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漫漫五千年的歷史，浩浩百余年的現代化，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一直在那兒。如何為世界之林奉獻中華燦爛文化？如何讓中外文明更好地交流互鑒？在雙向交流中，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許鈞不斷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許鈞認為，作為翻譯人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在何為譯、譯何為、為何譯中有獨到的回答。文化交流的真正意義是走出自我，豐富世界，美美與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未來要看青年一輩如何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中華民族的獨特文化風貌與精神氣質。而翻譯人，正肩負著培養人、引導人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光榮使命。

翻譯幫我們打開世界，走出自我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站在2020年的這樣一個特殊年份，再來回眸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時，許鈞不斷向自己發問——翻譯在當時起了什么作用？

五四運動的重要貢獻之一是讓人們打開視野，走出自我。“理性求真的科學觀念，自主個體的民族意識，就是在當時產生。”許鈞說，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無疑助推了“德先生”“賽先生”來到中國。

“我手書我口，書我心。”許鈞認為，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翻譯人一直在傳播思想并進行思考，五四運動中，正是翻譯幫國人打開了視野。

翻開歷史，無論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翻譯都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實，縱觀中華文明的發展史，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也是源遠流長，中華文化能永葆青春的原因之一正是善于學習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

如今，在前人的基礎上要進一步發展，需要我們實實在在的努力。花甲之年，許鈞在浙大成立中華譯學館，其宗旨正是以中華為根，翻譯和研究并重，促進文化交流，驅動思想創新，拓展思想疆域。他的一個追求，就是為翻譯家樹立精神的雕像，了解和理解他們的追求，出版“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

許鈞說，文化自信，不是一味只講“學習學習”的“自謙”，也不是向外推銷“我好我好”的“自大”，而是有底氣的自信。那我們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底氣在哪里？認識自我，認識他者，既敢于向他人學習，又能積極主動把自己具有特質的思想文化推向世界，他認為，這種自信是基于交流的、為了共同豐富的自信，也是最根本的。

德國思想家、文學家歌德曾明確表達過，在人類精神的世界中，希望每一個民族都把最優秀的東西展現出來，互相交流。在許鈞看來，文化交流不是推銷更不是為了主宰世界，而是為了讓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人類之間的那份愛，對于和平的渴望，對于美美與共的追求。

時間差和語言差是許鈞認為的中西方文明互鑒“代溝”的主要起因，如何在交流中化解文化障礙，翻譯是必經之路。“我們將國外的優秀文化翻譯過來引進中國，作為明鏡更進一步認識自己，同時也有責任將本民族優秀的文化翻譯出去，推送到世界。”許鈞認為，翻譯人的文化自信應該是雙向互動、雙輪前進，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中國人應該為世界的發展進步、為全人類的美好未來作貢獻。

“文化主動走出去的美美與共，是消弭彼此鴻溝的重要途徑。”不過，文化的交流互鑒是潛移默化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

文化走出去，更要“走進去”

文化交流需要相互溝通、理解，沒有翻譯可不行，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須重視翻譯這座橋梁。翻譯是什么？許鈞的定義是，以意義再生為目的、符號轉換為手段的跨文化交際活動，通過語言的轉換，達到意義的再生，翻譯的根本目標就是跨文化。

翻譯有三問：何為譯？譯何為？為何譯？即，翻譯是什么，翻譯怎么做，翻譯有什么用？許鈞認為，這是翻譯人需要反復思考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三問，2018年12月，由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集合全國譯學界的力量，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華翻譯研究文庫”出版了第一輯9部著作；2019年底2020年春又出版了第二輯10部；第三輯16部已經列入出版計劃。許鈞希望集結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學人就翻譯活動所涉及的重大問題展開思考與探索，密切關注社會現實，“傳承文化之脈，發揮翻譯之用，促進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驅動思想創新”。

在實踐方面，幾十年來許鈞做了很多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通過他跟西方文化名家的接觸、了解和交往，把他們的優秀作品吸引進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許鈞就把勒克萊齊奧的書引進中國。2008年，勒克萊齊奧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兩人的友情更深了。之后，許鈞把勒克萊齊奧請到中國來，組織了4場勒克萊齊奧與莫言的對話交流活動，還有跟余華、畢飛宇等人的交流，這其實都是文學交流、文化傳播、學術傳承的一種形式。“每次勒克萊齊奧來中國，我都會帶他到各地走走，還帶他去朝拜中國四大名著作者的故鄉。這些不也是很好的文化交流嗎？”

