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古至今，眾多的文學作品已經對各類疫情進行了或真實具體，或隱喻抽象的描述。在閱讀一本包含疫情內容的文學作品時，我們尤其需要關注它在創作時的初衷。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能夠擊中人類內心深處的情感。

Ⅰ

笛福的小說《瘟疫年紀事》是一部紀實與虛構相結合的作品。小說假托“始終居留在倫敦”的市民H.F.之手，描寫了1665年的那場大劫難，實則創作于1720年馬賽的霍亂之后，是作為記者的笛福多方搜集來的真實數據資料，加上他作為小說家精心編排的虛構故事。

作品中不時出現的統計表，以及市政府詳盡而明確的規章，甚至江湖郎中推銷藥品時用的花哨字眼，一個教堂墓地里挖的大坑的具體尺寸，受到瘟疫流行打擊最大的各個行業的詳細分析，還有各個社會階層在疫情中間的具體反應等細節，為作品平添了更多的可信度。與此同時，你又不能不說它是一部瘟疫期間的倫敦游記。笛福筆下的H.F.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盡管有時會被恐怖的場面和情節嚇壞，隱退在家里，但過了三四天，難以滿足的好奇心又促使他回到街上。H.F.在倫敦穿街過巷地游蕩，尤其為他講述那些個體的故事提供了可能，盡管那些故事有時候讓人感覺離題太遠。書中那些具體的街道名稱，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他們似真的故事，都使讀者獲得一種真實和身臨其境的感覺。

與《瘟疫年紀事》中類似游記和“八卦”式的故事相比，加繆的《鼠疫》中對疫情的描述與剖析則更加濃縮與專注，也是本篇文章中最接近我們過去幾個月經歷的故事。

那場鼠疫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濱海的法屬省省會阿赫蘭。主人公里厄大夫并不僅是見證者，而且是事件的主角：是他第一個發現不斷有老鼠死亡，隨后是病人的增多，而且都伴隨著高燒和腋下長腫塊的癥狀；是他通過醫師聯合會的書記，希望這一現象得到當局以及相關機構的重視。隨著疫情的日益嚴重，城市被封閉，罹難者越來越多……加繆的小說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而又積極的人物：始終在救治病人的里厄醫生，來自法國的公共部長之子讓·塔魯，他一邊協助醫生，一邊記錄下疫區的情況，直至不幸罹難；喪子之后拋棄了冷漠的態度，加入里厄醫生救護隊伍的法官奧通，同樣在疫病中罹難；還有從一心逃離這座城市到加入救助隊伍的記者朗貝爾等等。唯一真正負面的角色是柯塔爾，疫情開始時他自殺未遂，轉而由從中牟利，鼠疫結束時他突然瘋癲，從窗戶向街上的人群射擊。按照加繆的話說：“災難令我們懂得，世界上值得欽佩的事情，比應當蔑視的要多。”

同樣穿越疫區并成為人類大劫難見證的文學人物，還有《屋頂上的輕騎兵》中的意大利輕騎兵上校安吉洛。故事發生在19世紀30年代，意大利的民族復興運動正在醞釀當中。為了保護自己的組織“燒炭黨”，安吉洛在決斗中殺死了奧地利軍官施瓦茨男爵，隨后為逃避奧地利人的追捕來到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恰逢那里爆發了駭人的瘟疫。對于疫病的描寫貫穿了故事的始終。安吉洛一度被迫躲在屋頂上，從高處俯視疫病肆虐下的城市。在回歸地面生活之后，安吉洛又跟隨一個老嬤嬤為死人清洗身體，這也使他直接接觸到了那些死去的人，或者某些房屋內部的慘狀。接著，他又離開城市來到鄉村，見證了離開城市逃難的人群以及鄉間的生活，尤其是疫情下自然界的安詳。自然萬物的這種恬靜與安詳，給予主人公很多安慰與鼓勵。

Ⅱ

提到疫情中的愛情，我們首先會想到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在那個世紀之交的時代，公共衛生條件仍然堪憂，流行病隨時可能發生。作品通過三位主人公幾十年的人生經歷，反映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拉美社會的變遷：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內戰，各個社會階層的沉浮，新世紀來臨后各種新鮮事物的誕生等等。作品中也有對于霍亂的描寫，其主要原因是城市衛生狀況和飲用水，尤其是人們根深蒂固的習俗，比如人們相信靠誦讀經文消災驅鬼。烏爾比諾醫生建議填平污水溝，而且發明了疫區封鎖理論。然而，馬爾克斯最想講述的是一個沉浸在沸沸揚揚的氣氛當中的愛情故事。在他的筆下，愛情就像一場瘟疫。三個主人公之一的佛羅倫迪諾·阿里薩在遭到心中的女神費爾明達·達薩的拒絕后病倒，他“脈搏微弱，呼氣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樣冒著虛汗。”于是證實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亂相同的癥狀。又有一次，他想象著達薩與醫生的婚禮，于是高燒和發抖，感到發自骨髓的寒意，仿佛經歷了一場霍亂。然而，他堅信“憑著一種愛的雄心，無論是這個世界，還是另一個世界中的任何艱難險阻都無法將它摧垮。”在小說的結尾，他終于得以與畢生所愛結合。他們在船上掛起代表瘟疫的黃旗，順水航行而去。至此，愛情與疫情完美合一。

