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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1世紀伊朗文學:文學獎推動下的多元呈現
    來源:中國作家網 | 穆宏燕  2020年07月19日09:45
    關鍵詞:伊朗 多元 穆宏燕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系列文章將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2000年6月,伊朗當代著名大作家胡尚格·古爾希里去世。這既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之后,古爾希里遺孀和友人以他的名字設立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并建立基金會。該獎每年評選一次,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認可,對新世紀的伊朗小說創作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之后,多個官方的與非官方的文學獎項紛紛設立。這其中,“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是最重要、最具權威性的非官方獎項,是專門旨在獎勵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集,評選范圍為上一年度出版的作品。“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文學獎”則是伊朗社科類的最高官方獎,以伊朗現代文壇領袖人物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命名,2005年由伊朗政府動議設立,2008年頒發第一屆,獎勵范圍為文學(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紀實報告文學、文學評論)、史學和宗教哲學類著作。在各種文學獎的推動下,新世紀的伊朗文學創作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伊朗除了官方出版社之外,還有很多私人出版社,每年的圖書出版量龐大,各類文學作品層出不窮。每年獲得重要獎項的文學作品受到讀者廣泛關注,年度重要圖書獎的揭曉也是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總之,新世紀伊朗文學呈現出多樣化趨勢。

    世紀之交的沉思

    (《菩提樹》封面,阿赫瑪德·馬赫穆德側面肖像)

    在世紀之交,老一代作家在暮年對20世紀的伊朗現代歷程有著深沉的思考。他們是巴列維國王白色工業革命的見證人,親身經歷過伊朗社會全面西化的時尚生活,同時也親身經歷過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狂瀾和革命之后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兩個時代迥然不同的對比對他們內心的沖擊是強烈的,這種強烈的對照與沖擊在老作家內心深處往往化作一種沉思。2000年,伊朗文壇泰斗阿赫瑪德·馬赫穆德(1931—2002)出版長篇小說《菩提樹》(上下卷),該小說于2001年獲得第一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全書故事圍繞菩提樹崇拜、阿扎爾帕德家族展開,呈現了伊朗20世紀下半葉波瀾壯闊的歷史。在小說中,菩提樹崇拜作為一種“物崇拜”,實際上隱喻著伊朗在20世紀的現代歷史進程中出現的宗教狂熱和全盤西化兩種極端情況。小說揭示了宗教狂熱的背后實際上是政治權力的角逐,同時全盤西化帶來的物質主義“物崇拜”猶如菩提樹的瘋狂生長,成為掌控伊朗社會的新殖民手段。像伊朗這樣的東方文明古國,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如何既現代化又不西方化,如何既保持傳統宗教文化的生命力,又不陷入宗教狂熱,的確是一道復雜的難題。《菩提樹》表現出了作家對伊朗現實政治和人類命運的深度關懷與觀照。

    女性的“自我”意識

    伊朗新世紀文學中,女作家無疑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新生代女作家與前代女作家存在明顯差異:上一代女作家大多出生于上層知識分子家庭,家世優越,從小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從作家的絕對數量來看不是很多;新生代女作家大多來自新生的中產階級家庭,相對而言有優裕的生活與寬松的時間,為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她們熱衷于文學作品的閱讀與創作。由于基數較大,新生代女作家在數量上明顯多于上一代。

    (《燈,我來熄滅》封面,及佐婭·皮爾扎德肖像)

    佐婭·皮爾扎德(Zuya Pirzad,,1952—)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燈,我來熄滅》,于2002年獲得第二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并橫掃當年伊朗各大文學獎項。小說細膩含蓄地描寫了中年人的情感危機,溫馨中帶著一絲傷感。該小說因為對婚姻生活的思考,受到讀者狂熱的追捧,連續再版三十多次,并被翻譯成德語、土耳其語、法語和中文。繼《燈,我來熄滅》之后,法麗芭·瓦法(Fariba Vafa,1963—)的長篇小說《我的鳥兒》也以婚姻生活為題材,于2003年獲第三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小說以一位已婚婦女的自述展開,講述了女人平淡無奇的日常婚姻生活。丈夫沒有不忠,也不乏體貼,但卻沒有溫情,更沒有激情可言。女人在這樣不冷不熱的婚姻生活中頻頻陷入沉思,思考婚姻生活中“自我”何在。馬赫納茲·卡麗米(Mahnaz Karimi,1960—)的長篇小說《鑔釟與冷杉》出版于2003年,獲得“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提名,并奪得2003年“伊斯法罕文學獎”最佳小說獎。小說講的是一個僑居國外的伊朗裔女人,為了能收養給她輸血的黑人男孩,而必須建立一個家庭。她在病榻上回憶自己年輕時的幾段戀情,每一段戀情都是她生活的一個側面,讀者跟隨她的回憶走進她以前的生活——女主人公不僅在外在生活方面完全獨立自主,也能完全主宰自己的精神生活。

