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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血礪忠誠》是高艷國、趙方新的新作，他們以冀魯邊區的革命英雄的刻畫，形成窺探歷史的孔洞，透視在英雄身后的歷史畫卷，體現出了切近現實、還原并記錄歷史的創作目的。作者響應國家號召，關注歷史、透射現實，體現了積極向上的文化價值觀，并在歷史性的指引之下，用地方性語言與靈活的敘事結構撐起作品的文學性，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個性。

關鍵詞：《血礪忠誠》 報告文學 抗戰歷史 地方性

高艷國、趙方新的報告文學創作是很有特點的，視角常常聚焦于一個特殊的時代、一個特殊的地區或一群為了信仰不斷拼搏的普通人。如今高艷國、趙方新的又一力作——《血礪忠誠——追尋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作品以散點透視的方式刻畫了無數英雄的形象。這些為國家無所畏懼、無私奉獻的英雄們，形成了一個個透視的孔洞，透過這些小孔我們不僅看到了敢于舍小家、保國家的英雄，也看到了一段正在飽受屈辱，咬牙崛起的民族奮斗史。這些孔洞的背后就是一整幅描摹致力于抗日救亡事業的中華民族兒女的歷史圖卷。《血礪忠誠——追尋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一書將視野聚焦在抗日戰爭歷史上有獨特地位的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把這片土地上因為對國的忠誠與對黨的信仰而灑下的熱血，以文字的方式敘述出來。

一

報告文學《血礪忠誠——追尋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超越了早期主旋律報告文學的單調格局，以刻畫英雄群像、塑造立體人物形象為主要特點，將個體生命體驗融入創作，塑造了一群可以將對黨和國家的信仰轉化為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的國家英雄，更好地表現了冀魯地區的人民群眾的生存意志，具有書寫時代的特點。在寫作技巧上，高艷國、趙方新以點、線、面、體的結構方式，將冀魯地區的英雄事跡視作散點，以時間為主線、事件之間的聯系為暗線，將事件與事件、人物與人物、人物與事件的關系作為橫向軸，將時間的流逝與歷史的發展為縱向軸，編織成冀魯人民不畏艱難，改革自身，抵御外敵的宏偉畫面。這部作品在藝術形態的塑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與突破，形成具有相當歷史高度的文化聚集體。這可以解釋高艷國、趙方新的這部報告文學為何能夠在文學界及社會中產生如此轟動的效應。

作者也在某些負面人物的塑造上呈現出典型化的特征，如在悲愴馬頰河一節中，河工進行罷工運動，慶云縣長傅奎生、公安局長孫長榮面對群眾的懼怕、面對責任的推脫等行為，將其塑造成為了典型化的壞人，對于正面人物的塑造有著積極作用，同時也加劇了斗爭的殘酷性，起到推進情節的作用。但這種非此即彼的創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負面人物的層次感與多樣性。

《血礪忠誠》題材響應了國家號召，將主流意識形態中深刻的現實意義展現出來，具有鮮明的主旋律文學的特征。作品提煉出了正在被我們淡忘的、對時代精神的塑造有積極影響的民族記憶，喚起人們心中依舊炙熱的民族精神。

二

報告文學這種寫作形式，不僅僅是在“報告文化”，也在積極引導著大眾的文化價值取向。一位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不僅可以書寫時代的樂音，還可以將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念熔鑄于自己的作品。

人文精神缺席的當下，塑造英雄與重拾意義也變得重要。《血礪忠誠》將信仰與意義的價值重新提到大眾視野中，將家國情懷與生命價值緊密相連，讓人們以閱讀的方式接受紅色教育。高艷國、趙方新想要告訴我們的是先輩們以血的代價證明著自己對信仰的忠誠，是熱血流淌在那片冀魯根據地上的故事。高艷國、趙方新的作品中不乏對讀者價值取向的積極導引。茫然的人們理應被革命灑出的鮮血洗禮，也應該意識到如今的和平與富足的生活得來的艱辛歷程，并重新找到生命存在的偉大意義。

