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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域分野不僅內化于汪曾祺文學創作的形式肌理，也是其 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徑。然而，對于汪曾祺及其文學創作都至關重要的 張家口仍未受到應有重視。本文通過細讀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 集》中的相關文本，重建張家口與汪曾祺及其文學創作之間的歷史聯 系，從民間文學、方言體驗和閱讀史三個角度剖析張家口如何滋養了 汪曾祺。在張家口將近四年的生活經歷不僅重建了汪曾祺與民間文學 的聯系，而且活學化用民間故事，最終實現從民間文學的整理者到創 作者的轉變。張家口方言體驗則促使其吸納方言詞匯，改變語言觀和 寫作思維方式，并生發出《大淖記事》的新創作。而同時期的閱讀史 則促使汪曾祺轉化“氣質”和觀物的方式。張家口既是他的受難史， 也是他的成長史，而經由從“泥淖至青云之間的掙扎”而出的汪曾 祺，最終才有可能成為1980年代令人驚艷的“謫仙人”。

關鍵詞：汪曾祺 張家口 民間文學 方言體驗 閱讀史

1983年，汪曾祺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時說:“張家口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比 較起作用，我的那本集子 1 除了四篇是解放前寫的，解放后寫的十二篇中有七篇 以張家口為背景，過了半數。五九年我寫過一些小說，后來搞戲了，重新拿起筆 寫小說，還是從張家口開始的。” 2 顯然，汪曾祺對于張家口之于自身文學創作的重要性有著相當自覺的認知。此后，在汪曾祺編選的文集中，不僅張家口始終 占據著重要位置，而且這種地域視角越來越受汪曾祺青睞。1986年汪曾祺指出: “我的小說的背景是: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因為我在這 幾個地方住過”，“我以這些不同的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 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點這些地方的特點。” 3 四 年后，在編選《汪曾祺選集》時，汪曾祺開始嘗試在小說部分“以這幾個地方為 背景的歸在一起” 4 。這種編選思路最終在《矮紙集》中得到更為集中的“依序 編排”:“以作品所寫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過的地方分組。” 5 因此， 地域分野不僅內化于汪曾祺文學創作的形式肌理，也是其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徑。

某種程度上說，這一路徑已頗受學界重視 6 。然而，在這種研究路徑中， 研究者對于不同地域的關注程度差別相當大，往往聚焦于高郵 7 、昆明 8 和北 京 9 ，即使僅有一篇小說《星期天》涉及的上海近年也得到了高度關注 10 ，而 張家口之于汪曾祺文學創作的意義則仍未受到應有重視11 。本文通過細讀人民 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中的相關文本，重建張家口與汪曾祺及其文學創作 之間的歷史聯系，從民間文學、方言體驗和閱讀史三個角度剖析張家口如何滋 養了汪曾祺。

一 “生活在民間文學的活水里”:從整理者到創作者

新中國成立后，汪曾祺長期擔任《說說唱唱》和《民間文學》的編輯。1980 年代，汪曾祺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曾回憶這段編輯歲月:“我編 過幾年《民間文學》，得益匪淺。”12 比如，汪曾祺晚年津津樂道的民歌“花 兒”，其實是《民間文學》1950年代最常見的藝術形式之一，他與這一藝術形式 的最初淵源應奠基于此，而后歷經數十年依舊興趣盎然。汪曾祺對民間文學的認 識不僅來自工作需要，而且有相當自覺的理論思考，他在《魯迅對于民間文學的 一些基本看法》中特別指出“民間文學”之于魯迅的重要意義。汪曾祺認為，魯 迅有豐富的民間文學的感性經驗，而“民間文學曾經養育過魯迅”，由此可見 “民間文學的偉大的教育作用”13 。

在日常的編輯工作之外，汪曾祺主要從事民間文學的整理工作。他先后獨自 整理過魯班故事《趙州橋》14 、《鋦大家伙》15 、《兜頭敲他兩下》16 和民間傳 說《牛郎織女》17 ，參與整理傈僳族長歌《逃婚調》18 ，其中魯班故事三篇均正式發表于《民間文學》。在當時民間文學工作的工序中，整理是第二道工序。第 一道工序是搜集或記錄工作，而這需要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主要是為了和群眾打成一片，同工人農民交朋友，同時改造自己。”19 而汪曾 祺一直沒有機會下去體驗生活，往往在別人完成第一道工序之后展開整理工 作，將口頭文學寫定為書面作品。既必須力求保持民間文學之原貌，又必須對 其進行“一切美的創造”20 ，這對深受西方現代派影響的汪曾祺構成了不小的 挑戰。然而，細讀汪曾祺所整理的作品，如何保持原貌已不可知，但其語言則 一改早年歐化文風，變為質樸準確的鮮活口語。這也可以視作汪曾祺“得益匪 淺”的例證之一。

如果說上述文藝實踐是側重體制化的，那么談到汪曾祺與民間文學的關系 時，還值得提及的是趙樹理的影響。汪曾祺在《說說唱唱》工作期間，曾和趙樹 理是同事。趙樹理是深受農村口頭文化影響的“地攤文學”作家，汪曾祺是畢業 自西南聯大的“現代派”，兩種幾乎異質的文學觀念之碰撞對他產生的沖擊無疑 相當深刻。他后來先后兩次撰文懷念這位“農村才子”，在其他文論中也多次以 趙樹理為范例闡述己見21 。有研究者指出:“我認為趙樹理對汪曾祺的寫作有很 深的影響，可能比老師沈從文的影響還深。”22 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指 出:“沒有四十—五十年代的趙樹理，也就沒有八十—九十年代的汪曾祺。” 23民間文學對趙樹理文學創作的深厚助益，對于一直想重拾文學創作的汪曾祺來 說，這顯然促使他更主動而深入地汲取民間文學的力量。

