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莊靈先生把他的名片遞給我，名字是手寫體，端莊秀美。

我脫口而出：“瘦金體！”

徽宗的瘦金體，我獨愛的一種書體。我在《故宮的古物之美2》里，把它當作一種很險的字體，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險中求勝，宋徽宗這位輸?shù)袅私降氖≌撸跁ㄉ蠀s是獨步古今的最大贏家。

端詳著名片上的瘦金體，我問莊靈先生：“您寫的？”

莊先生回答：“家父寫的，莊靈兩個字，是我從家父的書法中集的字。”

原來是莊嚴先生的字。莊嚴先生，本名莊尚嚴，字慕陵，號六一翁，192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進清室善后委員會做清點故宮文物的工作，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后，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用他自己話說，叫“宣統(tǒng)出宮我入宮”。

莊嚴先生的書法，在他的公子莊靈先生的名片上，我是第一次見到。我曾讀過蔣勛先生對莊嚴先生的書法的評價，寫到這里，找來一看，原話是這樣：

“他寫瘦金體，執(zhí)筆很緊，筆筆出鋒，筆鋒尾端卻不像宋徽宗那么剛硬銳利，少了帝王的富貴華麗，多了一份文人的飄逸瀟灑。”（蔣勛：《手帖》，第224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那一代故宮人，幾乎個個是書法家。馬衡先生，字叔平，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1924年為清室善后委員會成員，故宮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館副館長，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被迫辭職后，任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從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電報公文上，我經(jīng)常可以看到馬衡先生的行書手跡，流暢中見靜穆沉穩(wěn)，但作為金石學家，他最鐘情于篆書，王國維、錢玄同、劉半農(nóng)紀念碑上的碑額篆字，皆為馬衡先生親題，氣息古雅，線條工穩(wěn)，如他自己所說：“不樸不華是謂真”。難怪周作人一篇回憶馬衡先生的文章里稱贊他待人謙恭，“既衡且平”，人如其名。

名片上小小的瘦金體字，令莊嚴先生一身長衫、瘦削溫靜的身影如在眼前。我沒有見過莊嚴先生，只見過他的舊照片。他的影像里，藏著那代人特有的儒雅與風度。

他一生都很瘦，讓我感覺手無縛雞之力，但就是這瘦弱書生，在抗戰(zhàn)時期，把一萬多箱故宮古物從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其中就包括馬衡先生、莊嚴先生最看重的十具石鼓，使它們免于戰(zhàn)火之患，為中華文化保存了血脈。他們的身體里，藏著無法估量的力量。

與莊靈先生相遇，是在故宮博物院西華門內(nèi)的寶蘊樓。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樓房，曾用作“古物陳列所”的文物庫房。1933年開始的文物南遷，許多古物就是從這里出發(fā)的。2018年，我們在寶蘊樓開“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diào)研成果交流匯報會”，來自臺北的莊靈先生是受邀嘉賓之一。1938年出生于南遷路上的莊靈先生，那一年剛好八十周歲。但他身板很直，聲音洪亮，說標準國語，性格開朗明亮。從那以后，我們多次見面，成了忘年交。

我們開會的寶蘊樓，二樓已被布置成故宮博物院院史陳列室。里面有莊嚴先生的照片，也有莊靈先生的照片。那是1947年在重慶南溫泉，故宮博物院南遷人員和他們的家眷們，聞聽抗戰(zhàn)勝利的消息，知道回家的日子終于到了，興奮之余，拍了一張大合影。那時的莊靈先生只有九歲。八十歲的莊靈輕輕走到照片前，與九歲的自己對視，默然無語。

二

博物院成立之初進入故宮的，如李宗侗先生（故宮博物院秘書長）、馬衡先生（古物館副館長）、沈兼士先生（文獻館副館長）等皆為北大教授，莊嚴先生、歐陽道達先生、張庭濟先生、單士元先生等則是學生輩。這兩代人的到來，一掃舊宮殿里的陳腐之氣，把考古學、文獻學這些“五四”以來的新興學科帶入剛剛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成為故宮博物院學術事業(yè)的奠基人。從那時起，篳路藍縷，薪火相傳，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馬衡先生很幽默，周作人回憶他的一件事：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學生又問：“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余世存：《非常道Ⅱ·循行廿九》）

