性的成長只能存在于歷史的選擇中，是一種懸擱狀態。也許未完成恰恰是以象征的方式標示出現代女性精神發展和解放探尋的復雜性。

作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長恨歌》有著豐富的文化意蘊，主人公王琦瑤一生不僅是歷史時空對上海女性形象的思考觀照，而且是有關上海的歷史變遷和新時代發展的見證人，以自己生命不變的節拍構成參照系觀照大歷史的演進，所以作家放言，寫王琦瑤就是寫上海。只不過王安憶這一次在思考女性解放和現代意識主體的時候，把人物設置在一個反向成長的路徑上。作家避開了有關女性成長的啟蒙話語，而以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小的切口，從社會生活的最細微處來反映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的變遷。但是長于敘事策略的王安憶，把家國大事與小女兒情態結合起來，在文本中王琦瑤時刻以個體生命存在的自我體認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認知。作家是從生命個體倫理的角度，試圖通過王琦瑤一生的存在方式反觀女性成長的命題。王琦瑤與多個男人的情愛方式看似個人行為選擇，實際上都有著大時代多種因素的影響，意識形態與個體遙相呼應無所不在，所以不論是在里弄、影樓、片場還是愛麗絲公寓、烏橋、平安里，無數個上海空間的位移最后都不能安置王琦瑤的身心，這個從未開始成長的新女性只能是上海的女兒。

有意味的是，上述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青春起步階段大致時間段相同，關鍵是在她們各自的社會背景、人生經歷當中，有了不同的命運分水嶺和人生方向。人物處在相同的歷史語境而有著不同的人生命運表現，背后原因是作家對文學與歷史關系的不同理解。《青春之歌》是典型的成長小說，作品的主題要解決和完成知識分子最終道路選擇的宏大敘事。因此女性命運與知識分子道路在小說的敘述當中被不斷置換成為一個隱喻系統，林道靜作為歷史鏡像成為文本重要的敘事策略。林道靜成長為黨的女兒，作家圓滿完成了小說宏大敘事的創作宗旨，作品成為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紅色經典。而《玫瑰門》《長恨歌》兩部作品構思于20世紀90年代，以新歷史主義樣貌和家族敘事成為當代創作名篇。這個時期以來，女性書寫呈現出復雜的樣態。關于女性的成長，從生命主體和女性存在建構的角度作家有了不同的思考，在歷史的宏大性與庸常性之間，作家開始有了新的選擇。

《青春之歌》著眼于時代洪流中的大歷史，而《長恨歌》《玫瑰門》卻把目光落在歷史洪流當中個人存在的真實性上，由此作家運用了不同的敘事策略。楊沫塑造林道靜形象用的是典型化的創作手法，寫林道靜是寫一類小知識分子最終的道路方向問題，也因此林道靜這一典型形象注定代表著一群人，難免類型化。而鐵凝和王安憶把目光放在大歷史當中個體存在的多種可能性上，著眼的是關于個體空間世俗性、日常性、審美性層面的思考，筆下的人物呈現出個性化的特征，創作歷史觀的改變連帶著創作敘事策略的改變。女性的成長和女性的解放，的確關乎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進步解放。百年文學史關于女性成長主題的對話不斷開掘深拓，構成文學史不同階段同一主題不斷呼應的互文性書寫，達成了文學與歷史的一種對話體系。它在對歷史的補充判斷和反思的過程當中，以文學書寫的方式，為女性成長和解放開辟出新的思考的可能性。

三、文學史對話：女性成長“未完成的故事”

現當代文學史中關于現代女性成長的主題，一直是女性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視野，以顯學的方式踐行著女性文學批評文化政治意味的實踐導向，并與意識形態政治話語中的“女性解放”有著若即若離的學理辨析關系，詢喚對女性主體的證明過程。幾代女作家的創作也著力于對現代女性主體建構的社會實踐性的思考。也因此上述三部長篇為考察這一主題的歷史變遷，提供了一種對比的考察角度。

