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推陳出新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要真正服務和引導讀者，就須重新提出和審視歷史觀問題。每種批評方法都有相應的文學觀和批評觀，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歷史”是其文學觀和批評觀的標識性概念之一。

有論者認為，文學批評中的歷史觀問題過于陳舊，已不適應今天文學批評特別是批評理論創新的需要。這種意見值得商榷。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是當代中國居于主導地位的批評方法，但客觀地說，在與其他批評方法的競爭中，其價值和優勢沒有得到充分凸顯。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自身來說，在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上莫衷一是，也許是影響其功能發揮的原因之一。并且總體上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批評實踐上缺少實績。此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意義不是以新舊為判斷標準的，僅以時序區分新舊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

法國思想家福柯的歷史研究對我國文學批評產生了重要影響，且持續至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吸收福柯歷史理論的同時，也需要辨析與反思。例如，在福柯看來，變化等于劇變，變化是災難性的，新質產生即意味舊質消亡。這一觀點應當斟酌。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詹姆遜就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新舊是并存的和同時出現的，而非新質從舊質的“廢墟”中形成。國內主流史學界對新歷史主義包括后現代史學都持較為審慎的態度，而福柯的歷史研究拒斥意義闡釋，英美權威史家對他的瘋癲研究也敬而遠之。當然，福柯特立獨行的研究對拓展邊緣史學頗有貢獻，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而言，應批判地吸收其歷史觀。尤其是在今天，關于歷史真實這一范疇及引發的各種問題，亟待重新研究。本文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應堅持歷史本體論，歷史可以敘事形式存在，但歷史不能等同于敘事。把歷史完全等同于敘事，這種認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所反對的。

歷史概念有多副面孔，且極具包容性，歷史學和歷史哲學對此已深有研究，這里不贅。本文意圖強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的“歷史”不同于史學和史料，它突出的是歷史作為歷時態人類社會實踐的意義。作家蘇童也曾借評論小說《河岸》表達自己的歷史觀。他說：“所有的歷史都只有一個真相，但之所以一代代人都在以各自的立場書寫記錄歷史，是因為歷史借助于人的公正性甚至是傾向性得以書寫，容許改寫，或者留下了改寫的空隙，歷史因此是有活力的，具有不確定性的，歷史不是空屁，但從某種意義上看，我認為它也可以是虛無的。”蘇童的歷史觀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提供了鮮活的分析實例。

史學乃求真之學，歷史真實卻是個頗為糾結的概念。盡管真實有多種測度，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不應否認存在歷史真實，因此，部分新歷史主義思潮把歷史真實僅看作敘事效果的觀念需要反思。歷史總是處于運動中的，不可復制，但人們可通過文物和文本接近或逼近歷史真實。然而，歷史不等于歷史記錄與歷史書寫，歷史是人在時間序列中的活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堅持時間是歷史最根本的維度，沒有時間，歷史不可能發生；時間是不可見的，也是無目的的，歷史基于時間，但絕非任何時間之流都構成歷史。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對歷史目的論及相關的歷史趨勢、歷史主體等問題應具體分析。歷史有沒有目的？很難下一個判斷，因為幾乎所有關于歷史目的的追問都是“事后諸葛”。這就說明，歷史是一次性的，即使時間被證明可以扭曲甚至倒流，歷史也不可能再次上演同一幕劇。歷史趨勢或歷史的必然性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分析的重點，但這一分析須借助歷史解釋，沒有歷史解釋，也就沒有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不過，處于歷史川流中的個人和集體，要想測準未來歷史蜿蜒的軌跡，殊非易事。這樣說不是排斥歷史主體的能動作用，而是為了表明，主體參與創造歷史的過程本身就是歷史的。另外，哪些群體或集體構成歷史主體，哪些則被逐出歷史主體的范疇，歷史主體的活動是否意味著歷史的惟一，諸如此類，這些提問也都是歷史的。故歷史主體是歷史中的主體。歷史一定是主體的歷史嗎？似乎未必。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有一著名觀點：個人是歷史的人質，這種說法既合理又片面。盡管不是每個個人都能成為主體，非主體的個人就一定不能參與歷史嗎？恐怕也不盡然。進一步說，阿爾都塞的歷史無主體論亦應被置于歷史中才能得到解釋，因為歷史無主體論同樣是歷史的產物。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還應思考個人史與歷史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所說的歷史主要不是指個人史，而是指集體主體創造的總體的歷史。這種歷史觀并非無視個人史的作用，而是主張個人只能看和看到歷史，即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歷史，但僅僅通過個人去考察歷史的做法是偏頗的。詹姆遜的名言“永遠歷史化！”為中國學者和批評家所熟知，但甚少有人進一步追問，是否一切都可以歷史化？歷史中的一切和一切的歷史，都能用歷史的觀點去看嗎？歷史化是否認了絕對真理的存在，還是把自己變成了絕對真理？等等。關于這些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需要繼續探討。簡言之，歷史有多種可能性，未來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觀察真實的方式有很多，但歷史真實只有一種。