1928年9月，《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公布，故宮博物院直屬于國民政府，內(nèi)部組織分“兩處三館”，即：秘書處、總務處、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10月，故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會名單公布，除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馬衡、李宗侗這些故宮博物院創(chuàng)始人員以外，還包含了當時幾乎所有的政界要人，他們是：蔣中正、汪精衛(wèi)、宋子文、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胡漢民、何應欽、于右任、李烈鈞、熊希齡……

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日本人侵占中國東北。

1933年元旦是在動蕩不安中度過的，就在這天夜里，日軍向山海關發(fā)起攻擊，次日占領山海關，全面入侵熱河省。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簽署行政院訓令，決議故宮古物運送上海保存。3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下達第四六五號密令，令故宮博物院迅速起運古物。（《行政院密令（字第四六五號）》，《故宮博物院·古物保管類》第62卷第7-8頁）

宋子文說：“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劉楠楠、蔡全周、龐璐：《故宮博物院古物南遷各方來往函電一組》，《民國檔案》2004年第3期）

古物裝箱的責任，落到了莊嚴先生身上。回憶當年為古物裝箱的經(jīng)歷，他覺得最難裝的，就是那十件石鼓。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稱陳倉石鼓，原本藏在國子監(jiān)的兩廡，身為金石學家的馬衡先生，對這十件石鼓有著特殊的責任感，后來寫了一本《石鼓為秦刻石考》，認為不應稱其為“石鼓”，而應稱為“秦刻石”。但“石鼓”之名，已約定俗成。石鼓共十只，每只皆為高二尺、直徑一尺多、重約一噸的花崗石，在每個石鼓上面都鐫刻有文字，因銘文記述了當時游獵、行樂的盛況，所以又被稱為《獵碣》。

石鼓文以四言詩寫成，記述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前一段為后人所不知的歷史，內(nèi)容涉及政治、外交、祭祀等，風格情調(diào)與《詩經(jīng)》相似，是《詩經(jīng)》之外的又一敘事史詩，上面刻寫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國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它上承秦國書風，被稱為篆書之祖，與同時期金文（銘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相比，動感更加強烈，康有為形容它“如金鈿委地，芝草團云，不須整就，自有奇采”。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目前僅存二百余字，一字可抵萬金，所以康有為稱它為“中華第一古物”。

第一批古物運走以后，莊嚴先生得到密令，讓他將十件石鼓裝箱，與故宮文物一起南運。

莊嚴先生后來回憶說：“裝箱最困難的事不外三種：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難，每鼓重逾一噸，鼓的本身，雖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過人身。關于薄的問題，不要以為既稱石鼓，決不至于薄，豈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經(jīng)過數(shù)千年來，風吹、日曬、雨淋，已經(jīng)侵蝕不堪，受創(chuàng)最重者，為千百年來長期打拓，以致刻石之處，石質(zhì)表面多凸裂有縫隙，如受外面壓力磨擦過大，就有脫落可能。”（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第192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莊嚴先生面對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來歷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許多裂縫，再不能受力，實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達古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祿先生，霍保祿先生面授機宜，他學到了包裝石鼓的密方。

石鼓打包程序應該是這樣的：先要用極薄極軟的棉紙蘸水浸濕，然后用鑷子把濕軟的棉紙塞進石鼓的裂縫里，這一步就花了近一個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層層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層之多；再用漿糊黏好，用細麻繩捆扎停當：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紙裱糊妥貼，用粗麻繩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層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繩扎緊。這時候，每一個石鼓已經(jīng)變成了比原來體積大上一倍有余的龐然巨物。完成了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裝進定做的木箱，塞緊釘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蓋，然后用鋼條綁扎封死，這樣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裝工作。

出發(fā)前，郭葆昌先生請馬衡、徐森玉（時任古物館館長）、莊嚴幾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鍋。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凱的親信，當時北平著名的收藏家，他的宅邸，名叫觶齋。飯后展示了他收藏的兩件書法珍寶，一件是王獻之《中秋帖》，另一件是王珣《伯遠帖》。本書前面說過，當年乾隆在養(yǎng)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晉人法帖，分別是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萬暇之機，常常伏案把玩，愛不釋手。沒想到子孫敗家，到溥儀手上，一部分被轉(zhuǎn)出宮外，一部分被賣到宮外。《中秋帖》和《伯遠帖》是被瑾妃偷取，遣人賣給后門外的古玩店——品古齋，后來納入郭葆昌先生之手。莊嚴先生說：“三希帖為人間至寶，人世間眾生蕓蕓，幾人能有機緣親臨目睹一面，而他個人居然獨擁其二，實在值得自負。”（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第248頁）唯一遺憾的是，乾隆至愛的“三希”，從此分家。

