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將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一個新的世紀又過去了五分之一，相對于俄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乃至蘇聯時期的革命時代和解凍時代，這20年間的俄羅斯文學似乎波瀾不驚。但是，在俄羅斯這樣一個文學傳統悠久豐厚的國家，文學生活自然仍在正常持續，在這不長不短的20年里，當代俄羅斯文學也悄然發生了一些新變化。

與蘇聯文學漸行漸遠

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文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官方文學和在野文學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倒置，地下文學浮出水面，境外文學回歸故土，20世紀俄語文學的諸多板塊終于合而為一，成為“統一的”文學。但這種所謂“后蘇聯文學”，就整體而言仍建立在與蘇聯文學的比對關系之上，無論是反烏托邦文學對烏托邦文學的戲仿和解構，還是后現代主義潮流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顛覆，無論是對蘇聯歷史的文學反思，還是對蘇聯時期文學的歷史重估，其實都是以蘇聯文學為參照系而展開的。進入21世紀后，情況有所不同，當代俄羅斯文學似與蘇聯文學漸行漸遠。

首先，在蘇聯時期成名的大作家紛紛離世，當代俄羅斯文學與蘇聯文學的直接關聯基本告一段落。蘇聯鄉村散文代表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2001年的去世構成一個信號，標志蘇聯解凍時期涌現的那一代作家開始退出歷史舞臺；2008年，作為蘇聯時期少數民族文學最突出代表的艾特馬托夫與頗具爭議的索爾仁尼琴幾乎同時離世；次年，同時被視為蘇聯時期青春文學和境外俄語文學第三浪潮之代表的阿克肖諾夫去世；2015年，同時被視為鄉村散文、戰爭文學和道德題材文學之代表拉斯普京去世。就這樣，20世紀下半期俄語文學中主要幾種文學流派的領軍人物都先后離去。作家伊斯康德爾2016年去世時，筆者在俄羅斯的報紙上看到詩人葉夫圖申科拄著拐杖出席葬禮，便在給詩人的郵件中寫道：“如今您已成為蘇聯時期俄語文學的最后一根拐杖。”詩人回復道：“你稱我為文學的拐杖，這個形象很出色，盡管也很悲哀。”第二年，這位20世紀下半期最重要的蘇聯詩人也在美國離世，同年去世的還有年近百歲的彼得堡老作家格拉寧。今年，蘇聯時期戰壕真實派文學的代表邦達列夫也告別人世，這位享年95歲的老作家的去世表明，作為一個群體的蘇聯作家已不復存在。

其次，關于蘇聯和蘇聯文學的爭論已不再是當下俄羅斯文學中的時尚內容，之前激烈交鋒的雙方都漸趨“中立”。蘇聯解體前后，關于蘇聯及其歷史和功過的評說是整個社會輿論的關注焦點，關于蘇聯文學及其歷史和優劣的討論也是一個社會性話題。然而，二三十年過后，隨著被討論對象逐漸隱入歷史深處，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被俄羅斯的寡頭政治、俄羅斯和西方的關系、環境和氣候變化等現實問題所吸引，在解體后步入成年的新一代俄羅斯人，更是把蘇聯時代及其文學視為遙遠的、陌生的過去。在這種情況下，文學作品即便寫到蘇聯時期的歷史，其立場也不再是單一的維護或聲討，而開始采取更為“客觀”的立場。比如，生于1977年的女作家雅辛娜在其長篇處女作《祖列依哈睜開了眼睛》（2015）中，就以某種超然的態度寫出了歷史的悖論。小說描寫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去富農化”運動，它雖展示了富農階層被殘酷鎮壓的悲慘歷史，卻也讓被流放的富農婆祖列依哈“睜開了眼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作者在為這部小說的中譯本所作序言中寫道：“我在構思這部小說的情節和人物時，準備描寫的正在于此——關于一個人命運的轉變，即一個赴死之人突然喜獲第二次生命，而且與第一次生命迥然不同。”失去丈夫、遭到流放的祖列依哈，反而因此掙脫了封建家庭的束縛；在封閉的囚車，在與世隔絕的林中勞改營，她反而贏得了不止一個男人的愛慕。在一個普遍扼殺個性的時代，祖列依哈的個性反而得以覺醒和釋放；在那些非人的生活空間里，祖列依哈反而逐漸成長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女人。不去簡單地懷念或控訴逝去的時代，而是藝術地再現那個時代生活中的悖論，這是以雅辛娜為代表的年輕一代作家所體現出的新的創作取向。

