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大的虛妄與神秘

封建宮廷不過是人工所能造出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虛妄。它曲折隱晦，難以為外人所知；它的晦澀性無論怎么估計都不過分。這個地方幾乎每天都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些“大事”。這個闊大、偉岸和堂皇的建筑群讓人矚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仰望中，被鑲了一道金邊。不過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上蒼眼里不過是一處“蜂巢”而已，是微塵聚散之一例。真正的大世界還是天籟自然，是萬里長空，是星辰日月的昭示。人世間對于皇家宮廷的好奇心是無法泯滅的，這是一個傳統，是人類積習。有時人們會根據一些傳說，用最好的想象去揣測，其實一切都是幻覺。

蘇東坡在很小的時候就聽人講起朝廷里的名臣如范仲淹等人，他們革除舊弊，開拓新局，史稱“慶歷新政”。國子監直講石介寫了《慶歷圣德詩》加以頌揚，東坡讀到這首詩時剛剛八歲，那時就讀于鄉校，有人把這首詩帶給老師看，引起了他的好奇。因為不了解詩中提及的人名，就焦急地詢問，老師說：你一個小孩子不必知道這些。東坡喊道：難道他們是天上的神仙？只要是地上的人，我為什么就不能知道？由這個記載可以看出，少年蘇東坡是何等倔強何等向往，自小駐入胸間的就是一些能吏名臣，一些流傳千古的人物。

那些人物出入宮廷，服務于朝廷，聲名遠播，事跡動人。這對于一個邊遠地區的讀書少年而言，影響是決定性的，在此，榜樣的力量顯現出來。一棵茁壯成長的、將要成為巨材的小樹，在那種難得的時代風氣里英姿勃發、綠色蔥蘢。

民間有一句俗語：“樹挪死，人挪活。”蘇軾即將北上，隨父遠行，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個人的前程與國家的前程合而為一，是心中最美好的圖景，在他的腳下化為金光閃閃的道路鋪展開來。人生最初的行走往往如此，有志向、有目標的人就尤其如此。他們不愿固守，也不能待在原地，好像總有一束強光在前頭引導，讓他們跋涉不停，讓他們追趕。

后來發生的事情似乎如愿以償。蘇軾二十二歲高中進士，并為皇帝與名臣欣賞，盡管后來仕途蹭蹬，還險些喪命，但五十一歲的時候即侍立邇英閣，弟弟蘇轍緊隨其后。兄弟二人獲此殊榮，成為元祐政壇上令人矚目的事件，在朝中一時傳為美談。邇英閣古槐參天，花香馥郁，多少名公巨卿在此流連，可謂風光無限。蘇洵將耕讀傳家的傳統發揮到極致，眉山蘇氏就是中國鄉紳文化的縮影，其儒家情懷，蘇家子弟直到最后也難以超越。在宮廷中，即便是最為痛苦的時刻，他們也只能在隱隱的不安中質疑。這質疑之聲回應了更遙遠更恒久的召喚，矛盾重重：有時欣然釋懷，有時痛楚不安，有時迷茫無緒。

蘇東坡的局限也屬于很多讀書人。一個生命置身于體制之中，很難有一個例外。

諍臣佞臣與人杰

在官場中，諍臣侫臣與人杰，這三種人不可不加以辨識。“諍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定荒于德，唯有“人杰”最為難得。“諍臣”不等于“人杰”，“人杰”往往諍而有度，重視實踐，富于理性，常有大策在胸，既遠離平庸，又不當和事佬。在朝廷政壇上三種人各有大用，連“佞臣”也不例外，因為“佞臣”只要懂得權術機心，便是最高權力者之大備。最高權力者需要駕馭群臣、調節眾僚，即所謂的“帝王術”，以此確保自身利益，所以“佞臣”的作用從來不容忽視。“佞臣”既是一味毒藥，又是一味厲藥，更是禍害一個時期政治風氣的主要因素。對于“家天下”的主人，“佞臣”從來都被庇護得很好，只在萬不得已時才將其拋棄，這對“佞臣”來說真是一個悲慘的時刻。說到底封建體制是民眾的對立面，在一般人看來，黑幕重重圍攏，那里面絕對少不了“佞臣”。

