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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上海性”與《阿金》的都市革命困境

摘要：《阿金》濃縮了魯迅的上海租界經驗和革命現實思考，他通過設置“我”與阿金的互看，批評了知識分子和雇傭工人身處革命中心城市卻又疏遠革命的現象。這種“非革命”的萌芽根源于“上海 性”的繁殖，即經濟性的生活目標代替了政治性的革命理念，導致階 級異化的加劇，最終“非革命”和“上海性”相互影響、惡性循環。魯迅通過《阿金》指出了19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困境，但因為過于強調民眾的自我凈化，其批判最終難以解決問題。

關鍵詞：上海性 魯迅 《阿金》 都市革命

關于《阿金》的創作主旨，既往研究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啟蒙視角，或 是從啟蒙的角度把阿金視為國民劣根性的代表 1 ，或是從反啟蒙的角度強調阿金 旺盛的生命力 2 ，進而向前呼應魯迅“樸素之民，厥心純白”的認識，向后接續 《女吊》向下超越的脈絡;二是政治視角，或者將阿金視為底層無產者的代表， 坐實魯迅的政治立場 3 ，或者從階級對立的角度探究作品的階級沖突，證明魯迅 對階級結構理論的實踐 4 。

但是，這些看法都存在著嚴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問題，很難真正表達 魯迅復雜矛盾的“上海所感” 5 。實際上，《阿金》的寫作階段，正是魯迅不斷深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心城市發展的時期。魯迅看到都市不但有“前驅的 血”，還有“初學的時髦”，所以他并不迷信都市的整體革命性，而是將視野 轉向都市的最小個體——深受壓迫而不自知的人，而《阿金》正是這一思考的 產物。尤其是在“上海事變”之后，魯迅對“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里死 命的逃死，那里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6 深感憂憤，所以他在 《阿金》中寫“勝敗兩軍，各自走散，世界又從此暫時和平了” 7 ，揭露的正 是救亡運動中，原本應當奮力抵抗的個人，卻安享所謂“和平”的無知，并且 以他們為對象來思考革命階層之間的交錯關系。作品不但顯示出阿金與“我” 背后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更深刻地反映出城市革命從一種社會思潮變成行動 理念的艱難性。

一 “討厭”的消解

《阿金》全文的關鍵詞，從字面來看集中在“討厭”上，這個關于阿金的核 心定位來自敘事者的說法，在“我”看來，阿金最大的問題就是她干擾了自己的 書齋生活，其大聲會議、發動巷戰使“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書譯不下去 了”“文章的退步”等。也正因此，既往研究由此得出了阿金是“女流氓” 8 、 “無恥娼妓” 9 、“出了未莊沐受洋場洗禮的阿Q” 10 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我”也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并不等同于作者魯迅時，11 就會發現“我”從頭至尾都沒有邁出書齋，最大限度也不過是“推開 樓窗”觀望外面的阿金的世界，由此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敘事者“我”存在的問 題:一方面，“我”默認了書齋內外分別是“我”與阿金活動的范圍，所以當 阿金的能量侵入到“我”的領域，就表現出不滿、厭惡、憤怒等情緒，但最終 也只是個人化的、內傾型的情緒;另一方面，“我”潛在地將著文譯書工作神 圣化，這種圣化的努力試圖維持文字工作者的高雅和阿金這一階層的庸俗，但阿金的“嘻嘻哈哈”尚有“大度”的表現，“我”卻終究是一個連同鄉會也開 不起的文人。正是跳出了敘事之“我”的邏輯，我們就看到了書齋的界限不但 被打破了，而且內與外的等級秩序也面臨著顛覆，由此凸顯出來1930年代魯迅 對書齋問題的反思批判。

在革命初期，魯迅仍舊堅持作家職業的特殊性，他說雖不能“踱進研究室” 成為“糊涂的呆子”，但也不該完全放棄“書齋生活”而貼近社會(1927年6月1日)12 ，伴隨國民革命的推進，先后經歷廣州、上海革命形勢的激烈動蕩，魯迅關于書齋的說法出現轉變:“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 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 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1930年3月1日)13 魯迅逐漸意識到，隨 著革命深化，書齋逐漸變為知識分子躲避社會責任的借口，于是提出“從此脫出 了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眾相見，此后所啟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它將要生 出不同的結果來”(1933年5月27日)14 。