然而，1958年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聯系統整風復查中被劃為“一般右派”，同 年10月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農研所”)，接受勞動 改造，下放使他一度沉痛地認為“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24 。其實，汪曾 祺與民間文學的感情不但未被切斷，反而“因禍得福”而真正“生活在民間文學 的活水里”25 ，得以與農民實現“三同”26 。而被割斷的“感情”與其說是“對 民間文學的感情”，毋寧說是基于紙面閱讀而建立起的工作關系和審美判斷。

如果說汪曾祺編輯《民間文學》與整理民間文學作品，都是基于搜集者的 文字記錄，那么下放則使他有機會面對面領略老百姓的即興口頭創作。在《塞下人物記》中，汪曾祺寫過這樣一個說話押韻的人，他出口成章:“三頓飯一頓吃 兩碗;兩頓飯一頓吃三碗。算來算去一邊兒多，就是少抓一遍兒鍋。”27 敘述 者“我”將他和莫里哀戲劇里說了四十年散文的汝爾丹相提并論，認為他說了“六十年韻文”，并以贊賞語氣評價說:“他的韻押得還很精巧。不是一韻到 底，是轉韻的。而且很復雜”，“節奏也很靈活，不是快板或是戲曲，倒像是口 語化的新詩”28 。敘述者對他何以有此能力頗為不解:“這個人并不愛滑稽逗 樂，平常連話也不多，就是說起話來就押韻，真怪!”不過，這種不解只是小說 中引而不發的“賣關子”，汪曾祺在文論中曾明確解釋過這一現象:“奧妙就在 他們賴以思維的語言，就是這樣有格律的、押韻的語言。他們是用詩的思維來想 的。莫里哀戲劇里的汝爾丹先生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民歌的歌手一輩子說的 (想的和唱的)是詩。”用詩的語言思維，汪曾祺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向民歌 手學習的。我們要學習他們，訓練自己的語感、韻律感。” 29

雖然下放改造期的汪曾祺并不負有民間文學相關的任務，但“三同”生活 對他理解農村、農民和民間文學仍不無裨益，有時甚至成為民間文學活動的直接 參與者。勞動之余，汪曾祺也參與文娛活動，辦展覽，演戲，農業工人唱山西梆 子時負責化妝30 。每逢趕集，汪曾祺還熱衷于深入集市“采風”，“懷了很大的 興趣，看鳳穿牡丹被面，看鐵鍋，看掃帚，看茄子，看辣椒，看豬秧子”31 。另 外，農研所老人回憶往事時特別提及汪曾祺的順口溜:“人聰明，記性好，編的 順口溜很有趣。”32 雖然這一口述所說順口溜已難以確證，但小說《王全》中快 板《果園奇事》所匯集的老汪之手筆，或是上述情形的一種曲折反映。

正是張家口的生活經歷，使得汪曾祺從民間文學的整理者轉變成了創作者。關于利用民間素材進行創作，汪曾祺的老同事、《民間文學》創刊編委賈芝認 為:“以民間創作為素材進行創作，或稱再創作”，“作者完全有自由按著自己 的意圖進行創作，也象其他創作一樣”，“作者可以將民間創作中他認為可取的 內容大加發揮，加以發展，寫成新作品”33 。就此而言，汪曾祺的以民間素材進 行的再創作是相當出色的。在汪曾祺1960年代創作的小說《羊舍一夕》中，留孩 曾講過一個從大人處聽來的頗富地方意味的鬼故事。一幫河南34 人到口外割莜 麥，晚上在空無人煙、荒郊野外的一個舊馬棚過夜，有一煙癮大的漢子半夜起來 抽煙，聽見外面有人說話:

“‘你老們，起來解手時多走兩步噢，別尿濕了我這疙瘩氈子，我就 這么一塊疙瘩啊!’

“這漢子也沒理會，就答了一聲:

“‘知道啦。’

“一會兒，又是: “‘你老們，起來解手時多走兩步噢，別尿濕了我這疙瘩氈子，我就

這么一塊氈子啊!’

“‘知道啦。’

“一會會，又來啦: “‘你老們，起來解手時多走兩步噢，我就這么一塊氈子!’ “‘知道啦!你怎么這么嚕蘇啊!’

“‘我怎么嚕蘇啦?’

“‘你就是嚕蘇!’

“‘我怎么嚕蘇!’

“‘你嚕蘇!’

“兩個就隔著門吵起來，越吵越兇。外面說:

“‘你敢給爺出來!’

“‘出來就出來!’ “那漢子伸手就要拉門，回身一看:所有的人都拿眼睛看住他，一起

輕輕地搖頭。這漢子這才想起來，嚇得臉煞白——” 35

雖然從中并不能看出“故事講述的年代”，但在奉行唯物論的1960年代轉述 如此迷信的故事無疑并非“可取的內容”。而神奇之處在于，這篇小說不僅廣受 好評，而且被選作少年兒童讀物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其中部分緣由在于，當 時文壇對此類內容有一定程度的寬容:“應該承認一切好的文學作品，包括《西游記》、《聊齋志異》一類的小說和出現神仙、精靈一類民間故事在內，是都反 映一定的生活現實，而且應該是不違反人民的觀點和利益的。”36 盡管如此， 這則鬼故事之所以未引起批評，其根本原因在于汪曾祺出色的再創作。故事結尾 處，這幫河南人推己及人想到這個鬼和自己同是外出謀生者，甚至有可能是同 鄉。天明之后，為門外的新墳加土后方才離去。至此，陰森恐怖的故事已變為同 是天涯淪落人的連帶感，這自然“不違反人民的觀點和利益”。而且，敘述者最 后又再次畫龍點睛:“這故事倒不怎么可怕，只是說得老九和小呂心里都為那個 客死在野地里的只有一塊氈子的河南人很不好受。”37 這個故事在1960年代初顯 然既大膽又新穎，而且寓意頗深，可見汪曾祺對民間故事的再創作非常成功。

