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雜志社改制轉企，負責人胡建勛選擇提前退休。“我”幸運地頂替了他的位置，但他仍想和從前一樣掌控雜志的話語權，“我”越是想擺脫他的控制，他的身影就越是無處不在……改革打破了編制的壁壘，讓沒編制的人享受到了“紅利”，但如何在新形勢下找準定位，創造價值，是需要認真思考的。人性的復雜，現實中暗流的洶涌，讓這一進程變得更加耐人尋味。

一

這些天，單位的氣氛忽然有些神秘，那些有編制的總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關起門來嘀嘀咕咕；關系好的聊得頻繁火熱，關系不好的也不計前嫌，似在醞釀什么大事。我想到了小學語文課本中講到的燕子低低飛、小魚跳出水的場景，難道是要變天了？當然我不會胡亂打聽的，有人來找我辦公室的胡老師，我總是第一時間起身回避。既然他們神秘兮兮，我還是識相點兒，不聽到為妙。

我們雜志社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有事業編制，這部分人數量已經不多了，年齡普遍偏大；大部分人和我一樣，屬聘用制員工。編制是道分水嶺，把一個單位的人分成了兩個階層，兩撥人同工不同酬，干一樣的活，拿不一樣的薪酬。但我們頂多背后議論一下，發發牢騷，大不了再罵上一句，他媽的，事是我們做，錢歸他們拿。當著他們的面，卻沒有人提出質疑，日子長了，反而習以為常。心理不平衡的可以選擇跳槽，另謀高就，但真正辭職的沒幾個，大部分人還是堅持下來了，并且種種跡象表明，還要繼續堅持下去。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風聲傳到我們耳朵里，說是我們這種事業單位要改制成企業，事業編制要核銷，所有員工都要納入企業化管理。他們議論的顯然就是這個事情。他們關起門來背著我們聊得昏天黑地，以為我們不知道，但幾天后，我們中有人不知從哪個渠道看到了省里的文件，就揀緊要的轉述給我們聽了，說是改制一事千真萬確，步驟寫得很詳細，還有落實的時間表，具體來說，就是到今年年底，改制工作一定要完成。

事業單位改制是新生事物，誰也沒有經歷過，所以大家才議論紛紛。我們這些沒編制的也關起門來聊。懷著對未來的憧憬，有人面露驚喜問，改制之后，編制沒有了，我們豈不是要同工同酬，提高待遇了？有人接過話說，少做美夢了，別到時換湯不換藥，讓你空歡喜一場。兩種觀點分庭抗禮，呈膠著狀態。

這個時候，胡建勛老師卻因身體不適住進了醫院。有人來我辦公室串門，看我一個人坐著，就指著胡老師的辦公桌笑他，說這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這點事情就把他嚇出毛病了。笑歸笑，其實他住院跟這件事沒一毛錢關系。他的左腎有多發性結石，那天最大的那顆掉進了尿道里，把那根細小的管道堵塞了。他痛得哭爹喊娘，在床上打滾，臉色蒼白，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被送進醫院后，先是體外激光碎石兩天，誰知那粒結石堅硬如鐵珠，居然沒有震下來。只能改成無創手術。據說是把一個微小的儀器從尿道口伸進去，跟結石狹路相逢后，通過激光把它擊碎成粉末，然后隨尿液排出來。這種手術不傷筋不動骨，皮肉毫發無損，但還是要流血要受痛，害他又多住了兩天院。

那天我去探視，他半臥在靠窗的病床上輸液，腰背后塞兩個大枕頭。我詢問了下他的身體情況，又匯報了一會兒工作上的事情；他叮囑我記得給那盆君子蘭澆水，我連連答應請他放心。我知道他對那盆植物有特殊感情，也知道那是位姓馬的美麗的小學女校長送給他的，已經在我們辦公室擺了五六年了。平時都是他親自澆水的，怕我掌握不好規律，把植物澆壞了，所以不讓我插手。他吩咐我，先摸摸盆里的土，如果濕潤的話，就先不管它，如果土是干的，就多澆點水，一次澆透。我點著頭聽完，正要起身告辭，病房里又進來一個人。他一進來就高門大嗓嚷：“胡老板，我不打你電話，還不知道你住院了，你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胡老師欠起身子，樂呵呵地答：“一點兒小毛病，下水道堵了，醫生技術高超，已幫我疏通，沒事了。”