蘇東坡在許多時候稱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時候只算是一位“諍臣”。他常常因為年輕氣盛而失于度，這種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斷反省和總結之后才變得稍好一些。這就像血脈不可更改一樣，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品質。這種激昂沖撞的個性也來自他從政的初衷。在那個遙遠的呼喚當中，有一個不能拋棄的情結，就是要做一位“諍臣”，他眼里的大榜樣從很早開始就確立為范仲淹之類。

癡情而忠貞的蘇東坡在《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中寫道：“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又說：“臣聞圣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他用“喪邦”之諫警示皇上，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就是這樣的一位“諍臣”，在整個朝廷中顯得鶴立雞群。他理直氣盛，堅持己見，追求真理，并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不得伸展。

新舊黨爭進入白熾化，作為失敗的一方，他被一貶再貶。后來神宗駕崩太后臨朝，新黨失勢，舊黨重新執政，他的良師益友司馬光出任宰相，蘇東坡終于迎來了一生中最好的為政時機。但可悲的是他這一次仍未隨上機緣，在同黨之間仍然據理力爭。這似乎是他從政的一個疏失，卻又是一生最為閃光的一段記錄，是最可珍視的生命表達。

不自覺的強勢

因為天性，因為少年得志，更因為才華和責任，還因為剛直不阿的品質，這一切綜合一起，使蘇東坡常常表現出一種“強勢”。這往往是不自覺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總有敏捷的先手，這都給人一種強勢感，客觀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縱氣，而不是恃才斂氣，這似乎是他這一類大才子最顯著的特征，實際上也是他們命運的死穴。記錄中蘇東坡辯論起來豪情萬丈，可謂“橫掃千軍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對他人形成了壓抑。他在《文說》中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這是怎樣的豪邁，這里有自許自足、夸耀和自豪。雖然說的是實情，是一種真實的表露和描摹，但如果由他人說出更好。

蘇東坡的“強勢”實際上根源頗深。早在宋仁宗時期，兩兄弟同為進士的時候，皇帝就對皇后說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此話不會止于后宮，而必定遠傳，于是也將招致更多的嫉妒和警惕。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對蘇東坡盛贊之至，他的一句褒貶即關乎青年士子一生的榮辱。從處世的智謀來看，蘇東坡有了這樣的聲望和期許之后，自當安于謙卑，謹慎從事，這是東方智慧的重要元素，而他卻鬼使神差地忘卻了。總之各種緣由綜合一起，使他走向了一個宿命般的結局：眾矢之的、群僚惴惴。似乎他的每一步行走和每一次發言都被記錄、觀測和挑剔，于是鑄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后果。這也是蘇東坡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果相襲，化為陌生之物將他包裹起來，最后使他舉步維艱，受盡折磨和屈辱。

這是一位天才的不幸、一種文化的不幸，從古至今大致如此。在這種可怕的循環與強大的合力中，沒有人能夠將受難者牽拉出來，引上灑滿陽光的人生坦途。

此生此刻有話說

綜觀蘇東坡的諍諫之言，包括一些“閑文”，都有一股強大的內在推動力，給人一種此生此刻有話說的感覺。他始終是一位“在場”者，進入了一種生命的自然狀態，而不全是源于心中不能泯滅的那份責任。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僅僅是出于責任，已經晚了半步。一個人天性如此，才能夠隨時保證自己“在場”。實際上他的“強勢”感也不過是來自天性，這樣的人從世上走過，是一定要發言的。時光匆促，機會稍縱即逝，對他來說每一次發言都是“這一次”和“第一次”。他的忘情與沖動，既來自一次次的直覺和判斷，也來自深刻的理性。那些深植于生命底層的責任感，會讓他堅持和重復，使他變得更為執著。這種執著充分表現于他對新黨所倡導的新法的強烈反對，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戰斗中，雙方對峙，互不讓步，仗理直言，氣沖斗牛。

新黨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干硬、銳利、透徹，毫不讓步，足以抵消司馬光和蘇東坡等人的厚重、雍容、雄魄與廣博。司馬光等舊黨人物因為擁有了蘇東坡這樣的雄辯之才，顯得聲勢愈加壯大，可惜最終仍舊未能挽救頹勢。作為勵志改革的宋神宗，急于讓一個積弱的北宋走向康復和強大，“家天下”的利益、社稷的利益，壓倒一切。沒有改革就沒有出路，沒有銳利的絕地反擊，北宋王朝一定會走向末路。這對當政者來說當然是一種理性之思，對那些舊黨人物而言卻是一次重大的冒險，如果失敗，必會帶來不可挽回的頹敗。