還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汪曾祺某些關于民間文學的心得與積累并不發生于張家口時期，但它們的緣起也與之密切相關，比如馬鈴薯相關的民歌。馬鈴薯 (當地俗稱山藥蛋)是張家口的主要蔬菜，汪曾祺曾受命為農研所畫《馬鈴薯圖譜》，極其熟悉馬鈴薯，自詡“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 第二人”38 。有此淵源，汪曾祺后來格外注意搜集馬鈴薯相關的民歌。他在《散 文四篇·馬鈴薯》中特別提及山西和內蒙古以馬鈴薯為意象的民歌:“交城的山 里沒有好茶飯，只有莜麥栲栳栳，還有那山藥蛋。”“想哥哥想得迷了竅，抱柴 禾跌進了山藥窖。”39 這未嘗不可視作其張家口經驗的一種回音。

“生活在民間文學的活水里”，在張家口將近四年的生活經歷不僅重建了 汪曾祺與民間文學的聯系，將《民間文學》期間的紙面閱讀與切實生活經驗緊 密結合，從而熔鑄為他對民間文學終生不倦的感情，而且學以致用，“反其道 而行”活學化用民間故事，真正化作自身文本的血肉，最終實現從整理者到參 與者、創作者的轉變。這就是汪曾祺所說“我從農民那兒學到了許多東西”的 重要組成部分。

二 方言體驗:詞匯運用與語言認知的轉變

眾所周知，汪曾祺高度重視語言問題，他曾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40 。下放期間，汪曾祺切身參與到“農民式的幽默”的語言現場，“到生活里去學習語言”41 。1950—1970年代強調學習群眾語言者并不罕見，但1980年代末仍 高度肯定農民語言藝術的并不多，汪曾祺就是其中一個42 。他曾明確表達下放 經歷的益處:“我下去生活那段期間，和老百姓混一起，驚訝地發覺群眾的語 言能力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能表達的，很厲害，往往含一種很樸素的哲理，用 非常簡樸的語言表達出來。”43 比如《王全》中王全批評馬號組長的話:“旗 桿再高，還得兩塊石頭夾著;一個人再能，當不了四堵墻。”44 這大概是汪曾 祺“一輩子忘不了”45 的一句話，1980年代被視作“很好的語言”46 、“極有 哲理”47 的范例一再談及。除了這種汪曾祺頗為自得的1960年代的歷史范例， 還有農民的語言穿越近二十年的時光再次重現于1980年代的文學創作中，以言 有盡而意無窮的余味刻畫了生動而獨特的人物形象，表現了汪曾祺對農民語言 藝術深刻而歷久彌新的記憶48 。

長期在老百姓中耳濡目染，重視語言的汪曾祺不可能不關注當地方言。正 如他所說“熟悉了那個地方的語言，才能了解那個地方的藝術的妙處”49 ，對于讀者而言，如果不熟悉汪曾祺筆下的方言，或許很難體會某些不易察覺的方言的 妙處。在汪曾祺摘去“右派”帽子時，農研所給予的組織鑒定是:“老汪干活不 藏奸，和群眾關系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50 關于“人性”一 詞，汪曾祺曾直陳他的困惑:“‘人性’是一個引起麻煩的概念”，“是不是只 有具體的‘人性’——其實就是階級性，沒有抽象的人性”51 。況且在當時政治 性的組織鑒定中，頗有人道主義色彩的“人性”一詞更顯得格格不入。其實，鑒 定中的“人性”并無人道主義的意味，而只是當地方言用法而已。汪曾祺在《七 里茶坊》中透露了該詞的方言含義:

“我交了介紹信，這位同志問我:

‘你帶來的人，咋樣?’

‘咋樣?’

‘他們，啊，啊，啊......’”

其實對方想問的是“政治上可靠不可靠”，結果“啊”了半天，仍找不到恰 當的“報紙語言”。最終用了“一句不很切題的老百姓的話”解釋明白了:

“‘他們的人性咋樣?’

‘人性挺好!’”

由此可見，當地方言中“人性”指的是政治素質，組織鑒定所用的也應為同 一詞義。也泛指品行。時隔數十年，汪曾祺仍在特定語境中沿用“人性”，可見 印象之深刻。

如果說“人性”可能是汪曾祺無意識的方言運用，那么有意識地在小說創 作中運用張家口方言，并在文論中引以為例則體現著汪曾祺語言觀中方言意識的 自覺:“我寫《七里茶坊》，里面引用黑板報上的順口溜:‘天寒地凍百不咋， 心里裝著全天下’，‘百不咋’就是張家口一帶的話。《黃油烙餅》里有這樣幾 句:‘這車的樣子真可笑，車轱轆是兩個木頭餅子，還不怎么圓，骨魯魯，骨魯魯，向前滾。’這里的‘骨魯魯’要用張家口壩上口音讀，‘骨’字讀入聲。如用北京音讀，即少韻味。”52 張家口方言的學以致用，極大增強了汪曾祺關于方 言的“理論”自信:“作家要對語言有特殊的興趣，對各地方方言都有興趣，能感受、欣賞方言之美，方言的妙處。” 53“偷師化用”張家口方言已然難得，但汪曾祺似乎并未就此止步，進而追