文學史的研究從來不存在終極方法論。文學現場的豐富變化使文學史在不斷發現意義、建構意義的過程中，隨著文學實踐和文化思潮調整和發展研究方法。女性文學批評的政治文化意味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性，這是對于性別秩序的關注以及平等的訴求決定的。傳統線性發展序列的文學史評價目標對于女性文學批評顯得局促，只有轉向一種寬泛的跨越時空的文本文化研究，才能更全面和客觀地認識女性歷史存在方式的差異性，把女性文學中關于女性成長的主題從社會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在國家、民族、階級話語等宏大敘事中注意到性別話語的個體差異性，以關于同一主題的跨時空文本對話的方式，進入文學史互文性的批評語境中，來觸摸女性存在的歷史真實。

有意味的是，文學史中關于《青春之歌》的傳統表述將林道靜形象的典型性以客觀真理的方式固定下來，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最終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歷史合法性。而在文本開放的語境下，對這一觀點有了新的認識，后續研究者的闡釋表現出了對歷史復雜性探尋的努力。如戴錦華認為，“林道靜與她所拒絕、所委身、所愛戀、所追隨的男性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歷史的呈現——一次對關于歷史的權威話語的再印證，成為知識分子道路這一特定命題、特定的歷史與現實困境的‘想象性解決’的恰當方式，成為一個男權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再確認。”這一觀點的尖銳性在于研究者綜合運用女性主義、敘事學等現代主義理論，發現了遮蔽于林道靜這個最終革命戰士身份之下的一個知識分子在歷史過程中自我身份指認的困境。林道靜的最終成長似乎完成了知識分子成長道路大方向的問題，但明顯帶有政治敘事性別修辭的特殊功用。而后賀桂梅則把關于林道靜女性身份的思考又向前推進一步，認為“林道靜的女性主體身份并不僅僅是在男女關系這一維度上展開，還涉及她的家庭關系、她對婚姻的態度、她如何處理女性與自我的關聯等。”這個觀點把曾經文學史表述中看不見的林道靜的女性身份強調出來，使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隱喻回歸到林道靜的主體身份，即階級和性別的雙重歸屬上來。《青春之歌》作為文學史經典作品具有文本的生產性，其批評話語也會隨著歷史語境的不斷開放推移而不斷增殖。每個批評者的增刪過程表現出批評話語影響的焦慮，同時，因為這類文本所蘊含的女性成長主題本身就具有結構功能，批評者在同一主題的文本呈現中發現交互性的文化內涵，而有關女性的主體建構則成為文本內在的隱喻意義。

百年文學史中關于女性成長的主題被不斷書寫又不斷闡釋，在互文性的意義印證中，也反映出女作家對這一問題的執著后面的身份焦慮，它始終詢喚著現代女性自身成長的能力。在“女性成長”這個文本互聯的視點上，作者、讀者和批評者不斷關聯累積能量，呼應著當下社會空間女性主體的重要作用和責任擔當。但是女性解放的命題有別于政治話語中關于國家民族解放的宏大敘事，現代女性的主體建構在政治、經濟、地區、民族、性別、家庭等意識形態結構體系中如何說明體現？這恐怕是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和政治結構都難以理清和落實的問題。因為女性的問題不僅是女性自身的問題，也是人類所面臨的共通性的問題。所以真正關于歷史與現實中建構的女性主體這一重大命題就會目的地不明，女性主體在意義的不斷書寫闡釋中不斷播散衍生。因此，女性主義批評在文化實踐的話語策略下，努力以“話語在場”的方式建構這一主體的呈現過程。而女作家以敘事的方式對成長主題的互文性書寫為讀者、批評者思考現代女性成長主題提供了文學現場，后者在文學史的對話中，以互文性現象為觀察點，從而對特定文本進行意義重組。