新黨舊黨中的代表人物可以擱下私利，卻難以放下意氣風發的沖動性格，這對舊黨的代表人物蘇東坡尤其如此。讓人惋嘆的是他恃才縱性的脾氣，如兩次上書宋神宗，第一次竟然長達萬言，不僅宏巨，而且文辭絢爛，有縱橫家的氣勢和辭賦家的文采，氣概奪人。作為一篇美文欣賞是一回事，作為一篇勸上的進言卻是另一回事。這對于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宋神宗而言，顯得過于偏執和孟浪，更不用說大言滔滔和意態凌人了。皇上肯定有許多不適，這對人臣而言當是忌憚。蘇東坡的意氣用事在這部萬言書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從政者將從這段歷史中看到許多端倪，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了教訓：畏言求安，察言觀色，將社稷安危丟在腦后。

最后，舊黨在這場爭斗中不出預料地大敗而歸，蘇東坡也離開了朝廷，這是他從政以來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何止是從政，他的暢達無忌、發自肺腑的直言表現在更多方面。他對人對物，對細微和宏巨，無不如此關切和放任。他對江河，對高山，對故友，對愛人，都是如此。他的言說并非僅僅是一種聲氣和語調，而是最富于表達的千變萬化。時而激昂，時而低沉，時而婉轉，時而輕柔。作為一場生命的傾訴和表述，他已經使用了最大的真切和情意，拋出了千萬噸的言辭，有時奮不顧身。

書生為真勇

書生之勇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無知。蘇東坡之所以能夠“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應制舉上兩制書》），也因為這種深知。至于愛，它是我們深入事物、有所作為的一個基礎，在這里他愛知皆備，所以才敢于冒犯天顏，屢屢將自己置于險境。這不僅是朝廷上的書生之言，大快之言，即便在現實的操作層面，在實踐當中，他也有過一些極出色的表現：面對徐州的滔天洪水，面對密州的匪患猖獗，他都表現出莫大的勇氣，毫不畏懼，一次又一次地展現了一個書生的非凡果勇。我們因而得到深深的啟悟：知而后勇，才算真勇。

有人總以為讀書人只善于紙上謀劃、宮闈密籌，有一種天生的怯懦，那真是大錯而特錯。知識之教導，真理之指引，會從根本上催發人的勇氣。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給人以勇邁，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蠻了。學習是求真、認真之過程，有了這樣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顧一切，為真理一搏。我們的歷史記載中自然有好壞兩種榜樣，文明因為其強大的指引力和教導力，最終一定會抵消壞的榜樣。仁者勇，儒學的核心即為仁；體制不仁，還需要“仁”與“勇”之外的東西：“智”。我們通觀蘇東坡的一生，可謂是大“勇”的一生，但因為缺少機心，缺少“智”，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或因為任性、因為恃才，這讓蘇東坡在步入晚年時多有自省。但曉悟并不等于改變，這是源自血脈和文化的基因，源自蘇氏家族。他對這一切顯然無能為力。

記載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從蘇東坡貶謫之地來人，一定要問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語？”可見這位對蘇東坡一生造成重創和傷害的宰相，對作為政敵的蘇東坡畏懼和忌憚，但對一個擁有無限創造力、才情煥發和敏悟多思的詩人，又好奇和喜愛。有一次某位朋友帶來蘇東坡的新作《勝相院經藏記》，文章里使用了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覺今是而昨非”之句，顯然是從禪修的角度回視過去，檢討反思招致災禍的內在原因。文中，蘇東坡把自己的執著與強辯歸結為四個字：“強恨自用”，說：“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說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