摹語言背后的深層邏輯:“學習群眾語言不在吸收一些詞匯，首先要學會群眾 的‘敘述方式’。群眾的敘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識分子絕對不一樣。他 們的敘述方式本身是情致的，有感情色彩的，有幽默感的。”54 在張家口的方 言中，“管小狗、小雞小鴨，甚至是小板凳，都叫做‘孩子’”，飼養員王全 則叫他所喂的馬為“孩子”，作為敘述者的知識分子老汪評價說“有一種特別 的味道”55 。所謂“特別的味道”，既是方言之美，也是王全的人格魅力，同 時也傳達著出入其間并能講述這一切的知識分子敘述者“我”的語言稟賦。

張家口方言詞匯不僅為汪曾祺的文學創作增光添彩，而且挑戰乃至修正他作 為知識分子的語言認知。汪曾祺在《棧》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昔在張家口壩 上，聽人說北京東來順涮羊肉用的羊都是從壩上趕下去的(不是用車運去的)， 趕到了，還要zhan幾天，才殺，所以特別好。我不知這zhan字怎么寫，以為是 ‘站’，而且望文生義，以為是讓羊站著不動，喂幾天。”56 方言文化中的某 些音，當地人使用時彼此心領神會，卻未必能在書面語中找到準確的對應字詞， 而無此地域文化的生活經驗，則很難理解其具體所指。汪曾祺讀宋人陶谷《清異 錄》時，才發現“zhan”的對應字是“棧”，意為“精飼料喂養”57 。他由此展 開考據發現，這一用法在先秦的《莊子·馬蹄》中已出現，之后又重現于《水滸 傳》中的引車賣漿者流鄆哥之口。顯然，從先秦典籍、宋人筆記、明清小說到張 家口的日常用語，“棧”字這一用法始終賡續不絕，這促使汪曾祺自覺反省了此 前的常識:“有些字，要用不知道怎么寫，最好查一查，不要以為這個字大概是 ‘有音無字’，隨便用一個代替。其實這是有本字的。”58 這種認知最早在汪曾 祺1960年代創作的《王全》中得以貫徹。王全又被老百姓叫作“偢六”，“這地方管缺個心眼叫‘偢’，讀作‘俏’”。汪曾祺起初并不知“偢”字如何寫，特 意寫信問西南聯大的同學、著名語言學家李榮才得到正解。最后，汪曾祺意味深 長地感慨道:“作家和演員都要識字。”59 作家要識字的判斷看似不得要領，其 實蘊含著汪曾祺頗為嚴肅的語言認知60 ，而這一反省則肇始于張家口時期，方言 體驗對于汪曾祺的觸動由此可見一斑。

方言習得不僅改變著汪曾祺的語言觀和寫作思維方式，而且重構了他早年某 些相關經驗，并由此生發出新的文學創作。在此方面，《大淖記事》的“淖”字就是一個生動例證。《大淖記事》是汪曾祺最著名的小說之一，而題目中的“大 淖”二字正是源自其張家口經驗。大淖原是汪曾祺故鄉高郵的地名，但并未寫作 “淖”字:“我們小時候做作文、寫日記，常常要提到這個地方，而苦于不知道 該怎么寫。一般都寫作‘大腦’，我懷疑之久矣。”61 這個疑惑在汪曾祺大學時 代開始小說創作時仍懸而未解。直到他到張家口之后，受當地人把大大小小的一 片水都叫作“淖兒”啟發，才開始意識到“大腦”的“腦”應寫作“淖”。據汪 曾祺所說的“壩上”——張家口沽源縣的縣志可知，該縣境內共有庫倫淖、三道 營淖、公雞淖等12個較大淖泊62 。臨近沽源縣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則有 哈夏圖爾淖爾和巴彥查干淖爾63 。由此可知，張家口的山川風貌使汪曾祺舉一反 三地聯想到兒時經驗，為家鄉久無定字的地名找到了更可信的對應字。

“淖”字不僅事關1980年代一篇杰作的題眼，而且勾連著一段1940年代的 “失敗經驗”:“三十多年前我寫的一篇小說里提到大淖這個地方，為了躲開這 個‘腦’字，只好另外改變了一個說法。”64 這篇文章發表于1982年，由此倒推 三十余年，汪曾祺所說的時間節點應在1940年代左右。而閱讀汪曾祺1940年代故 鄉相關的小說，可以推知那篇小說是1948年發表的《雞鴨名家》。《大淖記事》 中出現的“雞鴨炕房”和“鮮貨行”65 都曾出現在《雞鴨名家》66 中，汪曾祺為 避開“淖”字而不得不“另外改變了一個說法”的地名也可以得到落實:“說是 老街坊，余大房離我們家很有一截子路，地名大溏”，“大溏是一片大水，由此 可至東北各鄉及下河縣城水道，而水邊有人家處亦稱大溏”67 。此處的關鍵并不 僅在于地名找到了適當的詞匯，更在于由此熨平舊的創傷體驗而重新激活了年深 月久的寫作欲望:“為什么在知道淖字應該怎么寫的時候，心里覺得很高興呢? 是因為我很久以前就想寫寫大淖這地方的事。如果寫成‘大腦’，在感情上是很 不舒服的。”68 如果對照兩篇小說關于大淖的風景描寫，不難發現，與《大淖記事》第一部分對大淖相當濃墨重彩的風景描寫相比，《雞鴨名家》中的大溏僅點 到為止，甚至遠不如同篇中“一口小湖”白蓮湖的風景描寫69 。顯然，一個感情 上不舒服的字眼，可能引發的反應不僅是難以規避的情感體驗，而且在具體創作 中也有礙于寫作邏輯的展開。在此意義上說，若無對張家口日常語言和地方文化 的省察與體悟，汪曾祺對地名“大腦”的懷疑或將無解，甚至阻礙他將1940年代 的創作挫敗感創造性轉化為《大淖記事》的新緣起。