最后，作為“蘇聯文學”基本特征的元素也在逐漸消融。高爾基1934年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題為《蘇聯的文學》的報告中，曾從這樣兩個方面來界定“蘇聯文學”：第一，蘇聯文學應該是一種本質上不同于西方文學和俄羅斯舊文學的新文學；第二，它“不僅是俄羅斯語言的文學，它乃是全蘇聯的文學”。高爾基所言的蘇聯文學的第一個特質，顯然已被當代俄語作家有意識地消解了，當代俄羅斯文學追求的不是與西方文學的對峙，而恰恰是對接，不是與俄羅斯舊文學的決裂，而恰恰是承續。至于蘇聯文學的第二個特質，即多民族文學，也在逐漸淡化。蘇聯解體后，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蘇聯解體后成立的獨聯體，在2008年的俄格沖突、2014年的俄烏沖突和克里米亞危機之后，其凝聚力每況愈下。當代俄羅斯文學對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文學的關注度在持續下降，一些少數民族文學的杰出代表、后來用俄語寫作的著名作家，如吉爾吉斯族的艾特馬托夫、阿布哈茲族的伊斯坎德爾、白俄羅斯族的貝科夫等相繼去世后，聯系俄羅斯文學和那些民族文學的紐帶松弛了，當代俄羅斯文學似乎也在主動放棄作為一種超民族文學的使命和責任。比如，一直用俄語寫作的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201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俄羅斯文學界就表現得相當克制，既無肖洛霍夫獲獎時的歡慶，亦無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獲獎后的喧鬧，更無當年已開始用英語寫作的美籍猶太詩人布羅茨基獲獎時所引發的熱潮。換句話說，俄羅斯文學界似乎沒太把俄語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當成自家人。

當下俄羅斯文學的多元構成

近年俄羅斯文學的最突出特征或許就是其多元化，這既指其多樣的題材和風格，也指其更為豐富的文學觀念和作者構成。

蘇聯解體后，廣大俄語作家或主動、或被動地與政治拉開距離，作家的“社會代言人”和“靈魂工程師”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認同。這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學多元化的基礎。但在進入21世紀后，作為俄羅斯官方意識形態的東正教信仰開始滲透進俄羅斯文學，其具體表現為：首先，是對俄羅斯文學史的宗教闡釋，包括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內的俄國經典作家都被塑造成虔誠的基督徒，許多經典名著也被置于宗教信仰的語境展開重新解讀。其次，當下俄羅斯作家大多承認自己的東正教信仰，并自覺地將其對世界和生活的宗教感受和意識帶入其創作，描寫宗教史掌故、修道院生活和個人心路歷程的作品大量涌現。最后，俄羅斯教會也很重視文學這一“思想武器”：2001—2004年間，杜納耶夫編寫的六卷本文學史著《東正教與俄國文學》陸續出版，完成了從東正教視角對俄羅斯文學的全面梳理和概括；東正教會成立牧首文化委員會，創建專門的文學出版社和圖書館；牧首基里爾和都主教吉洪還親自寫作“文學性”作品。

當下俄羅斯文學的風格如此多元，竟無一種流派能占據首要位置。蘇聯解體前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曾是最引人矚目的現象，它成為一種文學時尚，迅速填補了蘇聯文學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但好景不長，進入21世紀后，俄羅斯后現代主義似已顯出疲態，老一代后現代作家如韋涅季克特·葉羅菲耶夫、比托夫等相繼離世，蘇聯解體后開始寫作的后現代作家如佩列文和索羅金等，其作品中的后現代成分似有所減弱，這兩位當下俄羅斯著名小說家的作品，有許多已被譯成中文，如佩列文的《“百事”一代》《黃色箭頭》《恰巴耶夫與虛空》，索羅金的《暴風雪》《碲釘國》等。與后現代文學形成對峙的，是在兩個世紀之交出現的“新現實主義”潮流。新現實主義是一個龐雜的構成，總體而言，新現實主義作家們關注并反映迅速變化的現實，但并不帶有預設的立場；他們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作品的情節、形象等往往都是碎片化的、印象式的；他們的筆法是寫實的，卻并不排斥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表現手段；他們的現實主義同時也具有自傳性、主觀化、折中性、非崇高化等調性。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有瓦爾拉莫夫、普里列賓、謝欽和沙爾古諾夫等。

