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從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后，20多年間，網絡文學從無到有，從文學愛好者的業余分享，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新文化。2003年后，連載章節付費閱讀模式的發明與普及，成功地將原本是業余和無償的網絡小說寫作轉變為一種職業。2010年后，網絡小說又一躍成為媒體工業的創意源頭。

在當前，大眾討論與審視中國網絡文學往往脫不開兩種視角。一種是商業角度，將網絡文學看作一種盈利豐厚的產業，關注點在于商業運作模式和盈利模式。另一種則是更為傳統的文學視角，評估網絡文學的文學質量和藝術價值。網絡文學固然通過其龐大的體量和商業價值獲得了文學界的關注，但真正落實到對具體文本的批評，作為全民娛樂和日常消遣的網絡小說仍然經常逃不脫淺薄、單一、粗糙、媚俗、文筆差等評價。

近年國家開始關注和加強對網絡文學發展的監管和引導，提出了提升網絡文學品質的要求，以及對網文現實化、精品化、經典化的期待。近期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文學出版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確提出了要控制總量，提高質量，抵制網絡文學模式化的傾向。由此可見，目前的中國網絡文學發展有兩個趨勢：產業化與精品化。但在商業視角和文學視角之外，筆者還想引入第三個視角：從教育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怎樣看待和思考中國的網絡文學創作與管理？

從教育的角度思考網絡文學，通常人們首先想到、也最為熟悉的，可能是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這個角度往往會順理成章地引出網文精品化的需求。但很少為人提及的另一點是，閱讀和創作文學作品，本身即是一種對語言和創作活動的深入學習與演練。網絡創作的粗糙和幾乎零要求的準入制密切相關：任何人都能在免費開放的網絡平臺上創作發布自己的作品，而無需經過專業編輯的重重篩選與打磨。這是限制網絡創作整體質量的先天缺陷，卻也是網絡創作得以迅速普及的最大優勢。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網絡創作的低門檻其實是一種極好的幫助初學者成長與進步的方式。以網絡文學為例，任何人，無論他們是否經過良好的教育與寫作訓練，有怎樣的寫作天賦，都可以嘗試寫作，都可能通過在網上發布他們的作品獲得讀者的真實反饋。

如我們所知，中國網絡文學的創作者與讀者大多是中國的年輕一代。《光明日報》2019年的一篇報道中提到：截至2018年，在4.3億中國網文讀者中，30歲以下的讀者占比約為60%，而在1755萬主要網絡文學平臺駐站作者中，“90后”作者占比過半。網絡文學社群的參與者們經常身兼讀者與作者兩種身份，而即使是純粹的讀者，也可能是作品積極的評論者和討論者。這種年輕一代對低門檻的文學創作活動與創作社群的活躍參與，在歐美教育界被視為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典范，是青少年增進文字素養和實踐媒介知識的重要途徑。從文學創作專業的角度評價，大量的網絡文學創作看起來可能僅僅是低水平的重復，難登大雅之堂；但是，如果我們從教育學的角度把這些創作活動視為學生與新手的學習與演練閱讀和寫作的契機，觀感可能立即大為不同。

在影視工業發達之后，美國的教師和學者們為年輕一代的孩子習慣影像消費、對文字閱讀和寫作缺乏興趣而深感頭疼：問題已經不在于學生是否愿意閱讀、寫作嚴肅和優質的作品，而是學生是否愿意閱讀和寫作。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個精英教育的問題，而是普及教育的需求。在中國，這樣的趨勢也已經出現。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口基數龐大, 全民義務教育普及不久，仍然亟需提高國民文化素養。另一方面，現代生活節奏加快，人們對文化產品的消費也日趨碎片化，短視頻的迅速流行就是很好的證明。最新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初中及以下學歷的網民仍然占多數（58.3%），網絡文學的受眾雖然超過中國網民的半數（50.4%），人數仍然少于網絡游戲（58.9%）和網絡直播（62%），更遠低于短視頻（85.6%）和網絡視頻（含短視頻）（94.1%）。此外，網絡文學受眾的增長趨于放緩，占中國網民總體的比例也從2019年6月的53.2% 下降到了2020年3月的50.4%。

根據中國共青團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8年和2019年的《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當前18歲以下在校學生的主要網上休閑也是以影音為主，比如玩游戲（六成以上），看短視頻與視頻（約四成）。只有20%左右的學生選擇看小說作為娛樂，比例從2018年的23.7%下降到2019年的21.4%。進行內容創作的學生從13.1%下降到11.0%。短視頻的用戶則從40.5%上升到46.2%。與之對應的是，近期市場重點投資短視頻行業，并愈發傾向于將文字作品當作后續加工的原材料使用。如果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顯然可能會背離全民閱讀和“全民悅讀”的美好愿景。網絡文學在過去十幾年里的興盛，很有可能體現的是中國國民在影音工業大發展之前所積累的文字能力，與早期互聯網時代由于受流量與技術限制而形成的以文字為主要傳輸形式的閱讀習慣。但是在視覺與音效刺激越來越廉價易得的今天，這樣的文字閱讀的習慣與興趣還能持續多久？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要如何傳承、普及、發揚我們的文字教育？我們要如何幫助趨于依賴視覺與音效刺激來獲取和理解信息的孩子們更好地學習閱讀與寫作？這當然并不意味著人們不該消費影像作品和擁抱新媒體文化，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文字學習是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基石。因此，這些問題不但重要，而且緊迫。