另外，在《羊舍一夕》中的“外手邊”一詞，被特別以注釋強調是張家口趕車人的說法70 ，而它在《大淖記事》中也有類似詞匯“外手”71 ，不過它不再 被敘述者視為方言，而作為普通詞匯使用，這或許也是在潛移默化中汪曾祺無意 中已將張家口方言接受為通用語，并用之于書寫故鄉高郵的小說。就此而言，張 家口方言體驗之于汪曾祺的意義，或許比他意識到的或已經明確表達出的部分更 加深遠。李陀評價汪曾祺的語言觀時指出:“說語言是小說的本體，語言即是內 容，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現代主義小說的寫作路子。”72 這一判斷有其道理，但 結合前文所述，可以進一步指出的是，汪曾祺看似現代主義的語言觀其實融通著 寬廣的中國血脈，其中張家口時期的方言體驗則是這一血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氣質轉化與張家口時期的閱讀史

如果說前述體現了汪曾祺張家口時期“向群眾學習，向生活學習”，那 么他同樣也未曾放松另一種學習方式，即“向作品學習”73 。而且，這種學習 是自覺的提前規劃。關于這一點，正如汪曾祺后來的經驗之談:“我們要讀較 多的古典和現代的作品。我們有的同志只讀當代的同輩作家的作品，這不夠。還要多讀點古代作品，古代散文，多背點古詩詞。不然寫出的作品語言就沒有 味。”74 這種夫子自道在張家口時期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效:“我自成年后， 讀書讀得最專心的，要算在沽源這一段時候。”75 下放期間，汪曾祺制訂了包 括古今中外名著的閱讀計劃，其中一項就是批注魯迅小說:“我在下放期間曾 發愿將魯迅的小說和散文像金圣嘆批《水滸傳》那樣，逐句逐段地加以批注。搞了兩篇，因故未竟其事76 。” 雖然“未竟其事”，但此后魯迅在汪曾祺的文 論中留下的印痕卻是非常深刻的。在汪曾祺早年專門論述短篇小說的文章并未 提及作為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奠基者的魯迅，而1980年代后其文論中魯迅出現的 頻率之高，僅次于他極為尊重的恩師沈從文，推崇致敬之意溢于言表。

據筆者判斷，汪曾祺在張家口時期所批注的魯迅小說有《祝福》77 和《高老夫子》。尤其是《高老夫子》在魯迅的小說中并不算最著名，但汪曾祺對它 卻格外欣賞，反復論及，特別是他對魯迅在《高老夫子》運用紹興方言“醬”的 “用字至切”尤為贊嘆:“我沒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學堂真不知要鬧成什么樣 子。我輩正經人，確乎犯不上醬在一起......”78 汪曾祺認為紹興方言中的“醬” 字，“非常準確”79 ，“在平平常常的、人人能說的，好似平淡的語言里邊能夠 寫出味兒”80 ，先后在數篇專論文學語言的文論81 中再三引以為例談語言運用之妙。他之所以在張家口批注《高老夫子》時特別青睞紹興方言之處，也與同一時 期他由張家口方言而引發的關于文學語言的思考密切相關。

據目前所知的汪曾祺張家口時期的閱讀書目，其中有他在沙嶺子新華書店意外淘得的《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癸巳類稿》和《十架齋養新錄》，也有他 帶去的《樂府詩集》82 以及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四史》83 等。可以想見，這些出 現在汪曾祺后來記述中的書目應是其中一部分。在小說《看水》中，小呂84 在一 天的繁重體力勞動之后，也要堅持看兩節《水滸傳》，或許就是從汪曾祺讀書情 形移花接木而來。而在《七里茶坊》中的敘述者老汪在寒冬臘月勞動之余抽空夜 讀《分類集注杜工部集》，也應是取自汪曾祺的真實閱讀經歷。與小說中忙里偷 閑、見縫插針式的閱讀不同，汪曾祺在沽源時期的燈下夜讀，時間更充裕，心態 也更從容。顯而易見，在燈下夜讀的書目中，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筆記占據著汪 曾祺階段性閱讀計劃的主導地位。如果放寬歷史視野，或許它還處于汪曾祺早年 閱讀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的延長線上，又與其晚年的筆記體著作的閱讀 及筆記體小說創作一脈相承。不過，不同之處在于，沽源時期的艱難困苦玉汝于 成的超功利閱讀應是無可比擬的。1986年他以自嘲式的得意筆調回憶道:“白天 畫圖譜，夜晚燈下讀書，如此右派，當得!” 85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汪曾祺當時的閱讀技能、閱讀觀念、闡釋策略和閱讀 效果很難為今日的讀者確知，在此意義上說，更歷史化地接近其微觀閱讀過程， 尚需要跨越從“讀什么”到“怎么讀”的界限86 。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汪曾 祺的閱讀經驗與當時當地的生活經驗的互動，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他對古代典籍的 理解方式。

《碩鼠》是汪曾祺所說的“民歌總集”87 《詩經》中的名篇，他對此篇的 解釋不同于此前慣用的引經據典式的章句考訂:“碩鼠，即田鼠，偷盜糧食是很 兇的。我在沽源，曾隨農民去挖過田鼠洞。挖到一個田鼠洞，可以找到上斗的糧 食。而且儲藏得很好:豆子是豆子，麥子是麥子，高粱是高粱。分門別類，毫不 混雜!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勞而食者的糧倉。而且，田鼠多得很哪!”88 顯然，旁 人看來繁重且無意義的田間勞動，經由汪曾祺的閱讀體驗中介，已經隱然在訓詁 考據之外打開另一種理解古代文學的路徑。