三

莊嚴先生和故宮同仁一起，帶著所有不可能搬走、又必須搬走的古物，去了上海，去了南京，入藏專門為故宮修建的朝天門庫房，又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把它們搶運出來，分北、中、南三路西遷，莊嚴先生走的是南路，他和同事們帶著古物，與頭頂?shù)娜毡巨Z炸機搶時間，經(jīng)武漢、長沙、桂林，一路搬到了貴陽，莊嚴先生第四子莊靈先生，就在此時出生。

莊靈先生在遙遠的貴州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他回憶說：“貴州原本窮困，戰(zhàn)時物資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艱苦。那時父親和同事的薪水常常無法按時匯到，為此母親還得每天走好幾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國文（母親是北平女師大的畢業(yè)生），以貼補家計。”“當時吃的都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下飯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醬油；穿的衣服全是補丁；書籍都是用發(fā)黃的毛邊紙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書和做功課，桌上只有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莊靈：《父親莊嚴與南遷國寶的故事》，原載《中國科學探險》，2005年第9期）

我看過他們在異鄉(xiāng)拍下的照片，生逢亂世，人若飄蓬，表情卻是那么靜穆端莊，內(nèi)心那么篤實堅定，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悵惘傷感。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的內(nèi)心變得沉實安穩(wěn)。他們衣履簡陋，捉襟見肘，表情里卻蘊藏著無限的驕傲。他們知道，這樣一個創(chuàng)造出燦爛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敗的。

他們從長城腳下的北京城出發(fā)，過黃河，過長江，又溯長江而上，到岷江，到云貴。他們從江河到江河，從平原（華北平原）又到平原（成都平原），十年八載，千里萬里，他們的生命力，并沒有在道途中有所減損，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歷史文明的滋養(yǎng)，使筋骨血肉變得愈發(fā)堅韌茁壯。

其實，他們在護佑古物，古物也在護佑著他們。莊靈先生說：“天氣好的時候，父親和故宮同仁常會開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分批取出，在廣場上攤開曬晾；這時我們都會好奇地在一旁觀看，父親便乘機將有關名畫的內(nèi)容和作者，講給我們聽，讓我們對于這些歷代名跡，開始留下深刻的印象……”（莊靈：《父親莊嚴與南遷國寶的故事》）

他們的成長環(huán)境，是那樣的艱苦，又是那樣豐饒，那樣得天獨厚。他們的少年心，也會變得像王羲之的書法一樣舒展自如，健壯豐美。莊嚴先生的四位公子——莊申、莊因、莊喆、莊靈，后來皆卓有成就——莊申先生成為享譽國際的中國藝術史專家、香港大學藝術系的創(chuàng)始人，莊因先生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著名作家，莊喆先生是著名畫家，莊靈先生是著名攝影家。藝術四門類，四兄弟各持一門，相得益彰。少年苦寒的歲月里，故宮文化的滋養(yǎng)是寂然無聲的，卻在他們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質(zhì)，足以讓他們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生命傳奇。

馬衡、莊嚴先生最牽掛的那十具石鼓，則跟隨那志良、梁廷煒、吳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遷的北路，先由火車裝載，由津浦線轉(zhuǎn)隴海線到寶雞，在寶雞換汽車，在大雪中翻越秦嶺，經(jīng)過四十八天，把北路古物全部運到四川漢中，再進入成都。

車過劍門關時，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棧道殘跡，忽然間想起五代曹伯啟的《南鄉(xiāng)子》，詞曰：“蜀道古來難，數(shù)日驅(qū)馳興已闌。石棧天梯三百尺，危欄，應被旁人畫里看。兩握不曾干，俯瞰飛流過石灘。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館清燈夜更寒。”

1945年10月，那志良先生請歐陽道達先生用他莊重謹嚴的碑體，將這首詞寫成中堂，來紀念他艱難的西遷歲月。整整一個甲子之后，那志良先生的兒媳王淑芳將這幅中堂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我想起莊嚴先生作為清室善后委員會的成員清點清宮古物時，看到一些宮殿的墻上掛著“九九消寒圖”。“九九消寒圖”上用端莊的楷書寫著：“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個雙勾字，每個字（繁體字）九劃，后妃們每天填寫一筆，從“入九”第一天，一直寫到“九九”的最后一天，剛好九九八十一天。把這九個字全部填寫完，冬天就過去了，春天就不再遠了。