無獨有偶，“我”不但躲在書齋里，還躲在虛耗于書齋的借口中。1934年 是“婦女國貨年”，年初的時候，魯迅即講過“關于楊妃，祿山之亂以后的文人 就都撒著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 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 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魯迅講此事的用意在于揭示“振興國貨，也從婦女 始。不久，是就要挨罵的，因為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 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15 。于是，年末寫《阿金》的時候回應了“國貨年”失 敗的預言，尤其是“我”說到“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個信念被阿金 “搖動”，無疑是對前文“借口”的套用，魯迅就此揭穿書齋成為走向革命的隱 形陷阱的事實。無怪乎在1935年12月23日寫成的《論新文字》中，他甚至將“研究室”和“書齋”與“街頭巷尾”對立起來。

魯迅給自己的書房取過許多別號，在1934年他用得最多的是“桌面書 齋”，意味著整個書房只有一張桌子大小，尺寸的換算也是上海生活條件的反 映，進一步看，更是后來“華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張書桌”的縮影。時局的艱 難和革命的緊迫，已經到了作家必須做出決定的時刻。回顧魯迅創作《阿金》 前后，在《病后雜談》(1934年12月11日)、《病后雜談之余》(1934年12月 17日、23日)、《論俗人應避雅人》(1934年12月26日)等文中他一直在強調 “雅不下去了”，既有“雅人”主觀的虛文矯飾，也有客觀的經濟限制，更是 整體環境的殘酷慘烈——因為活不下去了，“雅”自然就成了問題，魯迅進而 懷疑和否定了書齋的合法性，書齋不存，書生何以有庇護?所以，《阿金》早 已不是先前的從知識分子視角出發，批判底層人民劣根性的啟蒙系統，而是面 對社會革命爆發，書齋生活者何去何從的話題演繹。

現代中國革命作家置于都市革命中，大致有兩種思路。一是魯迅所批評的“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他們將自己視為革命的 引領者，把城市階層闡釋為你死我活的尖銳搏斗;二是對工人階級的發現，作家 們借助于工廠的生產經驗和斗爭形式，以這一群體的崛起和對抗反映整個城市的 階級革命。無論是將自我還是他人作為革命的動力，都肯定了革命發生的必然 性，還帶著必勝的潛臺詞。《阿金》與這兩類創作有巨大差異，魯迅直接對城 市革命的書寫者進行了反思。作品關鍵詞的“討厭”在敘述中被不斷改寫，出 現言此意彼的所指。根據“討厭”的審視，阿金和“我”構成粗俗/高雅、障 礙物/工作者這樣對立的人物關系，“與敘述者不同，隱含作者可能絲毫都沒 告訴我們什么。他——更準確說是它——沒有聲音，沒有直接的交流手段。它 無聲地指示我們，通過整體的設計，用所有的聲音，憑借它選擇讓我們知悉的 一切手段”16 。由隱含作者的作用，阿金對“我”也展開反審視，“我”這個 高雅的工作者將無力再形成對阿金的“討厭”——“討厭”被瓦解了。

魯迅為什么要制造一個“討厭”被消解的故事?因為形成“討厭”關系的 雙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正在游離自身原有的身份。首先，“我”這個書齋生活者 住在租界，膽小怕事，作為類比，還可以林語堂的《游杭再記》(發表于1934年 12月15日《論語》第55期)作參照，林語堂說他在杭州賞菊，“見有二青年，口 里含一支蘇俄香煙，手里夾一本什么斯基的譯本，于是防他們看見我‘有閑’賞 菊，又加一亡國罪狀，乃假作無精打彩，愁眉不展，憂國憂家似的只是走錯路而 并非在賞菊的樣子走出來”。這里的記敘暗含著時代對左翼青年的認可，“左” 傾也成為知識分子追趕時髦的標榜，即便骨子里是裝腔作勢的“閑適”也要把日 常生活裝扮得革命化。其次，阿金身為1934年租界上海產生的受雇于外國人的底 層勞動者的一個典型，如前所述，國貨年的提倡，實際是現代中國殖民化加深的 訊號，而阿金在多種勢力的剝削壓迫下，只是關注軋姘頭、聽小曲之類生活享 樂，這個進城的破產農戶正在逐漸淪為城市流氓無產階級的一分子。魯迅以《阿 金》的兩個人物互為映襯的方式來建構彼此的形象，試圖觸及“我”(知識分 子)與阿金(無產者)在1930年代的上海的理論關系和實際關系的內核。

