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七周 第四天

以色列/巴勒斯坦 埃米爾·哈比比 《悲情樂觀主義者賽義德的秘密生活》

如果說德羅爾·米沙尼筆下的米茲拉希斯人在以色列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那么巴勒斯坦人的境遇就更為糟糕了。即便是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也不例外，正如我們今天說到的這位作家。埃米爾·哈比比（Emile Habibi，或Habiby）1921年出生于海法一個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家庭，當時正值英國殖民統治，他后來成為一名記者，從四十年代中期開始，他編輯一份著名的左翼報紙《統一報》（Al-Ittihad)。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對英國統治的抵抗都日漸增長。聯合國在1947年頒布巴以分治決議案之后，內戰爆發，最終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單方面宣布建國。阿拉伯各國聯軍在次日入侵以色列。他們本來預期速戰速決，但在雙方苦戰一年之后，阿拉伯一方在1949年戰敗。在此期間，阿拉伯語稱之為Nakba（浩劫）的這段歲月，七十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

接下來的三年中，同等數量的猶太移民遷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國，而留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統治下堅持居留下來。哈比比在此期間繼續從事新聞業，并參加更多政治活動。他是以色列共產黨的聯合發起人，后來在1991年有些黨員反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時，他脫離該黨。他尖銳批評以色列關于巴勒斯坦的政策，但主張兩國和平共存。他擔任以色列國家議會議員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在1972年退出政壇，全心投入寫作。1974年，他出版了杰作《悲情樂觀主義者賽義德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eed）。在九十年代初期，他同時獲得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國頒發的文學獎。針對有關他接受以色列獎金的批評，他寫道：“獎與獎之間的對話，勝過石頭和子彈之間的對話。”

和許多后殖民作家一樣，哈比比的作品融合了歐洲和當地的文化傳統。他作品中的反英雄是一個典型的阿拉伯騙子，作者講述他的故事所采用的框架來自伏爾泰的《老實人》（Candide，又譯憨第德，即主人公的名字）。正如之前我所討論過的狄更斯和D. A.米沙尼那樣，哈比比的書既可從字面意義上來閱讀，也可發掘其象征含義。小說英譯在英國和美國出版時不同封面的對照，正好呈現出這兩種閱讀的選擇。

英國版封面是一個嚴肅的巴勒斯坦人，背景一片荒涼，而美國版則是一幅朦朧的粉彩畫，一個有點像阿拉伯酋長的人物，仿佛從他身后的書中冒了出來。其實最好的閱讀方式是，這兩種選擇都要，因為哈比比的書融合了幻想和寫實，正如它也雜糅了樂觀和悲觀。

哈比比結合 mutasha’im （悲情樂觀主義者）和mutafa’il （樂觀主義者）兩詞，生造出al-mutasha’il 這個詞，英文譯者塞爾瑪·杰虞思（Salma Jayyusi）和屈佛爾·勒嘉斯克（Trevor LeGassick）極其精彩地將其翻譯成“悲情樂觀主義者”（pessoptimist）。現代世界的情景，甚至不允許哈比比筆下傻頭傻腦的開心主人公一直保持樂觀。在第一次中東戰爭（1948-1949）之后，賽義德替以色列警察局當密探，監視巴勒斯坦人中的共產黨。他希望能在故鄉海法繼續生活下去，好有朝一日與他的相好玉阿達（Yuaad）在此團聚，玉阿達被迫離開以色列，但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會回來的。”賽義德最后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生下一個兒子。在一系列悲慘又搞笑的故事之后，他的兒子成了一名抵抗戰士，最后被殺害。賽義德開始相信外星人在跟他取得聯絡，最后他在一座英國監獄改成的精神病院里寫下他的這個故事。在小說結尾，賽義德不見了；他或許已經死了，也或許他躲藏到亞柯（Acre，譯者注：《圣經》中古地名，大概位于今天的海法）城下的古代墓穴中了，也或許他被他的外星朋友們接走去了外太空。

賽義德全家人都是Pessoptimist（悲情樂觀主義者），這個名字對于他們的豐富人生而言，可謂實至名歸。這一家人世代有著紅杏出墻和變節附逆的傳統，老婆們都好給男人戴綠帽子，男人們則都為中東地區的獨裁者們效力，這中間也包括以色列政府。賽義德自豪地說：“第一個被以色列政府任命為上加利利地區蒲公英與西洋菜銷售委員會主任的阿拉伯人，就是我們家族的人。”他這樣說的時候，絲毫不提這位親戚是為一丁點兒利益就出賣了自己的尊嚴。他此后繼續奮斗，不是為著有價值的正義事業，而是“為了也獲得下加利利地區的銷售權，但終未成功”。