當然，我們也一定會想到意大利文藝復興三位先驅之一的薄伽丘，以及他的曠世之作《十日談》，盡管對于1348年佛羅倫薩那場嚴重瘟疫的描寫僅僅出現在作品的開篇部分。薄伽丘簡單描述了疫病的特征以及很強的傳播和危害性，導致昔日繁華的城市十室九空，陰云密布。無數人在這次疫病中喪生，另一些人逃離這座城市避難。城里人出現三種反應：或躲在家里與世隔絕，或縱情歡樂和為所欲為，或者采取折中的態度，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以便提神和接觸充斥空氣中的惡臭。然而，薄伽丘立刻告訴他的女讀者們：“其實我這個悲慘的開頭無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巉險荒涼的大山，山的那邊就是鳥語花香的平原。”的確，在簡短的開場白之后，他話鋒一轉，提到有七位嫻熟文雅的貴族小姐和三位貴族青年，相約到一座鄉間別墅躲避疫病，同時用講故事來消磨時光。如此，便誕生了那100個不拘一格，天馬行空的故事。

薄伽丘是一個佛羅倫薩商人和一位巴黎女性的私生子，童年在佛羅倫薩長大，青年時期跟隨父親到那不勒斯經商。當時的那不勒斯國王羅貝托·安如是一位開明而又修養的君主，在他的宮廷中匯聚了大量學識淵博的名家。這種文化氛圍的熏陶和賜予他的給養，以及那不勒斯宮廷與市井中蘊含的戲劇色彩與荷爾蒙，無疑對薄伽丘的創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十日談》中的故事取材十分廣泛，從奇聞逸事到街頭巷尾談論的故事，人物上到王公貴族，下至三教九流，表現出對于愛情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其間不乏對教會以及僧侶之狡詐的抨擊，以及對于貴族家庭腐化與墮落的抨擊，同時也包含一些玩世不恭的態度：為達目的甚至可以不擇手段，而這個目的大多與情愛有關。讀者果然像是置身鳥語花香的平原上，在愛情故事的歡愉中忘記了瘟疫的痛苦，又仿佛擺脫了疫情招致的種種強制性束縛，就好像是沖破了宗教道德倫理強加給人們的約束，或許這才是薄伽丘真正的用意。

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歷史小說《約婚夫婦》創作于1827年，講述的卻是1628年—1630年西班牙統治下的意大利北部隆巴迪地區。小說以青年農民倫佐和露琪亞的婚禮受到惡霸唐羅德里戈的一再阻撓開始，以婚禮的圓滿達成告終。其間，露琪亞曾幾次被劫，隨后又前往米蘭尋找未婚夫；而倫佐在各種求助未果也到達米蘭，先是被卷入饑民的哄搶并遭到“通緝”，隨后兜兜轉轉在傳染病院找到露琪亞。最重要的是，之前阻撓兩個小情人結合的大惡人染上瘟疫而死。可以說，是瘟疫最終成全了一對戀人。難怪小說中的一個神父會產生如此的念頭：“如果每一次瘟疫都能引出這樣的結局，能讓每一件事都只有收場，那么，咒罵瘟疫倒成了罪過了。所以，不妨讓每一代人都遇上一次瘟疫，但條件是得病之后能夠治好。”誠然，這對戀人的愛情故事僅僅是貫穿小說的一條線索，瘟疫僅僅出現在故事接近尾聲的時候，而作家濃彩重抹的其實是17時期世紀意大利北方的政治、歷史、社會現實，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風土民情。主人公流浪的足跡所到之處，都是西班牙侵略者的蹂躪、意大利貴族之間的戰爭，以及小人物卑微而凄苦的人生，那場疫情大劫難以及各色人等的表現，更是將那個時期的境況描摹得淋漓盡致，隱含著民族解放的必要與渴望。然而，瘟疫的部分對于一對戀人的愛情故事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不僅構成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而且滿足了讀者對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期待，同時也反映了作者本身對于宗教與道德倫理思想的篤信。