二 “非革命”的出現

按照革命行動派的理念，上海的現代化程度具備了革命發生的條件:其一， 破產的農民源源不斷流入城市淪為雇傭工人，成為城市無產階級的后備軍，“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 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17 。其二，從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無產階級革命道

路的成功典型，大大鼓舞了正在尋路過程中的中國共產黨。18 其三，正如馬克思 在《共產黨宣言》中概述那樣，無產階級需要知識分子的領導，只有知識分子能 夠掌握客觀知識，進而具有對規律的掌握和預見。由此可知，上海在1930年代不 但是農村破產者的革命搖籃，更是知識分子對革命政治發揮指導功能的區域。對 比來看，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卻并未表現出把握未來的革命力量;作為無產者 的阿金表現出聚眾的能量，但又沉湎于遠離革命的生活。

于是，從現實到文本，《阿金》顯示出一種落差:“我”和阿金身為都市革 命的要素，最后卻成為非革命分子。早在1928年魯迅寫《路》的時候，他就諷刺 上海文界恭迎無產階級的文學使者，把“非革命”作為“反革命”對待的荒謬， 可如今魯迅對“非革命”19 也開始警惕了，原因何在呢?1930年代的上海正在炮 制更多的非革命者:在《以腳報國》里，魯迅就指出一部分女性放開小腳，并不 能證實整個國家的纏足的消滅;在《新的“女將”》中，魯迅又揭穿“白長衫的 看護服”和“托槍的戎裝的”女士的戲劇性;后來在《上海的少女》中再指出 都市的時髦、光榮構成的險境，而少女們正在“險境”中“早熟”;在《現今 的新文學的概觀》中“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 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 老百姓”。這些非革命者盡管外在體現不同，內底卻有一致的特征:既不是 “黑屋子”里昏睡的國民，也不是覺醒的無產者，而是處于夢與醒之間的卑 賤之民，他們身在革命的中心地區，以釋放被抑制的欲念作為革命的假想， 本質上卻疏離革命。

表面上看，“我”和阿金的矛盾被敘事人推到極致，可是，“我”卻無法體 現出與阿金的實質性區別。敘事人寫“我”情不自禁地去加入阿金的補缺娘姨的 聽曲活動，“叨光聽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聲，覺得很自然”，這 個“自然”，包含兩層意思。其一，強調“自食其力”就可以“享點清福”，是 對“阿金們”推崇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承認;其二，聽歌的行為很自然，對 歌曲進行評價更自然，“我”認為《十八摸》“比‘絞死貓兒似的’《毛毛雨》 要好得天差地遠”。《毛毛雨》是1930年代流傳廣泛的愛情歌曲，被認為是小布 爾喬亞的靡靡之音。實際上，魯迅已經意識到“毛毛雨”正在襲來，1934年11月1日他在給竇引夫論及新詩需要押韻、自然、易于記憶，甚至能夠順口唱才有發 展空間的時候，就舉例說“許多人也唱《毛毛雨》，但這是因為黎錦暉唱了的緣 故，大家在唱黎錦暉之所唱，并非唱新詩本身”;接著，1934年12月13日他給山 本初枝的信中再次提及，“我對面的房子里，留聲機從早到晚就像被掐住了嗓子 的貓似的嘶叫著。跟那樣的人做鄰居，呆上一年就得發瘋”，雖然群眾喜聞樂見 《十八摸》，但《毛毛雨》潛伏著巨大吞噬力，這都表明《阿金》創作的文化生 態環境中出現了新的“無物之陣”。啟蒙時代的“無物之陣”產生了無法做到振 臂一呼應者云集的孤獨感，而現今的“無物之陣”是喧囂與嘈雜，隨時都有可能 將每一位發聲者都卷入其中。