因此，教育學者們指出，一個開放的、低門檻的、方便讀者與作者密切交流的創作社群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在學校教育中，學生學習寫作的主要方式是遞交作文給老師，老師批改后發回給學生，而寫作的題目與格式都有相應的規定。在這樣的模式中，對于絕大部分學生來說，他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讀者和聽眾，往往難以感受到創作的熱情與快樂。同樣，學生閱讀學校指定的文本，回答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而并非依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閱讀對象、發表評論。因此，學生常常懼怕寫作和閱讀，感受不到寫作與閱讀的樂趣。然而，當他們參與到一個真實而運作良好的創作社群中時，他們按自己的興趣來選擇作品，對作品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感受，同時，他們也可能收獲對自己的創作抱有熱切興趣的真正的讀者。這些讀者會積極地詢問與猜測故事的發展，稱贊作者的構思與寫作，或者指出作品的缺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些創作者們不再是等候老師評點的學生，而是受人喜愛的作者。在這樣的社群中，閱讀與寫作不再是必須要完成的作業和考試，而是參與者自身的興趣與愛好。

由此，在2007年，美國著名傳播與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新媒體素養研究團隊一起，從教育的角度定義了參與式文化：為文藝表達和公眾參與設置低門檻，為創作和分享提供強支持；老成員會為新手提供一些非正式（有別于學校教育形式）的指點和幫助；參與者相信自己的參與是有價值的，并能感到自己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存在關聯；參與者不一定要進行創作，但是，他們可以創作，并且知道其他成員會歡迎他們創作。參與到這樣的社群中，不僅能夠激發年輕參與者的創作熱情，也能幫助他們建立信心與自我認同，結識朋友和同好，甚至可能把業余愛好發展成為個人的職業。

需要指出的是，詹金斯的理論是建立在他對粉絲文化，尤其是美國的女性同人創作社群的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些同人作者通常是影像作品的粉絲，出于對原作的喜愛而開始閱讀和寫作她們幻想中的劇情后續與人物故事。在歐美，由于嚴格的版權法，同人小說作為二次創作往往無法正式出版，因此粉絲們形成了自娛自樂、互相幫助，遵循非盈利規則的業余創作交流社群。進入21世紀后，從詹金斯開始，粉絲研究、媒介研究與教育學相結合，形成了一個分支，關注參與粉絲創作活動能夠給參與者（尤其是青少年）帶來什么樣的學習機會與幫助。參與式文化即是其中發展出的重要理念。研究者們發現，參與這些活動能夠有效地提高孩子們的語言能力、媒介素養、自我認同，也經常成為年輕人將業余愛好發展成工作與深造的契機。

被廣為引用的美國教育學者麗貝卡·布萊克的一系列個案研究記錄了一名隨父母從中國移居加拿大的小女孩是如何通過用英語寫作和發表日本動畫《魔卡少女櫻》（中國大陸引進版譯為《百變小櫻》）的同人文來習得第二語言、并且在陌生的文化環境里結識新朋友的。由于這部動畫的主角是一位日本小女孩和一位中國小男生，這位中國女孩的同人寫作對于英語讀者來說就顯得更為貼近原作的文化背景，更具有說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在寫作與交流的過程中，女孩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也增強了自信心與對母國和東亞的文化認同。這是一個極為典型的東西方年輕一代進行跨文化交流與網絡學習的案例。在中國，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也是起步于類似的業余愛好者的網絡創作群體，而女性同人創作社群的發展與活躍，也與詹金斯和其他歐美學者筆下的歐美女性同人創作社群生態相當接近。事實上，關于中國女性網絡文學創作群體的研究和報道證明，在參與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作者和讀者們不但培養和發展了自身的語言能力和媒介素養，也極大地增進了她們對抄襲和版權議題的關注和理解。近年來，網絡言情小說讀者與作者們的不懈努力使得反抄襲和支持原創的議題獲得了更多的公眾關注。如《錦繡未央》這樣的抄襲作品，就是由熱心的網絡讀者們一力抵制，多方奔走，志愿搜集整理文本抄襲的證據，這才使得被侵權的作者們能夠迎來勝訴的一天。

直至今日，網絡文學龐大的作者群體仍然以兼職與業余作者為主，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并不從事與文字創作相關的工作，很多人的寫作質量不高，關注率低，或者并不盈利。產業化和精品化的視角很容易忽視這些網絡文學的“大多數”，或者視之為需要改進的部分。因此，筆者認為，引入教育學的角度，對討論如何看待中國網絡文學、中國網絡文學應該如何發展，都具有極大的意義。網絡文學不僅是盈利豐厚的新興產業，也不僅是（世人期待中的）精英薈萃的文學創作場，它更是一個開放的、廣闊的教室，歡迎和鼓勵年輕的業余文學創作者和閱讀者們在其中蹣跚學步，牙牙學語。雖然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會成為符合精英標準的職業作家，也未必能夠成為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愛好者，但這些哪怕顯得幼稚與笨拙的閱讀與寫作的實踐仍然有語言教學上的積極意義。

事實上，中國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已然證明了這個大教室在教育學上的價值所在。從這樣的角度思考，我們是否能夠對中國的網絡文學抱有更多的鼓勵與耐心，我們是否能夠有更完善的政策與方案，來平衡網絡文學的產業功能、文學功能與教育功能之間的關系？在網文精品化、經典化的導向之外，我們是否可能將這個巨大的、敞開的、也因此看起來顯得雜亂無章、粗放生長的語言教學場的優勢保留下來？我們是否可能在學校教育中吸取網絡文學社群的優點，將學校也轉變成鼓勵學生熱情地學習閱讀與寫作、活潑地參與創作與發明的園地？這些話題都值得教育者和網絡文學的愛好者、關注者、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們進一步的思考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