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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歌德19世紀20年代第一次對“世界文學”觀念進行論述以來，近200年間，這一承載著人類文學大同與民族文學榮耀理想的觀念常說常新。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世界文學格局發生劇烈變化，“世界文學”觀念在中國引發了持久的討論，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前沿話題。與此同時，國內的外國文學教材建設也不斷嘗試吸收世界文學新觀念、新方法，力圖在思路、架構和內容等方面進行創新。

外國文學教材結構觀念的演進

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正式出版、供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課程使用的教材只有寥寥數種，其中包括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編選的《外國文學參考資料》（七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1959年版），周煦良主編的《外國文學作品選》（四卷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61—1964年第一版，1979年第二版），楊周翰、吳達元、趙蘿蕤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上、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上卷第一版，1979年下卷第一版）等。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編寫的各種油印本、鉛印本講義非常多，20世紀80年代正式出版的外國文學教材多以這些油印本、鉛印本講義為基礎。統而觀之，這30年的外國文學史架構有三種模式，可分別概括為“兩大板塊”“三足鼎立”和“一條線”。

所謂“兩大板塊”，指歐洲（或歐美）文學與俄蘇文學（或蘇聯文學）并立。20世紀50年代前期，歐洲（或歐美）文學與俄蘇（或蘇聯）文學通常分開教學，教材也分別編寫、互不包含，由此形成了歐洲（或歐美）文學與俄蘇（或蘇聯）文學兩大板塊并立、并重的局面。這是50年代高校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高度重視俄蘇文學的結果。

所謂“三足鼎立”，指在歐美文學、俄蘇文學之外再加入東方文學。20世紀50年代后期，東方文學逐漸進入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學體系。1958年印行的《北京師范大學外國文學教學大綱（初稿）》，其中的“外國文學”分為“歐美文學”和“東方文學”兩部分。同一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教學大綱（初稿）》單獨印行。這標志著我國高校中文系外國文學教學體系中歐美文學、俄蘇文學、東方文學三大板塊已經成型。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1963年編寫了《外國文學講義（亞非文學）》（鉛印本）。在60年代，還有多所高校編寫過油印本和鉛印本的東方文學講義。

所謂“一條線”，指將歐美、俄蘇、東方三大板塊合而為一，統一歸納到一個外國文學史發展序列中。1949—1979年，唯一采取“一條線”體系含括外國文學史的教材是周煦良主編的《外國文學作品選》。這部作品選共4卷，分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上、近代部分下、現代部分，上起《荷馬史詩》，下迄20世紀20年代，將歐美文學、東方文學、俄蘇文學三大板塊貫通于一個時間序列中。盡管該教材限于體例，“史”的線索無法具體論述，但它提供的外國文學史基本框架和分期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合理、最先進的。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的外國文學教材建設進入了繁榮發展的新階段。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出版的外國文學通史類教材有100多種，各種通史類外國文學作品選本也有70余種。這些教材的框架結構大致有兩種模式：“東西二分”和“合二為一”。所謂“東西二分”，指東方和西方兩大板塊所形成的外國文學史結構，最具代表性的是鄭克魯主編的《外國文學史》和朱維之等主編的《外國文學簡編》及《外國文學史》的“歐美部分”和“亞非部分”。所謂“合二為一”，是把東西方文學合并，按照一條歷史線索貫穿下來。這類教材有很多，如北京師范大學比較文學學科多位教師合編的《比較世界文學史綱》、方漢文主編的《世界文學史教程》、聶珍釗領銜主編的馬工程教材《外國文學史》等。這兩種模式的教材適應了中國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課程不同層次的需要。“東西二分”的模式凸顯了東方文學的地位，在現階段更方便教學；“合二為一”模式則整體感更強，歷史脈絡更加清晰，也更能體現歌德的世界文學理想。

基于中國文學的世界文學架構

任何世界文學史，其撰寫者都會以不同方式呈現或觀照本國文學的地位和意義，這一點中外皆然。有的教材會直接把本國文學納入其中，像俄羅斯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撰的《世界文學史》包含俄羅斯文學，美國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和《諾頓世界文學作品選》包含美國文學，鄭振鐸的《文學大綱》、楊烈的《世界文學史話》包含中國文學。一些教材雖然本身不涉及中國文學，但會通過隱喻的形式凸顯本國文學的地位和意義，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東西二分”的文學史框架結構。這種結構模式在相當長時間里被認為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論、強調突出東方文學的地位，提升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文學的地位。