對于這種“非革命”現象的日盛，魯迅在《阿金》中的批判策略一方面用 “我”對阿金的推責來戲仿革命文藝家的矯飾，揭露知識界浮夸虛假的革命生 活、渲染虛假的革命創作;另一方面聚焦于無產者的無聊，體現他們正在從“看 客”轉變為幫兇。他沒有采用直接的方式對知識分子或無產者實施批判，而是以 換位的博弈激活受眾的反省力。但是，生活在上海1930年代的“我”和阿金無力 構成相互的審判，最后會形成批評的無效。作品最后一句話“愿阿金也不能算是 中國女性的標本”，且不論這句話語法背后的幽微心理以及上下文之間的張力關 系，僅從“愿”字來看，就很渺茫，與此相似的可以《故鄉》為對照，“結尾談 到的‘希望’和‘路’，其結果就不可能是‘有’，而只會是‘無’”20 。非革 命的問題不再是“我”或者阿金的個體問題，不是通過對個體的否定就能解決， 當然，也不簡單是大眾問題，無法寄望于同時代的集體轉向加以改造。

三 “上海性”的控制

1893年11月17日，在慶祝上海開埠五十周年的慶典上，出現了一幅標語: “世界何處不知上海?”及至魯迅寫作《阿金》的年代，上海已是遠東第一大城 市，更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集散地。這既賦予上海以革命中心位置，同時，也制 造了上海人更隱晦的都會經驗。都會經驗不同于慣有的“都市性”，后者通常是 在“城與鄉”“摩登與古典”這樣的對峙性維度上存在，而《阿金》中的都會經 驗更為復雜，在作品中具體體現有如下幾點。

第一，阿金的主張和習慣，來自看不見的組織。這個組織不是革命化的，但 卻比革命團體更具召喚性。比如“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貌似阿金自己的見解，可細細體味，這個看法是到了上海之后才有的。我們通過阿金交往的男 女朋友也可推論得知，上海當時流行“軋姘頭”，至少，尚未對“軋姘頭”實施 道德批判，不然巷戰也不會“神速”，還出現了候補的“類阿金”。這種自發的 抱團，是出于身體經驗和知識經驗的共享，而身體經驗在根本上是由滋生官能快 感的文化所產生，新的身體經驗又會進一步改寫已有的知識經驗，所以，無論知 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從身體經驗到知識經驗都面臨階級性差異的泯滅，漸漸喪 失反抗、變革的動力。

第二，阿金的膽量和機巧，來自無形的身份。面對洋巡捕的驅逐，阿金之 所以沒有像圍觀者一樣逃散，而是大方迎上前，“講了一連串的洋話”，源于她 能夠溝通，而這個語言能力隱形在她的工作之中。列寧曾分析英國資本主義的繁 榮條件，指出當國內市場無法達到需求時，“食利國”便通過殖民剝削生存。而 且，剝削過程并非只有本國資本家和金融資本貴族獲利，“所有的階級都在不同 的程度上參與到這項活動之中。超級富豪的身邊有一群家用奴隸——男管家、 男仆、司機、園丁、主婦、女仆——依次一味恭順地排列著”21 。說到底， 阿金便是“食利國”鏈條的一個分子結構，回到上下文，洋巡捕也“注意的 聽”“微笑的說”，兩人以玩笑話達成一致。這不是阿金依附于她的主子這樣 的簡單問題，一個租界最底層的被壓迫者，絲毫不覺命運之悲慘，思謀抗爭來 改變處境，相反，卻自如地應付統治勢力，心甘情愿變為被統治的對象，這關 系到是由無產者變為無產階級，還是“被卷入到殖民剝削的復雜網絡之中這樣 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22

第三，“我”的托詞和偏好之所以能夠矛盾地共存，來自無形的文化融合。魯迅早就講過，出汗尚有香汗與臭汗之分，“我”和阿金理應有不一樣的趣味和 境界，但無形的組織，使得階級序差賦予“我”的先進性最終消解。像“我”這 類知識分子，“在外國人口中的所謂‘高等華人’和若干作家所自命為‘士大 夫’的一流人物，固然是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型，就是自命為進步的青年知識分 子，也往往免不了帶幾分半殖民地型”23 。浮浪的、活躍的城市文化隱蔽了保 守、膽怯、貪圖享樂等源自鄉村的文化惰性，同時，純粹的知識權威心態不默認 了民主化的倡議。

以上的都會經驗的性征，是現代中國1930年代上海的特有屬性。從地理上來 講，不是一地一國的殖民現象，而是世界性殖民體系中的一維，其殖民程度和殖民范圍與整個國際殖民網絡的發展相互關聯;從時階上來講，不是單純的過渡性 質，不會從這個狀態直接進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階段，相反，缺乏主動的引 導將有可能使這個過渡的情勢不斷惡化。地理和時階的共同作用最后形成上海都 市文化包容的相對主義，鑒于這樣的時空特殊性，我們將其稱為“上海性”更便 于后文的分析。