來人看到我也在病房，眼睛一亮，仍然聲如洪鐘：“哇，楊老師你也在？”說著朝我伸過手來。

我握住他厚實的手掌，說：“周主任，別叫我老師，還是叫我小楊吧。”

來人是某某區教研室主任周宏亮，一表人材，身材魁梧，聲音如名字一樣洪亮，外形像體育老師，實則是語文教研員出身。雖說當主任多年，但專業仍然沒有放棄。在縣區語文教研員里面，他屬于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了，也是我們的老作者。他跟胡老師的關系很好，經常在一起參加活動，不夸張地說，凡是胡老師出席的活動，定會有周主任的身影出現，反之亦然。既然周主任來了，我只能收回欲走的腳步，再陪他一會兒。從他們的話語里，我聽出來，周主任之所以知道胡老師在住院，是因為他給胡老師打電話，要敲定明天他們區里小學語文老師教學比武的評委，胡老師說自己不能參加了，他追著問原因，胡老師才不得不道出實情。也是的，這種小毛病，即使關系再好，通常情況下都不會告知于人。周主任嘆道，你病得真不是時候，這一時半會兒的，我到哪里再去找評委？胡老師說，哎呀，你這個大能人，還怕找不到人。周主任說，一般的人倒是找得到，但誰能替得了你？沒你們雜志社捧場，我們這活動要降低幾個檔次。說著，他把目光落到我身上，眼睛忽然又是一亮，說，要說合適的人，這里不是有現成的嗎，楊老師可以代替你去啊！胡老師明顯猶豫了一會兒，才接了腔，老腔老調地說，怎么是他代替我，他也是我們雜志的編輯，他也可以代表雜志啊。周主任趕緊改口，連連說，是是是，我請他，我請他這個大編輯做我們的評委。

如果胡老師不猶豫，我可能還會猶豫一下；既然他猶豫了，我也就不再猶豫。我當場謝絕了周主任，說我才疏學淺，業務不精，擔當不了這個重任。我很清楚，他們有固定的圈子，我這個圈外人就不要去湊熱鬧了，在胡老師身邊待了多年，這一點我還是識相的。但我心底里對這個現象是看不慣的，多少還有些氣憤，憑什么全省基礎教育語文界的話語權就被這幾個人霸占了？別的人就沒有真才實學、業務能力比他們弱嗎？謝絕之后，我又有點后悔，怕什么？我為什么就不能理直氣壯地答應他？周主任堅持說，哎呀楊老師，您就別謙虛了，雖然我們是在這里偶遇，但我是真心實意想邀請您的。當著胡老師的面，我仍然心虛，找了個借口繼續推脫說，我明天有事，早就約好了的。

回到單位，我發現不少門是關著的，特別是那些有編制的人的門，門后隱隱約約傳來說話的聲音。他們又在議論改制的事？也許改制的消息壯了我的膽，我坐下來，邊喝水邊思前想后，最終還是下定決心，給周宏亮打電話，告訴他，明天約好的事改期了，我可以去做評委。

教學比武在育才小學進行，我混在“專家”堆里，認認真真聽了一天課。其他評委見我坐在原本屬于胡老師的評委席上，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第二天下午，“專家”們開始評課了，輪到我時，我一眼不看聽課筆記，十二堂課的優點缺點，都刻在我腦海里，我一堂接著一堂進行分析，娓娓道來，言簡意賅。我發現他們聽得都很專注，有人還頻頻頷首。我很有信心，我這個新人第一次亮相，即使算不上驚艷，也完全能給人驚喜。作為雜志社的代表，我知道他們肯定要拿我跟胡老師作比較的，我不怕他們作比較，怕的是他們不作比較。不說別的，單是胡老師那一口鄉音濃重的普通話，怎么能跟我訓練有素的標準的普通話相比？我們這里把不標準的普通話叫做塑料普通話，簡稱“塑普”。胡老師的“塑普”我是能夠聽懂的，可我經受了十年的聽力訓練啊！剛開始來他身邊的時候，他說話我何嘗不是一半靠聽一半靠猜。那些可憐的語文老師們，聽著胡老師評價自己的教學時，那一嘴的“塑普”難道就沒讓他們云遮霧罩？我有時想，如果是別的科目還可以原諒，可胡老師作為語文教學界的“專家”，連普通話都說不好，權威性豈不是要大打折扣？但事實上，說不好普通話，也不影響他當“專家”。今天我的亮相，會不會是向他發出了挑戰？