在女性成長主題這個大的世紀命題之下，《玫瑰門》與《長恨歌》這兩部作品與《青春之歌》人物命運起始點的歷史語境類似，而人生道路命運結局各有不同。《玫瑰門》中的司漪紋在新中國新天地下不斷爭取新的可能，欲獲得革命者認可的合法身份而不得，其內在的身份焦慮來自于剝削階級“司家大奶奶”的異己感。但鐵凝把她的人物放置于在政治語境中始終挫敗的境地，指涉著司漪紋階級身份的焦慮所導致的主體的空洞。作品中描寫司漪紋家庭生活場景的細節豐富生動，如她與兒媳竹西之間相互窺探糾結的婆媳關系、與街道主任羅大媽之間其樂無窮的小院斗爭政治關系學、與外孫女眉眉之間青春相映式的祖孫關系等，表現出司漪紋在家庭空間中的掌控能力和身份確認，但這一切又都不無反諷地指向了她不合法的社會身份。在革命的暴風雨中，她無法證明自己這個舊社會的寄生蟲可以轉化新生，只能龜縮在司家大院陰暗的角落里重復著過去大奶奶的舊夢，而成為社會主義朗朗乾坤下革命者不齒的歷史垃圾堆。這一套“文革”的革命話語修辭，使司漪紋永遠不能翻身。她的家庭出身使她成為另類的存在。司漪紋就是在意識到這一切時心有不甘，不斷“跳出來”證明自己，并不斷趨向自我異化的過程。在新的社會秩序中，這位封建社會的大奶奶始終沒有自我主體的真相，不斷向革命組織自薦，又不斷自我陷落。就像小說結尾中虛弱老邁的司漪紋被孫女們推著看一眼曾經愛慕追求的那位革命少年，現在那個老年癡呆木偶一樣的華致遠，她明白了人不論什么身份最后都要離開這個愛恨交加的世界，留下的只是沉寂的背影。就像當初少女時代的司漪紋，受到五四精神的啟蒙，但或許進步與革命的意義對年少的她并不明確，只能轉化為對革命進步青年的狂熱愛情。異己的“革命”話語作為心理的巨大虛空，最終成為司漪紋在新社會秩序中身份焦慮的原因，她的自明的主體性懸擱在歷史的黑洞之中。

與鐵凝的創作傾向不同的是，王安憶的創作在反映女性成長方面往往是筆下若有若無，早期創作中就有《雨，沙沙沙》《流逝》，或者是有轟動效應的“三戀”等作品，以貌合神離的隱喻方式暗示著女性成長主題的復雜性。《長恨歌》的寫作發揮了王安憶的優長，把女性與上海等同思考，關于上海女性她如是說，“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給了她們好舞臺，讓她們伸展身手。……要說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們才是。”而關于上海和小說的關系她又如是說，“上海這座城市在有一點上和小說特別相投，那就是世俗性。”女性、上海和小說因其堅韌的日常性和瑣碎的世俗性就這樣統一在《長恨歌》中，王安憶寫王琦瑤就是寫上海。關于《長恨歌》中的女性日常性場景描寫，有“疊屋架床”的評論。而這種繁復的日常性描寫的創作意義卻與《玫瑰門》不同，鐵凝把司漪紋的家庭場景與北京街道大院的細節描寫相互滲透，她在哪里都不自在，顯示了其身份焦慮。而《長恨歌》中的“大上海”從一開篇就注定了“王琦瑤們”的命運傳奇。她們連同弄堂、鴿子、流言等一起構成了大上海20世紀30—40年代的城市景觀，也承載著進入21世紀新人類對舊上海傳奇的懷舊夢。因此有關王琦瑤的命運傳奇一定也構成了上海的傳奇。而王琦瑤從里弄女兒到上海小姐再到愛麗絲公寓的金絲雀，一切都關乎著老上海傳奇的情與愛。王安憶以幾近白描的對上海城市的描寫，以及對王琦瑤日常存在的細膩展示，以靜制動，在變動不居中隱喻歷史動靜守恒的規律。進而小說也展現出一種均衡的敘事結構和平穩的敘述基調。在這一切守恒的表面之下，是王琦瑤始終不曾變化的女性意識和歷史本身滄桑巨變的對比。個人命運終究不過是大歷史中悄然無痕的個人的風花雪月，就像小說的結尾，王琦瑤終于還是死于那一箱傳說中的金條，只有上海空中的精靈鴿子看見了真相，而它們是無言的。王安憶以王琦瑤的不變應萬變的生命姿態來襯托著大歷史的風馳電掣，并以王琦瑤之死終止了關于上海傳奇海上繁華夢的懷想。上海是一個行動的巨人，就像小說結尾中輕輕一句“對面盆里的夾竹桃開花，花草的又一季枯榮拉開了帷幕。”新世紀就要來臨，新時代上海的旺盛生命力撲面而來。