一是“上海性”具有引誘性，它并不公開阻礙或詆毀革命的宣傳與普 及，甚至還會標榜自己的政治特色，強調革命成果時，“它的政治目標就會因 過分關注于面包和黃油這類勞動報酬和條件的問題而變得模糊(‘經濟主義 [economism]’)”24 。魯迅曾在兩次公開演講中提到這個“面包和黃油”的目 標問題，在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他講“將來革命成功，勞動 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 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 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面包，連黑面包都沒有也說 不定”，在1931年7月20日社會科學研究會上，他再講“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 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面 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盡管魯迅未提及“經濟主義”，但其邏 輯重心仍在革命動機的不純粹，所以，非革命不是以強硬的形式逼迫人的就范， 而是以種種機會誘使人的積極合作。寫作《阿金》距此又有兩三年，變本加厲的 “上海性”正操控著“我”與阿金這樣潛在的革命群體，而且，那些無法逃脫被 “上海性”組織的同類人，也將自覺變為非革命者，制造著都市的政治真空。

二是“上海性”具有異化性，看似寬容的文化懷柔，使每一種進入上海的 文化都不會被絕對的先進性覆蓋，而是各個成分不斷交融、流動和疊加，縱容文 明系統中的異端質素畸形發展。有許多外國人士曾到這個階段的上海游歷，在他 們筆下，“上海不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還是一個不管你的民族有著怎 樣了不起的思想和傳統，都將在這里顯得一無用處的地方。各國從這里所捎回的 東西，無非是在將一種謬誤搬運回去”。橫光利一發現“上海既不是中國的，也 不是歐洲的”，“人們稱其為惡之都，但在我看來，上海已遠遠超出了這種惡， 它屬于將來才會出現的那種惡。精神穿越過麻痹狀態，默默發笑。正常人是無法 揣摩這個世界上這些極為墮落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的，在這里，墮落就像家常便飯 一樣”25 。他所領略到的“惡”成為“上海性”的底色，它正在塑造新的文化結構，它不僅影響階級結構，還通過這種結構變異帶來“人”的重新塑造，在這 種文化政治結構中，普通大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被解放的感覺(當然，本質是幻 覺)，這種幻覺讓民眾自愿接受無影無形的控制，換句話說，無影無形的控制晉 位為“合理的”權威，而這卻是社會結構中原來沒有的東西。

最具影響性的特質在于“上海性”不斷增殖的擴張，并不是只有“我”與 阿金受到“上海性”的蠱惑與蝕噬，但凡進入這個場域的人都經歷著或多或少的 改變，作品中有一處閑筆，觸及了魯迅的這一無意識。洋巡捕在巷戰中“反背著 兩手”來，又“反背著手，慢慢的踱過去了”，連一個外國人也能迅速地深諳此 道，偽飾其統治者面目，在被動接受“上海性”的暗示與熏染后，又主動地傳遞 這一性征。可是，魯迅仍立足于對“我”和阿金非革命實質的批判，這盡管與他 后期雜文中對“揩油”“勢利”等僵化庸俗的海味文化，以及文壇政界的花邊新 聞的批判已有不同，但孤立地批評某一階級，批評階級內部的某一階層都是有限 且無效的，所以在文尾他借“從新疑惑”昭示了既有批判話語的失去效驗。魯迅 曾說自己被1927年的血嚇得目瞪口呆，那是對暴行的一種絕望，而《阿金》的意 義懸擱，這是面對城市革命的猶疑。在某種意義上，魯迅并沒有超越于“我”和 “阿金”，他把自己的疑惑真實地擺陳出來，以引發讀者和作者的共同思索，原 本由階級和等級規定出來的社會結構正在改變，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是包括文藝 工作者在內的所有無產者面對的難題。