書中眾多革命烈士特殊的情感選擇成為一大看點。他們對國家的忠誠以及對信仰的堅守，讓愛與被愛成為了心底那一抹被掩抑的色彩。其中對情感的描述篇幅不多，但字里行間透露著濃厚的人情味兒。“娃娃司令”蕭華與同為革命戰士的女友王新蘭，異地而處，月余才能收到彼此的一封電報，不是主席的成人之美，兩人要一直分離下去。熱血青年牟宜之與日本房東枝子小姐之間的國仇家恨，使得纏綿悱惻的兒女情長偃旗息鼓。他是否對那段感情惋惜，我們不得而知，只是當牟宜之面對愛情與國家間的選擇的時候，他犧牲了自己的小情小愛，承擔了家國責任，保衛了那沁了鮮血的土地。在這群英雄的眼中，愛情不是不重要，只是在國家興亡面前變得渺小；同樣，親情也被放在了國仇家恨之后。自古忠孝難兩全，周硯波為抗日賣掉祖產，面對親人的責難，只得長跪不起。他在忠國與孝悌間的選擇，讓他成為了家族的罪人。津南地區的老革命馬振華，讓老婆孩子要飯也要投身革命工作，他深知自己對不起家人，同樣家人的理解也使他更加愧疚。同樣是家人，27歲的崔蘭仙沒有等來丈夫和6歲女兒的理解。與丈夫的信仰不同，夫妻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導致家庭破碎；蘭仙投身革命工作分身乏術，母女相見，女兒認不得自己的媽媽；英勇就義之時，陪伴她的僅僅只有她親手給女兒做的小花鞋。父母妻兒撕心裂肺的呼喊，還是沒能撼動一個個英雄報國的決心，與之同行的還有他們志趣相投的朋友。杜子孚為了抗日典當自家的土地，為了幫助自己的同志完成任務典當自己的棉襖。抗日征程中，杜子孚、石景芳搭班子帶隊伍，一同出征又一同犧牲。戰火紛飛的年代，投敵叛國的李文成、邢仁甫們不在少數，但也有太多敢于犧牲的普通人用行動為國家筑起牢牢的屏障，他們在面對家與國之間、忠與孝之間、小情與大愛之間的選擇，都將人性的光輝展現到了最閃亮的時刻。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前行中的國家一定會有先鋒。

報告文學因其自身具備的新聞特性，使其有著極強的導向性。這種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的文學形式，更吸引民眾的關注，具有引導大眾文化價值觀的能力。高艷國、趙方新將生命的意義與英雄的選擇作為書中重點表現的對象，不僅將“我以我血薦軒轅”家國情懷熔鑄其中，保留了自身對這種偉大奉獻的詩性涌動；還將英雄的意義整合于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長河之中，呈現積極向上的文化價值觀。

三

描述抗日歷史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勝枚舉，《一顆出膛的槍彈》《腐蝕》《地道戰》《小兵張嘎》等皆是描述抗日時期人民面對強敵，英勇反抗的斗爭過程。“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①歷史是面鏡子，讓后人警惕教訓的同時，也給予我們源源不斷的養分。毛澤東在1927年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發展道路，讓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將斗爭、革命與政權緊緊相連，發動飽受剝削壓迫的農民進行武裝起義，將中國革命引向最終的勝利。書中清晰地記錄了那段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奇跡，蕭華、牟宜之等先烈們在與敵人們頑強斗爭的同時，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娃娃司令”蕭華為穩固發展了抗日的力量而挺住日軍“掃蕩”的信心與決心；看到了楊靖遠沖鋒在前，馬革裹尸的英勇無畏；也看到了黃驊身經百戰，依然甘做人民牛馬的公仆精神。這些事跡是那片土地上開出的璀璨花朵，將作為激勵后輩的精神力量，渲染一篇時代的畫卷。