在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作品外，汪曾祺還著力閱讀外國文學作品。汪曾祺早年的文學觀念相當現代(或更準確地說是“西化”)，當時他奉為圭臬的 作品是短篇小說《亨利第三》《軍旗手的愛與死》等89 ，而對長篇小說頗有異 議，其中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他所舉長篇小說的例證。而經過新中 國成立初期的文藝實踐和思想改造，他對外國文學的閱讀興趣也發生了相應變 化。由于當時中蘇關系友好，托爾斯泰式的小說大概更合乎時代的“知識范 型”，這一點在汪曾祺所寫1960年代前后農研所的青年研究人員沈沅的閱讀趣 味中也有所體現90 。張家口時期的汪曾祺最終克服早年的畏懼心理攻讀《戰爭與和平》，雖然閱讀感受仍舊不佳，但他終究“硬著頭皮讀完了”91 。盡管如 此，早年敬而遠之的托爾斯泰仍然在汪曾祺的后來的作品中留下了顯著印跡， 比如汪氏名言“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其實它是列 夫·托爾斯泰所贊賞的語言92 ，經汪曾祺的轉述而廣為人知。

相對于以上名著而言，一些名不見經傳卻隱匿于其作品中的書籍也同樣值得 重視。比如，在1960年代的小說《羊舍一夕》中提及的《果樹栽培學各論》93 ， 這是小呂特別佩服的張士林所閱讀的專業書籍，象征著高超的技術能力。而1980 年代的小說《溫暖和寂寞》中，這本書又再次出現在農研所趙所長的書桌上94 ， 以表現這位抗戰時期的老武工隊長轉任新職后學習農業科技的努力。時隔近二十 年，同一本書兩次出現在汪曾祺小說中顯然并非巧合。結合汪曾祺下放期間在農 研所果園勞動經歷來看，這本書應是他同期所讀之書，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波爾 多液的勾兌方法。據農業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果樹栽培學各論》介紹，僅僅葡 萄——這也是汪曾祺再三濃墨重彩刻畫的植物——的波爾多液配方就多達六種， 其中病害五種，蟲害一種，癥候不同，劑量亦個個不同95 。上述勾兌方式與汪曾 祺的記述高度吻合:“硫酸銅、石灰，加一定比例的水，這就是波爾多液”， “這是一個果園的看家的農藥，一年不知道要噴多少次”96 。汪曾祺認為農民 之所以不愿意做噴波爾多液的工作是由于工序復雜，除此之外繁復的配方大概 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可以做旁證的一點是，《羊舍一夕》寫成時間是1961年， 那么小說所提的《果樹栽培學各論》應在此前出版。而河北農業大學主編的 《果樹栽培學各論》則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于1960年。考慮到農研所果園恰為該 版本的期待讀者，且同屬河北轄區，而該書的葡萄一章特別提及果園所在地沙 嶺子97 。因此，汪曾祺所提的《果樹栽培學各論》應是這一版本。

《果樹栽培學各論》不僅是汪曾祺小說兩次出現的閱讀書籍，而且是他獲取葡萄相關知識的主要來源。在《關于葡萄》中，汪曾祺指出:“玫瑰香的家 譜是可以查考的。它的故鄉，是英國。”98 汪曾祺所查考的對象應是《果樹栽 培學各論》中的記載:“玫瑰香(Muscat Hamburgh)，歐洲種，原產英國，為 黑罕與白玫瑰香的雜交后代。”99 汪曾祺在這篇散文中所說的葡萄傳入中國路 徑的“最流行的說法”也應參考了《果樹栽培學各論》的觀點 100 ，尤其是《齊民要術》的一條記載，兩者更是毫無二致。如果說這些是相對機械的知識學習，那么它也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汪曾祺觀看植物方式的變化。在《果園雜記》 中，汪曾祺寫到以前他曾反對將樹涂白，原因是“以為很難看”，但有果園勞 動經驗后才知道“這是為了保護樹木過冬” 101 ，其理論依據在《果樹栽培學各 論》中也有明確說明 102 。與此同理，汪曾祺童年時認為粉蝶很美，但自張家口 歸來后卻知道對蔬菜而言是“一場災難” 103 。從美學觀感出發的觀看方式，經 過果園勞動和學習，轉換為深知稼穡之苦、立足農業科學的眼光。如果將發表 于1940年代涉及高郵植物的《灌園日記》、云南植物的《昆明草木》與1980年 代的《關于葡萄·葡萄月令》相對比，不難發現，同是寫植物，汪曾祺早年作 品的出自“我”的主觀抒情色彩濃郁，而后者的生物學特征、物候性描敘則顯 著增多。汪曾祺認為:“我覺得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跟作家的氣質很有關系， 而他本人氣質的形成又與他愛讀的小說、愛讀的作品有一定關系。” 104 這固然 很有道理，但“愛讀”不僅是作家一己選擇的結果，更與當時當地的境況密切 相關，甚至某些并非自己主觀選擇的愛讀之書，也可能在特殊的歷史境遇中成 為轉化自身氣質的媒介。

1947年，汪曾祺說:“一個小說家才真是個謫仙人，他一念紅塵，墮落人 間，他不斷體驗由泥淖至青云之間的掙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惡之中不死 去者，端因還承認有個天上，相信有許多更好的東西不是一句謊話，人所要的， 是詩。” 105 如果拋開其中想落天外的比喻和想象，以此審視作為小說家的汪曾 祺與張家口之間的關系，這段話依舊蘊含著穿透歷史的可能與能量:張家口既是 他的受難史，也是他的成長史，而經由從“泥淖至青云之間的掙扎”而出的汪曾 祺，最終才有可能成為1980年代令人驚艷的“謫仙人”。