在我看來，“珍重待春風”的“珍”字，可以用來代表珍寶；而“重”字，不只可以指重量，也剛好是“千”“里”二字的組合。于是，這“九九消寒圖”里，居然含納著世間萬物，有時間，也有空間，甚至暗含著古物南遷路途的山高水長、氣象千萬。

千里珍重，道出了他們的艱辛，也是對他們的祈愿。

忘記了哪位南遷人員的后輩講過，他們小時候練毛筆字，就是用“九九消寒圖”來描紅，其實也是一種有趣的填字游戲，筆劃回轉(zhuǎn)間，寄托著他們對故都與故宮的無盡思念。填滿十二張“九九消寒圖”（從1933年開始南遷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剛好經(jīng)過了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他們就該回來了。

四

1947年，古物向南京集中，石鼓走陸路，其余走水路。運石鼓的卡車，由那志良領隊，從重慶出發(fā)，經(jīng)江西、安徽、江蘇到南京。6月，在綦江，一輛車控制前輪的“拉竿”斷了，車子失控，司機為讓汽車停下，故意撞到一棵樹上，結(jié)果車子翻倒，所幸石鼓份量很重，停在了原地，沒有滾下懸崖，而且包扎嚴實，毫無損傷，司機也安然無恙。

1948年底，三大戰(zhàn)役打響，共產(chǎn)黨摧枯拉朽，國民黨兵敗如山倒。12月2日清晨，莊嚴先生隨772箱古物（其中故宮博物院320箱）登上“中鼎號”登陸艦，從南京下關碼頭出發(fā)，駛向臺灣基隆港。此后又有“海滬輪”裝載3502箱古物（其中故宮博物院1680箱），“昆侖號”運輸艦運載1248箱文物（其中故宮博物院972箱）駛?cè)ヅ_灣。《快雪時晴帖》隨著這不到三船的古物，飄去了臺灣。

故宮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遷古物（如加上隨故宮古物一同南遷的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頤和園、國子監(jiān)等單位古物，共為19816箱72包15件13扎）中，運臺古物有2972箱（含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頤和園、國子監(jiān)等單位古物）。有人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臺灣，純屬不實之言。

孩子們問：“臺灣，是什么地方啊？”

莊嚴先生說：臺灣就是一個海島，自古都是中國的土地，后來被日本占據(jù)了，現(xiàn)在又是我們的了。（參見莊因：《漂流的歲月——故宮國寶南遷與我的成長·棲遲天涯》，第5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這是一次不知歸程的遠行，臨行時，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莊嚴的手，說：“文物要分開了，從今以后，我負責看管一半，你負責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臺灣去，看管好這批家當。”

莊嚴點頭：“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馬思猛：《金石夢 故宮情——我心中的爺爺馬衡》，第233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

莊嚴的諾言，是何等的莊嚴。赴臺古物幾經(jīng)輾轉(zhuǎn)，于1950年匯聚在臺中霧峰北溝，為了能夠在那悶熱多雨的孤島上保護好那批古物，于1965年在外雙溪專門建成一座臺北故宮博物院，用于庋藏從大陸遷臺的古物。

莊靈先生給我看過一張照片，是蔣中正與宋美齡前往北溝參觀故宮古物后與工作人員的合影。杭立武先生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是剛剛從洗衣店取回的，匆忙中，洗衣店的條子竟然忘記撕掉，她就帶著洗衣條與蔣先生夫婦合了影，這是我一再放大照片后發(fā)現(xiàn)的，而照片中的人物，都沒有注意到這一細節(jié)，在鏡頭前依舊滿面春風。這一小小破綻，反而透露出歷史的真切與親切。

就在部分古物運臺的同時，行政院致電馬衡，欲將北平故宮博物院中未曾南遷的古物運往臺灣，為了阻止這批古物赴臺，馬衡采取了一個戰(zhàn)術，那就是拖，一直拖到解放軍入城，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莊嚴、那志良等故宮同仁赴臺之后，他們曾經(jīng)奔走的這塊土地，成立了新的共和國，在北京，一個開放闊大的人民廣場取代舊皇宮構成了城市的主題。1950年1月，存于南京、未及運往臺灣的南遷古物1500箱以火車運回北京，其中就包括那十具石鼓。馬衡院長在1月24日記中寫：“參加接運委員會討論路線問題，余主張由西車站經(jīng)過中山公園橋入天安門、端門、午門，東經(jīng)協(xié)和門南而入新左門，孟憲臣勘路回，謂天安門內(nèi)路極不平，不如入東華門，余亦不堅持。下午冶秋來，同看中和殿，以儲石鼓，冶秋同意。”（《馬衡日記——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宮》，第111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1953年和1958年，存放南京的古物繼續(xù)北運，分別為716箱和4037箱，至此，除了去臺文物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古物（2176箱，現(xiàn)存南京博物院），南遷古物全部回到了它們的出發(fā)地。從1933年第一輛南遷卡車駛出午門，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二十五年。