晚餐敬酒的時候，周宏亮附在我耳邊說：“你這個千里馬，早該出來大顯身手了。”

二

我不是千里馬，胡建勛也不是伯樂，工作卻讓我們形成了這種關系。沒錯，當初我也是經過筆試、面試，過五關斬六將，被一雙雙挑剔的目光炙烤過，最后才來到這個單位的。他雖然沒有職務，只是個“主事”的，但挑我進來是要配合他工作的，沒有他的點頭，我不可能坐到現在這個位置上。從那時候起，就注定了我倆之間這種微妙的關系。

十年過去了，很多事情發生了改變，我倆這種關系卻一直沒變。我剛來的時候，這本《新課程》雜志只是本月刊，關于基礎教育的方方面面，大到教育政策，小到課堂教學，什么都往里面裝。那時他只是文科教學版面的牽頭人，所有文科方面的文章，最后都到他那里匯總，由他審閱后再交給編輯部主任。三年后，雜志由一變三，改成了旬刊，每月出三本，其中一本是語文教學版，具體工作由他負責。隨之而來的，是他正式有了身份，被任命為編輯部副主任。對整個雜志來說，他是副主任，對語文教學版來說，他實際行使主任職權。也就是說，這一本刊物，他是“掌門人”。

編輯部主任也好，主編也好，社長也好，對我來說都遠了點，胡老師才是我老板，工作中我只認他；他分配我任務，我對他負責。有他罩著，我風吹不著，雨淋不到，什么事都被他頂了，壞事都落不到我頭上；要是犯點小錯，頂多被他罵幾句。被他罵幾句算什么事呢？關起門來，誰也聽不到。

當然，真正落到我頭上的好事一年到頭也沒有幾件。除了每月按時交稿外，其他事情我都插不上手。他的名字，就等同于《新課程》語文教學版，所有拋頭露面的機會，都是他到場。他是省內語文教學的專家，大凡有語文教學相關的活動，如教學比武、教師招聘考試、職稱評定……都是他代表雜志社露面。他跟省教科院基教所語文室主任、師大文學院教授、省中小學教師發展中心培訓處主任等組成的專家團，控制了中小學語文教學的話語權，誰要想在本領域出人頭地，干出一番成績，得有機會先獲得專家團的認可，自然也少不了要在我們刊物上頻繁亮相，否則的話，縱有一番抱負，也難有出頭之日。

他忙于拋頭露面，編稿子的事基本不插手。他安排我做組版編輯，在我后面進來的小廖和歐陽編好的稿子，先匯總到我這里，我處理之后再交到他手上。但我們編好的稿子，總有一部分會被他壓下來。并不是我們編的稿子達不到要求，而是他每次當專家回來后，總會帶回來一些稿子，這些稿子都是他在酒桌上拍著胸脯跟人家承諾了的，如果不兌現，就無法交差。這些稿子良莠不齊，但按照他的交待，能用的肯定要用，不能用的，創造條件也要用。什么創造條件？還不是害我們改頭換面，甚至推倒重來。單是這樣的活計，每個月就讓人累得夠嗆。