21世紀以來，國內各種外國文學史和作品選類教材層出不窮。在強調中國主體立場、凸顯中國文學的世界意義方面，最突出的當屬方漢文主編的《世界文學史教程》和署名“方華文”主編的《世界文學經典》。這兩部教材把創新定位在“多元文明”。主編把世界文明劃分為“八大體系”，認為世界文學是以這八大文明體系為代表的民族和區域文學的不斷交匯與融新。這種世界文學史觀打破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文學史模式，賦予各個主要文明體文學以平等地位。同時，方漢文在《世界文學史教程》中還給予中國文學重要的甚至特殊的地位，在其五編的內容中，只有中國文學與源自古希臘羅馬傳統的歐美文學始終以專章的體量呈現，保有了完整性與連貫性。

觀察上述教材中關于中國文學的呈現模式，都既有優長也有不足。將中國文學包含其中，能夠凸顯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但世界文學史本身的結構又決定了它不可能占有過多篇幅。世界文學史寫作要追求文學發展的共同規律，但當中國文學在具體的文學史敘述層面與他國文學擺在一起時，類同與影響關系的探究往往會傷害中國文學的具體性和獨特性。而“東西二分”的結構本身，很大程度上仍然體現了二元對立思維，凸顯的是對抗、對照、對等。在21世紀，這是否仍是最有效的世界文學史框架模式，需認真思考。

“同心圓”的世界文學觀及其應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新編《世界文學作品選》，其依據的是被稱作“同心圓”的世界文學觀，力求在編選架構上進行創新。“同心圓”本是一個數學概念，在此引申為以中國文學為中心的世界文學架構。此處的中心不是作為“領袖”意義的中心，而是基于與中國的關系，并以這種關系作為主要依據安排“同心圓”的結構順序。在這個“同心圓”架構中，作為中心的中國文學作品并不入選，卻是這個關系結構的樞紐、標準、尺度，因此無處不在。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文學與域外文學逐漸建立起了持久、多樣態的聯系，而這種聯系的先后強弱主要由地理空間的遠近決定：先是亞洲，然后依次是歐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最后是全球化時代的跨洲際文學。這一點又與世界文學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大體一致。在此構架之下，新版《世界文學作品選》共分五冊，以地理單位的“洲”和“跨洲際”為最大分冊單位，以與中國文學、文化發生聯系之先后強弱、體現世界文學的整體結構和發展前景等因素為排序標準。這五冊書依次為：亞洲文學卷、歐洲文學卷、美洲文學卷、非洲文學與大洋洲文學卷，及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后殖民文學卷。

這套書選編的具體依據是：第一冊：亞洲文學。亞洲是最早產生世界文學的地區，也是與中國文學發生聯系、相互影響最早的地區，地理上與中國最近。亞洲其他國家的文學與中國文學分享更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價值，理應居于“同心圓”的第一圈。

第二冊：歐洲文學。歐洲文學從公元前8世紀荷馬史詩產生起算，至今有約2800年歷史。歐洲各國因地域、人種、語言、文化、歷史相同或相似，產生了整體上的“歐洲文學”，取得了輝煌成就。近代以來，歐洲文學居于世界文學發展前列，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理應居于“同心圓”的第二圈。

第三冊：美洲文學。美洲距離中國較遠，文學上彼此互相影響。美洲文學的產生晚于亞洲文學和歐洲文學，大約在20世紀后半期才形成聲勢。將北美文學和拉丁美洲文學合并為“美洲文學”，是基于其共同性大于差異性的考慮。美洲文學因此居于“同心圓”的第三圈。

第四冊：非洲文學、大洋洲文學。非洲文學與大洋洲文學不是一個整體，只因其近代歷史較短、與中國文學相互影響的程度低于另外三大洲文學，所以將其合并居于“同心圓”的第四圈。但20世紀下半期以來，非洲文學和大洋洲文學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在非洲獲得巨大成功，中國文學與非洲文學、大洋洲文學的關聯逐漸加強，理應受到更多重視。

第五冊：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后殖民文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后殖民文學等文學群體或類型迅猛發展。這三種文學的共同特點是跨界，即在不同文化間穿梭、在洲際和國別間流動或散居、在主流文化和邊緣文化間尋求對話與認同。其作家的國別和洲際特征往往比較模糊，充滿了混雜性。收入本卷的將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這一類作家的作品。基于以上理由，本書將這三大類文學作為世界文學“同心圓體系”的最外圍。

對當代中國而言，70余年的世界文學知識體系與歐美有很大不同。我們對世界文學的學習長期與追求現代化的啟蒙教育聯系在一起，并在此過程中孕育、發展出龐大的世界文學知識系統，形成了獨特的世界文學觀。21世紀以來，世界文學的格局和中國文學的全球使命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并沒有一個一成不變、定于一尊的世界文學觀念。“同心圓”的世界文學觀念及據此新編的《世界文學作品選》，能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建立起強有力的紐帶，將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編織進休戚與共的共同體中，從而呈現新時代中國的世界文學視野，滿足中國文學日益增長的全球抱負與需求。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