王安石看過此文大為贊嘆，對蘇東坡非常欽佩，但指出該文應改一字：“日勝日負”要改為“日勝日貧”。此語傳至蘇東坡，詩人即欣然提筆改“負”為“貧”。一字之易讓人思索良多：比起“負”字，“貧”之含納就更加復雜。“貧”是貧瘠、貧困、貧窮，當然這里不是指財富，也不是指處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氣。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創造力和堅持力的根本的東西，惟有它支撐著一個生命的遠行，沖破千難萬險，向著一個目標。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來蘇東坡的覺悟里，這個“貧”字活畫出一個人步步趨近的那種尷尬、無助、難以為繼的窘迫境地。蘇東坡把縱情激辯、不停的言辭相搏視為“口業”，這在佛教經義里是多么重的一個詞。在這種非常嚴重的認識中，蘇東坡感到了無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認王安石為“一字師”。

“貧”是耗的結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寶貴的生長的汁水。哪怕稍有虛榮心和求勝心，這種“耗”都會不斷地加劇。失于競勝，耗掉真氣，究竟用多少時間、多少失敗堆積起來，才會讓一個人大徹大悟地沉默下來。這種沉默會讓對方喘息，留給對方一個反省和自覺的空間，也給自我來一個寬松和尋索求證的機緣。這種沉默會使雙方視為一種休戰的狀態，各自免除沖動，理性也將慢慢回歸。除了朝堂政爭之外，這種“日勝日貧”還貫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勝之心總會把人引向虛妄，無論對方才華多么盛大，勢力多么強悍，都難免被這種競勝之心耗貧、耗光。“貧”字活畫了人生，它應該成為始終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歷經兩次罷相，飽嘗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洞徹之人、一個大徹大悟之人。所以蘇東坡曾稱他為“野狐精”，這并非世俗意義上的貶語，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靈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細密心思。王安石說蘇東坡的“日勝日貧”之時，又何嘗不是在提醒自己。作為一介書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個好的去處。

不曾忘記才華

蘇東坡對自身的才華不加掩飾，而且忍不住會有一些自我肯定甚至陶醉。蘇東坡的豪情、浪漫、高闊、縱才，讓人聯想到唐代詩人李白。李白是那樣的狂言無忌，但他也會經常忘掉自己的才華，而一個人恰恰在這種時刻才擁有強大的創造力。比起李白，蘇東坡好像很少忘掉自己的才華，他對生命中的這種優勢頗為得意，這使他多了幾分恃才游戲和自得，常常玩性大發。

憑心而論，蘇東坡主觀上對自我才華的鑒定是準確的，沒有多少虛妄和夸大，但同時他對這一切也是自傲的，這時的蘇東坡也就顯得稍稍無力，氣浮于上。如果不是一個過于自信的人，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隨意潑灑和筆墨游戲。妙筆生花的細微處，在于一支筆的自我行走，筆端凸顯的不再是出自胸臆，而是來自莫名的慣性，好像一支筆在無比嫻熟之后能夠自我繁衍，妙處橫生。這種游戲的興奮籠罩著他，如墮霧中，真性也就遁到遠處。這種時刻對文章來說并非是好的。

蘇東坡留下的隨意文字稍有些多了。如果說它是一片海洋，一路沖刷而下的泥沙也太多了。所謂的泥沙俱下是一條巨河的特征，那么當它們流到入海口時，一定會有過量的堆積。海洋闊大、深不見底、迷茫無限，泥沙會沉淀其中。沉淀需要巨量的水和較長的時間，這二者具備時，我們才能夠放松地欣賞這片浩瀚的海洋。一切都留待后來，等待生命發生轉折，這轉折是不可逆轉的。

這就迎來了他一生中的關鍵節點，即“烏臺詩案”。這一場文字獄、一場曠世冤案之后，這位天才人物的心靈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從此“落盡驕氣浮”（《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能夠雙目下沉，更多也更切近地盯視面前這條坎坷泥濘的道路，深深體味生命的局限和脆弱。盡管還會時不時地顯露本性難移的一面，所謂的“滿招損”，常常成為蘇東坡真實的寫照，但在他人生的低潮期，比如身處真正的弱勢時，就會暫時忘記自己的才華。這時候的蘇東坡創造力是那么宏巨，以至于令人驚訝。他的覺悟力超群，自愈力也極強，這個時候的詩人顯得更加可愛，也富于人格魅力。有一股自內而外的力量噴涌而出，將他推向更高和更遠。