作品真實地記錄了一段被人們淡忘的歷史，繪制了一幅鮮血鑄就的革命圖景。高艷國、趙方新將真實性作為作品的首要準則，準確地掌握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方勢力割據下，背負“三座大山”的冀魯地區人民的生存與斗爭的真實情況。以日本侵略者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以封建地主為代表的封建主義、以舊勢力官員與軍閥等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與以共產黨等為代表的紅色抗日隊伍之間的激烈博弈，將敵、偽、叛與國內各方勢力的微妙關系生動地描述出來。1939年邊區旱災，日軍與被稱為“二狗子”的地方政府一味征糧納稅，百姓苦不堪言，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奮起反抗。1938年，在武漢與日寇的正面戰場上，國民革命軍浴血奮戰，共產黨開辟的山西、河北、山東等敵后戰場極大地緩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共產黨人帶領著經過硝煙炮火洗禮、血雨腥風考驗的隊伍，沖入殺機四伏的冀魯邊區，打破了當地脆弱的政治和軍事平衡，一場由國、共、日、偽、頑多方參與的生死博弈拉開了沉重的帷幕。作者并沒有將自己對戰爭與世界的理想看法來加工史實，而是遵循了真實性的原則，按照事件的本來面目來反映現實。

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在生活”的理論雖然肯定了現實的美感，但現實中也是有很多棘手的問題，并不美麗。起義軍缺乏戰斗經驗，戰士們大多是農民和地方武裝，對遵守紀律不以為意。這導致了根據地部隊分散，難以形成統一有效的指揮領導。強敵環伺，虎視眈眈，本應給予抗日部隊養分的根據地，又因民主政權建立較晚，后方不完善等原因，面臨生存和發展的重重危機。這些問題真實地存在于共產黨人抗日期間建立的眾多根據地中。作者沒有一味美化，也沒有惡意貶損，而是將事實原本記錄復原，將真實性的原則貫穿到底，是十分嚴肅且認真的。在根據地的那幾年，犧牲殉國成為無數戰士將領的最終歸宿。夜襲大趙村，“胡子司令”楊靖遠壯烈犧牲；鏖戰大宗家，傷亡500多人；薛莊慘案雖然突圍成功，但還是有11人犧牲；被日本人稱為“中國人英雄大大的”的李清壽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大桑樹突圍戰失敗后，張岫石一行八人16顆子彈，有八顆留在了自己的太陽穴上；夾河一戰楊忠的部隊死傷慘重，因其壯烈不屈，被命名為楊忠縣。冀魯邊區根據地全民抗戰，歷經177次戰斗，犧牲的共產黨人達607人，負傷746人。當戰爭真實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時，它存在的意義就不僅是記錄真實與呈現歷史。想必作者提筆之時，對于戰爭的反思，對于國土的捍衛，對和平的珍惜，與托爾斯泰撰寫《戰爭與和平》的初衷是相似的。犧牲沒有那么美，鮮血是那么刺眼，看見這些文字，就好像“血沃中原肥草盡”猶在眼前。

作品具備真實性的同時也具備典型性。抗日戰爭時期的冀魯邊區就是十分典型的戰略要塞，位于河北省南部和山東省北部相連的大片土地，是中國南北交通的樞紐，北控京津，南迫濟南，東鎖渤海灣，西扼津浦路和大運河。“沒有崇山峻嶺，沒有茂林深壕，但有高粱、玉米、谷子、小麥聯袂而成的青紗帳，有棗樹、槐樹、楊樹、桑樹、柳樹拼組而成的雜木林，這種典型的平原地貌一馬平川，極適宜冷兵器時代的大軍團鏖戰，因而歷代多有殺伐之役輪番在此上演，域內各地的史志關于‘兵燹’的記載觸目驚心。”②冀魯邊區平原孤懸于華北腹地，如此重要的戰略地區在敵我雙方由激烈對抗到戰略相持的轉折關頭，自然備受關注，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日本女特務在盧溝橋事變前就潛入了樂陵刺探情報。國民黨大肆羅織有效的抵抗和統治勢力，指派牟宜之進入冀魯邊區主政。共產黨八路軍主力部隊挺進山東，建立根據地保存革命力量。學者葛孚常稱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的斗爭為樂陵版的“三國演義”。這種典型的環境之下，必然會誕生特殊的事件。大宗家對日作戰，八路軍重創日軍，以兩百多戰士牽制住敵人三千余人的部隊，成為平原突圍戰的奇跡。冀魯邊區部隊的人數忽高忽低，多時一千余人，少時二三百戰士，牽制日軍兩個聯隊三千六百余人，牽制偽軍一萬五千余人，牽制頑軍一萬余人，也可謂是以少勝多的奇跡。