那些1933年留在北平，沒有來得及被帶走的古物，在北平淪陷的八年，一直蜇伏在故宮博物院，像冬眠的松鼠，等待著生命的復活。1942年，日偽接收故宮博物院，試圖劫走故宮內(nèi)的銅缸制造炮彈子彈，因故宮博物院留守人員（其中包括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強行任命的代理院長祝書元、南遷時奉命留守北平的行政處長張庭濟等）與日本人周旋斗爭，先交出散落于各院落無號又殘破的銅缸銅炮等近二千斤，在日軍威逼下，又“以次充好”，交出“既無款識又不能斷定時代”的銅缸54口，這些銅缸被運走后，至今杳無音訊。1944年，日軍從故宮劫走銅燈亭91座、銅炮一尊，還沒來得及運往本土，日本就宣告投降了，這批古物也被從天津追回。（參見童永紀：《日本侵略軍強索故宮銅缸充軍需》，原載《北京檔案》，2006年第9期；劉楠楠：《張庭濟與淪陷時期的故宮博物院》，原載《中國檔案》，2018年第4期）

1945年10月10日，華北日軍投降儀式在太和殿廣場舉行，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根本博中將等行至受降臺前肅立，向中國軍隊第十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孫連仲行禮，在投降書上簽字蓋章，并交出了他們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戰(zhàn)刀。這一天，剛好是故宮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1949年陽春三月，隨著北平市軍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懷抱。

接管儀式也是在太和殿舉行，羅歌宣布請軍代表尹達講話，尹達疾步登上皇帝寶座，大聲說道：“幾百年來，只有皇帝才能登上這個寶座。現(xiàn)在，我作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的軍代表，也登上這個寶座。有人說，老百姓登上寶座，會頭暈，會掉下來的。今天，我的頭并不暈，也掉不下來。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人民當家做主了，人民成為主人了。現(xiàn)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宮，馬衡院長還是院長，全體工作人員原職原薪。從今天起，故宮新生了……”（馬思猛：《金石夢 故宮情——我心中的爺爺馬衡》，第241頁）

1980年，莊嚴先生在臺北榮民總院謝世，享年82歲。臨終前，他有一個欣慰，一個遺憾。欣慰的是，自從1948年與石鼓分手后，他一直惦記著石鼓保存的情形，后來兒子莊申自香港轉(zhuǎn)來一篇葉恭綽先生文章，說石鼓回到北京開箱時，“氈棉包裹多重，原石絲毫無損”（葉恭綽：《石鼓歸京在故宮》，轉(zhuǎn)引自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第194頁），終于一塊石頭落了地，那石頭，就是石鼓；而他遺憾的，是沒有讓“三希”重新團圓。

莊嚴先生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念叨著兩個字，聲音微弱含混，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莊靈先生湊到他的口邊，反復聆聽，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

北平。

五

2018年5月，莊靈先生從臺北飛到北京，參加故宮研究院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和影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場所精神：故宮文物南遷遺址保護與活化的實踐之道”學術研討會。會議之余，他執(zhí)意要去石鼓館看看，我知道，他是代他父親去看。他要走很遠，從舉行會議的建福宮，一直走到寧壽宮的石鼓館。但他走過南遷路，又跨海而來，這最后一公里，物理距離無論如何談不上遠，只是由于某些因素，他等待了大半生。

遺憾的是，那一天，石鼓館閉館，老人的臉上寫滿了遺憾。11月，北京最美的季節(jié)，我們舉行了關于故宮文物南遷的第二次學術會議，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會議，莊靈先生又如約而至，這一次，我和南遷所副所長徐婉玲一起陪同莊靈先生去了石鼓館，一進館，就看見那十具粗樸的石鼓，仿佛自天外隕落的巨石，億萬斯年，一直在這里等候。蒼老的字跡，還停在秦穆公的時代里，帶我們回到了我們民族文字的初始。

莊靈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表情靜穆如石。

我猜，他可能會想他的父親，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遠的歲月洪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