四 “都市革命”的難題

大部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理解的革命文學，就是書寫階級對立，就是對受 壓迫—反抗壓迫—獲取解放這個模式的套用。可是，階級在馬克思的定義中不是 自為的，列寧將其發揮為“僅僅在階級遵照黨對其目標的論述并鼓動自身去實現 這些目標這個意義上，階級才被定義為階級”26 。照此來看，多數的現代中國革 命文學對階級的把握極為據實，作品所暴露的階級矛盾是一種天然存在，并沒有 與周圍的歷史條件發生關聯。事實上，“上海性”正在隱性地篡改矛盾與沖突， 和平演變革命的依靠力量，以電影為例，“使電影的看客看不見‘階級’這觀 念。至少，是坐在銀幕之前的數小時中，使他們忘卻了一切社會底對立”27 。雖 然是自由地選擇是否去看電影，可是，電影的宣傳卻是生活方式的觀念植入，看 電影就像阿金群體的聽曲一樣。在影院空間里，所謂的自由意愿便促成了自我奴役性的加劇，“看見他們‘勇壯武俠’的戰事巨片，不意中也會覺得主人如此英 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見他們‘非常風情浪漫’的愛情巨片，便覺得太太如此 ‘肉感’，真沒有法子辦——自慚形穢”28 。“上海性”作為上海的產物，一旦 產生后，又反過來操控上海的發展，上海的各個階層都在“上海性”的熏染下無 聲變質。

就“我”的苦惱而言，表面是阿金帶來，其實還是無力創作所致。為什么 “我”這么懼怕喪失創造感?大眾傳媒業和書刊業的興盛孕育出的新型商業文化 市場，使賣文生存成為可能，然而文人賣稿也不易，“在上海生活繁華之地是有 住在亭子間，斗室僅足容膝者。賣稿的文人，更是凄慘得可憐，費盡心血，寫成 一篇文字，有時賣不出去，固是生活無著，就是賣得出去，也有稿費每千字低至 一元或僅數毛者，這尤是‘吃不飽，餓得死’呢!”29 特別是伴隨知識階級過剩 帶來的失業恐慌30 ，“一為由悲觀而超于自暴自棄，行為日漸浪蕩;一為由悲觀 而超于厭世，最后則出于自殺之途。且都市生活程度高漲，維持不易，因此，稍 有機會，遂極力鉆營，甚成互相傾軋，冀求一噉飯地”31 。由失業恐懼而導致 的心態異變，使得看起來生存自主的獨立個體仍舊具有依附性，而非隨時做好準 備成為以筆作戰的革命斗士。如實地看，都市革命要想持續性發展，首要的是吃 飯問題的解決，但知識分子解決吃飯問題就不得不接受消費市場的都會訂貨，革 命的純粹性又會打折。如何將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現代社會的文化生產結合起 來，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卻是一個理想和實踐的沖突。

就阿金的愿望而言，考慮得最多的是眼前利益的所得，而不是庶民的革命 中所強調的根本權利和財產關系。正如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所寫， 奴才所需的僅僅是主人的夸獎，當然，這屬于高度抽象的理性思辨，《阿金》時代，普通民眾在凡常的生活中，仍舊優先考慮的是溫飽和溫飽之上的欲望滿足。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群眾不會自覺意識到改變階層角色這條出路，即使意識到 了，也缺乏方向和策略，更遑論都市正在制造“解放”的假象，阿金極為鮮明的 城市目標，即是如此，她便是那個時代最普遍的無產者代表。在共產國際執行委 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上，布哈林曾嚴肅地指出“資本主義上升的時代是個特殊的 時代”，他斷言“這一過程首先席卷那些與私有財產聯系最少、部分也靠雇傭勞 動為生的農民階級即半無產階級階層——微小農等”，因此“要影響這些居民階 層也比爭取資產階級化了的、感染社會民主主義的部分無產階級難”32 。1930年代的中國雖然不在資本主義的全面上升時期，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的無產階 級成長和壯大仍然面臨相同的境遇，在爭奪民眾心靈的問題上，“哪怕是暫時 的、短暫的穩定時期，我們面臨著這些階層被利用來危害無產階級的危險”33 。假如對應來看，都市成長起來無產者因為社會活動能力的增強，所以擁有更大的 活動空間，阿金生計問題的解決方式從根本上來講，理應是走向革命，可她卻 選擇了革命的反面——投機。可見，階級沖突并不能天然地引發政治斗爭，從 階級沖突走向政治革命還有很長的距離，而這個距離并沒有掌握在像阿金這樣 的居民階層手里。