在此意義上王琦瑤才是永遠的上海女兒，而不會是大歷史時代運行中不斷調整自我成長的社會主義新女性。她的不成長源于她被封存于一個永遠的傳奇中。而王琦瑤上海女兒的“自然化”狀態，是否構成女性以性別身份對社會身份的反駁？正如作品開篇中描寫王琦瑤競賽“上海小姐”的細節，左翼立場的導演以女性解放的革命啟蒙為由阻止王琦瑤選美，王琦瑤卻認為主動競選“上海小姐”恰恰是女性解放的標志，是女性有了社會地位。而解放后她的同學蔣麗莉雖然參加了革命工作獲得了政治身份，但終究身心兩難安，在新舊之間自我不能調和，一生都在掙扎，英年早逝的她把追問永遠寫在了大歷史浩渺的天空之中。這一切不無反諷地表征出現代女性成長的復雜性。《長恨歌》超越了革命歷史小說的范例和機制，以一個女性人物命運的恒常性襯托出歷史的滄桑巨變。在日常生活靜水深流的表面平靜的狀態中，才能聽見歷史的轟鳴之聲。以個人的存在方式，恰切地介入到大歷史的脈絡中，得以見出歷史本身的生命肌理和情感結構。在此意義上，《長恨歌》獲得了與革命歷史小說同樣重要的地位。王安憶對革命歷史宏大敘事的另類敘述，是對歷史寫作中文學話語體系的一次突破性貢獻。

三部長篇所涉及的女性成長主題，展現出歷史理解的多種可能性。而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都被置于情愛過程中，體現欲望話語和身體修辭與國家話語、政治話語的內在關聯。盡管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對革命、歷史、性別的理解表述各有不同，但依然可以看到女作家基于女性經驗的身份自覺，不約而同地思考到女性主體身份必然涉及與其自身存在密切相關的男女性別關系和家庭場景，如此表現女性自我認知歷史階段性的理解。女性主體自我認知不能抽離于女性這一性別本身，女性解放的宏大敘事也應該與歷史中的個人命運和自我欲求密切相關，成為女性自己求解放的故事，而不僅僅作為鏡像成為反映社會進步的尺度或者被啟蒙的對象。與楊沫這一代女作家比較起來，因為成長的歷史背景和經歷不同，鐵凝和王安憶必然在女性成長理解層面上表現出時代文化價值立場的差異。唯其如此，才會使探討的現代女性成長話題進入文本意義相互對照印證而又同題解構的場域中，在探尋、質疑的“再解讀”中與前文本對話，消解“女性解放”被置換成國家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簡單替代過程，而把性別平等話語真正落實到思想文化建構中。文學史有關女性成長主題的“互文性”現象，為研究者在后續的文本中提供了思考空間，現代女性在百年歷史場景中生存形態的多樣性，以及對“現代女性”這一概念理解的歷史內涵的差異性，這些因素決定了女性成長在文學史的相關話語體系中，永遠是一個“未完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