新現實主義的興起同時派生出一個文學現象，即非虛構文學的繁榮。傳統的回憶錄、旅行記、特寫、政論等原本就是俄羅斯文學中的重要體裁，也曾涌現出拉季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赫爾岑的《往事與沉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等名作，只不過在當下俄羅斯文學中，虛構和非虛構的界限變得更為模糊。瓦爾拉莫夫在2008—2015年間一口氣為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寫出七八部傳記，如《格林傳》《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傳》《普里什文傳》《普拉東諾夫傳》《布爾加科夫傳》《格里高利·拉斯普京傳》《舒克申傳》等，他一直強調，他寫的雖然是真人真事，卻都是“文學作品”。在一些純文學獎項中，獲獎作品也常常是人物傳記，如德米特里·貝科夫的《帕斯捷爾納克傳》、薩拉斯金娜的《索爾仁尼琴傳》等。

女性文學的崛起也是新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道景觀。一貫由男性作家占據主導地位的俄語文學在近20年里發生了某種“性別變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壇，成為主流作家，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塔吉雅娜·托爾斯泰婭、烏利茨卡婭和斯拉夫尼科娃并稱為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的“女性四杰”。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將戲劇、寓言等體裁因素糅合進小說，擴大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生物學專業出身的烏利茨卡婭善于細膩地解讀俄羅斯女性的歷史命運和現實處境，她的多部中長篇小說，如《美狄亞和她的兒女》《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忠實于您的舒里克》和《雅科夫的梯子》等，在俄羅斯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并也均陸續被譯成漢語。前文提及的雅辛娜，在處女作之后又于前年推出長篇《我的孩子們》，該書中譯本也即將由北京十月文學出版社出版。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俄羅斯文學界還經常爆發關于“女性文學”的爭議，如今這樣的議論已很少聽到，究其原因，或許因為女性文學作為一個文學群體的身份和實力已得到普遍認同，或許由于眾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從而消解了俄羅斯文學中傳統的性別界線。

大眾文學的泛濫曾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社會文化生活中一個觸目驚心的現象。一方面，這是蘇聯解體后文化的一種自然選擇，是對官方文化的反撥，是精神解放的象征；另一方面，這也是商業化的結果，是對大眾的低俗趣味的迎合。一時間，向來以道德感、社會責任感見長的俄國文學，被以偵探小說、武俠小說、幻想小說、言情小說甚至色情小說為代表的大眾文學所取代；曾號稱“世界上最喜愛閱讀的民族”的俄羅斯人，競相捧讀各類通俗小說。進入21世紀之后，大眾文學與嚴肅文學間的關系出現了某種微妙變化：一方面，大眾文學自身的文學水準似有提升，一些靠寫通俗文學起家的作家，如阿庫寧、魯賓娜等，已被列入大中學校的文學課教學大綱，成為“新經典”；另一方面，面對嚴峻的生存壓力，一些嚴肅作家們也開始把“通俗化”當成一種創作追求，把許多大眾文學元素摻入自己的作品。嚴肅文學的大眾化和大眾文學的經典化，這兩個相向而行的潮流構成了當下俄羅斯文學的一道新景觀。

既狂歡又寂寥的文學生活

進入21世紀后，俄羅斯文化中的文學中心主義傳統似乎得到延續，每逢大作家的整數生卒年，俄羅斯都要舉行全國性紀念活動，普希金的誕辰6月6日，更是被定為俄羅斯語言文學節，是法定假日。當下俄羅斯的作家崇拜現象和文學造神運動似乎并不亞于蘇聯時期，筆者近20年間多次造訪莫斯科，每一次都能看到新樹立的作家紀念碑，如韋涅季克特·葉羅菲耶夫紀念碑（斗爭廣場，2000年）、肖洛霍夫紀念碑（果戈理林蔭道，2007年）、茨維塔耶娃紀念碑（鮑里斯格列勃胡同，2007年）、布羅茨基紀念碑（諾維斯基林蔭道，2011年）、特瓦爾多夫斯基紀念碑（激情林蔭道，2013年）、奧庫扎瓦紀念碑（阿爾巴特街，2014年）、米哈爾科夫紀念碑（廚師街，2014年）等。2018年，莫斯科一下就落成好幾座作家紀念碑，如位于索爾仁尼琴大街的索爾仁尼琴紀念碑、位于巴甫洛夫大街的艾特馬托夫紀念碑和位于完善街心花園的布爾加科夫紀念碑。在這20年間，還為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經典作家新立了紀念碑。莫斯科如今究竟有多少座文學家紀念碑，恐怕很少有人能數清。莫斯科的紀念碑原本就很多，而其中十之七八都是為作家和詩人樹立的。莫斯科人似乎鐵了心，要讓俄羅斯文學史上的每一位大作家都在莫斯科獲得一方立足之地，直到作家們的身影占據莫斯科市內的每一處空地。這樣的文學偶像崇拜現象，在其他國家是比較罕見的。