一個人無論擁有怎樣的廣博和智慧，都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每個人都是天生如此的，只有充分地感受自己的軟弱和殘缺的時候，才能回到最清醒最理性的狀態，這個時候才是最有力量的。我們可以回想“烏臺詩案”以后，蘇東坡被貶黃州，那時的詩人是多么沮喪、謹慎和小心。他為度過今后日月不得不做多方設想，開荒種稻，浚井引水，效仿和實踐陶淵明，用日常勞作排遣寂寞。在這些日子里他交往了許多普通百姓，與之攜酒出游，“野飲花間”，向他們學習筑屋、放牧、種桑、刈草。他看著綠瑩瑩的禾苗長出了沉甸甸的穗子，欣悅空前；自釀蜜酒，春甕生香，詩人開始泛起生活的希望。他與奇人異士江畔漫步，月夜泛舟，一起觀巨涌，游赤壁，賞月聽簫，寫出了一生最為深沉蘊藉、感人肺腑的文字。這個時段他的爆發力之強、魅力之大，令后人驚羨。

這個時候，一個生命回到了孤寂和軟弱無助的境地，一種過去不曾有過的悟想力和創造力正在緩緩堆積，最后一發而不可收。這一段日子也許是蘇東坡對自己的心智產生懷疑的時刻。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此，其他人大概也是如此，需要認識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需要忘記自己的才華。

也說少年書

自古至今，很多人認為“少年不著書”，不然就會“悔其少作”。這似乎是一個通理，但許多時候還要明白，對于那些極少數天才其實不必如此。我們從蘇東坡這里就可看出端倪。少年記錄，實際上是一條生命之河的發端，舍此則沒有漫長的流動。生命的河流要盡可能真實地展現其長度和寬度，我們不可能讓河流的中段和末端來取代它的源頭，因為那是一切的開始，自有百般氣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少年文字自有可觀處。

中年和老年各有文章。一個人不到二十，讀盡詩文，蘊豐藏富，表達中會有大量不自覺的效仿。中年之后見聞漸多，經受了諸多物事，甚至飽受摧折，這時候生命的縱深與氣概自會不同。但少年書常有一種清新的氣息，它一定不是后來所能具備的。年輕的生命滿眼新奇，沖動不已，也會產生好文章。這時候的文勢出自天然，過時不候。對于蘇東坡這樣有家學淵源的天才，其少年之作往往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他文熟而情慧，從記載上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年僅十歲多一點的蘇東坡竟然有那樣的洞察和敏感，那樣出色的表達。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黠鼠賦》）這樣的句子，在富有人生經驗的老人看來都不失為深刻的洞悉和哲思。

蘇東坡少年時曾遵從父命，模仿歐陽修作《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讓蘇洵極為滿意。他認為將來兒子一定會用得上這篇文章，像歐陽修一樣名揚天下、功勛卓著，成為皇上身邊的一位要人，光宗耀祖。蘇東坡二十二歲的應試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竟放到了主考官歐陽修的面前。對方以為此文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糜艱澀之風，大為贊賞，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一位文壇盟主對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說出這番贊語，讓人訝異。“汗出”“當避”“放出一頭地”，是怎樣的心境與情致。一位文章大家胸襟博厚、雙目如炬，才會這樣豪邁。一切如同歐陽修所料，后來的蘇東坡果然大展宏圖。我們不知道當時的主考官對這個新進才俊是寄托于政事還是文事，結果是雙雙斬獲。

蘇東坡少年得志，后來屢次進階，得到恩寵，然后又接連受挫、再起再挫；中間曾抵高位，像歐陽修一樣，得到了皇帝賜給的金帶和駿馬。他在文章方面開一代風氣，成就超過了歐陽修。蘇東坡作品數量之巨是北宋第一人，且妙句無限，揮揮灑灑無所不能。他作為一個人之多趣、多能，傳奇般的生命，深度與廣度、情趣和色彩，更有雅俗共賞、卓越與凡俗的綜合一體，真正構成了一部宏富猗麗、無所不包的時代大書。他讓人神往，讓人喜愛，讓人擁有。現代人會在自己擁擠的心間劈開一角安放他，并時而遐想。人們一開始就會接近他的少年，注目一個及早上路的天才，一個起伏跌宕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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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萬松浦書院院長。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有《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