注釋：

1 按，所指為《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 汪曾祺:《生活·思想·技巧——在張家口市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汪曾祺 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76頁。

3 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自序》，《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版，第396頁。

4 汪曾祺:《撿石子兒——〈汪曾祺選集〉代序》，《汪曾祺全集10·談藝卷》，人民 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頁。值得注意的是，與前后兩次作品集自序不同，汪曾祺 此次提及的地點中省略了上海。

5 汪曾祺:《〈矮紙集〉題記》，《汪曾祺全集10·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370頁。

6 這一點可以徐強近年編選的《汪曾祺地域文集》為代表，文集包括《夢里頻年記故蹤 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郵卷》、《笳吹弦誦有余音 汪曾祺地域文集·昆明卷》、《豈慣 京華十年塵 汪曾祺地域文集·北京卷》和《霧濕葡萄波爾多 汪曾祺地域文集·張家口 卷》，江蘇廣陵書社2017年版。

7 陸建華:《評汪曾祺描寫高郵舊生活的小說》，《揚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版)1982年第1期;夏希:《論汪曾祺“高郵故事”的敘事智慧》，《小說評論》2015 年第3期;季紅真:《汪曾祺文學風俗畫中市井風情的初始場景》，《文藝爭鳴》2017 年第12期;楊早:《吾鄉固多才俊之士，而聲名不出于里巷——從〈徙〉等小說看汪 曾祺筆下的高郵文人》，《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

8 李光榮:《汪曾祺的大學生活與西南聯大書寫》，《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王艷 華:《西南聯大和汪曾祺的經典化》，《名作欣賞》2019年第26期。

9 孫郁:《汪曾祺與易代之際的北京文壇》，《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2期;于淼:《汪曾 祺小說中的北京敘事研究》，山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方星霞:《京派的 承傳與超越 汪曾祺小說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袁滿芳:《“人間送小溫”: 汪曾祺的北京》，《博覽群書》2016年第10期;徐曉鳳、陳佳冀:《那座日漸消失的城 池——汪曾祺筆下失落的北京文明》，《南都學壇》2017年第3期。

10 郜元寶:《一篇被忽視的杰作——談汪曾祺的〈星期天〉》，《小說選刊》2017年第 5期;郜元寶:《汪曾祺結緣上海小史》，《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4期;郜元寶: 《上海令高郵瘋狂——汪曾祺故里小說別解》，《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張千可: 《“舊上海”與“新時期”——在“小生產者”視角下的重讀汪曾祺》，《文藝爭 鳴》2017年第12期;史琤:《汪曾祺對“上海經驗”的另類“重寫”》，《圖書館雜 志》2018年第11期;孫榮:《試論汪曾祺的上海書寫及其情感轉變》，《長江師范學 院學報》2019年第4期。

11 除了陸建華的《草木人生 汪曾祺傳》和汪朗、汪明、汪朝的《老頭汪曾祺:我們眼 中的父親》等傳記外，正面關注張家口時期汪曾祺的文章主要有蘇北《汪曾祺在張 家口》，《讀書》2014年第4期;郭娟《那些明亮的憂傷——汪曾祺在一九六〇年前 后》，《書城》2018年第1期。

12 40 汪曾祺:《中國作家的語言意識》，《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版，第437、435頁。

13 汪曾祺:《魯迅對于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 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頁。

14 平水等搜集、曾芪整理《趙州橋》，《民間文學》1956年4月號。按，曾芪為汪曾祺當 時所用筆名。

15 恨鐘等記錄、曾芪整理《鋦大家伙》《民間文學》1956年4月號。

16 阮啟成搜集、曾芪整理《兜頭敲他兩下》，《民間文學》1956年4月號。

17 搜集時間為1957年，汪曾祺整理，初收入《中國民間故事選粹》，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6年版，參見《牛郎織女》，《汪曾祺全集11·詩歌、雜著卷》，人民文學出版 社2019年版，第307~311頁。按，《民間文學》1955年5月號刊有《彝族傳說故事三 篇·阿龍尋父》，署名為朱葉整理、曾芪修改。或許在別人修改基礎上加以修改，著 作權應歸朱葉，故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未涉及此文。

18 徐琳、木玉璋搜集，徐琳、木玉璋、曾芪整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逃婚調》 (傈僳族長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9 33 賈芝:《談各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問》，《文學評論》1961年第4期。

20 關于整理工作的具體要求，可參見與汪曾祺同任《民間文學》創刊編委的毛星的觀 點。毛星:《從調查研究說起》，《民間文學》1961年4月號。

21 比如說，汪曾祺指出，他在《大淖記事》中側面描寫巧云的技法，在當代文學史上的 鏡鑒就是趙樹理《小二黑結婚》寫小芹的方法。參見汪曾祺《傳神》，《汪曾祺全集 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頁。

22 72 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花城》1998年第5期。

22 趙勇:《汪曾祺喜不喜歡趙樹理》，《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4期。

24 汪曾祺:《自報家門》，《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08頁。

25 汪曾祺在給一位讀者的信中指出:“搞民間文學，我以為要看幾本外國的講民間文學 的書(蘇聯的、歐洲的、日本的)，并要能常在‘下面’，即生活在民間文學的活水 里。”參見汪曾祺《致王歡》，《汪曾祺全集12·書信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134頁。

26 汪曾祺說:“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 里，一鋪大炕上(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里爬到最西邊 的被窩里)。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么回事。”參見汪曾祺 《自報家門》，《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頁。

27 28 汪曾祺:《塞下人物記》，《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66~67、67頁。

29 汪曾祺:《“花兒”的格律——兼論新詩向民歌學習的一些問題》，《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頁。30 50 汪曾祺:《隨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287~288、288頁。