許鈞和勒克萊齊奧通過翻譯而認識，再到文學、文化、思想的交流，現在是40多年的老朋友了。2018年兩人還合作在中國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文學，是詩意的歷險：許鈞與勒克萊齊奧對話錄》；又于2019年在法國最負盛名的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的《詩意歷險與文學交流——勒克萊齊奧在中國的十五次演講》，該書由許鈞主編并作序，在法國引起了廣泛影響，《世界報》《藝術報》等近十家媒體發表了專家書評。這樣一種以翻譯為緣的跨文化友誼說是罕見，也是一種必然，在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平等地交流，既走進對方，也讓別人走進自己。

通過翻譯結緣的還有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斯和翻譯家薛慶國先生。通過與薛慶國的深厚友誼，阿多尼斯進入中國人的生活，與學者、學生交流，他也深入土中國土地，感受特有的芬芳和強烈的脈搏挑動，甚至在中國萌生了創作的沖動，專門寫了一本詩集《桂花》獻給中國讀者。

許鈞認為，文化走出去是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結合起來的，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在一起的，這樣的定位越來越明確，我們的努力方向也越來越清晰，小說要走出去，文化要走出去，學術要走出去，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也要走出去，“但走出去只是第一步，我們要‘走進去’，我們要共同豐富。不一定每一方面都相互認同，情投意合，但至少雙方可以敞開心扉地交流，情真意切。”

如何“走進去”？許鈞認為必須堅守交流的兩個要義：平等，共贏。如何豐富？只有自己擁有了獨特的個性、特質，才能去豐富別人，如果是類似的，只能說是復制別人。我們的大學也要有充分的自信，浙大的目標是做“浙大第一”而不是“哈佛第二”，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在翻譯方面，在文化交流方面，我們著力建設的平臺之一就是中華譯學館，我們要在各個方面踏踏實實做工作，做出自己的特色來。”

許鈞說，中國文化走出去，要明確中華文化的精粹是什么。不僅要追尋中華文化之根，更要關注當代鮮活的思想。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制度改革、創新發展、人才培養和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我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這些同樣值得我們去關注，去思考如何分享給世界。“當古今連成一條線，特別是當代中國的活力，將為其他文明提供一個新視野。”

沒有青年就沒有傳承

做翻譯、研究翻譯、教授翻譯，這是許鈞對自己職業生涯的概括。40多年來他很少有休息日，每天都要寫作，每天都要翻譯，至今已翻譯了千萬字的書稿。

作為翻譯人，職業本身就承載著文化交流的使命，但許鈞認為更肩負著培養人、引導人的重擔。“盡管我已經66歲了，但當我想到跟著國家發展的步伐培育新一代，就感覺找到了新的奮斗意義。”

文化傳承創新，許鈞認為主體在學生。沒有青年就沒有傳承，沒有學生創新也走不遠。國際視野、人類情懷、創新能力，這是許鈞對人才培養的高度概括。

他曾經主編了一本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研究概論》，對翻譯工作進行了思考性的探索。另一套叢書《中華譯學館·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也已經出版了《林紓卷》《朱生豪卷》《傅雷卷》《葉君健卷》等多卷，已經列入出版計劃的有包括鳩摩羅什、玄奘、嚴復、魯迅等翻譯大家在內的代表性譯文36卷。這些都為發展翻譯教育，培養翻譯行業人才和學術研究隊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精神食糧。

翻譯要傳承，既要有技藝上的傳承，更要有思想上的傳承。許鈞認為要拓展外國語言學科的內涵，從傳統的文學與語言，拓展到翻譯、跨文化，乃至區域與國別研究。除了課堂教學，課堂外的校園、校園外的社會，都是人才培養的陣地。如今，許鈞培養的學生有很多已經成為翻譯界的先鋒，有的正在開展中國當代文學、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研究，并形成實踐與理論兼備的思考，有的開始組織國際交流學術會議，促進中外學者互相交流思想。這些活動都是培養創新人才的有效載體，同時也體現了新一代翻譯人對文化傳承與傳播的自覺擔當。

對于人才培養，許鈞的眼光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專業學生。在他看來，培養學生最重要的就是養成健全的人格和開闊的胸懷，而這不是靠做幾個實驗考幾本書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長久的文化熏陶。

浙江大學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各專業學生要成為世界一流的人才，就需要營造優秀校園文化氛圍，弘揚人文精神。因此許鈞把他的“朋友圈”搬到浙大，莫言、勒克萊齊奧、余華、蘇童、畢飛宇、韓少功，一批國內外有影響的作家、思想家、翻譯家都被許鈞請到了浙大，帶到了學生的面前。

通過交流，許鈞希望浙大學生能走出自我，把目光投向世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光是本民族的事，更是連接著全人類的進步，需要每一個人、每一個學科踏踏實實的努力。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引導學生去認識自己，認識他者，用一種包容的心態和進取的精神來豐富文化多樣性，在世界大舞臺上唱好屬于青年一代的“大戲”。

（文 吳雅蘭 柯溢能/攝影 盧紹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