書中對典型邊區戰士肖像群的刻畫令人印象深刻。邊區的守衛者不僅僅是楊靖遠、馬振華、黃驊、杜步舟等不畏生死，一往無前的將領，也有像韓鳳池這樣裝傻充愣的騙取敵人信任而后全殲敵人的普通人，還有許多各方勢力博弈下保持清醒的人。除了一群時時刻刻準備犧牲的守衛者，轉變者的刻畫也十分精彩。被俘日軍小島考其馬，經過教育，積極參加抗日工作，也經常幫群眾掃地、挑水，干點自己能干的活計。人民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漲，對于日籍的小島有抵抗情緒。后來知道了他的情況，大娘孩子們都喜歡他，送他雞蛋，說他是好人。同樣典型的轉變者還有金野光雄，他們用自己積極的行動守衛了邊區的安定。國民黨將領高樹勛與我黨合作抗敵，被我黨的真誠所打動，于1945年加入共產黨。宣稱“寧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國民黨頑軍“張二路”被擊斃，其部隊戰士經過宣傳教育后，愿意繼續抗日，在其牽制日軍的同時還有力地配合了百團大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邊區的大娘們，明事理的魏大娘，幫助部隊站崗放哨，把自己的家當作邊區的聯絡站；挖地道的邢大娘掩護孫軼青轉移，舍生忘死傳遞情報；任勞任怨的常大娘照顧有惡疾的袁寶貴，照看了60多位負傷同志，最驕傲的事就是沒讓敵人在她家搜出一個同志。作者通過刻畫典型人物的肖像群讓讀者更清晰地看到忠誠和犧牲的意義，看到每個人在面對個人生死與國家存亡之間的選擇，更加深了英雄給我們帶來的震撼。

《血礪忠誠》以歷史與現實為主要表現內容，本著對歷史尊重與敬畏的態度，根據幸存者與烈士后人的口述與邊區的文獻，搶救性地發掘與記錄了曾經存在過的冀魯邊區的歷史。高艷國、趙方新作為報告文學作家，他們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與歷史文獻，但他們沒有輕易地對某些歷史事件下結論，而是反復考證，利用二重證據法，讓口述資料與歷史史料互為證據，形成嚴謹而清晰的歷史脈絡。《血礪忠誠》上部“神州哪許陸沉了”，勾勒了冀魯地區人民在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發展一切可以發展的力量，提出“拿出老本給山東”的口號，克服重重困難，建立根據地。蕭華奉命在強敵嚴密的封鎖包圍之下，帶領八路軍挺進山東，在補給匱乏的情況下，整編隊伍站穩腳跟，建立了具備戰略縱深的根據地。這些資料不僅有據可查，也有幸存者的敘述，說這是一部冀魯邊區的史詩，并不為過。目前我國文學界，以冀魯根據地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寥寥無幾，《血礪忠誠》可以說在題材上填補了這一空白。