31 汪曾祺:《讀廉價書》，《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371頁。這種觀察視角和汪曾祺童年時期觀看高郵街市可謂一脈相承，二者不同之處在 于，童年時期是無意識的，而張家口時期則帶有作為作家的充分自覺。

32 王守剛:《汪曾祺先生與塞外山城張家口的情緣》，張家口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編:《張家口文史》總第47輯，內部資料，2012年9月。

34 按，并非指今河南省，而是指張家口境內洋河以南地區。參見汪曾祺《羊舍一夕》， 《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頁。

35 37 70 93 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21~22、22、25、5頁。

36 毛星:《不要把幻想和現實混淆起來——試答關于幾篇民間故事的疑問》，《民間文 學》1956年4月號。

38 汪曾祺:《隨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289頁。《羊舍一夕》中，有秦老九等人烤自己所種山藥的細節。參見汪曾祺《羊舍一 夕》，《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頁。

39 汪曾祺:《散文四篇·馬鈴薯》，《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5頁。

41 汪曾祺:《淺處見才》，《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457頁。

42 羅崗的《“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論汪曾祺的意義》(《文學評論》 2011年第3期)一文在文學史層面對1950—1980年代這30多年之于汪曾祺文學語言的意 義做了深入的分析。

43 84 汪曾祺:《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對談者:施叔青)，《汪曾祺全集11·詩 歌、雜著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362頁。

44 45 汪曾祺:《王全》，《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0、 38頁。

45 汪曾祺:“最重要的是對人的興趣，有的人說的話，你一輩子忘不了。”參見汪曾祺《關 于作家和創作》，《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00頁。

46 汪曾祺:《語言是藝術》，《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238頁。

47 49 汪曾祺:《關于作家和創作》，《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版，第505、499頁。

48 比如《王全》中被敘述者老汪認為“含義極其豐富”的“看看”二字，在1980年代初 期又再次出現于《塞下人物記·鄉下的阿基米德》。

51 汪曾祺:《美——生命》，《汪曾祺全集10·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第319頁。

52 53 汪曾祺:《學話常談》，《汪曾祺全集10·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第254、253頁。

54 汪曾祺:《〈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讀后》，《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 版社2019年版，第467頁。愛取外號也是群眾語言和敘述方式的一個有趣例證，它之于 汪曾祺語言觀的轉變的意義可參見拙作《“外號”與“取外號”——論汪曾祺小說創 作的流變》，《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6期。

56 57 58 59 汪曾祺:《棧》，《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342、342、343、343頁。

60 在1983年的小說《賣蚯蚓的人》中，汪曾祺筆下的敘述者再次以北京方言為例強調了 這一點:“這個‘烹’字我不知道該怎么寫，只能記音。這位行家給我解釋，是用蚯 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參見汪曾祺《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版，第321頁。

61 64 68 汪曾祺:《〈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 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182、182頁。62 沽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沽源縣志》，中國三峽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63 張家口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張家口市志》，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8年版，張家 口市區規劃圖頁。

65 71 汪曾祺:《大淖記事》，《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48~149、149頁。

66 67 69 汪曾祺:《雞鴨名家》，《汪曾祺全集1·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第178、178、186頁。

73 74 汪曾祺:《關于文學的語言問題》，《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版，第181、179頁。

75 83 汪曾祺:《散文四篇》，《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4、4頁。

76 91 汪曾祺:《談風格》，《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 313頁。

77 在創作于1981年的小說《徙》結尾處，汪厚基在妻子高雪死后，逢熟人便不厭其煩地 講述妻子臨終前的舉止，與魯迅《祝福》中反復講述兒子阿毛被狼叼去前細節的祥林 嫂，可謂高度神似，或可視為汪曾祺受魯迅影響的間接例證。

78 魯迅:《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79 汪曾祺:《關于小說語言(札記)》，《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版，第357頁。

80 104 汪曾祺:《文學語言雜談》，《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42、443頁。

81 除了前述兩篇文章外，談及這一例子的文章還有:《汪曾祺全集9·揉面——談語言運 用》和《汪曾祺全集10·語文短簡》。

82 85 汪曾祺:《讀廉價書》，《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371、371頁。

86 在當代文學史和閱讀史視域中的相關論述，參見羅崗《“讀什么”與“怎么讀”—— 試論“重返80年代”與“中國當代文學60年”之一》，《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87 汪曾祺:《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 版社2019年版，第488頁。

88 汪曾祺:《讀民歌札記》，《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04頁。

89 105 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汪曾祺全集9·談 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4頁。

90 汪曾祺:《寂寞和溫暖》，《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23頁。

92 汪曾祺:《揉面——談語言運用》，《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3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汪曾祺所轉述的托爾斯泰的話，與高爾基的 說法在字句上略有出入:“菌子已經沒有了，可是在峽谷里，還留著它們的潮濕的氣 味......”參見高爾基《文學寫照·列夫·托爾斯泰》，巴金譯，《巴金譯文全集》第5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頁。

94 汪曾祺:《溫暖和寂寞》，《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36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此書在此出現時未加書名號。

95 97 99 100 102 河北農業大學主編《果樹栽培學各論》，農業出版社1960年版，第468~475、 373、370、356、548頁。

96 關于噴波爾多液的相關記述，可參見《汪曾祺全集》相關篇目:《汪曾祺全集2·羊舍 一夕》《汪曾祺全集4·果園雜記》《汪曾祺全集4·關于葡萄》《汪曾祺全集5·沙嶺 子》《汪曾祺全集5·隨遇而安》《汪曾祺全集6·果園的收獲》。

98 汪曾祺:《關于葡萄》，《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65頁。

101 103汪曾祺:《果園雜記》，《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 143、143~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