階級觀念在許多作家的理解中是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而存在，但魯迅卻通 過力量相互作用的辨析指出，在實際的革命場域中階級觀念的逐漸消解，這種消 解極其容易被革命的書寫者所忽略，或者即便留意，也會采用更浮夸的樣式去表 現。相比同時期的文藝家，比如葉靈鳳移用比亞茲萊“斜視的眼睛”到工人的身 上，魯迅說那是對惡即是美的抵抗都會的誤用;34 比如羅清楨的木刻《五一紀念》，魯迅也指出“顏面軟弱，拳頭過太[大]，尤為非宜”35 ;與鄭振鐸討 論作品時也批評“以為凡革命藝術，都應該大刀闊斧，亂砍亂劈，兇眼睛，大拳 頭，不然，即是貴族”36 。這都體現出魯迅對那種形式上的革命的反感，形式主 義的、自以為是的反抗所暴露的正是革命主體的虛弱。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即使 像革命者一樣的思考，但“對城市，大自然和整個世界的理解，在潛意識中還不 是工人化的”37 ，根源上，連文學家的革命意識也已被“上海性”同化。

結語 “城市中心論”的反思

現代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革命文學家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要么忽 視文學創作，熱衷飛行集會等運動，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要么盲目相信城市的 先進性。對此，魯迅以“革命咖啡館”“文壇皇帝”對激進的知識分子進行警示 和批判。當然，魯迅并沒有跳脫于“城市中心論”，《阿金》的寫作基礎仍舊建 立在都市革命上，但是，在處理革命與文學的關系方面，魯迅顯示出高度的自 省:首先，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既存在于啟蒙革命，同時，也不應當在社會革命中 消失，因此，對革命路線或革命理論的實踐，應當以文學參與為前提，這就區別 于文學機械反映革命的本質主義;其次，革命文學的宣傳功能不等于宣判功能， 革命力量既有階級屬性預設的一面，同時，也應明確階層內部并不具有理論的整一性和主動性，具體來講，“我”和阿金所代表的群體就難以承擔城市革命的任 務。從文學出發，進入革命場域，再回到文學，魯迅以獨有的敏銳性發現了馬克 思列寧主義關于革命學說的中國化根源。

1934年魯迅寫作《阿金》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正在經歷“城市中心論”的幻 滅，“城市中心論”的起點在經濟條件的成熟，可是反過來，經濟發達的背后也 潛伏著扼殺革命的因素，《阿金》讓我們看到了都市革命的危機。魯迅是作家， 不是政治家，不會在第一時間就知悉黨的戰略和決議，他與黨對“城市中心論” 的突圍也不一樣，后者在歷史經驗中被概括為白色政權封鎖形勢的嚴峻性和土地 問題解決的必要性，而魯迅是以個人體驗分析革命運動的不確定性，包括:城市 人階級成分的不確定性，城市人革命目標的不確定性，以及城市人政治地位的不 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促使魯迅在后來的創作中開始出現對鄉土的重提，其鄉土 敘述隱含著深刻的都市參照，是一種“去上海性”的追求，某種意義上，與共產 黨最后確立從城市斗爭向農村斗爭轉移的路線殊途同歸。

魯迅在上海領導和參與的文化反圍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國無產階級城市革命 運動的進行，他為都市革命的“未完成”積累了特有的經驗。《阿金》不單是證 實了“城市中心論”的失效，還重新思索革命理論強調的階級對抗問題，作品對 文明發展和革命發生辯證關系的關注，實際提出了當有形的階級壓迫隱身為無形 的階層奴化，那么，文學批評如何對文化、經濟，甚至日常生活背后的政治傾軋 提出有效意見?革命黨人后來回到都市進行城市建設和管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的施行，也可視為《阿金》延長線上的補充。

注釋：

1 這類看法居多，以孟超(《談“阿金”像——魯迅作品研究外篇》，《野草》(桂林)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為最早的代表。

2 這類看法的代表分別是竹內實(《中國現代文學評說——竹內實文集》(第2卷)，程麻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頁)、卜立德(《為豆腐西施翻案》， 《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朱崇科(《女阿Q或錯版異形?——魯迅筆下阿金 形象新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張克(《越軌的都會之“惡”: 〈阿金〉的挑戰》，《魯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0期)。

3 這一看法以黃楣(《談阿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3期)為代表。

4 這一看法以中井政喜《關于魯迅〈阿金〉的札記——魯迅的民眾形象、知識分子形象

備忘錄之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為代表。

5 魯迅:《上海所感》，《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頁。

6 魯迅:《今春的兩種感想》，《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頁。

7 魯迅:《阿金》，《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皆出于此。

8 鄭朝宗:《讀阿金》，《福建文藝》1979年第10期。

9 夏明釗:《論阿金的形象系統——魯迅筆下的別一類婦女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86年第3期。

