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8年，痞子蔡那篇后來屢被提及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在網上連載時，恐怕很多人想不到，多年后網絡文學會蔚為大觀，不但影響人們的精神文化世界，而且成為了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文化引擎，同樣想不到的則是網絡文藝研究儼然成為新時代的一門“顯學”。同樣，2000年，當痞子蔡的這部幾乎“經典化”了的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時，可能出品方也不會料到其票房和口碑竟然不佳。[1] 這一切，其實都預示著一個共同的事實：時至今日，對于網絡以及網絡文藝，未知依然大于已知。這個似乎每天同時占據著學術類和新聞類媒體重要位置的“前沿話題”，還處于剛剛破題的階段。正因為如此，當我拿到易文翔和王金芝的新作《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時，不由得一氣兒讀完了全書。作為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此書文辭暢達，論題集中，干凈利落，不但對網絡小說的影視改編本身作了完整的研究，而且試圖探求網絡文藝的底層邏輯，從而為我們把思考的觸角伸向網絡文藝的“硬核”地帶提供了幫助。

一、網絡文學的視覺化和替代性

改編，本身并非新話題。沒有網絡之前，改編就是文藝領域常見的現象。而文學作為藝術的母體，不但可以改編為電影、電視、話劇、戲曲、評書、歌劇、舞劇，還可以改編為連環畫。正如本書作者所言：“在電影誕生的第七個年頭—1902年，改編自小說《從地球到月球》（凡爾納）和《第一個到達月球的人》（威爾斯）的科幻影片《月球旅行記》上映。”[2]“在中國，小說的影視改編也是隨著影視業發展而興起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茅盾的小說《春蠶》就被改編為同名電影；而中國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也是根據同名短篇小說改編而成的。”[3] 但是，就像互聯網改變了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一樣，“互聯網+”改編也呈現出一種嶄新的面貌。對互聯網時代“改編”特殊性的探討，正是《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一書的重要特色。本書主體部分共五章，論述了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的文化語境、策略、意義和影響，以及前景，同時，以多部具體作品為例，進行了個案分析。在我看來，書中關于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的理論分析，有兩點尤為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文字視覺化現象；其二，網絡的替代性意義。

先看文字視覺化現象。書中指出：“隨著現代信息與傳媒技術的發展，文化形態發生變異，其表現和傳播的形式由‘語言’為主轉向了以‘圖像’為主，電影、電視、網絡圖片充斥著人們的生活，整個文化領域逐漸向視覺化轉型。人類進入了讀圖時代，大量經典作品被改編，新的文學作品呈現出影視化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網絡小說寫作上，表現尤為突出。”[4] 網絡所帶來的文化變革最終要體現為人的藝術欣賞習慣和審美偏好的重塑。正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在審美的意義上，一代人之所以區別于另一代人，不僅在于他們在對象是否“美”這個問題上的分歧，而且在于他們關于如何欣賞美和鑒定美的差別。

換言之，美是具有代際性的。網絡文學剛剛興起時，其主流用戶群體或許還屬于傳統文學讀者向網絡世界的“移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網生一代逐漸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流用戶，他們從小就浸潤于以互聯網為底色的文化世界之中，其思維模式一開始就是偏視覺的。“在其知識和經驗過程中本身已內含較多的‘視覺化’成分，視像化接觸世界已經成為一種習慣。”[5] 對于網絡文學而言，網生一代是劇中人，也是劇作者，是作家，也是讀者，當他們開始文學創作時，視覺化的描述方式就會自然流露在筆端。而影視改編是網絡文學的重要市場目標，為了被影視公司挑中，寫作者又會自覺地強化這一特性。視覺化，也因而成為網絡文學的重要美學特性。

再看網絡的替代性意義。本書從我國影視產業蓬勃發展帶來的內容困境入手，分析網絡文學影視改編熱潮之形成，讓人眼前一亮。書中說：“長期的內容資源匱乏是影視產業的困境之一。網絡小說的興起和繁榮為解決這種困境提供了可能。”2015年，“一劇兩星”政策發布，影視制作公司變得更加謹慎，不敢輕易開拍新作品。“同時，在好劇本匱乏、題材瀕危的情況下，國產電視劇開始熱衷于借助網絡尋找故事，擁有較高知名度和深厚讀者基礎的網絡小說成為各大影視制作公司爭相追捧的對象。從最初的網絡IP改編電視劇或者電影，到后來的網絡劇、網絡大電影等，網文IP成為影視劇本的最大來源。”[6] 可以說，網絡小說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了“劇本荒”的影視業。而“先網后臺”模式的推出，又緩解了“一劇兩星”政策的限制。“視頻網站憑借自身的延續性和開架式觀看方式成了電視劇播出的新勢力，充當起緩解資本壓力的‘第三顆星’。”[7] 也就是說，網絡文學的興起，完成了精神文化產品的替代性生產，這也是為什么網絡文學及其改變的影視作品總是表現出某種審美補償性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互聯網已成當今“顯學”，但毋庸諱言的是，泛泛之論、人云亦云的多，深入細致的學理分析少。與有的研究停留于描述網絡文藝的現象不同，《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把網絡文學的發展嵌入到我國文藝發展格局特別是社會群體代際更替和制度變遷之中，以文化研究和社會學視角相融合的方式，更加透徹地洞悉了網絡文學發展的路徑和肌理。