可以說，蘇童的歷史觀是在歷史的混沌虛無中尋找歷史真實。但近年來，他似已逐漸放棄歷史真實，相關研究者不妨對此加以跟蹤和觀察。蘇童是位擅寫女性特別是女性心理的作家，但在他的不少小說如《婦女生活》中，一代代婦女命運都是相同的，最終走向虛空和無意義。其中，歷史看上去在變，其實是循環甚至靜止的。蘇童的女性觀即是他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與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在《婦女的時間》一文中的觀點類似：婦女的時間是環狀時間。在蘇童的小說中，時間與變化只是表象，歷史始終停在那里，就像他筆下的女性，外婆、母親、我、女兒，一代又一代，重復著一成不變的命運。時空在變，環境在變，生活也在變，但歷史中的人，特別是人性，都是不變的。為何作家會在作品中透露這樣一種歷史觀，它是否成為了目前文學創作中的常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應該思考這些問題，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觀注重理論建構，而核心范疇是批評理論建設的基礎。除前文逐一論及的“歷史”“歷史本體”“歷史真實”“歷史的必然性”“歷史主體”“歷史化”等范疇外，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還需更新人們對歷史動力的慣常理解。詹姆遜《批評的歷史維度》一文或可為此提供必要參考。他指出，“任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闡釋都必須堅持兩個老的且很熟悉的基本術語：商品生產和階級斗爭。也許有人會提及那些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或者蘇聯教條主義，那么我就會列出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輝煌著作來反駁。就在昨天，阿多諾還在向人們證明商品形式是20世紀現代主義的核心。至于階級斗爭，它本身無孔不入地存在于我們社會的個人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這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首先要告訴我們的。如果說沒有這樣的體驗和這樣的概念，馬克思主義就名不副實。”可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應全面、辯證地看待階級史觀的價值。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不同于其他社會歷史批評，更不是一般的文學社會學。詹姆遜曾說，“同構類推這種方法雖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是虛假的，但卻是靜止的和實錄性的，完全來自于觀念的歷史，也就是說，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社會學方法”。他以高乃依的悲劇與保羅·貝尼舒對其劇本的闡釋為例，說明“高乃依的悲劇就不僅僅是社會階級和作品之間、社會形態和思維模式之間相互關系的文獻，它首先是一個事件，一個能夠體現歷史上特定時期的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事件”。“高乃依的例子還說明，這樣一種矛盾狀態也可以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并存于一部文學作品中。作為在人類歷史漫長的階級斗爭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歷史事件，實際上并非存在于‘投石黨’運動那個時代的歷史書里，而是存在于文學形式的骨髓中。如果用這樣的觀點來審視藝術作品，那么文學批評的方法便在歷史真實的領域找到自己的最終根基。由此，文學作品再次向我們展示了它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價值。”借鑒詹姆遜的說法，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觀認為，歷史不是背景，不是文獻，而是真實的人類社會活動。基于此，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將歷史真實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中“歷史”的基本規定。并且，這種批評不是擯棄形式因素和形式分析的批評，恰恰相反，它認為歷史就在文學形式的骨髓中；形式也不是一個容器、一個空殼，形式本身就是有質料、有內容的。

重新關注和思考社會歷史的特殊性問題，也應提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議程。恩格斯認為，歷史是過程的集合體，而非事物的集合體。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在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需要為歷史“解綁”，即將特定和具體的社會歷史從普遍和抽象的歷史哲學中解放出來。唯此，才能進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社會歷史批評，因為社會是歷史中的社會，社會不是抽象概念，歷史是社會的歷史，不是自然史。易言之，社會與歷史這二者是互為限定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觀應把“歷史”視為一個關系范疇，同時注意辨清其與相關范疇的聯系與區別。這里只簡要談兩點。首先是歷史與文本。前文述及，人們可通過考察歷史和其他文本逼近歷史真實，但歷史與文本能等同嗎？其實，不論歷史是阿爾都塞的“缺場的原因”或拉康的“實在界”，歷史都不是文本，因為歷史本質上是非再現和非敘事的。不過，正如詹姆遜所言，只有通過文本化和再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當然，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反對過分強調文本的能動作用，因為這樣會使歷史最終無法指涉；也反對過于被動地處理文本，因為這種做法會滑入庸俗唯物主義。故此，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對歷史與文本的關系持辯證立場。其次是馬克思主義史纂學與編年史。詹姆遜借評論本雅明的《德意志悲劇的起源》，對二者的區別做了闡發。“因為編年紀事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歷史性：‘無論巴羅克式的意圖多么深刻地穿透歷史的細枝末節，它那瑣屑細微的分析，在被視為純陰謀的實體中，永遠也沒有停止在政治上的苦心求索。巴羅克式詩劇所認為的歷史事件，只是謀劃者的墮落活動。在無數叛逆者中，沒有哪一個具有一息真實的革命信念，他們出現在巴羅克時代的君主面前，而君主自己也固定于基督式殉道者的姿態之中。不滿——這就是行動的古典動機。’而且，這種歷史時間只是更迭相續而沒有發展，實際上是隱秘的空間性的，它把宮廷和舞臺當成了特殊空間的體現。”

是故，馬克思主義史纂學與編年史存在本質區別，兩者的時間觀和歷史觀迥異。馬克思主義史纂學對歷史時間的認識，不把歷史時間看成封置在穩定不變的容器中的時間，歷史時間不是空間化的凝固的時間。后現代歷史觀恰恰把時間向空間轉化看成歷史的必然，以此達到消解時間乃至歷史時間的目的。取消了時間，就取消了歷史。

總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觀須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新的、有價值的思想。這給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創新帶來了挑戰，如何從歷史觀入手，強化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指導地位，以期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更好地闡釋和評價文學現象，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將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