我們編的稿子，也不完全是自由來稿，也有部分關系稿，比如別的同事轉過來的稿子。特別是發行部同事轉來的，按我們的理解，是要重點考慮的，發一篇這樣的稿子，有可能穩定雜志的發行量，甚至帶動發行量的提升。每次交稿，他都要詢問每篇稿子的來歷，我都會一一告知于他。他通常會嗯的一聲，照單全收，但并不及時發排，有的拖上幾個月，有的音訊皆無。托付此事的同事問起，我只是如實告知，我已經編發了，最終能不能見刊，得問胡老師。把稿子托付于我的，大多跟我一樣是招聘員工，有編制的就直接找胡老師了，除非跟他關系特別緊張的。能直接跟胡老師對上話的，就不會來找我了，所以讓他們去找胡老師，基本上等同于一句廢話；他們不去找，稿子基本上也就沒有了下文。只有發行部年輕的同事托付的，如果久不見刊，我會提醒一下胡老師。胡老師有時說差點忘了，下期發排；有時也反應冷淡，抱怨說，就他們事多，也沒見發行量有多大長進，漲了他們有提成，又不給我們漲工資。我無言以對，只能訕訕而退。

因為每次每篇稿子都要“交底”，我們編輯想發篇關系稿都很謹慎，不是非關照不可的就盡量推脫，小廖和歐陽私底下跟我嘀咕抱怨，這小編輯當的，上篇稿子的權力都沒有，真沒勁。

我何嘗沒有這種感覺，但這還不是主要的。我想得更深遠一點，有他在前面擋著，我可能長時間要活在他的陰影之下。頭幾年我還習以為常，對他言聽計從，一心撲在工作上，沒有多少非分之想，時間長了，我也不想甘于平庸。教育是個大市場，我也想擁有一片天地，施展身手。現在國家正在提倡全民閱讀，學校都在進行校園文化建設，積極營造書香校園，對學生的閱讀十分重視。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加了不少老師的微信，在他們的朋友圈里，經常看到一些學校邀請學者、作家進校園開課講座的消息。通過了解和分析，我決定把演講和閱讀結合起來，進入校園，為廣大的師生，特別是學生服務。讀大學的時候，我就對演講很感興趣，加入了學校的演講社團，并且在全校演講比賽中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績。當年評委對我的評價言猶在耳，他們說我的普通話標準，嗓音渾厚中略帶沙啞，富有感染力。當編輯的這些年，我苦讀了很多書，也經常練筆寫文章，指導小學生閱讀應該是綽綽有余的。如果以演講的形式來調動學生的閱讀興趣，說不定能達到別樣的效果。規劃了這條出路后，我很興奮，因為我明白這條路很適合我，算得上是另辟蹊徑，關鍵是，這條路跟胡老師的路不重疊，沒沖突，我倆是蛇龜兩路，各行其道；完全可以做到各顯其能，相安無事。趁著興奮，我把想法給胡老師匯報了，我說，現在有個新的名詞，叫“閱讀推廣人”，我覺得他們的工作很有意義，我也想朝這方面努力一下。胡老師注視我一陣，說，你先試試也可以。

我想得太天真了，胡老師怎么會讓我不務正業，放開手腳拋頭露面呢？我去了兩所學校做了演講，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第一所學校講完后，那位精干的女校長仰著妝容精致的臉蛋，激動地對我說，太精彩了，楊老師你早該來我們學校了！你不知道，上學期我請了一個著名的童話作家來講課，他開出一個條件，要搞作品簽售，我只能答應了，誰知他會寫不會說，課講得不怎么樣，書倒是賣得不錯，結果有家長無聊，打電話到教育局告了我一狀，害我挨了頓批評，差點背了個記過的處分。知道我有此特長后，很多學校都來邀請我，一般都是校長親自給我打電話。小學校長不少是由語文老師升上來的，女老師居多，不少以前就是我的作者。我沉浸在初試成功的喜悅中，正需要他們的捧場，對邀請都是來者不拒，根據順序一一排進了時間表。但再要去找胡老師請假，他就頗有微詞了。我分辯說，我已經答應人家了，他也知道我去了別的學校，總不能厚此薄彼吧？叫我以后怎么見人？胡老師正色道，你不能太分心了，不能本末倒置，編輯工作一環接一環，出了差錯怎么辦？這個是絕對不能放松的；校長那里好辦，你不好意思推脫，我來幫你說吧。說著就要當著我的面給人家打電話。我認識的校長，他基本上比我還熟。有一次他還開玩笑說，你認識這些校長的時候，她們已是徐娘了，而我認識她們時，她們還是少女。交情誰深誰淺，立見分曉。不等他打電話，我就回了自己座位，賭氣表示不去了。