    法蘿菡德·阿高依(Farokhandeh Aghayi,1956—)的長篇小說《從撒旦學來并焚毀》出版于2007年,獲第七屆“伊朗作家評論家文學獎”。該小說講述了一個名叫瓦爾加的亞美尼亞裔姑娘,通過自強不息的掙扎與奮斗改變自己命運的故事。瑪利亞·賈漢尼(Mariyam Jahani)的小說《這條街道沒有減速帶》出版于2015年,獲得第七屆“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獎”的最佳小說獎。小說描寫了女出租車司機舒赫蕾盡管遭遇各種各樣的困擾,卻沒有放棄自己的選擇,反而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堅持下去,小說的高妙之處在于,女主人公頑強奮斗的主要動因并非由外部因素“凸顯”,而是源自內心深處的“自我”意識。

    總體來看,新生代女作家們的作品更注重向內轉,探索女性的內心世界,而非外部周遭如何對待女性。她們也不再像前輩女作家那樣關注男女之間的“性別對抗”,而更專注女性內心的“自我”感覺,以及在愛情和婚姻生活中如何體現“自我”的存在價值,這使得這些小說更加接近女性日常生活的本質。

    對戰爭的多元化認知

    1980年9月,兩伊戰爭全面爆發。兩伊戰爭對伊朗文學創作的影響非常深刻,涌現出一大批反映兩伊戰爭的優秀文學作品,形成伊朗當代文壇上的“戰爭文學”。這些作品或正面反映前線戰士的英勇無畏,或描寫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心靈創傷。進入21世紀,伊朗作家們對戰爭的認識更加多元化。

    (《安迪梅西克鐵路臺階上的蝎子》封面)

    侯賽因·莫爾塔扎依揚·阿布克那爾(Hossein Mortazayian Abknar,1966—)的《安迪梅西克鐵路臺階上的蝎子》是2007年最負盛名的小說,獲得第七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小說描寫退役士兵莫爾塔扎·赫達亞提在等待火車返鄉回家的時候,陷入對戰爭經歷的回憶。小說呈現的是前線士兵逃離“神圣戰爭”的束縛,具有塵世普通人的欲望:他們渴望解愁的香煙;渴望犒勞肚腹的美食;渴望在戰地的炎熱中清新涼爽的空氣;渴望女人,渴望性愛 ;渴望生還,乃至當逃兵,被憲兵追捕,等等。小說具有強烈的反傳統色彩,大膽突破禁忌。

    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本小說解構的是一切戰爭的“神圣”意義,而不僅僅是伊朗的“神圣衛國戰爭”(即兩伊戰爭),具有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和海明威戰爭題材小說的某些質素。在作者看來,戰爭猶如一場游戲,是跟人類開的一個荒誕滑稽的玩笑。整個小說融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等現代派創作手法為一身,又以戲謔而反諷的描寫手法解構神圣、解構價值、解構意義,可謂開創了伊朗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先河。

    (曼蘇爾·安瓦里)

    當然,正面描寫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跡依然是伊朗戰爭文學的主旋律。曼蘇爾·安瓦里(Mansur Anvari, 1955—)的長篇小說《戰爭之路》(5卷本)于2011年獲得第四屆“賈拉爾·阿勒·阿赫瑪德獎”最佳小說獎和“自由金筆獎”最佳小說獎。小說從1941年盟軍為開辟一條從蘇聯到波斯灣的運輸線而出兵占領伊朗開始,一直描寫到兩伊戰爭結束。小說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伊朗人民半個世紀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場面波瀾壯闊,具有史詩般的色彩。從創作手法來說,《戰爭之路》是一部古典主義的紀實性作品,富有英雄主義色彩,充滿了激越的愛國主義情懷,堪稱是伊朗當代最令人回腸蕩氣的一部“戰爭文學”作品。