10 何滿子:《阿Q和阿金》，《上海灘》1996年第2期。

11 寫《阿金》的前一天夜里，魯迅為《集外集》作了序言，對比年輕和近時的文字，他說:“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 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厲害而終于被部下割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又憎惡張 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 里去，淹得他兩眼翻白。”(《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 社2005年版，第5頁)借歷史人物的性格，魯迅對文字上的謀略做了高下之分，并表現 出對文章陣法布局的偏愛。回到作品，魯迅是為《漫畫生活》寫的投稿，所考慮的是 強化生活的“漫畫性”，因此，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看，“我”都不能簡單等同于魯 迅自己。

12 魯迅:《〈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304頁。

13 魯迅:《習慣與改革》，《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頁。

14 魯迅:《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頁。

15 魯迅:《女人未必多說謊》，《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頁。

16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與話語》，徐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頁。

17 [美]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頁。

18 從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城市中心論”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大體有四個階段，《阿金》創作所在第四階段(遵義會議至1935年1月12日瓦窯堡會 議)，革命黨擺脫“城市中心論”的影響，開始實現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徹底轉變。關于作品的和而不同，后文會作出辨析。

19 關于“非革命”，從1928年到1936年，魯迅在引用和運用這一術語的時候，有著一個 轉變:言必稱革命的革命者，與從內在關系中對革命的反映(比如蕭伯納、《豎琴》 集里的“同路人”作家)的非革命者，那么，后者的“非革命”是肯定的意味;從 《阿金》開始，魯迅使用“非革命”的時候，就流露出否定的意味，比如對凱綏·珂 勒惠支的引介，評價說“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郁，怎樣悲哀，卻決不是非革命”。

20 “將‘啟蒙’轉化為‘啟蒙敘事’”，后者“不過是一種話語再造和代言發聲，并 非實踐改變和現實顛覆”。這一觀點始自邱煥星《再造故鄉:魯迅小說啟蒙敘事研 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本文從中受到許多啟發。

21 22 24 26 尼爾·哈丁:《列寧主義》，張傳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 228、181、193頁。

23 章乃器:《半殖民地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知識》1935年創刊號。

25 [日]橫光利一:《靜安寺的碑文》，參見《感想與風景 橫光利一隨筆集》，李振聲 譯，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4、39、40頁。

27 [日]巖崎·昶:《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5頁。

28 魯迅:《〈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9頁。

29 陳振鷺:《智識份子商品化以后》，《正論旬刊》1934年第1卷第6期。

30 “失業是成了目前中國社會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尤其在上海，職業恐慌與飯碗競爭 日趨尖銳化。僅以智識階級而言，‘要飯吃’，已成了一般青年普遍的呼聲。”參見 鼎鼎《上海智識階級的職業恐慌》，《上海周報》1933年第2卷第22期。20世紀30年代 爆發了以上海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城市謀生危機，既是教育失衡問題，也是資本輸入問 題，但直接影響了作家文人的生活，許多刊物開辟欄目討論這一現象。失業加劇了革命者們的匱乏，于是被迫走向農村，盡管也帶來了另一條革命道路，如梁漱溟把知識 分子與下層民眾“合攏起來去革命”稱之為“下鄉救國”。(梁漱溟:《鄒平工作概 談》，《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頁)不過，這不是本 論的主題，本論認為并非鄉村提供了新的品質，而是都市道路走不通的結局。

31 王清波:《復興農村與智識階級》，《之江期刊》1933年創刊號。

32 33 戴隆斌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40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 283~284、282頁。

34 魯迅說葉靈鳳“生吞”“活剝”比亞茲萊作品倒暴露了自身的“流氓氣”:“有一個 時期也畫過普羅列塔利亞，不過所畫的工人也還是斜視眼，伸著特別大的拳頭。但我 以為畫普羅列塔利亞應該是寫實的，照工人原來的面貌，并不須畫得拳頭比腦袋還要 大。”(魯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300頁)

35 《330718 致羅清楨》，《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頁。

36 《340602 致鄭振鐸》，《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頁。

37 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王景生、季耶譯，張捷校，外國文學出版社 1992年版，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