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兩位老饕：王世襄與汪曾祺

說不清這是職業生涯中運氣最差，還是最好的一次。

2019年10月，國慶剛過，人們還沉浸在七十年大慶歡天喜地的氛圍中。我卻警覺如鷹，依經驗，重要的日子來臨前，各家各戶都會清死角、大掃除，直覺告訴我，舉國歡娛過后，該出東西了。

好鷹要禁得住熬，終于，等到孫七的電話，他買了批來源不錯的貨，正在裝車，滿滿一金杯。這種體量，這種來源，必須在他不及翻閱時趕過去。最好的情形是他與貨到，我亦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時間絕對是金錢，越快越好。

東二環，一如既往的水泄不通。記憶中，無論什么時間，這根最接近祖國心臟的血管都仿佛堆積著無數蛋白質和脂肪，讓血液難以流通。我沒開車，以保持大腦適當休息。幾天的勞累使得頭有些發暈，嘴有些發苦。我抿了一口水，焦急地皺著眉，仿佛這些難以挪動的車堵住了我的錢包。

1961年與2011年的朝陽門內菜市場

“師傅，建國門橋盤橋往西，到南小街往北。”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指揮師傅調整路線。好在上天眷顧，車自南小街向北后一路無阻。車穿過金寶街、芳嘉園、朝內菜市場一路向北，祖國蓬勃發展，變化翻天覆地，望著道路兩旁飛馳而過、招牌統一，卻有些陌生的街景，我一聲嘆息。短暫的惆悵后，做足最后準備，只待磅礴一擊。

“懸，真懸，我看有幾張建國初主席簽批的任命書，趕緊一通裝，動作再慢點，他們就都看見了！”孫七把證書遞給我眉飛色舞道，“還有啥？”我不動聲色平靜如水，“我沒看，這不剛卸完貨你就來了”。 孫七滑稽地蹲在十個麻袋前一邊尋閱戰利品，一邊做著談價前的最后鋪墊。“多少錢？”我打斷這種無意義的對話。速戰速決，雙方都不看東西，只通過上款判斷的情況下，我自認占優勢。“你不看看了？一買來我就給你打電話了，跟誰都沒說，這么招，你給三十吧。”“三十？缺錢缺瘋了吧？”我不屑道，順便用余光觀察他的表情。都是行家，看貨估價是基本功。從他堅定的目光中，我認為大家對貨的價值認知差不多，都在二十左右，想撿漏是不可能的，只不過他想多賣點，我想少花點。不愧為老江湖，第一回合他略占上風了，我因為他略高的報價第一口心軟地報了十五。“二十五吧。”“就十五，多了不掙錢。”“二十行不行？行你拿走。”在繼續以五萬為單位調價后他發起了最后總攻，“十八吧，數也好聽。”我見他差不多到底線了，便乘勝追擊。“二十，就二十吧。”他似乎賭定我不會計較這兩萬。

說來可笑，幾十萬的生意，雙方竟因為兩萬陷入僵局。是時候做點什么打破這種平衡了，我隨手從身邊一個麻袋里拿起一個檔案袋，又隨手抽出了一摞別著曲別針的信。我尋思隨便抽出一通信，告訴他名頭不行。可信抽出，我倆一怔，民國白石花箋，瀟灑毛筆行書，不用看第二頁，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個嘴巴。然覆水難收，他迅速把信搶去，翻到第二頁看落款，“王世襄，哈哈，你看看，我就說里邊有好東西吧！”局勢明朗，我漸失魂。“二十五，不能二十了。”這是行內潛規則，翻出大東西要加錢。“行，就這樣吧，給你轉賬。”氣勢沒了，要么買，要么走。我用盡最后一絲氣力，選擇了前者。

二十五萬，十麻袋，十拿九穩的一筆生意變成了十拿九不穩的賭博，我追悔莫及卻又有口難言。還好，有一通暢安老信札聊以自慰。

孚凌學長惠鑒：

日昨在美食與營養學會得與籌備國際會議的同志相見，略知其宗旨及要求。日后如來系聯，倘時間許可，或為準備一小講題。前兩期《中國烹飪》汪曾祺先生撰文點了襄的名，中有不甚確實之處，故不得不作一答復，茲連同尚未刊出拙作復印一并寄奉，聊博一粲。頃有瑣事拜懇，擬求便中費神一詢，即舍間住在朝內南小街東側，據聞自朝內大街以南、大方家胡同以北，南小街以東、舊城墻（已拆除）以西，將改造舊房，建造樓房小區，不知有無確訊，亦不知何時動工。只緣襄為舊家具及圖書所累，一旦要拆房，將不知暫遷何處，必然將十分狼狽。為此擬求學長向有關方面援詢，倘知確實情況，或可事先有所準備。恃愛奉瀆，乞鑒原為幸。謹上敬請大安，并頌新春百吉！

同學弟王世襄上 九一年二月十二日

王世襄致孫孚凌信札

九十年代初，應算暢安老意氣風發之時。一來十年人禍已過，查抄之物大多返還，先生回歸文物系統，又可做心愛之事，二來《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等多年研究成果集中出版，并引起巨大轟動。帶著“世人終漸識真吾”的暢快，意隨筆出，筆由心生，故字里行間行文瀟灑。此札用1947年交通銀行成立四十周年之際訂作的白石紀念箋，箋內“蘭花水盂”，象征清白。