《屋頂上的輕騎兵》中的安吉洛也有一段類似愛情的經歷：在穿越疫區的途中，他兩次邂逅貴婦寶林娜，第一次是在城里被她搭救，第二次則與之結伴而行，屢次幫助她躲避駐軍和巡邏兵的哨卡，將她從被隔離城堡中救出，又從霍亂的死神手中將她搶回。最終，二人卻因道德禮數而分道揚鑣。讓-保爾·拉佩諾的電影將這段情感幻化為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成為貫穿整部電影的主線。然而，在讓·吉奧諾的小說中，它僅僅是人們在疫情當中可能出現的反應之一，是一段小插曲。

Ⅲ

在很多文學作品中，疫病并非僅僅作為一種實際存在的公共衛生危機，而是影射了人類的某種“病態”生存方式，從而超越了疾病的范疇，成為一種隱喻和寓言式的故事。

意大利作家馬拉帕爾特將小說《皮》的第一章命名為《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1943年10月1日暴發的，正是盟軍部隊以解放者身份開進這座城市的日子。瘟疫不僅是小說的開篇，也確定了整部小說的基調：在經歷戰爭的折磨之后，歐洲戰敗了，帶著心中的罪惡感迎接他們的解放者。作為二戰后期意大利與英美聯軍之間的聯絡官，馬拉帕爾特見證了那不勒斯，意大利，甚至整個歐洲經歷的一種特殊苦痛。作品所見證的各種戰爭經歷，具有同樣的主題與氛圍，同樣的隱喻手法，也用同樣悲涼的腔調講述戰爭期間悲慘的故事。這種悲慘不僅僅在于生命的失去，還在于尊嚴的喪失，以及對人性的褻瀆。

同樣地，加繆的《鼠疫》也并非僅僅描述1849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發生的那次霍亂。作品中表現的那種“流放感，”那種痛苦、焦慮和掙扎，正是作家本人1942年在法國南部養病時的親身感受。他在日記中就曾經把在歐洲大陸肆虐的德軍比作老鼠。小說是通過鼠疫期間的隔離與囚禁帶來的病痛與離別的雙重痛苦，影射“第三帝國”和法西斯專制統治，以及那個吞噬眾多人生命的“恐怖時代”。作品出版于1947年，當全世界都在高呼勝利時，加繆卻肯定地說：下一次鼠疫還會喚醒老鼠，從而再次對人類造成破壞。如同所有的隱喻作品一樣，《鼠疫》所表現的內涵遠遠超出它所反映的事件本身：它并非一種簡單的疾病，也是精神和形而上學層面的鼠疫。加繆將鼠疫發生的地點設定在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奧蘭市，但從對城市和居民的描述上面，很容易看出那是一座物質文明發達，但精神生活空虛的城市的縮影，反映出現代社會的荒唐與創傷。

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作品《失明癥漫記》，是另一個成功的隱喻故事，或者說是描寫大災難的寓言式小說。故事完全脫離或者說是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發生在一個不知名的城市，其主人公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病——白色失明癥——的“零號病人”。當我們用“正常”的方式去“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它顯得一切正常。然而，當我們突然有一天染上了“失明癥”，并非眼前漆黑的失明，而是眼前一片白，無法看清楚“真實的世界。”然而，失明后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小說中有一句話：“世界中充滿了活著的盲人。”在一個失去秩序的世界里，人類喪失了理智，人性變得丑惡，殘忍，冷酷，卑鄙。人類社會所具有的這些丑陋之處，并非僅僅會出現在失明后的世界，它們始終存在，但我們始終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又與失明何異？針對這部作品的創作動機，作者說：“雖然我活得很好，但這個世界卻不好。”他正是用“失明癥”作為當代社會的暗喻和深刻思考。

意大利作家保羅·喬爾達諾在新作《新冠時期的我們》中寫道：“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一句話時時浮現在我的腦海：‘和平即將到來。仿佛即將來臨的黑夜。仿佛是遺忘的開始。’戰爭結束后，所有人都急于遺忘，疫病也是一樣：痛苦迫使我們面對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們的優勢；它鼓勵我們為當下賦予新的意義。然而，一旦痊愈，這些啟迪就會煙消云散。”人類是那么善于遺忘，尤其是那些痛苦。所以，戰爭的慘劇才會一遍遍上演，流行病也一次又一次地對人類造成重大災難。盡管醫學的發展突飛猛進，公共衛生和醫療設施也在不斷改善，但與疫病共存或許是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而又無法避免的狀態。

戰勝疫情那一刻，我們仿佛又回到《鼠疫》中的那個火車站臺上，等待或者已經在擁抱因為隔離而久未擁抱的親人，同時告別疫情期間的那種“流放感”，也用目光和微笑告別在疫情期間曾經唇齒相依的人群，繼而回歸個人的“正常生活”。或許在這個時候，又會有一部文學作品誕生，用實情、愛情與隱情來講述我們最近的過往，也用真誠的語言一遍遍提醒我們：不要忘記。

（作者：魏怡，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