二、辯證的思維和批評的取向

任何一種文學藝術都不能自外于其產生的環境，但網絡文學因為其特性的緣故，受到讀者、環境的影響更大。本書作者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因而沒有局限于網絡文學內部，而是加入了“外部研究”的思路，使其論說更具辯證性，因而也形成了較強邏輯說服力。

在分析網絡小說的特性時，作者緊緊抓住市場、資本、商業、大眾等網絡文學的關鍵詞，從中發現網絡文學的長處。“從創作和傳播的方式來看，網絡文學在創作和傳播過程中都呈現出大眾性的特質，即大眾共同參與寫作與閱讀。迎合受眾、獲得人氣是網絡文學生存的前提。這與影視產業的大眾文化屬性是一致的。而傳統嚴肅文學更注重技巧、審美、教化，傾向于‘小眾’格調……網絡小說通俗易懂，娛樂輕松，更符合沒有深度閱讀習慣的年輕人的口味。”[8] 電影和電視劇都屬于大眾藝術，網絡文學在影視轉化度方面，也就具有傳統小說無法比擬的優勢。在分析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的策略時，作者又專門就“商業性的追求”做出分析。商業利益的考量，不僅是推動改編的起點，而且影響乃至決定了改編的路徑及結果形態，包括在保留原作“看點”基礎上大膽增刪，充分利用影視視覺化特點，將戲劇沖突改為更適合影視手段表現的畫面等。

應該說，文學改編影視時的形態發生的特征變化，早就受到學界關注。陳友軍在分析從小說改編而來的電視劇《紅樓夢》時就指出：“文學對于現實的描述是‘文字化’的，電視對于現實的表達是‘圖像化’的，電視劇對文學名著改編中的這種語言轉換，被形象地稱為電視劇對文學作品的‘翻譯’，翻譯是否成功，大多是從文學的立場來衡量。”[9]《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一書的分析則讓人清楚地認識到，影視化是網絡小說實現市場價值的轉化器，而市場化本身又是網絡文學內在的本質屬性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小說的影視改編是資本的邏輯使然，也是這種文學形態的自身邏輯使然。這不但從另一個側面，讓我們看到了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之間的差異，而且，讓人意識到，衡量和評價網絡文學的成就，必須從市場的（或資本的）和文學的（或藝術的）兩個維度出發，才不會失之偏頗。

書中引述了白燁先生關于網絡文學發展中資本性壓倒文學性，“對于文學網站來說，盈利往往比文學、比美學更重要”的擔憂。[10] 在此基礎上，本書作者進一步指出：“對于IP時代的資本來說，網絡文學就是一只養了很久的母雞，從羸弱雛雞到豐產期，20余年產了很多蛋，培養了4億多讀者，幾百萬的作者，IP時代即享受豐收的時候，所以很多資本紛紛伸出手來尋找雞蛋，期望能孵出一窩雞仔。誕生于互聯網之中的網絡文學，其發展壯大和資本息息相關，但作為以文字為內容的文學，始終離不開文學和美學的評判標準。網絡文學能不能生產更多的蛋，不是取決于資本，而是取決于生產者（網絡作家）。利益和財富向頭部作家聚集，絕大多數網絡作家成為炮灰，這種現象本身對網絡文學生態造成了傷害。網絡文學以互聯網為核心，有20余年的用戶積累，粉絲變成用戶，用戶形成社區，社區成為用戶的感情依托，如果這個生態被破壞，那么IP轉化將成為無源之水。”[11]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一長段話，是因為這段話不但概括了本書作者對網絡文學的根本看法，而且表現出一種深邃的視野和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感。

本書作者毫不諱言網絡文學對于影視的積極意義，指出其為影視動漫提供了新的題材和類型，拓展了當代影視的表現范圍，還給影視業塑造了大眾文化和青年亞文化。同時，也對“唯商業性”的改編提出了客觀的批評，并歸納出三種表現。其一，改編作品“注水”。“比如2015年的電視劇版《何以笙簫默》，原作僅12萬字，不足以支撐36集電視劇的體量，電視劇討巧地在第31集故事已經完結的狀態下，以成年時代主人公的視角，重新將少年時代的劇情又演了一遍，而后4集則直接是前32集劇情的‘精華版’。”[12] 其二，改變類型固定化。“出于快速兌現商業獲利，影視改編基本操作模式：對讀者點擊率高的小說進行定量定性分析，找出所謂的爽點，快速‘影像化’，如同一個標準化流程生產商品。”[13] 其三，改編作品文化含量缺失，存在去智化、媚俗化傾向。“追逐商業利益、迎合大眾審美，接近商業性、消費性和通俗性文化。一旦過度突出‘俗’，內容流于膚淺，注重感官享受，則會壓縮人們理性思考的空間，異化大眾審美，甚至傳達不正確的價值觀。”[14] 作者指出，前幾年影視行業的整頓和嚴格管理所造成的“寒冬”，實際上是“資本寒冬”。改編者應把目光放回影視藝術本體，探索順應時代要求、尊重藝術的改編之路。確為不刊之論。