2014年6月12日，普京總統簽署《關于在俄羅斯聯邦舉辦文學年》的第426號總統令，將2015年確定為“文學年”，總統令中寫明，這一舉措之目的，即“在俄聯邦范圍內激發起全社會對文學和閱讀的興趣”。由國家出面舉辦為期長達一年的“文學年”，這在人類文學史上可能尚無先例。在一年時間里，由政府和官方機構舉辦的活動就有千余項，如國際作家論壇、俄羅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圖書推介活動、國際書展、圖書館之夜、閱讀夏令營等，還有眾多的作家創作研討會、作品簽售會、文學創作競賽、詩歌朗誦會等，而各種計劃外的民間活動和臨時項目更是數不勝數。文學年不僅有充裕的政府撥款、專門的組委會和執委會，還有專門的網站和定期出版物。2015年的俄國文學年成了一個綿延360天的文學讀書會，一個高潮迭起的文學狂歡節。

各種文學獎的設立和頒發，當然也是俄羅斯文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節目。蘇聯解體后，俄聯邦政府很快設立了國家級文學藝術獎項，各地政府也有相應的官方獎。但與蘇聯時期不同，當下俄羅斯出現了許多由基金會、企業或個人出資設立的文學獎項，經過最近二十余年的大浪淘沙，如今已有幾種文學獎確立了其威望，如英國布克獎基金會1991年設立的“俄語布克獎”、俄羅斯暢銷書基金會2001年設立的“國家暢銷書獎”、托爾斯泰莊園博物館2003年設立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獎”、多家銀行和企業2005年設立的“大書獎”等，這些獎項的評選和頒發活躍了當今俄羅斯的文學生活，為一些作家提供了雪中送炭的支持，也推出了許多文學新星。

與這些熱熱鬧鬧的文學活動形成對比的，是當下俄羅斯作家并不樂觀的生存現狀。談起俄羅斯文學當前所享有的空前的創作自由，一位俄羅斯作家曾感慨：“原來過多的氧氣也會憋死人的。”這句話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作家之前的光環或桂冠，與他們當時的時代身份是相輔相成的，而變成真正的文學個體戶，在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很多可能性，其影響力和號召力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失業”；其次，在俄羅斯作家獲得自由的同時，俄羅斯讀者也獲得了自由，即選擇的自由，文學不再是他們獲得精神教益、思想快感和審美樂趣的主要來源；最后，曾以“批判”作為限定語的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長期以來業已形成包括“伊索式語言”等在內的一套獨特的話語方式和表現手段，但到了21世紀，這一套看家本領一時似難以派上用場。于是，我們便看到了俄羅斯文學在鮮亮外套下的日漸消瘦。在如今的俄羅斯，靠寫作為生的嚴肅作家為數甚少，作家們大多擁有教師、記者、編輯甚至導游、司機、守院人等“第一職業”，他們的作品在報刊上發表，通常是沒有稿費的；除少數暢銷的嚴肅作家外，絕大多數作家的作品印數都很少，只有數千冊，甚至數百冊。創刊于1924年的俄羅斯大型文學雜志《十月》，曾發表過包括法捷耶夫的《毀滅》、馬雅可夫斯基的《放聲歌唱》、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等在內的大批名著，在蘇聯解體前后的發行量曾逾百萬，如今卻難以為繼，該刊主編巴爾梅托娃女士需要為每一期雜志的出版嘔心瀝血，尋找資助。從2020年起，這份雜志的紙質版已暫停出刊。《十月》這家俄國百年文學名刊的遭遇，折射出了當下俄羅斯文學的生存困境。

如何在俄羅斯文學的輝煌傳統下繼續創新，如何在近乎失重的自由狀態中保持寫作定力，如何在市場化條件下堅守個性化的創作追求，這些都是俄羅斯作家在當下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步入21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任重而又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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