    焦點中的德黑蘭

    德黑蘭作為聚集了伊朗全國四分之一人口的大都市,其民眾生活的各種現實問題無疑成為作家們關注的焦點。新世紀的伊朗獲獎文學作品對德黑蘭民眾生活的反映十分多元化。有的描寫進城農民工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獲得2005年第五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的穆罕默德·侯賽因尼(Muhammad Hosseini, 1972—)的小說《比罪孽更藍》即是其一,該小說講述了一個沉重的故事:一個來自小城鎮的少年到德黑蘭打工,陷入一樁謀殺案中。少年的思維方式在德黑蘭這樣的大都市中完全錯位,被他人的話語所左右,似乎他一直都在不斷地承認人們強加給他的各種罪名和誣陷。小說對內心獨白的駕馭十分成功,少年簡單樸實的思維方式與人們在無意識中強加給他的各種罪名之間形成一種張力。獲第三屆“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獎”最佳小說獎的穆罕默德·阿里·古迪尼(Muhammad Ali Gudini,1956—)的作品《首都的接見大廳》也是描寫農民工在德黑蘭的都市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不幸與困擾,主人公完全無法融入都市生活,只能茫然地站在大都市的十字路口,不知該何去何從。

    有的作品則直接反映大城市生活的壓抑感。獲得第五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的最佳處女作獎的法爾哈德·博爾德波爾(Farhad Bordbar)的小說《烏鴉的顏色》描寫了居住在德黑蘭一片古老墓地旁邊的一家人,這個家庭的姓氏與墓地同名,家里大門就開向墓地,小說中的人物如同流浪的魂靈一樣在墓地與家庭之間來來往往,故事不僅時間停滯,其他的一切似乎也都處在停滯中。家庭成員如同活僵尸一般,只有母親具有些許的活力和情感,敘事氛圍陰郁得幾乎令人窒息。

    還有一些作品揭示家庭內部成員之間不同價值觀的沖突。2010年獲得第十屆“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的瑪赫薩·莫赫布阿里(Mahsa Mohb’ali,1972—)的小說《別擔心》充滿了大都市的喧嘩與騷動,同時也充滿了孤獨與迷惘。故事中的兄妹三人實際上是三類青年的代表,他們按照各自的價值觀行事,形成故事沖突。小說揭示了當代伊朗社會中青年們內心的糾結和無所適從。與《別擔心》相反,2014年獲得第六屆“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獎”的阿布托拉卜·霍斯拉維)Abutorab Khosrowi,1956—)的小說《厄運纏身的主人》則講述了一個三世同堂的故事,呈現了三代人的人生價值觀,每代人在其他人眼中都是不幸的,都“厄運纏身”,但是每代人都堅持以自己的價值觀行事,活出自己的人生,由此展現出一個價值觀多元的伊朗現當代社會。

    2018年,獲得第十一屆“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獎”最佳長篇小說獎的禮薩·阿米爾漢尼(Reza Amirkhani,1973—)的小說《他/她的路》(波斯語沒有陰陽性之分,書名中的“Ta”實際上暗含了小說男女主人公)則直接涉及德黑蘭的城市規劃與環保問題。這部小說可謂是契合了德黑蘭市民期盼宜人環保的居住環境的心理,因此在伊朗國內大受歡迎,一再加印,成為2018年伊朗最暢銷的小說之一。

    詩歌:伊朗人心中永遠的摯愛

    伊朗自古就是一個詩歌王國,民眾對詩歌的熱愛從未衰退。伊朗有不少私人出版社專門出版詩集,并且將其作為一樁事業和營生代代相傳。能夠以出版詩集來維持整個家族的生活運轉,由此可見伊朗民眾對詩歌的喜愛程度。

    (愷撒·阿敏普爾)