四

近幾年，報告文學創作呈現井噴的態勢，與中國文學界重視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有很大關系。高艷國、趙方新的作品沒有一味地喊口號、堆材料，作者以每個人物在冀魯大地上的心路歷程為著眼點，有意將宏大敘事的政治視角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結合，既能將現實真實地展現出來，又能將文學性融入歷史材料的發掘與梳理中。地方性語言與靈活的敘事結構將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更好地凸顯出來，與歷史性一起成就一部重量級文學作品。

地方性的特殊語言在《血礪忠誠》中顯而易見。高艷國、趙方新的寫作中還原了地方特色，運用了許多當地俗語，將濃郁鄉土氣息注入對人物的刻畫中，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冀魯地區鄉村獨特的語言習慣。例如當地樂陵小棗的稅收叫作“紅稅”；跑得快叫“鐵腿”；李文成告誡郭宗凱查崗不能“二五眼”，意為查崗不可馬虎大意；當隊伍建立的速度太快，干部們形容為“蘿卜快了不洗泥”，勸誡同志們不要為了讓隊伍快速成立而忽略某些關鍵性的問題；八路軍與日軍對抗，在百姓中認為是“拿著雞蛋碰石頭”，認為日軍的武器精良，隊伍龐大，八路軍的戰斗力與日軍相比異常懸殊；方言“軟刀子”拉人，“拉”做二聲，與“殺”“割”同義；因編制問題導致的軍裝樣式不同，百姓以軍裝區別“大八路”與“小八路”等。可以看出，這些“接地氣”生活用語，散發著山東土地獨有的質樸氣息，將山東人敦厚氣質展露無遺。

作者在敘事結構的把握上，顯得游刃有余。范詠戈評價其“在文學呈現上卻又波瀾老成，動靜有度，二者分寸把握得當，顯示了史詩作者講故事的能力”③。張陵評價“作品比較多地借助小說的一些敘事方法，強調了故事性，強調了人物的鮮活性。④”記錄英雄的最好方式就是突出事跡。作品以切近現實的創作意圖，用寫事為主的散點式敘述手段，記錄了發生在一個個英勇無畏的普通人身上的故事。這些普通人沒什么驚天動地之舉，沒什么石破天驚的豪言壯語，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中，甚至被后人淡忘。馬頰河上組織的罷工運動是胡恒熙與劉格平的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刻；拿筆桿子的周硯波與馬振國師生怎么也想不到脫去長衫，自己也是拿槍桿子的英豪；龍書金不知道那一場雪能不能慰藉因他決策失誤而喪失的55條生命；李清壽和李永安也不知道那場雪后挑的水會是他們人生中挑的最后一擔。也許是他們每個人都奉行著為國為家為人的基本準則，每個人都活成了一本厚重的書，成為后人窺見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史的孔洞，折射出五彩斑斕的生命光芒。

隨著國家政策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調整，深入反思中國歷史的史志題材報告文學受到了極大的滋養。同時，報告文學創作的文化意識伴隨著時代文化熱潮的誕生而誕生。在文史交融的創作背景下，報告文學從那時起摒棄了以新聞性事件的記錄為唯一創作目的的理念，對歷史的還原、審視、反思也成為作家們競相發掘整理的目的。高艷國、趙方新回顧、整理了冀魯邊區的重要戰役和歷史事件，將視角對準為新中國誕生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的無名英雄，展現了真實歷史中被淡忘人物的風采，意將民族大義以文字的方式延續下去。范詠戈評價為“以史為體、以文為用”⑤。可見作者對歷史與文學的重視，讓作品反映史實并生發出特定的歷史想象，達到歷史與文學的統一。