賽義德枚舉他家人的悲情樂觀主義，其中一例是他母親在他一個兄弟死于工業事故時說的話，其中不自覺間呼應了伏爾泰筆下的潘格羅士（Pangloss，譯者注：伏爾泰《老實人》中的人物，代表一種徹底的樂觀主義，口頭禪是：在所有的好生活中，這是最好的），“她聲嘶力竭地說：‘這跟別的死法相比，是最好的了！’”她的新寡的兒媳婦憤怒地問她，還有什么別的死法會更糟糕，她的婆婆平靜地說：“我的乖媳婦，比如你要是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跟人跑了。”賽義德干巴巴地補充說：“要知道，我媽對我們的家族歷史了如指掌。”不久后，這年輕的寡婦果真跟人跑了，但那人卻是不育的。“我媽聽說了以后，又說了一遍她常說的那句話：‘咱們不該贊美上帝嗎？’”賽義德總結說：“所以我們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到底是啥？”

小說有一整章用來探討“憨第德和賽義德之間驚人的相似”。在他的外星人朋友批評他模仿憨第德之后，他反駁說：“別為此責怪我。要怪，就怪我們的生活自從伏爾泰的年代以來一點兒都沒變過，只除了龍虎兄弟（El Dorado，譯者注：美國同名西部片中的地名，但在此處指的應該是電影中的西部英雄）來到了這個星球上。”——這種開心的思維方式，與猶太復國主義天真地如出一轍。哈比比的諷刺對誰都沒放過。伏爾泰把自己看成是理性的聲音和主宰，憨第德是一個高貴的天真漢，賽義德則既純潔又墮落。1948年，作為附庸以色列政府的巴勒斯坦工會的頭頭，他竊取了那些逃離海法的阿拉伯人遺棄的財物，但在這之前，遺棄財物監管會對那些人去樓空的家庭已經洗劫過一遍，而新成立的阿拉伯城鎮領導層也曾染指這些財產。到了1967年六日戰爭（譯者注：即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賽義德看到窮困潦倒的人們變賣婚禮用的碗盤，售價一英鎊一套，大發悲情樂觀主義之情，說道：“世道真是越來越好了，這些過去免費拿的東西，現在能賣一英鎊了。”

整部小說中，抵抗的沖動和為了求生而不得不妥協的念頭錯綜交合。與以色列國合作的巴勒斯坦人，都成為以色列國奉行的“徹底、完全抹去民族記憶”計劃的幫兇，這個主題在哈比比的小說中得到詳細表達。于是，1948年戰后，在占領軍接管的一個教室里，黑板變成了乒乓球臺。然而，以色列及其附庸的巴勒斯坦人，還不是哈比比唯一的諷刺對象。小說中也對那些足跡遍布中東地區的阿拉伯領袖有痛快淋漓的批評，這些領袖把巴勒斯坦人禁錮在難民營中，在人民中間煽動針對以色列的怒火，以此遮掩他們自己的獨裁和貪婪。這也就難怪在賽義德善于妥協的家庭中，有些成員散布在“那些未被占領的阿拉伯國家”，包括一個在敘利亞的上尉，一個在伊拉克的少校，一個在黎巴嫩的中校，還有一個親戚“專門為各國君主點煙”。

哈比比既有對伏爾泰的繼承，也比后者加強了社會批判。我們在一個月后將會講到《老實人》，在其中我們會看到，伏爾泰雖然對宗教教義大加諷刺，對自己所屬貴族階級的批評則如微風拂面。相比之下，哈比比筆下，有權力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想盡辦法要維持現狀，雖然倒霉的主人公賽義德會讓我們同情，但他描寫的沒有權力的人們也一樣會墮落腐敗。伏爾泰筆下的女主人公居內貢（Cunégonde）為了生存不惜放下身段，但她雖然一生辛苦，卻保持了貴族姿態和人格完整。賽義德選擇的生活手段則更為不堪，同時體現出懦弱和兇殘。他的兒子最后反抗了賽義德的被動懦弱，雖然他尚未成功就已犧牲，但他指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為了最后勝利而不斷繼續的抗爭——哈比比認為，有思想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應該參加這場旨在推翻現狀的斗爭。賽義德也希望有朝一日，局勢會變好，但是只有人們放棄附逆和子彈的方式，找到更好的道路才能真的做到。他們需要一起努力，在新的共識基礎上重建社會，而賽義德是不會參加這種建設的。故事結尾，賽義德像一個苦行僧那樣坐在一個高高的柱子上——顯然那是一個電視天線——他想象著祖先和愛人們聚集在下面，玉阿達抬臉向上看，宣稱：“烏云過后，太陽就又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