    新世紀伊朗詩壇的重大事件之一是著名詩人愷撒·阿敏普爾(Gheysar Aminpur,1959—2007)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年僅48歲。阿敏普爾以描寫兩伊戰爭的詩歌走向伊朗當代詩壇的頂峰,相繼出版了《從突然之鏡子》等一系列詩集,其中《戰爭的故事》是他的代表作——“城市的音樂是孩子啊孩子的呼喊/是火的吟唱和煙的舞蹈/給焚毀的土地講述戰爭的故事吧/透過那浸在鮮血中的洋囡囡的眼睛”。愷撒·阿敏普爾最后一部詩集《愛情語法》出版于2007年夏天。阿敏普爾突然去世之時,筆者恰好在德黑蘭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噩耗傳來,筆者所在的大會會場全體起立,為之默哀一分鐘,德黑蘭的大街小巷也很快就掛出他的遺像,表示哀悼,其崇高聲望由此可見一斑。下面是阿敏普爾《愛情語法》中的一首詩歌,讓我們體會一下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最具聲望的反戰詩人的柔情:

    童年的夢

    在我童年的夢中

    每個夜晚都有火車汽笛的長鳴

    掠過車站

    火車的車廂

    仿佛永遠也到不了頭

    仿佛

    有一千多個窗口

    在那所有的窗口中

    只有你,在揮動著手

    那時

    在窗框之間

    黑夜閃出光焰

    你那發辮的烏煙在風中

    在霧靄繚繞的路的無盡延伸中

    烏煙

    烏煙

    烏煙……

    (帕爾維茲·北極)

    新世紀的伊朗詩歌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傾向。一是短歌式詩歌盛行,短短幾行詩歌便寫出了詩人的哲思,短歌式詩歌尤其受到中青年詩人的追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是帕爾維茲·北極(Parviz Beygi, 1954—),他有一首著名的反戰詩歌——“M1/G3/F4/RPG7/數字都被灌輸了什么!”其中,M1是一種半自動步槍,G3是一種突擊步槍,F4是美式轟炸機,RPG7是一種反坦克火箭,短短幾行寄寓了詩人深刻的反戰思想。再比如北極的經典名句“鏡子里的時鐘,朝過去旅行。”短短兩行詩蘊含著悠遠的哲思。再比如他的經典愛情詩歌:

    扳道工弄錯

    火車出了既定軌道

    我在鋼鐵的撞擊中

    邂逅你

    愛情

    總是一個偶然的結果

    這首情詩幾乎成為當今伊朗青年男女之間的“表白禮物”。

    新世紀伊朗詩歌的另一個重要傾向是古典詩歌的復興。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伊朗“新詩之父”尼瑪·尤希吉(1897—1960)在詩歌形式上打破古典格律詩的牢固規范,在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帶領伊朗詩歌進入現代詩歌的行列。此后,自由體的新詩一直占據著伊朗詩壇主流。但是,伊朗人對古典詩歌根深蒂固的喜愛,使得古典詩歌創作從未退出歷史的舞臺。2017年3月,伊朗圖書通訊社組織了一次詩歌出版物的評選活動,他們組織有關專家從十幾個出版社出版的詩歌集中精選56部作品進行評選,最終評選出“十大詩歌作品集”。這十部詩集中古典格律詩集占據多數,并且排名靠前。其中,位列榜首的穆罕默德·蘇萊曼尼的詩集《啊,不在場的渴望,我要你》就完全是古典“伽扎爾”抒情詩。伊朗古典詩歌在新世紀的復興,一方面體現出伊朗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伊朗人以傳統文化為驕傲的深厚的自尊情懷。

    總體來說,新世紀的伊朗文壇活躍,風格和內容多樣化,小說創作格外繁榮,詩歌受到一如既往的追捧。并且,新世紀的伊朗文學更多走向國際文壇和國際市場,新生代的伊朗優秀作家與歐洲文壇的交流更加頻繁,優秀小說和詩集被翻譯成歐洲多國語言,很多優秀作家在歐洲還擁有專門的作品出版代理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新世紀的伊朗作家和詩人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本文屬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世紀東方區域文學年譜整理與研究(2000-2020)”(項目批準號:17ZDA280)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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