張陵認為《血礪忠誠》有“脫離報告文學的敘述規范的傾向”⑥，呈現過于小說化、想象化的特點，理應注意。筆者認為《血礪忠誠》這部作品確實有小說的特點，但未必是以后創作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首先，茅盾等文學家將文學性定為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征之一，認為借鑒吸收小說等寫作方法，可使報告文學在學習其他文體的過程中促成自身的發展。李運摶在其《論報告文學的“學術意識”》中也有論及報告文學的“雜交”屬性。從這個角度看，報告文學作品借鑒其他文體創作是一件可行的事情。其次，在報告文學的創作中，新聞的真實性與文學的想象性之間或多或少存在著對立，真實與虛構的沖突一直也在困擾著報告文學創作者。報告文學雖脫胎于新聞，但作為文學文體的一種，文學性必將不可缺少。章羅生、劉月娥認為，報告文學的創作正逐步向“非文學”靠攏，“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所表現出的最大特征或所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它已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而是一種‘文化復合體’了”⑦。報告文學自身是具備復雜性的綜合體，如果僅僅抓住真實一點，或向文學其他文體過于傾斜，都不是非常成功的報告文學。所以把握兩者間的比重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關鍵所在。《血礪忠誠》在把握其真實性與文學性的比重上確實有所偏差，這是非常明顯的問題。但原本依照史實再結合當事人口述推論出的事實不可能細化到可以成為文學作品的程度。筆者認為，這種“脫離規范”的創作方式增添了讀者閱讀的興趣，加強了作品的文學性。杜步舟、楊承德與陳德三人商議夜襲大魏莊作戰計劃之時，杜步舟“圓眼一瞪”；崔蘭仙面對母親的擔心，“挺了挺胸脯”；李永安剩最后幾顆子彈時，“胸膛里心臟咚咚作響”；李光遠與石景芳談論邊區部署時，李光遠“咕咚咕咚灌下一杯水”，石景芳“點著一根煙，深吸一口”；如今已是不知道真實與否。這種帶有想象性的處理方式推動情節發展的同時，塑造了杜步舟三人能打敢拼的人物性格。作品部分小說化、想象化可以給讀者帶來獨特的閱讀感受，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創作手段。再有，報告文學的敘述規范是至今還未有定論的問題。范培松認為 “報告文學急需形式革命。我們歷來輕視形式，當某種形式成為文體的桎梏時，只有形式革命才是復活靈魂的最有效的手段”⑧。報告文學創作批評理應敦促其發展壯大，而非一再將形式文體規范放置于發展創作之前，限制其生命活力。這樣看來《血礪忠誠》的小說化傾向并非是問題，更可能是作者的嘗試發展與突破之舉。

當然，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楊守森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應具有宇宙境界，充滿“生命活力”。胡平寫過“報告文學若不將今日之中國放在幾千年尤其是這一百年的中國歷史上加以審視” 。按照這個標準看，《血礪忠誠》似乎還是有進步的空間。作者的確立足于本原生活，以激昂的文字，書寫了他們眼中的英雄。但如果能夠超脫功利境界，為生命消逝而痛惜，為悲歡離合而哭泣，將與天為徒的人間情懷擺在內心中重要位置，也許作品達到的境界會更加高遠。

綜上所述，《血礪忠誠》意識形態明確，以無數個普通人承擔起的責任完成其宏大的敘事體系，以散點透視的方式理清歷史中交叉粘連的模糊締結，建立起自身與歷史對話的方式，表達了作者對國家意志與民族精神的理解。不同的人物塑造起的是真正的中華兒女在國家危難之際的精神力量。透過這些人物，讀者了解歷史、反思戰爭，成功抵御了眾多文化沖擊帶來的歷史虛無感。

注釋：

①尤煒祥：《兩唐書疑義考釋》（舊唐書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頁。

②高艷國、趙方新:《血礪忠誠》，青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頁。

③⑤范詠戈:《“以史為體，以文為用”的抗戰史詩》，《文藝報》2019年4月1日。

④⑥張陵:《〈血礪忠誠〉：凝聚起不可戰勝的“忠誠”力量》，《解放軍日報》2019年3月31日。

⑦章羅生、劉月娥：《報告文學的“文化擴張”與“文學性”再認識——報告文學本體新論之五》，《當代文壇》2012年第4期。

⑧范培松：《論九十年代報告文學的批判退位》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2年第3期。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