看出我心里有想法，他就隔著桌上兩臺電腦，跟我聊了會兒天。我心情不佳，聊了些什么也忘記了，唯有一句記得挺牢。他說：“你也不要有別的想法了，還是安安心心做好編輯工作，我退休了，這一攤子還不都是你的。”

要是以前我可能還會感激涕零，但現在他畫再大的餅我也不為所動了。再說，誰知道以后是個什么情況？他離退休還有七八年呢。

三

終于有了實實在在的消息，文件正式下發到了單位，單位召集有編制的人員正式開了會。會上傳達的精神很快傳遍了全社，我們沒開會的也都知道了，內容比我們先前了解到的更豐富，也許上面匯總了一些意見，考慮到編制內員工的感受，提供了更多的出路供他們選擇。除了前面已經了解的，隨單位轉企改制變成企業員工外，又加了兩條，一條是可以調往別的事業單位，但得自己去聯系；另一條是工齡滿了三十年的可以提前退休。接下來的幾天，他們的工作幾乎停擺了，滿腦子都在考慮這些問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討論的也是這些問題。也用不著回避我們了，現在已無秘密可言。討論來討論去，初步想法驚人的一致，沒有人愿意“降格”成企業員工，符合退休條件的萌生退意，不愿退休的另謀出路。當然，退休是迫不得已，有誰愿意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坐在家里養老？但事業單位的穩定和舒適，又是誰能舍得放棄的？即使退休了坐在家里，也是在事業單位拿退休金，比拿企業退休金強多了。能夠另謀出路的，是那些相對年輕的，具有高職稱高學歷等硬通條件，別的事業單位愿意接收。比如主持數學教學版工作的副主任洪老師，他是碩士畢業分配過來的，又讀了個在職博士，職稱也沒落下，已經評了編審，年齡也只有四十多歲。憑借這樣的條件，他很快謀到了出路，去省教科院當數學教研員。胡老師的情況就不同了，要學歷沒學歷——他是師專畢業的，后來撈了個函授本科就沒再深造了；職稱也只是副編審，年齡也五十多了。他的情況顯然跟洪老師沒法比。總不能讓他去中小學當語文老師吧？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在現在這個位子上，可以評判這個老師的課上得好，那個老師的課不行，真要讓他自己上講臺，合不合格還得另說，不說別的，單是那一口“塑普”就肯定過不了關，不需家長出面，學生就會把他轟下臺。

我倆一個辦公室，免不了要扯到這些事。他煙抽得很兇，因為我不抽煙，他以前還比較注意，想抽了就去走廊上，走廊上有塊窗子長年開著，是他固定的朝外面吹煙的地方；這些日子他也不顧忌這些了，仰在椅子上就開始吞云吐霧，跟隨煙霧一起吐出來的，可能還有一肚子怨氣。我知道胡老師打心眼里是不愿意退休的，越是這樣，我越不好說什么。如果他巴不得退休了事，我還可以說，退休了多好啊，什么鳥事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給單位賣命了，以后的時間都是自己的，想干嗎干嗎，多好，真羨慕你。看著對面那一顆被煙霧籠罩的碩大的腦袋，我真想把這些話說出來，偏偏他不是個灑脫的人，我只能把這些話捂在肚子里發酵，放出來的屁都帶著酒味。有一天，他竟然征求我的意見，問道：“定安，你覺得我該怎么選擇？”

這可把我問住了。我最想說的話已經化成一個屁，夾帶著酒味放掉了，只能選擇別的說辭回答他。我想了想說：“胡老師，你該不會真想退休吧？你還年輕，還可以領著我們多干幾年。”