行文至此，想到2010年春節前夕，我隨單位領導看望著名電視評論家曾慶瑞先生。曾先生談到風行的IP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IP的負面影響是割斷了創作者與生活的直接聯系。這一判斷值得重視和思考。本書的研究可謂與此不謀而合，為客觀評價網絡時代的文學、影視新現象提供了幫助。

三、現場觀察與個案評估

2019年末，筆者應約為《中國藝術報》撰寫文藝評論年度盤點時曾提出，在這個“網”天下的時代，文藝評論也無法脫離網絡語境。當下的評論家面對網絡文藝之時，保持開放的頭腦和創新的熱情，遠比著急忙慌地為其下一份“判決”更加重要。[15] 網絡文學研究需要理論創新，也需要貼近現場，開展個案分析式的評論。不過，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任務。文學作品評論離不開個人的感受，但是如果這種個人感受缺乏普遍的理論企圖，就會削弱或喪失評論的功能。而在網絡與文學結盟之前，即便在印刷時代的近現代乃至當代文學領域，研究者總可以通過某種理論框架或話語方式，從文學海洋中找到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作品，通過“個別”的分析指向某種“普遍”的認識。但在網絡語境下，“老辦法”有失靈的可能，這不僅由于網絡文學數量之龐大，而且還有學術共同體內缺乏具有共識性認識框架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我很認同本書的處理方法，即運用“作品分析”的手段，剖析個別作品，以案說法，積累特定論題中的“基礎數據”。本書論及理論問題時已舉了不少例子。書的第三章“改編作品分析”更以全書三分之一強的篇幅，分析了《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七月與安生》《甄嬛傳》《瑯琊榜》《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遇見王瀝川》《大江大河》《將夜》等八部近年來比較“火”的作品。

這一章的八個小節每一節都可以視為一篇短小精悍的影視評論，而且作者的立論角度都是從改編的結果即影視來考察其源頭即網絡文學，這樣的處理使我們得以比較清楚地看到網絡文學影視化過程中的“變異”。更值得注意的是，每篇作品分析的視角不盡相同，比如關于《七月與安生》的分析，作者看到了改編對主題和敘事的重新詮釋；對《甄嬛傳》的改編則致力于發掘其在美學風格和細節上的差異；通過對小說《大江東去》和電視劇《大江大河》的比較分析，作者對網絡文學中的當代感和現實主義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如書中所言，“小說《大江東去》和電視劇《大江大河》中蘊含的當代性和時代感使其成為爆款，成為在網絡小說和電視劇中獨特的存在，這種現象對網絡文學和影視行業應該帶來更多的啟迪。不管是什么樣的藝術形式，尤其是技術和虛擬吞噬占據的當代空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和思想狀態上就虛避實的今天，都使得我們無權蔑視當代和今天，當代感是空氣和水，是‘美的軀體’，值得文學和影視大做文章。”[16] 顯然，這已經從單個作品的分析，上升到一般意義上的文藝理論了。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也是網絡文學蓬勃發展的地方。有學者指出：“廣東是中國網絡文學重鎮，一直以來，網絡文學作者、作品、讀者數量居全國之首。廣東網絡文學發展史，就是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史的縮影。”[17] 誠然，生動的實踐給人以洞悉其底層邏輯的可能，而理論創新也總是來源于生動的實踐。《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這本書體量雖然不大，但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也將為推動廣東乃至全國的網絡文藝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注釋：

[1]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63頁。

[2]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195頁。

[3]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38頁。

[4]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34頁。

[5]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35頁。

[6]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8頁。

[7]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30頁。

[8]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39-40頁。

[9] 陳友軍：《中國電視劇文化史稿》，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9年，第70頁。

[10] 白燁：《資本推手，助力繁榮還是制造泡沫》，《中國藝術報》，2014年9月5日；轉引自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01頁。

[11]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01頁。

[12]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16-217頁。

[13]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17頁。

[14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217-218頁。

[15] 胡一峰：《靜水流深，堅韌前行 — 一份2019年文藝評論的個人觀察》，《中國藝術報》，2019年12月30日。

[16] 易文翔、王金芝：《網絡小說影視改編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9年，第173頁。

[17] 西籬：《廣東網絡文學發展概述（2001—2017）》，《網絡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第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