燕京大學校園全貌

受信人孫孚凌，孫越崎之侄。兩人同為燕大學子，孫孚凌學物理，1940年畢業，暢安老學國文，1941年畢業。雖不知他們是否在燕大東門外一起吃過“常三”的許地山餅，但畢竟有同窗之誼，孫時任北京市領導，有事還是找老同學妥當些。

美食為兩人同好，談起美食，暢安老是謙遜而自信的，信中言道：“前兩期《中國烹飪》汪曾祺先生撰文點了襄的名，中有不甚確實之處，故不得不作一答復，茲連同尚未刊出拙作復印一并寄奉，聊博一粲。”

《中國烹飪》創刊于1980年，暢安老與于光遠、王利器、許姬傳等七人為顧問，汪曾祺先生也偶做文章，1990年汪先生為《學人談吃》寫了一篇序言，發表在《中國烹飪》1990年第十一期，題目為《食道舊尋》，文中點了暢安老的名拋磚引玉，提及暢安老精于烹飪，曾有一道燜蔥技驚四座。

《中國烹飪》1990年第十一期，汪曾祺《食道舊尋》

暢安老隨即對答一文，名曰《答汪曾祺先生》，原載于《中國烹飪》1991年第四期，后收入自選集《錦灰堆》。文中，暢安老對汪先生提到的“騎自行車馱圓桌面”的傳聞之誤，“一捆蔥做了一個菜，把所有菜都壓了下去”的言過其實分別做了澄清，謙遜地表明自己“才疏學淺”，絕不敢廁身學人之林，隨即自信地“隨便說上幾樣”自己招待朋友做的七道“雜合菜”，可謂妙語連珠。不知此番對答是否加深了兩位老饕的感情，多年后兩人交往頻繁，還共同成為范用、許以祺發起的“美食人家”的創會會員。此稿完成于1990年12月24日，暢安老寫給孫孚凌的信日期為1991年2月12日，此稿尚未發表，故信札“連同尚未刊出拙作復印一并寄奉”。復印稿雖下原稿一等，但我們畢竟看到了這篇多年后被人們廣為轉發、津津樂道，關注度絕對十萬加的手稿原貌。

《答汪曾祺先生》

談罷美食逸事，暢安隨即對老同學道出聽說住處要拆遷，可藏書與家具無處安放的心中不安。雖寥寥數筆，但結合時間及相關資料，不難斷出這是一個引子，是關于藏品物歸何處的心酸往事的前奏。

民國時期朝陽門內街景俯視圖

芳嘉園胡同十五號位于“朝內大街以南，大方家胡同以北，南小街以東，舊城墻（已拆除）以西”，該院原是王家舊居，暢安老在此出生長大。隨著城頭易幟，社會變遷，這座祖傳四合院自是難以逃脫與大多四合院相同的命運，自“文革”起，逐漸被人擠占，成為大雜院，自唐山地震后，原為抗震所搭建的防震棚漸改為各戶的簡易廚房，你占一米，我占一米，劃地為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抄沒物品陸續退還之時，大小近百件珍貴家具只能疊摞起來，滿滿當當地擠在百十平方米的幾間北房中，后院有五間小廚房，都趴在北房的后墻上，離著不到一米就是房檐，“一旦著火，我這房子也燒了，這家具也燒了！”二老每天惴惴度日。此信正是寫于當時的背景下。房子退不回來，申請換房也一再落空，在退休鐵匠叮叮當當的打鐵聲中，暢安老不得不考慮為這些家具找一個妥當的歸宿。

在給孫孚凌寫信后不久，大約1992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帶給他一個消息：上海博物館修了新館，家具館里卻沒有家具可供陳列。香港商人莊貴侖為紀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資買下暢安老的收藏，再以自己名義贈與上海博物館。在久與現實纏斗的疲累之下，暢安老覺得這不失為所藏家具較理想的去處：不至流離分散，可供人欣賞，國內的國家級博物館也從此有了專室陳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所求只是一個不被打擾的安身處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終老，此外實無他求。”一百萬美元，在莊貴侖答應藏品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給上博后，這批收藏終于從北京安全運到了上海，入藏上博。

王世襄袁筌猷夫婦訪問上海博物館

至此，暢安老信中所憂，終于以一種悲壯的方式解決。“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物歸其所，問心無愧”，這正是暢安老真實個性的寫照。

暢安老終離開了他的小院，從朝內芳嘉園遷至朝外芳草地。不知這封信是否起到作用，小院再次面臨拆遷的命運，已是十年之后了。2002年，芳嘉園十五號大雜院被夷為平地，另起高樓。

騎著自行車的王世襄

自那日起，我每每北上，大多走南小街。望著那一排沙縣小吃、成都小吃和蘭州拉面，望著那新近裝修的朝內菜市場，我仿佛看到一個落寞的身影，騎著那輛二八車，車把上掛著空空的菜籃，搖著頭嘆息道：“連捆像樣的蔥都買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