他似乎沒料到我會這么說，停頓了一會兒，才嘆息一聲，開口罵道：“我是不甘心哪。如果我跟著你們過去，幾十年的事業單位身份，說沒就沒了，這是什么雞巴政策？說變就變了，變成企業了，待遇也沒得保障，得看以后能不能賺到錢，賺不到錢，工資都發不出；過幾年再一退休，還要到社保領退休金，左算右算，橫豎都劃不來。”

我接著說：“政策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不公平，但上面定了的事情，又沒有辦法去推翻。不是還有一條路嗎？聽說洪老師已經聯系好了調動單位。”

他聲音提高了，不知是羨慕人家，還是懊惱自己：“那個鬼家伙，精得很，不聲不響的，這些年文憑撈到了，職稱也到手了，好像算到了會有今天。哪像我，這幾十年只曉得傻里傻氣埋頭做事，什么都放棄了，以為一輩子就拴在這里了，文憑也好，職稱也好，都可有可無，現在形勢一變，拿不出硬家伙，就沒有退路了，只有死路一條。”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么了。不想去企業，也不想退休，又找不到可以調動的單位，那還有什么路行得通呢？文件上也只說了這三條路，我可沒辦法幫他指點迷津，再想出一條新路來。不過很顯然，他找我說這事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并沒有指望我能給他指明一條光明的道路。碰到這種事情，我起初還是蠻理解他的，人一輩子總要遇到幾個關鍵時刻，要做幾道難度很大的選擇題，比如選擇高考志愿、就業城市、結婚對象……哪一個都跟命運息息相關，讓你不敢輕易落筆。他又憑空比別人多了一道，突如其來擺在面前，時間所剩無幾，逼他下筆，苦惱在所難免。同情都是短暫的，時間一天天過去，他婆婆媽媽，反復權衡，計較太多，我心里對他的想法就變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可留戀的。是放不下手中的權力嗎？如果這點小小的發稿權也算權力的話。由此我想到那些大權在握的人，他們退休之前會是何等的痛苦！難怪他們不等那一天到來就早早謀劃，要么眼睛瞟著協會學會基金會那邊的位子，美其名曰發揮余熱；要么把權力發揮到極致大撈特撈，上演最后的瘋狂……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自責的，說實在的，他的經歷夠勵志的。他從師專畢業后，回到老家那所農村中學教初中，條件簡陋，前路茫茫，可他沒有消沉，一心撲在教學上，自創課題進行教改，撰寫了很多論文，不停地向省內外教學期刊投稿，從無人問津到被編輯主動約稿，個中滋味，冷暖自知。后來我們雜志社缺崗，大家想到的第一個人選就是他。那個時候，從一所農村中學調入省城談何容易，雜志社求賢若渴，認準了他，直接把報告遞到了主管部門一把手手上，才把這事弄成了。據說在他之后，除了學校畢業分配過來的，雜志社再沒從外單位調人進來過。

我不能冷場，就岔開話問他：“社長是怎么想的？他會選擇哪條路？”

他說：“不曉得他，估計會選擇留下來吧。”

我笑了笑，說：“那你也選擇留下來啊，跟著領導走總沒有錯。”

他一撇嘴說：“我怎么能跟他比？他是領導，改制之后還是領導，說不定天地更寬廣。再說，他工齡不夠，想退也退不了。”

我們社長才四十多歲，是個少壯派。我們平日跟他接觸不多，碰面了頂多笑一笑打個招呼。這些日子他在忙著安撫編制內員工，更沒工夫管我們了，但路上碰了面，話明顯增多了。他會駐足跟我聊上幾句，雙眼炯炯有神，拍拍肩膀，壓低聲音告訴我，這次轉企改制，你們編制外員工是最大的受益者，以后所有員工一視同仁，同工同酬……早就該這樣了，好好干，你們就準備坐收改革的紅利吧。我以為他只是對我這么說，背地里一交流，好些人都被他拍著肩膀鼓勵過了。我們都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激動得雙頰泛紅，兩眼放光，仿佛聽見了天邊滾滾的雷聲，但會不會真的下雨，雨點會有多大，誰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